对日本人就得手黑!-伯乐人生活网

1911年，当听说武昌起义爆发后，36岁的张作霖（1875-1928），屁股坐不住了。

当时，东三省内部也陷入“保皇还是革命”的历史抉择关头，于是，张作霖自作主张，立即率领自己的全部7营人马，日夜兼程从辽西北出发前往省城奉天（沈阳），大有先入关者先为王的气概。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此时正为革命党人的崛起头痛不已，所以，当不请自来，自称“下官迫不及待，率兵前来勤王”的张作霖抵达奉天时，正被新军包围的赵尔巽已来不及多想，立即任命张作霖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以加强军力暗中对抗革命党人。

▲“东北虎”张作霖。

在赵尔巽的精心布置下，奉天省内的新军将领们被邀请前来议事，当张作霖跟随赵尔巽最后出现的时候，只见张作霖手里拿着一个羊肚毛巾包，一进屋，就将毛巾包“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怒吼着说：

“妈拉个巴子，这是炸弹！今天谁要是敢说妨碍皇上的话，咱就戳响它，谁也别想逃出这屋子！”

“东北王”张作霖的崛起，辛亥革命是个重要的转折点。

辛亥革命前，他只是个出身穷苦人家的孩子，卖过烧饼，做过木匠和兽医，做过骑兵，后来又投身绿林，做过黑社会和民团首领，到1902年他接受清廷招安后，心中也时时观望局势，一会为俄国人效力，一会为日本人效力，一会又念叨着要“勤王”护卫清廷。

由于读过一段时间私塾，所以尽管张作霖后来沦为土匪，但身材瘦小的他看起来却文质彬彬，对此有人说他是“北人南相”，表面看起来似乎并无草莽之气。

▲年轻时的张作霖。

1902年接受清廷招安后，张作霖以假装宴会等手段，诱杀了此前和他同为绿林兄弟出身的杜立三等匪帮，由于“剿匪有功”，他被升任为巡防营统领，此后，他还将陶克陶胡等叛逆驱赶进了沙俄境内，解决了威胁东北多年的边疆大患。

后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总参议周树谟问张作霖说：“你当年为何接受招安？”对此张作霖直言不讳说：

“回禀大人，我想升官发财！”

辛亥革命时，清廷岌岌可危，但在东北，后续接任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却在张作霖等人的支持下，强势捕杀革命党人张榕等人，一度控制形势，赵尔巽自然是喜出望外，向即将覆灭的清廷保举张作霖为关外练兵大臣，并赏戴花翎，以总兵记名，并将张作霖提拔为第二十四镇统制（相当于师长）兼奉天巡防营总办。

张作霖，由此一跃而起。

民国建立后，张作霖所部被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张作霖以陆军中将衔任师长，时年只有37岁。

1915年，就在袁世凯酝酿称帝之际，张作霖前往北京觐见袁世凯，一见到袁世凯，他扑通一声就跪下，大声叫着说：

“奉天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奉诏觐见，请大总统训示。”

袁世凯于是“和颜悦色”地将张作霖叫起，说，“张师长，现在民国了，不兴跪拜啦。”

▲袁世凯称帝时，穿着洪宪帝制朝服的张作霖。

为了在大佬袁世凯面前装出一副粗俗无知、胸无大志的样子，张作霖在袁世凯面前频频爆起了粗口，一会一个“妈拉个巴子”、“操他个祖宗”，然后表起“忠心”说：

“我就是大总统磨道上的驴，大总统咋吆喝，我咋走，还不会走差道。 ”

停留北京期间，张作霖还故意指使手下们频频出入北京的妓院，闹得乌烟瘴气，搞得京城里到处议论，说来了一帮奉天（沈阳）的土包子莽夫，整天逛窑子、开洋荤。

别人以为他粗俗无比、不堪大任，而张作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所以，当1915年底袁世凯在称帝前“论功行赏”，将“劝进”的功臣之一张作霖封为二等子爵、盛武将军时，张作霖，可一点也不意外。

尽管信奉“强人逻辑”，谁势头大就跟着谁转，但势力不断壮大的张作霖，野心也在不断膨胀。

1918年，张作霖出任东三省巡阅使，成为奉系首领，对于自己在乱世中的崛起。张作霖虽然文化低，却很有心计，他时常以李渊自居，并督促儿子张学良要读《贞观政要》做李世民。

▲中年时期的张作霖。

当时，舆论纷纷盛传张作霖有野心，“要建大辽帝国”，鉴于袁世凯称帝的前车之鉴，张作霖很谨慎，有一次对外否认说：

“世界的潮流也不能不看一看，现在世界政治的趋势，还允许由共和变为君主吗？ ”

“说我要复辟，那是报纸放屁”。

然而，自从控制东北后，从1917至1926年，张作霖却先后五次用兵关内，且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对此，有一次在对军校毕业生致辞时，张作霖说：

“你们知道现今天下潮流吗？中国是谁的？就是咱们的。”

奉系控制北京后，张作霖怕舆论反感，也不称帝，但学着孙中山在南方的样子，也自封了个比较有“新时代气息”的“大元帅”，平日里，他最喜欢别人叫他“张大帅”。

尽管一生与日本人眉来眼去，但涉及到关键利益时，“张大帅”，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

有一次，一位日本高官请张作霖题字，张作霖文化有限，勉强一挥而就后，落款写了个：

“张作霖手黑”。

离开后，手下提醒说，大帅，你刚才写错字儿了，应该是“手墨”，你写成“手黑”，少了个“土”字啊。

没想到张作霖开口就骂说：

“妈了个巴子，老子虽然文化低，但墨字我还不会写吗？有土，有土也不能给日本人啊！再说了，跟小日本打交道，手不黑能行吗？”

▲任东三省巡阅使时期的张作霖。

1925年，张学良一手捧起来的郭松龄反奉，带着大军直接杀进东北，张作霖这次被吓慌了，急忙向日本人求助，表示只要能保住“东北王”的地位，对日本人的要求“一切都好商量”，于是日本人出兵出击郭松龄部队，加上出身绿林的老兄弟张作相的派兵援救，郭松龄最终被击溃。

事后，日本人要求兑现“增筑吉会等7条铁路、获得商租权”等张作霖此前允诺的事项，没想到张作霖却全部反悔，只答应以私款500万现大洋进行“酬谢”，对此，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认为张作霖就是个“流氓无赖”。

尽管反复无常，但能在乱世中崛起为“东北王”，张作霖也自有他的手段。

张作霖8岁时，父亲因为赌博被仇家所杀，于是全家逃到锦州，去给别人打工度日；13岁时，由于在别人家的私塾外偷听讲学，私塾先生杨景镇非常感动，特地让张作霖免费读书。后来发达后，张作霖非常感恩，特地请杨景镇作为儿子张学良的启蒙老师。

控制整个东北后，张作霖重用王永江等一系列人才，撤换贪官污吏，整顿税收，经过苦心经营，到1921年间，奉天省等地出现了民富人安的局面，手里一有点钱，张作霖马上开始兴办教育，他命令奉天省内的各县知事说：

“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并将此标准，作为考成各县知事政绩的主要内容之一。”

对于如何振兴东北，张作霖很有想法，对此他特地说：

“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

▲1926年，（从左至右）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张学良在北京合影。

1923年，张作霖正式创办东北大学，当时，东北大学仅仅基建费用就达600万元，为国内之最；为了延聘人才，当时东北大学给教授们开出的薪酬更是高达360元，像章士钊这些名教授薪资更是高达800元之巨，相比之下，当时清华、北大的教授月薪在国内号称惊人，也不过只有300元。

对于创办东北大学，张作霖指示王永江说：

“我没读过书，知道肚子里没有墨水的害处，所以可不能让全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求深造的机会····用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

为了在全社会树立尊师重教的风气，张作霖也以身示范。每当孔子诞辰，他都会脱下军装，穿上长袍马褂，到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敬拜致礼，并且坦言说自己是个大老粗，如何教育东北的下一代，就有劳各位老师了。

作为“东北王”，三妻四妾自然免不了，张作霖一生共娶了六位夫人，生养了14个子女（8个儿子、6个女儿），对于家教，张作霖要求甚严。

平日里，张作霖甚至立有十条家规，其中就包括“严禁夫人干预政事，不听枕边风”、“严禁夫人聚众闲聊，以免滋生事端”、“严禁虐待下人”、“重视子女文化教育，延聘名师为子女启蒙”等规矩，在自己的帅府中，张作霖还设立了私塾馆，请名儒杨景镇、白永贞等人讲解四书五经，他还紧跟时尚，请徐启东为张学良教授英文，对于子女，张作霖经常说：

“你们在家犯错，丢的是父亲的脸；但是在外面搞破坏，坏的是全社会的风气。”

当时，张作霖的三夫人戴宪玉有个弟弟在帅府当警卫，这位张作霖的小舅子晚上外出游荡，居然用手枪将一条街的路灯全部打碎，张作霖获悉后，下令将这位小舅子处死，为此，三夫人戴宪玉跟张作霖决裂、削发为尼，对于别人说他这件事做的太绝，张作霖有一次说：

“我实在是迫不得已，我不能私亲戚以辜负家乡父老，否则还有什么脸面治理政务呢？”

▲张作霖（中）与子女们在一起。

对于手下，他则用人不疑。

当时，各路军阀对于手下私下扩充军备兵力很是忌讳，张作霖却从不质疑，一旦有下属向他汇报“某旅要求增加多少人”、“现在又添了某某某”，张作霖一概批准，给钱给军备从不多问。

1918年一战后，战败的德国想将克虏伯等兵工厂的机器拆卸出售，于是委托荷兰人在上海登报公开拍卖，张作霖马上派出兵工厂厂长韩麟春前去购买，没想到韩麟春却跑进赌场将钱输了个精光，韩麟春于是发电报请罪，表示自己要跳江自杀，没想到张作霖却回复说：

“妈了个巴子，孬种！输了就赢回来嘛，死什么！”

然后张作霖又给韩麟春汇去双倍的钱，指示说一半用于捞本，一半用于买设备，搞得韩麟春流了眼泪，杀回赌场竟然赢了四倍多的钱，然后全部拿来买了克虏伯兵工厂的设备，由此，张作霖也拥有了全亚洲最大的兵工厂。

当时，张作霖有一个航运公司连年亏损，有个小职员就给张作霖写信建议如何管理，没想到张作霖一下就将他提拔为总经理，并且对质疑的人说：“我看这小子行，我看准的人错不了！”

一年后，航运公司扭亏为盈，盈利达十万大洋，张作霖对此非常开心，当面就对这位总经理说：

“好小子，我没看错你，这十万大洋就奖给你了，好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