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会走向战略对抗吗

当思考21世纪的全球政治图景时，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中美关系的性质和走向将是塑造未来世界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中国在短短三十多年时间里，以年均10%的GDP增长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当它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际，中国的GDP总量甚至比不上西班牙。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机构估计，以“购买力平价”（PPP）方式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近年已经与美国旗鼓相当，很可能在2020年左右完全超过美国。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智库则估计，中国会在2018年左右问鼎世界头号经济大国。无论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抱有什么观点，只要不出现极为重大的突发事件，“历史的惯性”似乎真的会将中国带向“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最活跃的亚洲思想家之一、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常任代表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认为，过去五百多年中国在世界上陷入落后境地不过是历史的“偏轨”，依其幅员和人口等因素，中国重回“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地位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他并不确定美国是否做好了成为“世界老二”的准备。

虽然上述预测普遍建立在线性发展的基础之上，有的看法甚至过于乐观，但中美经济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已使美国如鲠在喉，即便中国在人均GDP、民众生活水平、技术创新能力等诸多方面与美国仍有显著差距。人们开始非常认真地讨论在世界历史上已多次上演的宏大剧目：一个实力快速增长的崛起国后来居上，挑战一个长期占据全球霸主地位的守成大国。中国和美国会不会陷入战略对抗从而重演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美最终会不会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但注定不会有唯一明确答案的世纪之问！

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中美关系

哈佛大学教授埃里森(Graham Allison)指出，如果中国和美国不能做得比古希腊人或20世纪初的欧洲人更好，那么，21世纪的历史学家也将用“修昔底德陷阱”来阐释中美之间的冲突与灾难。的确，作为“修昔底德陷阱”的两大要素，崛起和恐惧似乎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图景的一部分。

借古喻今具有启发性，但常常也会出现简单化的历史类比，从而误导人们对当今事务的观察和理解。实际上，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最终爆发战争有着复杂的因素，正如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所言，“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与其说是雅典崛起这一现实，不如说是雅典崛起的特征”。傲慢是希腊历史和文学的中心主题，雅典人建立了横跨地中海大部分地区的航海帝国，加之它们对于打败波斯人总是夸夸其谈，这让雅典的崛起看上去来势汹汹，从而极大加剧了斯巴达人的恐惧。

因此，单单是实力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激烈冲突，崛起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战略，守成大国如何回应挑战，这些因素也是相当重要的。在20世纪初，大英帝国面临的不仅是来自德国的挑战，美国和日本海上力量的快速增强对于英国也是一种重大威胁。德国舰队隔着北海与英伦三岛相望，且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抛弃了俾斯麦的“韬光养晦”战略，甚至试图在非洲与英国一争高下。与之相对，美国和日本与英国签署协定，向英国舰队开放通往北美和远东地区的航道，努力缓和与老牌帝国之间的敌意。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缘何德国的崛起中途夭折，并在一战后沦为英法等传统欧洲强国报复和欺侮的对象。当然，日本在二战期间疯狂挑战美国太平洋霸权并最终遭受原子弹“灭顶之灾”，则是另外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

如果要为中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寻求历史教训的话，仔细研究中美关系自身发展的历史也许更有针对性。美国和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是共同抗击日本等法西斯国家的盟友，但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因为美国继续承认流落台湾的政权，中美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国之间不仅因台海局势而陷入严重对抗的危机，还在惨烈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各自蒙受巨大损失。中美虽然一直在波兰华沙等地秘密举行大使级别会谈，但在美苏对抗的冷战两极格局之下，始终无法弥合彼此间利益冲突。直到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后，出于拉拢中国应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的考虑，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也希望通过缓和对美关系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两国关系开始“解冻”。

经过三年多的反复折冲，中美两国决策层就共同应对苏联、越南甚至是日本问题达成妥协，并通过“战略模糊”方式在台湾问题上形成“权宜之计”。“台湾事小、世界事大”，为了两国的战略利益，中美努力弥合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越顶日本”、成功访华，两国签署了20世纪最重要的外交文件之一——《上海联合公报》，带来“改变世界的一周”。然而其后，围绕建交的谈判波折不断，历经尼克松、福特两任总统，直至卡特总统上台，才最终于1979年1月正式建交。

20世纪80年代可谓中美关系的“蜜月期”，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后，两国关系陷入低谷。1995-1996年，李登辉访美和台湾“大选”，中美针锋相对，一度出现美国航母陈兵台湾海峡、两军冲突一触即发之势。1999年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以及2001年的“撞机事件”，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此外，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美国领导人会见达赖等，也一直是造成中美关系起伏不定的主要因素。

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在起伏不定中实现螺旋上升，得益于双方能够着眼大局、恪守底线，“斗而不破”，彼此都留有余地，努力避免“摊牌”，不因个别事件影响中美关系长远发展的大局。在“不打不成交”的历史过程中，中美深化了对彼此国家战略、国内政治、政策手法的认识，也都能秉持一种基本共识：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民众的长远、根本利益。由此，中美要想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建立一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没有什么现成的历史教科书可供遵循。要想解决这一世纪难题，中美两国唯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而这首先要求双方必须直面一个让人不快的现实：中美两国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在上升，人们开始越发担心中美走向战略对抗。

近十年来的中美关系

2008年或许会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中国在当年成功举办奥运会，成就了与世界大国身份相互关联的“百年梦想”。同年，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恶化，其后又引发欧洲债务危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核心地带的一场重大经济危机。美国显然因此经受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挫伤，巨额公共债务、高失业率以及黯淡的经济发展前景致使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1941年以来一直维持不变的最高级AAA被调降至AA+。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缠斗加剧，国会的“政治极化”日趋严重，无休止的党派纷争劫持了国家的长远利益，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雅各布·哈克(Jacob S.Hacker)等学者直言，“美国面临的不仅是一场债务危机，也是一场民主危机”。连奥巴马也公开承认美国缺少“AAA级的政治体制”，甚至一度有大约50%的美国民众认为自己的国家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而在金融危机中依然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的中国被认为是“风景这边独好”，中国很多分析人士开始热烈讨论美国霸权衰落的话题，也有人提出这将是中国加速崛起，实现民族复兴、强国之梦的重要窗口期。

2009年奥巴马上任伊始，中美关系破天荒地实现了平稳过渡，奥巴马最初的对华政策以“务实接触”为主调，时任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还提出了“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构想。甚至一时间，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人呼吁中美搞“两国集团”（G2，或译为“美治”）。但到了2010年，随着韩国“天安”号警戒舰沉没事件的出现，东北亚地区迅即剑拔弩张，加之南海问题骤然升温，中美关系显著趋紧，美国对华政策向压制的一面回摆，两国摩擦斗争的一面上升。当时美国决策层和战略界的普遍“共识”是，中国把奥巴马的低姿态视为美国衰落的标志，中国任意扩展对“核心利益”的界定，对外政策已经决定性地转向“强硬”。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主持的一场内部会议上，她甚而提出“为何中国有核心利益，而美国不能有核心利益”。显然，“第三方”因素惹出的麻烦进一步搅乱了中美关系，《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就“整个南海都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造出的“乌龙事件”加重了两国之间的战略猜疑，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国家实力逆势而升使美国方面对“权力转移”危险的认知变得更加真切。

美国人不仅察觉到中国国内不断增长的“必胜主义”情绪，也认为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转向“强硬”，他们更担心的是一种日益迫近的现实：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中美在国家实力方面的接近，致使美国陷入一种战略性的焦虑心态。国际政治的“权力转移”理论告诉我们，崛起国和守成国的实力越是接近，双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崛起国希望冲刺，而守成国则会不惜一切保住自己的头把交椅。

当然，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认为中国前景一片光明，也有很多人一直相信中国早晚会陷入崩溃。难以持续的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的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急剧上升的资源能源制约，特别是越来越激化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等等，都表明中国是一个“脆弱的大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大，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的挑动之下，中国与外部世界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性也会大大上升。

中美关系的竞争性还体现在地区和全球层面。近年来，随着美国推进将军事、政治、外交资源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再平衡”战略，中美之间的紧张感进一步增强。很多中国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重返亚太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并且不惜利用中国和日本、菲律宾等周边国家之间的领土纷争“挑事”，纠结这些国家构建反华包围圈。而不少美国人则认为，中国在亚太地区越发强硬，其长期意图就是要把美国赶出亚太，要把西太平洋和南海变为中国的“内湖”，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将直接且严重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和关键利益，“中国梦”不过是“军国梦”“帝国梦”。习近平在2014年5月召开的亚信峰会上提出新亚洲安全观，呼吁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强调“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美国方面对这一表态存在着广泛的误读，牵强地将之解释为中国想要在亚洲“称霸”。加之不断推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战略构想和政策倡议，美方很多和智库人士深感中国正加紧在亚洲排挤美国，想要撇开美国构建新的地区秩序，将中国的经济实力加快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进而增强对亚太地区事务的主导权。

而在全球层面，美国也极为担心中国“另起炉灶”，与美国施展或明或暗的对抗。一方面，警惕中俄形成准盟友关系，尤为忧心中国从普京“以武力吞并”克里米亚方面学到错误的经验，并在南海地区如法炮制，破坏所谓“现状”。另一方面，怀疑中国借推动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举措逐步“侵蚀”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资深学者古德曼(Matthew Goodman)等称，美国低估了中国对全球秩序的制度挑战，中国正以打持久战的方式构筑“红色国际金融圈”。美国被认为是通过建立跨太平洋、跨大西洋的经济政治联盟对中国实施新一轮孤立，中国被认为是要最终颠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国和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中东地区局势等重大国际问题方面缺乏共识。国际制度和规则的“赤字”越来越大，中美合作应对全球治理问题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日趋复杂严峻的全球性挑战将对中美关系的稳定造成冲击。

由此，中美实力日益接近和战略心态之变、两国各自发展前景存在的不确定性、地区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等因素，导致人们越发担心中美走向战略对抗，而事实上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也在上升。中美两国领导层察觉到这一趋势，因而希望通过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努力适应新的现实，把握未来航向，推动“共同进化”，引导两国相向而行而不是迎面相撞，为中美关系开辟一种“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格局。

新的全球环境与新的威胁

环顾当今世界，地缘板块之变、国家转型之痛、发展方式之争、力量重组之显、有效治理之难无不表明，一个全球政治的新时代已然到来。基辛格认为，美国正处于数百年未见的国际大变局之中。而中国领导人也一直在强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然要适应和服从于新的全球环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已经安然享受了七十多年的和平，即便很多地区性的武装冲突一直未能停息。在大国争霸变得越来越不现实的情况下，增强经济和技术竞争力要比领土扩张重要得多，地缘经济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日趋增大。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生态环境退化、流行性疾病等成为国家安全面临的新的重大威胁，核武器、核材料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会对整个人类造成极大伤害，分散在多个国家但通过信息网络彼此相连的恐怖主义势力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敌人。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应对这些全球性挑战，北京和华盛顿的战略规划者们必须摆脱传统的战略思维，必须要看到传统国家和传统威胁之外的世界。可以说，经济开放稳定、资源能源安全、技术发展、气候变化、人口问题、网络安全等共同构成了这个多极化世界中的“隐性一极”，也是所有大国凭一己之力或简单结盟都难以对付的一极，这些全球性问题带来的挑战比当年中美共同面对的苏联威胁要严重得多。

虽然我们已经处于一个新世界，但新的规则、规范和治理体系还远远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美国等大国之间缺乏足够共识和动力。从理论上讲，大国都不会是利他主义者，它们也不会心甘情愿地主动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除非责任、权力和利益能够一致起来。此外，大国通常都会希望，新规则能够尽量约束别人而不是自己的行动自由。比如，关于航行自由问题，1945年美国率先宣布将领海管辖延伸至大陆架，并认为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赋予其在世界其他国家海岸12海里以外开展活动的权利，包括搜集情报和在公海航行通过。当年确定12海里这个范围时，舰船、武器和情报搜集技术并不像今天如此高级，12海里是一个相当大的缓冲地带。然而，现在却不然，已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中国根据该公约坚持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概念，美国在中国近海进行抵近侦察是让中国相当恼火的事情。虽然中国和美国都时常呼吁对方遵守国际法，但它们各自所提到的国际法却不总是一回事。

几十年之前，随着核武器的出现，战略学者和政界人士开始讨论如何应对核时代的“大规模毁灭”风险，美国、苏联等核国家也在艰难复杂的谈判之后，同意共同遵守一些旨在控制核风险、防止核扩散的条约和规范。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在今天的世界中，网络安全成为又一个与“大规模毁灭”相关联的重大风险，21世纪的大国必须应对如何处理网络间谍、网络商业窃密、网络战等问题，否则所有国家和社会都可能遭殃。在这样一个新世界之中，中国和美国都面临严峻的国家安全威胁，这种威胁不再是像过去几个世纪中那样来自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而是由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构成的复杂网络。如何在这样一个新世界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还远未做好准备。

在这样一个新世界之中，中美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竞争性的相互依存关系，既有经济的相互依存，也有安全的相互依存。但是，相互依存并不必然导致分歧减弱、冲突消弭，中美仍在很多方面存在矛盾和竞争。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任务就是管理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竞争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共同合作应对棘手复杂、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为各自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让国民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和平与繁荣，进而为世界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在中美两国，很多人都还未能充分认识到双方相互依存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依存带来的巨大好处或是政策限制。中美现在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2015年双边贸易额约为5600亿美元，较两国建交之初增长了近二百倍，每天有超过14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在两国之间流动。根据美中贸易全国统计，仅在2001至2010年间，美对华出口增幅达468%，而同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总出口增幅为55%，美国本土400万至800万个就业岗位与中美贸易直接相关。

对于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很多中国人提出质疑。既然美国对中国心怀歹意，为什么中国还要通过购买国债借给美国人钱。根据美国2013年7月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持有美债总额首次突破1.3万亿美元，创下历史之最。至于为什么中国要买，那是因为仅从安全性角度而言，投资美债要优于其他国家的债务。虽然中国持有美债也会承担风险，但美债或许是“篮子里最不烂的那个苹果”。还有人认为，既然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债主”，中国就会拥有更多有力手段，在必要时教训美国。但千万不要忘记凯恩斯的名言：“当你欠银行l万英镑时，你受银行摆布，当你欠银行100万英镑时，银行受你摆布。”购买国债这个例子非常生动地证明，也许中国和美国并不喜欢对方，甚至有时很嫌弃对方，但却不得不继续“尴尬的拥抱”。这便是复杂的相互依存。也许中美做不到真心实意的彼此欣赏，但在一个威胁更加多元、风险更加分散的新世界，两国除了同舟共济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保持克制，相向而行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正式提出中美探索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半个月后，克林顿国务卿对这一倡议作出回应，她在美国和平研究所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讲话中表示，两国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在支持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增进美国利益之间并无本质矛盾。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蒸蒸日上的美国对中国有利”。

美国方面并没有从一开始正式同意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主要是没能完全搞清楚中方提出这一说法的真实用意，担心北京借此给美国“设套”，让美国“吃亏”；此外，美国对于“新型大国关系”所暗含的中美平起平坐，也感到难以接受。后来或许认识到“新型大国关系”虽然模糊但具有“潜在作用”，可以为其所用，以此来促动中国与美国合作。201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多尼隆在阐述奥巴马第二任期亚洲政策时，提及“构建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间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同年6月，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举行不打领带的“庄园会晤”，习近平用三句话概括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是不对抗、不冲突，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奥巴马表示将“探讨构建在互利互尊基础上的国与国之间新的合作模式”，“要把比较宽泛的（共同）认识降到具体问题的层次上来”。

不同的话语在国际政治中具有不同的深刻政治含义，中美两国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分歧和表述差异表明，双方之间仍存在显著的“信任赤字”，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将是复杂的、渐进的。这种差异实际上也反映了中美两国的政治文化和政策行为模式差异，即中国方面重整体、重概念、倾向于在建立信任后解决具体问题；美方重细节、重问题、倾向于通过解决具体问题建立信任。

如果中美真心希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而不仅是把它当成争取时间或是规制对方的权宜之计，就首先需要双方领导层想清楚三件事。第一，新型大国关系不会使很多长期困扰中美关系的棘手问题（如美国对台军售）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很多问题受两国内部政治等因素影响，在可预见的将来无法找出根本解决之道，不能因为某些具体问题未能获得满意的解决，就失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信心和方向感。第二，不要总想着“让对方做什么”，而是应该多想想可以“共同做什么”；新型大国关系不能总是着眼于“避免什么”，而是应当多探索“成就什么”。第三，能否成功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一件仅和外交部门、外交官相关的工作，它更多是一种融合内政、外交、第三方力量等诸多因素的“立体工程”。

美国对外关系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总是强调，好的外交政策始于国内。实际上，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无疑也将“始于国内”。一个自信的中国与一个自信的美国，更容易打交道。中国和美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是两相对抗还是“共同进化”，这将从根本上决定中美关系的性质和走向。

在未来数年，两国都需要致力于促进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革，美国要恢复实体经济活力、重塑制造业优势、推动出口倍增、减少财政赤字、调整移民政策、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提高能源效率以及加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等等，中国则需要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动金融和财税等领域改革、建设低碳经济、促进国内消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健全社会保障网、加大环境治理力度、鼓励创新发展、激发社会活力等等。

如果中国能够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大方向，能够下大力气创建更加公平、开放、可预期的经济环境，能够坚持民主法治精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果美国能够有力防范债务危机并维护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能够不以邻为壑、不搞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能够切实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并降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障碍，中美双边经济关系就能够培育新的互补性，找寻更多更大利益汇合点，在发展新能源、现代农业、金融合作等方面建立更有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利益共同体。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有义务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格局，双方应在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平台展开沟通协作，促进全球金融、贸易、货币、投资治理体制的应有变革，纠正全球经济失衡，而不是竞相建立排斥对方的经济集团。在地区热点问题、核安全、核裁军、太空安全、网络安全等问题上应逐渐形成更多共识，并努力使之成为更大范围的国际共识。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国际环境支柱还与两国各自对外战略调整有关。在美国实力似弱仍强、前景若明若暗的情况下，它的全球战略总体展现守势，局部采取攻势。奥巴马从大中东地区“抽身”的意愿明显，但却因埃及动荡、叙利亚危机等因素难以遂愿，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受到的各种牵制也不容忽视。而反观今日之中国，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的全球定位可谓“非东、非西、非南、非北”；换言之，又是“亦东、亦西、亦南、亦北”。中国处于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拥有与众不同的文明传统，是在人类历史上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名副其实的“中间国家”，可更加积极主动地在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谋势”，需要将对美关系放在更大的棋局中予以运筹。如果中美对彼此全球战略调整能够有及时而恰切的把握，则有望顺势而为，渐行渐近；反之，则有可能误判形势，进而殃及两国关系。

值得强调的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有两项更具紧迫性的问题需要着力解决。一是建立和健全危机预防、危机管理机制，“两军关系要服从于两国整体关系”，中美两军交流应更具实质性，需要尽快确立两军海上、空中行为准则，并对双方就某些问题画出的所谓“红线”形成默契，管好各自盟友和伙伴，尽量避免中美直接冲突这类意外情况发生。二是寻求中美共享价值、优化各自国内舆论氛围，对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重要价值理念的认知虽有不同，但在两个国家，这些理念在不同程度、不同语境和不同侧重点上其实都受到重视、得以倡导，“中国梦”和“美国梦”应有其相近相通之处，中美应通过人文交流、公共外交等方式努力减少两国之间的“认知赤字”，引导国民理性看待中美关系的成就与问题、机遇与挑战。

应当看到，中美两国都在全球政治和国际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进行着复杂、深刻而艰难的自我转型，对彼此的能力、意图和动向都有些吃不准，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都有所上升。尽管两国高层领导人不断强调稳定、积极、合作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但不可否认也不应回避的事实是，外界普遍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已然存在，中国已成为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有美国学者提出，这种状态虽然不是“冷战”，但却无疑是一种令人忧心的“凉战”。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中美两国社会之间的互疑和威胁性认知似乎并未减少，两国关系长期健康发展的社会基础正受到越来越大的考验。

随着未来中国总体经济规模有望超过美国，问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两国可能会更快地滑向一种“战略对抗”关系。从“竞争”到“对抗”显然不是人们愿意看到的景象。说到底，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为的是避免战略对抗，其核心在于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相互调适彼此政策，努力管理世所未见的“竞争性共存”关系。“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想法本身只是为中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指出了一种方向，但远未提供答案。在艰辛的探索过程中，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中美领导层以及两国坚持一种“战略克制”的态度和方略。“战略克制”意味着中美需要深入地体认本国权力的有限性，更加精确地界定自身国家利益而非盲目地追求“绝对优势”，不以非敌即友、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彼此，同时都要对全球不稳定因素和不确定性增加的态势保持足够警惕，共同确保国际秩序的平稳演进，“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对毛泽东主席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主席的一生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你从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一个伟大的国家的顶峰。……我也出身于一个很贫穷的家庭，并登上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的顶峰。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问题是，我们的哲学不同，但我们都脚踏实地，都来自人民，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不仅有益于中美两国，也在今后的岁月中有益于全世界。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

与1972年相比，今天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但尼克松上述话语中透露出来的真诚、互谅、务实精神仍应受到赞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充满了数不清的“不得不为之”的权宜，而如今两国又一次走到达成“大交易”的门槛之上。基辛格在《世界秩序》 一书中认为，“新型大国关系是规避历史上大国竞争悲剧的唯一道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既需要大战略谋划，也需要细致推进；既需要登高望远，也需要脚踏实地。无论如何，中美两国领导人要以超越前人的全球视野、战略气度、历史远见和政治智慧，努力塑造未来数十年中美关系的新格局。中美避免战略对抗并非是“不可能的任务”。面对一个新世界，中美相向而行才不会错过对方，过去两国要靠“反对什么”走到一起，如今则需要更多从“建设什么”的角度化解分歧，凝聚共识，规划合作。在这样一个时刻，中美两国领导人必须意识到，应对共同挑战的最好方式就是保持战略克制、合作塑造未来。 

（摘自《战略克制：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版，定价：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