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千古不变的历史定律

      中国历史的发展呈现周而复始的周期性，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历史上的发展并不是千古不变的，朝代的更替，权利的转移，科技的进步等等都是在周而复始的变化着，我们就从各种各样的说法中选出九条主要的规律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双筷子或一只木盆。只是大坝一旦决了口，洪水便会一泻而下。看一看那些贪官，只要收了第一笔贿金，以后的事便不由他了。只是，人的意志力是多么薄弱。一旦坐上权力的交椅，有几个人能拒绝这第一次？ 其二，整个过程是“进行性”的。       “进行性”一词是我从医学书中借用来的。像癌症，就是进行性的。不断地发展，不会中止，也不会逆转，一直进行下去。殷纣王身边，虽有比干和萁子这样的贤臣，却无法劝阻他。依靠臣下的劝阻来制约至高的皇权，其有效性显然不足。所以，事态的发展有其必然性。 其三，“其亡也忽焉”。       《左传，荘公十一年》：“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的“忽”字，意为迅速，突然。洪水溃堤，转瞬之间，一泻千里。 李自成打进北京，一生事业达到巅峰。由巅峰而至于落荒而走，大起大落，也在转瞬之间。殷纣王之后，两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陈胜、王莽、陈后主、隋炀帝、黄巢、朱温、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蒋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两个字，“殷鉴”。       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泽东提起“其亡也忽焉”这样的历史规律，因此，有人将这个定律称为“黄炎培窑洞定律”。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杀文种的时候，勾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 有七种方法灭吴，应当很有智慧，却遭了勾践的毒手。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于一死。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汉高祖，也是小鸡肚肠。依赖韩信的军事天才，夺得天下。原说是与韩信“共天下”的，后来非但不“共”，还要了韩信的命。倒是张良聪明绝顶，托言辟谷，躲到深山里去。刘邦一死，张良的辟谷秀也就谢了幕，照旧吃饭。       说到杀功臣，狠毒莫过于朱元璋。当年帮他打天下，战将如林。后来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将领去带兵。幸好不是北边的蒙古人打过来，否则朱姓的江山，传到第二代也就败了。       赵匡胤说，“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得了天下，却又睡不着觉，夜夜失眠，竟为何事？天下汹汹，想要南面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当年“黄袍加身，”不也是个野心家？如此说来，野心家就睡在我们的身边。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觉，搞得神经衰弱，以为真是狼来了，于是起了杀心。这是一种思维定势，世人无论是谁，只要坐（抢）到这个位置上，总会不由自已这样去想。原本抢来的东西，难保不被别个抢去。所以，历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断重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现在这些做生意的人，若是几个人合伙共同创业。开始的时候，兢兢业业，在艰苦环境中共同拚搏，尚能齐心协力。一旦家大业大，有了丰厚的利润，就会生出异心。彼此猜忌、龃龉，终至于分道扬镳。难道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后人把范蠡的这个定律表述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但小人却更善于“包围”。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臣和小人，虽为人所不齿，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灭亡，国家的劫难，往往与他们有关。《史记》中有《佞辛传》，《汉书》中有《佞传》，《新唐书》及其以后的《宋史》、《元史》《辽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臣传》。臣在历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祸国“六贼”童贯、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只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       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这就是包围定律。包围者不仅有臣小人，还有女人，像妲己、褒姒、以及文*中的白骨精。虽说“女色亡国”论是不对的，但坏女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将一块磁铁投入沙堆中，磁铁表面便会粘上些许铁屑，磁铁吸引铁屑，是因为存在磁场。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       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一个皇帝周围，有三宫六院，无数的宫女（唐朝后宫宫女最多时可达数万人），无数的太监，无数的虎贲勇士，还有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千军万马，铜墙铁壁，把一个“寡人”包围在当中。寡人心里高兴，就要走出去巡视。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间地头，也得不到真实。因为“下面”的人熟谙蒙骗之术。一切场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欢喜。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毛泽东一生，空前绝后，以他的眼光，审视历史，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古人治国，由大乱到大治。毛泽东治国则反其道而行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把整个中国搞得如火如荼，水深火热。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否与《敌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种契合？       千年大树，其里皆空。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历经几千年，早已完全腐朽了。比较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大陆，自罗马帝国以后，列国争雄，就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总有打不完的战争。一个国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必须励精图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竞争。西方的政治、哲学，市场经济，都强调竞争。在他们的电影、游戏中，充斥着激烈的争斗场面。       我国的历史与欧洲完全不同，自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年，几乎一直是一国独大的局面，周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实力可以与这个中央帝国“度长絜大，比权量力”。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鸩於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把他造成鞭炮，用于喜庆娱乐之中。西方人却把他造成武器，使人类的战争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当今世界，美国人横行天下。是三次大战（两次热战一次冷战）造就了美国人之“横”。中国人讲究“中庸”，讲究“和为贵”，这是我们的哲学，我们的传统。热爱和平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条件是不会有别个打进来，亡了国。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       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刘李党争，宋有“元祐党人碑”，明有东林党、宣党、崑党，清有帝党、后党，国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亲戚关系、乡党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徒）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帮会关系、同志（道）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无论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能见到中国人在忙着拉帮结派。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       对于中国的朋党现象，自古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褒贬不一。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结党营私”。宋朝欧阳修却认为，“小人无朋（党），惟君子则有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常常结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许多人对此十分忌讳，刻意回避，讳莫如深。其实大可不必。像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公开承认，“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倒是日本人比我们痛快，他们的政党内部就分为不同的派别，公开活动，堂而皇之。这是日本国内政治的一大特点。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像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诗文写得极好，富有智慧，怎么也会犯一些不断被重复的简单的错误？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在农村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会念经；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经念歪。我以为后一种情形居多。吴思先生在其《血酬定律》一书中提到明朝官员的薪俸太低，其各项必要的支出加在一起高过俸禄的收入。吴先生认为，与其他各个朝代相比，明朝官员的俸禄是最低的。明朝官员俸禄虽低，尚有俸可领，而在王莽时期，官员们从朝廷中领不到钱，俸禄为零。       读史读到这里，觉得十分有趣。不给官员发薪，难道让他们去喝西北风？自古有喝西北风的老百姓，未见有喝西北风的官员。结果是王莽时期的官员却因零俸禄政策而大发其财。既然朝廷不给发薪，他们只好自行解决，正好有了借口，可以理直气壮，大肆搜刮。在我们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时，经常碰到的一种情形是，“两头热，中间凉。”中间热不起来，自有其道理。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每个人都努力要保持自己的生命。这种“自我保存”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本动力。       王安石的变法，十分缜密，像“青苗法”之类，仔细阅读其内容，确实为农民考虑得十分周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的殚精竭虑，最后却惹得民怨沸腾。是各级官员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脚，捣了鬼，把一件好事搅成一塌糊涂。吴思先生所说的“潜规则”，正是官员胥吏们的捣鬼之术。官员们捣鬼有术，他们不仅有“潜规则”，有时更是肆无忌惮，毫无规则，随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说，“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这里说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和尚要吃饭，一个是和尚会打伞，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和尚要吃饭是正常的，也是正当的，不给他们吃饭，或吃不到好饭，他们就会去“打伞”。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执行难”。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层官员手里，常常会走了样。批评者常常把矛头指向中下层官员。我以为虽然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根源却在上面。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设计一个好的政策，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楼阁。或者我们说，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   第七定律——五世而斩定律        1856—1860年，太平军两次打破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取得大捷。有人说，虽然打了胜仗，但客观上却帮了清廷的忙。何以这样说？驻守江南、江北大营的是清廷“精锐”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绿营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八旗兵则更为腐败无能。两营溃败，湘军成为清廷主力，形势急转直下。       当年八旗兵入关，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只凶猛的老虎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如此熊样？富贵人家，总是难以持久，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为什么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我以为原因有四：   1、“骄”。八旗兵入关，满人成为统治阶级，拥有特权。八旗子弟一不务农，二不做工，对汉人有强烈的优越感。一些贵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权，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男霸女。古代法律，不仅“刑不上大夫”，亦且“刑不上大夫之子”。   2、“奢”。八旗兵入关，大肆掳掠。许多人在战争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西方人拥有了财富，会把他变为资本，不断增值。我们中国的富人比较缺少这种进取心，尤其是一些新贵，有一种暴发户心态，喜欢彼此攀比，讲排场，一掷千金。像“石崇与王恺争豪”这样的事，是一种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生于锦绣丛中的富家子弟，耳濡目染，他们的攀比和挥霍，更是青出于蓝。惟其如此，才有了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   3、“淫”。古人告诫我们，“富贵不能淫。”此处“淫”字之义，乃是迷惑与放纵。之所以有这样的告诫，是因为富贵能迷惑人，使人放纵。通常我们说，饱暖思淫欲。或者像现在人们所说的，男人有钱就学坏。有钱会使人们产生更多的欲望。外部世界又充满了各种诱惑。内部的欲望碰到外部的诱惑，两者一拍就合。已经成熟的男人尚且无法抵御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小孩子的自制力如何比得上男人？   4、“逸”。“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句话流传很广。好爸爸是很有用的，他可以帮我们进入好大学，帮我们安排好工作，帮我们步入上流社会，过安逸生活。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他使我们失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一旦失去了好爸爸，美丽的象牙塔便会轰然倒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有了更多的富人，富人子弟如何承继父业，已成为一个问题。解决富家子弟问题，我们的学者开出药方来是四个字，“加强教育”。像美国人，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和自尊精神。据说他们那边百万富翁的孩子也会利用假期去打工挣钱。一些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麽教育问题，他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正是那样的社会，那样的传统，生出那样的孽障。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是一个社会问题。有晋人撰文说，某晋商家业兴盛达两百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定律。家业延续两百年，确实了不起。但两百年后又如何？   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清末权臣袁世凯，为大清帝国送了终，人称“权大欺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历史上“权大欺主”的事屡见不鲜。楚成王儿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王僚；西汉末有王莽篡汉；晋有“八王之乱”；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隋有杨广弑父杀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宋有赵匡胤“黄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难”之变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着两种大搏弈。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皇储（太子）之间，另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权臣之间。皇帝和皇储，亲生骨肉，也会为了权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内，却会上演父（母）杀子，子弑父，或兄弟相残的惨剧。皇帝和权臣间更有说不尽的恩怨。“君臣一日百战”，君权和相权较力，外戚或宦官擅权，朝堂和皇宫从来都是权术和阴谋的演练场。皇储和权臣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人物。说他们危险是因为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君王权力的威胁，他们自身也因此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状况有时会演变成危机，甚至发生大的动乱。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的仪仗时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我想人群之中心生羡慕的应当不止是这两人。人们常说，“打江山，坐江山。”何谓“坐”？“坐”就是享用。把一个大饼送给一个饥肠辘辘的穷汉，穷汉会“享用”赐给他的美食。一个皇帝，他所“享用”的并非一个大饼，皇帝打下了“江山”，他“享用”整个国家。无数美女，多少美丽与温柔，还有各种奇珍异宝，山珍海味。这样的“享用”，怎不令世人羡慕？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将其称为“拜权主义”。       权利的特征就是“一级压一级”，形成一种压力—稳定结构。整个系统的稳定，取决于压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压力越大，权越重。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这种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这种铁腕和强“势”，在其后人那里却难以为继，甚至出现像晋惠王这样昏聩的白痴，或像溥仪这样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强“势”荡然无存，于是出现“强枝弱干”，“权大欺主”，“取而代之”。“权大欺主”是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那时的人，他们“笈”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他们背负着它，走遍世界。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他们的思想像凌空而过的天马，高远而神奇。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清泉汇集之处，是大海，激荡澎湃。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于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秦始皇时代，确实有过一些活的不耐烦的文人，他们执着于“自成一家”，不肯统一，后来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们都学了乖，知道“坑”的厉害，自觉地维护“统一”，不再闹独立性了。如果人人都固执己见，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众说纷纭，岂不是乱了套？千人敲锣，一锤定音。没有这一锤定音，千面锣只会敲出杂沓之音。       我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       无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识分子变为“毛”的还有其内因。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在我们中国不可以这样说。如果要用社会的良心去定义知识分子，中国文人的大多数都会被排除在外。许多人不喜欢“文人”这个词，甚至以为他是一个贬义词。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甚麽大区别。一样的有七情六欲，一样的要食人间烟火。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人与普通人还是有一点区别，他们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文人变“毛”的内因。       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这种变化缘於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万人一律，没有哪个可以逃脱。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克、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