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变：中华文明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变革

周秦之变指的是秦朝与西周相比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周秦之变从春秋礼坏乐崩开始，到商鞅变法之际剧烈变化，并以秦始皇建立帝制中国为终点。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古文明，对于中国人来说，历史并不仅仅是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而是一个民族的文明记忆，通常我们会把夏朝当作中国第一个朝代，然后经过不断的改朝换代，兴衰无常，中国经过数千年风雨，走到了现在。

但这其实并不是中国历史的全貌，其实上述这种中国人很熟悉的“历史叙事”并不是从夏朝开始的，而是从秦朝开始的，秦国灭亡周朝、横扫六国后统一中国，建立秦朝，这绝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改朝换代，事实上这是中华文明在历史上第一次大变革，被称为“周秦之变”，它有多大影响呢?按照历史学者张宏杰老师的话说：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节点，在此之前2000年的中国，和在此之后2000年的中国，存在本质性的不同。

秦朝之前，中国只是一个文化层面的概念;然而秦朝之后，中国则是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是秦朝的建立，第一次使中国由一个抽象的地理名称转为具体的大一统帝国，这直接影响到后来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即使是清朝灭亡帝制结束了，“大一统”理念仍然是根植于中华民族心中。这一点在历史教科书上是这么表述的：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有些人可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秦朝是第一个大一统王朝，那夏、商、周三个朝代算什么呢?关于这个，我们要从中国的文明史说起了。

任何强大兴旺的文明都不可能是突然间就出现的，中华文明也是一样，一开始，在中华大地最适合农业生产的中土中原一带，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部落式的小集团，他们不断发展，这就是文明的起源，三皇五帝相传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当然，这些上古历史和人物很多时都以神话形式出现，已难考究其真确性，但通过这些神话，我们也能窥探出文明早期的一些风貌：比如原始民主，用火，发展种植业等等。

随着不断发展，部落之间互相有了联系，而且对自己生活的区域也有了些大体的、整体性的认识，于是开始出现部落联盟或复杂酋邦形式的国家，这里面最强大的部落就类似盟主，而中国传统史书中记载，最开始的盟主就是夏部族，这就是第一个中原部族世袭制朝代——夏朝，之后夏朝被商朝取代，商朝被周朝取代….

但是大家务必要注意：夏商周这先秦的三个朝代和秦朝之后的朝代有本质的不同，后面的朝代是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帝国，但夏商周大体只是三个部族，它们的“朝代”之名是后面的大一统王朝按照后世的逻辑给它们加的，事实上夏，商，周可以理解为是三个部族，它们之间的改朝换代实际上不是灭亡其政权，而是争夺了部落联盟内部老大的地位。

而且，这三个部族不是一个灭一个，而是长期是共存的，争夺老大的地位不代表要灭亡人家部落，比如周武王灭商后分封诸侯时，仍然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以奉其宗祀，因为当时的规矩就是“兴灭国，继绝世” 。即使是“三监之乱”后，商朝的血脉仍然得到延续，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

夏，商，周这先秦三代，受制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可能形成一个紧密的王权，这个时候中国大地其实根本不是一个整体，而更像是一个地理文化上的概念，但是，基于文明水平发展的高低，这片土地的一些部族逐渐有了“华夏”、“诸夏”的“文化共同体”的意识。

当然，历史一步一步向前，夏、商、周三朝也一步一步发展，到了周朝，出现了相对夏朝和商朝而稳定一些的“分封制”，但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也只能到此为止，周朝前期本质上仍然是奴隶制社会，其基本经济制度是“井田制”。但是到了战国时期，情况发生了转变，这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农业革命。

战国时期，铁质农具和牛耕大量推广和使用，这使得农业生产力飞速提高，使得家庭小作坊式的小农生产成为可能，很多贵族开始在公田之外开垦了大量的私田，希望得到更多的财富，这些田地当然是瞒着公室，不纳税的私有物，而久而久之，私田的数量越来越多，而开辟和耕种大量私田需要大批劳动力。传统的奴隶制的办法已不能调动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于是剥削方式改成了收租，封建经济制度形成了，各个奴隶主为了获得更多劳动力，大肆招收奴隶，使得公田无人力可用，奴隶制度事实破产，封建制度建立起来。

经济制度的变革当然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之前奴隶社会的什么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被冲击得一塌糊涂，所谓“礼崩乐坏”，同时，中国也在走向统一，夏商时期，部落方国成千上万，到了春秋时期，开始出现数百个诸侯国，而到了战国时期，大的诸侯国只剩下了7个!

这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因为农业发展了，人口增加的，各个部落、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水源等生产资源的矛盾越来越大，所以战争也越来越血腥，春秋时期的战争通常是争夺霸权，一些大国希望周边国家认同自己是区域的老大，来获取利益;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毁国灭族之战!

这些强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不是传统意义的部族联盟，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比较正式的行政区划——“郡县制”，这个制度起源于春秋，形成与战国：春秋时期诸侯兼并，大国灭掉小国之后如不愿将该地分封给贵族，也会设置为县，而郡多设在边境，为防止邻国侵袭则需有大将戍边，集财政大权与一身，直接听命于中央，郡县制的产生，实际反映了奴隶贵族的日益衰微，以及封建集权的日益强大!

而彻底的统一，则由西部边陲的秦国完成了，秦国地处西疆，离核心中原地带的纠纷比较远，于是默默积蓄国力，而且还成功进行了商鞅变法，成了当时集权程度最高的国家，秦朝是最适应这个时代的国家，这使得秦王朝的战斗力十分强大，最终由秦国完成了整合中华的任务，横扫六合后，秦朝建立，之后，“车同轨，书同文”，中华大地成为政治意义上的紧密共同体。

中国第一次实现了大一统，这便是“周秦之变”;这次变革形成的基本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即使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也无法撼动，而下一次出现这种影响力的变革，还要到两千多年后的辛亥革命……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周秦之变莫过于世界上最早的政治现代化，欧洲于15世纪开始的进程，我们于战国中期就已基本完成，周秦之变所产生的秦制，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我们，秦制的精华与糟粕，至今仍烙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为父绝君：周制与小共同体本位

周秦之变概括来讲，就是小共同体本位到大共同体本位，所谓的周制，即古书所指的封建制，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采邑制如出一辙。周天子将天下的领土层层分封，依靠血缘与礼乐维系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周天子名为天下共主，实际上却无权干预地方的具体管理，周天子的权威，仅限于他的直属领地上。

与政治上的封建制对应的，就是生产上的家庭化，西周时还没有应用铁器，青铜又太贵，因此人们只能用原始的石器木器耕种，这就导致生产的效率十分低下。在这种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人们只能以家族的形式进行集体劳动，因此，在西周，长者政治和宗族血缘这种小共同体的代表是社会的主流。关于周制下的价值观，作为推崇周礼的儒家是最为典型的存在。

比如《六德篇》中有一段话，说是有人问子思，如果君主的要求和父亲的要求起了冲突怎么办?子思当即答道：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很明显，儒家是将父亲放在了君主前面，优先选择父亲。再比如孟子和二程都曾批判杨朱和墨子无父无君，不可理喻，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儒家认为太自私，墨子讲对所有人等同看待，为集体利益可以牺牲一切，儒家认为是禽兽，儒家倡导的是按照血缘关系排列的有差别的爱。

在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韩非子的，韩非子说有个士兵每次都做逃兵，被大家笑话，孔子问为什么，逃兵说自己是独子，死了就没人照料父母了，孔子听后赞赏逃兵是难得的孝子，韩非子以此作为反例来羞辱儒家。通过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代表的周制，其核心价值观就是小共同体本位，对于家庭的忠诚永远在国家和君主之上，服从父亲要远优先于服从君主，是一种典型的宗族式的、含情脉脉的小共同体社会。

所谓的周秦之变，商鞅变法，建立秦制，实际上打破的就是小共同体本位，商鞅的目的就在于打破人们对于家庭的忠诚，而将其转移到君主之上。那么，为何会发生这种转变呢?为何温情脉脉的，小共同体本位的周制再也延续不下去了?主要原因就是礼坏乐崩和列国竞争的加剧。

周制的核心是小共同体本位，而小共同体讲求的是血缘、亲情和礼法，而这三样东西，在东周，至少在统治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时候的状况，按孔子的说法就是礼坏乐崩。从春秋到战国，列国的竞争和吞并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没有底线，正所谓春秋无义战，以前大家打仗都是讲规矩讲礼节的，如今礼坏乐崩，大家无所不用其极，兵者诡道也大行其道，唯一坚守仁义道德的宋襄公被打的满地找牙。

在这种国家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各国为了在这场生存竞赛中胜出，必须加大集权，加强国家对于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而在操作上，就必须先打破周制和小共同体本位，并代之以君主为代表的大共同体本位。正如欧洲在15-18世纪经历的那样，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得国家开始政治现代化，完成思想上的祛魅和政治上的集权。

商鞅变法：从小共同体本位到大共同体本位

商鞅变法的目的就在于破除小共同体本位，建立以认同君主为核心的大共同体本位。商鞅的第一个举措确立土地私有制以瓦解小共同体，我们前边说，周制下以大家庭为单位生产主要是由于当时生产力落后，可是战国后期，铁器牛耕被广泛的使用，这直接使得一夫一妻小家庭的生产成为可能，人们不用依靠家族其他成员的帮助就可以自给自足。

商鞅借着生产力的提高，大力推行土地私有制，将儿子独立于父亲之外，将个体独立于家族之外，由此完成对小共同体的削弱。这种私有制不仅体现在土地上，在家庭内部的财产划分上，儿子和父亲，丈夫和妻子，他们之间的财产怎么划分，商鞅都有规定，商鞅的目的就在于摧毁小共同体，将每个人变为没有依附的散沙，只有群众散沙化才利于国家直接对其进行掌控。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商鞅所谓的土地私有制和西方近代的私有制有很大区别，商鞅对私有制的确立仅仅是就儿子与父亲之间，如果君主想征用你的土地，完全合法，容不得你一点反驳，这和西方近代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是两个概念。

商鞅的第二个举措就是加强君主的权威，通过传授统治术和制度建设让君主得以操控自己的子民。这一点，商鞅和韩非是一脉相承的，韩非是一个极端的性恶论者，他认为君主不能相信任何人，连自己的妻子和儿子都不能相信，他建议君主完全不要道德，而靠赏罚来统治，顺从自己的大赏，违背自己的就大罚，通过胡萝卜与大棒驾驭臣民。

除此之外，商鞅和韩非都主张君主不能让老百姓太富，如果老百姓富裕了就会不在乎君主的赏赐，君主就没法操控他了，商鞅的盐铁专营、打击商人、禁止流动，核心都在于加强君主一人之权力，在商鞅的体系下，有自由思想和独立武装的人都是危险的，正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而所谓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并非指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皇帝之下人人平等，法律可以制裁除皇帝外的任何人，包括皇帝的儿子，但唯独皇帝自己可以超脱法律之外，这和现代法律上的平等有本质区别。商鞅为代表的法家通过分离小共同体和加强君主权威两个方面建立了大共同体，从此，人们不再隶属于各自的家庭，而是隶属于君主一人，这样的国家在那个生产力落后的时代无疑是战斗力爆表的。

秦之所以战胜其他六国，就在于他对社会的管控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远胜于六国。这样一支赏罚分明，完全听命于君主的军队自然杀得奉行小共同体改造不彻底的六国落花流水。

原始的集权与权责不对应的坏政府

商鞅变法标志着秦制的建立，实行中央集权的秦国轻而易举的战胜了缺乏凝聚力的六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此即政治现代化的威力，但是问题在于，秦国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实在是太早了，这种政治上的早熟造成了很多问题，那就是原始的集权政府和权责不对应的坏政府。

欧洲政治现代化的时期是生产力大发展和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因此，欧洲近代的现代国家既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又承担不小的义务，比如欧洲最为典型的专制国家普鲁士，也是最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社会福利的国家，即政府权力大但责任也大，而秦制下的帝制中国，则是政府权力大到让你死就死，让你活就活，而责任却可以小到不管你死活，这种状态的根源在于当时的生产力太过落后，以至于政府只能履行权力，进行生杀予夺，而没有能力承担老百姓民生的责任，而过于集权的体制又压抑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形成一个死循环。

典型的实行秦制的王朝，权力可以大到决定任何一个人的生死，但责任可以小到几近于无，不仅远小于普鲁士新加坡，甚至连苏联纳粹德国都比不上。这种权责不对应的强烈落差给中国人埋下了很深的阴影，造成了中国人文化上对于政府的不信任和偏见。虽然如今的中国政府在权责对应方面进步非常大，实现了良政，但因为几千年的历史欠账，依然无法扭转这种心态。

实际上若不是秦制积弊太深，中国人也不会在鸦片战争后如此狂热的学习西方，以前，汉人被蛮族征服并不会学习蛮族文化，但鸦片战争后，人们却发现西方无论是在武力还是文明程度上，都已胜过中国，这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最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