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对历史的影响及江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理位置
江南，中国古代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在我国历史上，江南拥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很多朝代在末期都会退守江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江南的位置一直在变化。
江南地区的开发早在春秋时期就开始了。春秋末期，吴越争霸，两国对当地经济发展、文化交流起到促进作用。此后，中国的历代统一政权都为当地的平稳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另外，每次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和封建政权的内部动荡，都造成中原百姓的大量南迁，都为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带来了大量劳动力和先进技术。这就使得南方经济日益发展壮大。如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乱。都促成了江南华南地方的大发展。再加上北方自然环境之过度破坏，也客观上迫使人们把开发的焦点由中原逐渐转向南方。这样，多种因素促成下，中国经济重心终于在南宋初年正式南移，南方成为了经济中心。而且是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中心。此外运河运输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要通过运河向北面运输粮食和商品。
江南的地理位置，江南是指地理区域，顾名思义，意为长江之南，在人文地理概念里特指长江中下游以南。先秦时期，江南属汉地九州，江南以才子佳人、富庶水乡、繁荣发达等著称。江南是一个人杰地灵、山清水秀的地方，从古至今“江南”一直是个不断变化、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但始终代表着美丽富饶的水乡景象;至今也是自然条件优越，物产资源丰富、商品生产发达、工业物链齐全，是中国综合水平最高的发达地区。
在不同历史时期，江南的文学意象不尽相同。江南最早出现在先秦两汉时期。在东周澃时期是以吴国、越国等诸侯国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即今上海、浙江、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和北部等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摘自央视纪录片《何处是江南》)。在《史记•秦本纪》中记载江南，指的是现今湖南省和湖北南部、江西部分地区。
现代认知上的“江南”其实是唐宋人的认知，一般指的是吴语(俗称“江南话”)区，但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江南的地理区域一直在不停的变化。
“江南”是一个历史地理的概念，，它是一个变化的地理概念，起码一开始和今人认知里的长三角。战国以前，“江”甚至不是长江的专称。
“吴王起师，军于江北，越王军于江南。”(《国语•吴语》) 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从未以长江为界，两军对峙之“江”，自然不是长江。《国语》韦昭注：“松江也。”在今天浙江嘉兴附近。
1、吴越争霸
在秦汉之际，江南更多地是指长江中游的南部，为诸侯国楚国故土，主要是湖北和湖南。“春，王正月，许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郑伯，复田江南，许男与焉。”(《左传》昭公四年)昭公四年，楚子、郑伯田猎的“江南”，据我国历史地理学创始人谭其骧考证，在当时郢都附近为今长江南岸的松滋、公安一带。屈原《九章》中有诗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这个江南也是荆楚江湘之地。秦汉时，个别文献也会把长江中下游以南之地都算作江南，如《史记•始皇本纪》：“王翦遂定荆、江南地, 降越君，置会稽郡。”
2、战国末期楚国、越国
不过，相对于长江中游的江南而言, 秦汉时人指称下游的江南地区用得最多的还是“江东”。长江在自九江往南京一段为西南往东北走向，于是将大江以东的地区称为“江东”。最早出现“江东”一词的是《战国策•楚策》，“且王尝用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楚南察濑胡而野江东。计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乱而楚治也。”(《楚一》)“园女弟承间说春申君曰: ……君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 (《楚四》) 句章是宁波的古县名;春申君封地在吴，位于今天的苏州一带。在秦汉之时，相对江南而言，今江南地更多地被称作“江东”。
3、秦江东诸郡
古江东最为有名的典故当来自西楚霸王项羽。吴越唐宋以来给人的印象是阴柔风，上古却是尚武地区，项羽带着八千江东子弟横扫秦军，在巨鹿之战威震天下。《史记•项羽本纪》提到了“江东子弟”“江东父老”等典故，“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渡江而西”，它是指与“江东”相对的是“江西”，这个“江西”当然不是现在的江西省。它是指长江以北的安徽、江苏，即今人所称的“江北”。“江东”“江西”的概念一直沿用到东汉和三国，孙策托孤张昭就提到“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三国志•张昭传》)虽然孙策是吴郡富春(今杭州市富阳区)人，但是他们家是从江北打过来的，江东大族并不全服他们，才有“西归”的想法。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但是江东极早就被孙策、孙权控制，孙吴政权长期保持了地区的稳定发展。280年西晋攻吴，东吴投降，又从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战争的损害。从此，经济逐步发展，为东晋和南朝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古人地理左东右西，东晋、南朝之时，又常称江东为“江左”。东晋、南朝偏安于江左，故而常把江左当成它们的代词。热门电视剧《琅琊榜》背景为萧梁时期，于是主人公梅长苏就有了符合时代特色的外号——“江左梅郎”。
东晋以后，“江左”最为重要的地理范围，又出现了“三吴”这一名词，它的说法有很多种。最早应该也是最正确的说法，来自南北朝时期的《水经注•渐江注》(“渐”通“浙”)，“汉高帝十二年，一吴也，后分为三，世号三吴，吴兴、吴郡、会稽其一焉。”“一吴”即秦朝就设立的会稽郡，郡因今绍兴市南部的会稽山得名。由于郡治在吴县(今苏州城区)，汉初别称又叫“吴郡”，如“春正月丙午，韩王信等奏请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汉书•高帝纪》)从此，“吴”“会”关系如同春秋的“吴”“越”一样，为可同义替换的地理名词，如《滕王阁序》“目吴会于云间”。
4、西汉会稽郡(吴郡)
东汉永建四年(129年)，分会稽郡浙江以西置吴郡，治所在吴县;会稽郡治所移至山阴县(今绍兴城区)。东吴宝鼎元年(266年)，分吴郡之阳羡、永安、余杭、临水，丹杨郡之故鄣、安吉、原乡、于潜、乌程九县置吴兴郡，治乌程县(今湖州城区)。随着江南地区的开发，郡也越来越多，此时的会稽郡辖地也大为缩小，基本只剩宁绍平原一带。可见，东吴以来的“三吴”基本为后世江南的核心区域，即地理上的太湖平原、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
5、东汉会稽郡、吴郡
6、西晋会稽郡、吴郡、吴兴郡
7、唐宋：独占江南美名的两浙
明确的“江南”概念是从唐代“江南道”开始。贞观元年(627年)二月，唐太宗按照天下山川形势，分为十个“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故每道各辖若干州。江南道范围极广，治所在苏州，辖境包含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及江苏、安徽、湖北、贵州长江以南之地。之后江东、江左等词汇也逐渐不再为人所使用，取而代之的是范围更大的江南。
唐太宗的道实在是太大，于是他的曾孙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在贞观十道的基础上，重新将全国进一步拆分为两直属区京畿、都畿及十三道。江南道被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之势已成，开元十五道名存实亡。肃宗乾元元年(758年), 江南东道又析为浙西、浙东(浙东与浙西时有分合，合称两浙)、宣款、福建四道。虽然“浙”和“浙江”作为政区名很晚出现，但在民间很早就作为地名使用了。东吴、西晋时期的名将周处，为义兴阳羡(今江苏宜兴)人，他的《风土记》记载了家乡的风俗：“浙江风俗言春序正中，百花竞放，乃游赏之时，花朝月夕，世所常言。”这里的浙江显然等同于后来的两浙。江南西道亦被一分为二，即湖南道、江南西道(简称江西道), 成为湖南、江西两省名称的起源。
上述诸道，只有江南西道还保留“江南”之名;但中唐以来，“江南”美名却逐渐被两浙所独占。文人墨客诗词中的“江南”基本上指的是两浙。“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江南忆，其次忆吴宫”，这是白居易回忆浙西苏杭二州任职时的诗词。北宋词人王观在越州(绍兴)送别回家乡明州(宁波)的好友鲍浩然，写了首至今流传在语文教科书上的名词《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指的是浙东明州的春景。这说明，在外人(王观是淮东泰州如皋人)眼中，“江南”已经是两浙的同义词了。而江南西道的后身江南西路和宣款道的后身江南东路，就没有这个待遇了。
8、北宋两浙路
古代的美名，往往是经济带来的，经济发达，才有话语权。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说：“苏州唐以前不盛。”此语正面理解是：在唐代以前，以苏州为中心的两浙并不比全国的其他地区更发达更富庶，而从另一角度理解，即为自唐代开始，两浙则成为了中国最为经济繁荣发达的地区。盛唐以来，北方战乱严重，而两浙地区没怎么受到战争的影响;后来的吴越国还坚守保境安民的国策，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杭州的发展就符合这一历史的进程，作为江南经济发展的典型，它从浙西和浙东的交界小州，一跃成为东南第一州。柳永为其写出了“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的豪言。南宋陆游说：“朝廷在故都(开封)时，实仰东南财赋。”这说明北宋的税收已经主要依靠东南地区，全国经济中心转移到了江南。“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也从南宋时期开始流传。从此，两浙地区有了“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的美名。
两浙这一地名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吴”“浙”与“三吴”“两浙”也成了同义名词。康熙三年(1664年)，清廷在乌镇官人桥西设立的“督捕同知署”，又称“江浙分府(署)”，衙门两侧楹联即为“屏藩两浙，控制三吴”。“吴浙”这一名词也不能好事占尽，设立江浙分府的目的就是为了抓捕太湖流域的湖匪，当时“每聚至千人，劫掠于吴，而逃庇于浙”，这便是“吴盗浙窝”典故的由来。
唐宋两浙政区对方言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方言是语言发展在地域上的反映，它的分布，也大致可以看出旧政区的边界。除镇江因扬州移民演变成江淮方言外，两浙的方言基本为统一的“吴越语”，简称“吴语”(徽语往往被当成吴语的次方言，是否为独立片区，学界至今无定论)。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朝设立江浙行省，辖区大致是南宋的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江南东路和福建路。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以南京应天府和老家凤阳府为核心，打造了一个州府直接向中书省负责的政区(后因胡惟庸案废置中书省，改为直属六部)——京师，俗称“直隶”。这个政区囊括了宋代的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江南东路、两浙西路，跨越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水系，横跨江浙、江淮、中原三个方言区，是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的前身。后来，朱元璋自己也觉得京师着实大得离谱，浙江又小得可怜，洪武十四年(1381年)又将浙西的湖州、嘉兴两府还属浙江省。但这么一来，他把传统政区给搞坏了，原属于浙西的润州、常州、苏州等地从此彻底脱离了浙江。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燕京，改京师为南京，相应地，俗称由“直隶”变成了“南直隶”。
9、明南京(南直隶)、浙江
南直隶的设立，使原本比较清晰的江南概念又糊涂了起来。《明英宗实录》正统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载：“巡按浙江监察御史俞本奏：江南、浙西带地广民稠，税粮浩繁， 国用所资……是以永乐中特命大臣于苏、松、嘉、湖、杭、常六府治水劝农，催督粮税。近年亦命侍郎巡抚：苏、松、常则周忱，嘉、湖、杭则王瀹。二人各守方， 民情不能相通，水利不能兼济。”这里的江南仅指苏、松、常三府，杭、嘉、湖则属浙西。江南和浙西变成了对立的关系。明朝对“江南”概念的混乱远不止于此。明末长洲县人卢泾才《上史大司马东南权议四策》提出：“联苏、松、常、镇并浙之嘉、湖、杭、严八府，属一督抚，以保江南腹心……然其腹心，则在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之地。”这里，浙西又成了江南。福建长乐人谢肇淛所认为江南则是这样的：“今之巫觋，江南为盛，而江南又闽、广为甚。”转了一圈，“江南”概念比先秦还南了。
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平定江南诏》载：“江南要地如广德、衢州、赣州、九江等处，或控引上流，或扼处形胜，应设镇守官员及水陆兵马。”这里的江南至少包括长江以南的南直隶、浙江、江西等明朝省级政区。不过，江南概念的混乱日子也在当月到头了。是月，清廷改明南京为江南省，设江南省承宣布政使司，驻地为由应天府改名的江宁府。由于以“江南”为名的省级政区的出现，清人更多从政区名角度来理解“江南”的范围。
这个滑稽的江南省八成以上领地在长江以北，出现了“江南扬州”“江南徐州”等莫名其妙的政区名词。既然江南省的很大一部分在黄河以北，叫“河北”不也一样?荒唐故事还没完。1649年，清廷设立两江总督，总管江南和江西两省的军民政务。江西得名来源于“江南西”道，如今却和“江南”成了并列关系。
10、清两江总督辖区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安徽布政使从江宁府迁往安庆府。巡抚也逐步取代了布政使成为一省之长，江苏、安徽实质上实现分省。但在官方书面文件上，江南才是正式的政区名，江宁布政使司和江苏布政使司的全名，分别为“江南江淮扬徐海通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和“江南苏松常镇太等处承宣布政使司”。
江南省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主要职官分布图
江苏泰兴一块清嘉庆八年的石碑仍有“江南扬州府泰州”字样
咸丰四年正面盖“江南江淮扬徐海通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之印”的户部拾两官票
由于江南省督抚分治，江苏巡抚和江苏布政使驻苏州府，称苏州府为“江苏省城”或“苏州省城”;两江总督和江苏布政使驻江宁府，称江宁府为“江南省城”或“江宁省城”。但是，从地图上看，这个“江南省城”管的地域基本在长江以北，真可谓名不副实。
“江南”省名甚至一直使用到北洋政府时期，当时成书的《清史稿•李卫传》载：“李卫，字又玠，江南铜山人。”这个“江南”铜山人还把《李卫当官》的编剧给坑了。剧中一众贪官要把冒充钦差的小伙子李卫给找出来，这小伙的特征是“江南口音”。清代，铜山县属黄河以北的徐州府，那里分明是中原官话区。
江苏方言图 黄色中原官话，绿色江淮官话，粉色吴语
近代开埠以来，上海逐步发展成了江南第一大城市。伴随着城市的扩大，临近地区大量移民涌入上海。民间常用方言来区别移民族群，浙东的宁绍和苏南的苏常被称作“江南人”，方言为“江南话”;与此相对的，扬州为代表的淮语区移民被称作“江北人”，方言为“江北话”。
民间层面上，江南的概念又基本等同于唐宋时期的两浙了。吴语又有了“江南话”的俗称。作为吴语区最大的城市，上海的文化影响力也不断扩大，从上世纪30年代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开始，“江南话”有时又特指上海话。
所以，现在的江南地区它是长三角地区，而古代的江南一直在变化，如在秦朝指的是湖南省和湖北南部、江西部分地区，但那时的江南并不知名，直到唐代才慢慢兴盛起来，唐代的江南指更多的是两浙地区，是我们现代认识当中的江南，也是诗词当中的江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