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条古道建成使中原王朝放弃对越统治

近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下辖网站发布卫星图像，称越南正推进在南海的南沙群岛非法填海造岛。据报道，越南对实际控制的10个岛礁进行了非法填埋，填埋面积超过0.48平方千米(约48公顷)。实际上，越南觊觎的是整个西沙和南沙群岛，甚至提出了所谓“历史证据”…… 公元前111年，汉军三路起兵，灭亡在秦末战乱中割据岭南的南越，然而被纳入汉朝统治之初的交趾(今越南北部)并不是蛮荒之地。南越国的首都在番禺(今广州)，汉代统治开始后，整个岭南的经济和政治重心移向更南方的交趾。当时交趾三郡的人口之多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按照《汉书》的记载，在公元前2世纪，交趾的户数(9.2万户)是广州所在南海郡的4倍，甚至位于今天越南中北部的九真郡的人口(3.6万户)也大约为广州的两倍——实际上，当时的交趾人口密度是广东的9.6倍，比成都还要密集! 支撑这一繁荣景象的基石，一是红河三角洲的富庶稻米产区，交趾是水稻的最早培植地区之一，很早就掌握了双季稻的种植技术，东汉杨孚的《异物志》就记载有“交趾稻，夏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收获颇丰。另一个原因则是繁忙的对外贸易。“交趾在东汉时为南方对外通商一大口岸，其地位与敦煌相等，不过一在陆路，一在海路而已”。东汉的衰落和对西北陆上丝绸之路控制的丧失使得南海贸易对中国变得非常关键，天竺国就因此改走东南亚沿海到达交趾的海路，“至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四年(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不仅南海、东亚诸国来华朝贡经商需途经交趾停泊、上岸;汉商也多由交趾出海采购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带去交易的是中国盛产的黄金和丝织品，故常有中外商贾云集交趾，“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正因如此，三国时期控制交州(辖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的东吴仰仗这里的海外贸易之利，“以益中国”。当晋朝从蜀地出兵夺取交趾之后，东吴朝野立时惊呼，“交趾沦没”，“乃国朝之厄会”，不惜动用十万大军劳师远征也要夺回这个海外贸易港口，而东吴的总兵力不过只有23万人而已。交趾的繁荣一直持续到隋代。直到8世纪以后，安南(唐代改交州为安南都护府)这个商业中心开始走向衰落。728年，贯通南岭的大庾岭通道开通，使得广东和内陆的联系较通过灵渠水路连接中原的交趾更为便利，这意味着来自中国腹地更为丰富的商品聚集于广州而非安南;而造船技术的进步也使得中国海船可以撇开北部湾直趋南海各地。这样，交趾的海上交通中转地位也被广州取代。等到了9世纪后期，南诏两次出兵侵占交州，战乱所及，“交趾湮没十年……人不聊生”;交州在海外贸易上的鼎盛时期遂一去而不复返了。这也可以从今天对河内地区“汉墓”的考古发掘中略见一斑——公元1-6世纪的墓葬庞大并装饰有绚丽的砖;唐代时期其大小和装饰日益相形失色;而唐朝末年的墓葬更显小气，不足为观。公元十世纪之后，交州建立起自主的封建王朝(大瞿越国/大越)。历代封建王朝长期自我封闭，除维持与中国的宗藩关系，不断派出使节朝贡外，很少主动与海外接触。而当时地处“大越国”以南的占城则凭借活跃的海上贸易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印度等国商品交换的中转站。黎崱在《安南志略》中就说，“占城国，立国于海滨。中国商舟泛海往来外藩者，皆聚于此，以积新水，为南方第一码头”。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大越国侵略占城的也不乏经济上的原因。“对占城进行征伐的背后，存在着一场争夺南中国海支配权的斗争……占城所处的地理位置会阻断升龙政权到达南洋市场的通道”。至1693年，命运多舛的占城历史终于以被北方强邻鲸吞告终。继承了占城旧壤的阮主政权(中国和日本称之为“广南国”)意识到，广南背山临海、地瘠民贫，无法与敌对的郑氏政权占有的红河三角洲相媲美，故而海外贸易是“当地经济生死存亡的决定因素”。时值日本德川幕府实施朱印船贸易制度，却囿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恶劣影响无法与明朝实行通商(明朝严禁通“倭”)。地处中南半岛的广南毗邻中国，无疑具有先天的地理优势，阮主为了增加税收、增强国力，以各种名义向日本示好，“(广南政权建立者)阮潢与(日本江户幕府建立者)德川家康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双方一拍即合，贸易关系日渐密切，广南地区随之成为重要的“朱印船”贸易地。所谓“朱印船”实际上就是变相的中日贸易，到东南亚贸易的目的之一就是与这里的中国商船进行贸易，购买中国的生丝。1639年，幕府实行全面海禁，废止了“朱印船”，但荷兰商人仍然延续了这条中国-广南-日本贸易路线。每年，来自宁波的船只在宪庯用书籍(这一时期书籍是免税的)交换黄丝，然后前往长崎换取铜和白银，返回中国后就开始储备货物为次年前往宪庯作准备，由此开始新一轮的三角贸易，如此周而复始。公元1802年，阮主的后裔阮福映平定西山起义(1771-1802年)，统一越南，建立阮朝，一度继续沿袭了阮主时期的传统，允许西方商人在岘港通商;当局也经常派人向来商洋船采买货物，进行合法贸易，甚至曾经搭乘洋船前往大西洋(指西欧)，“像悉殊方风物”，并因便“采买货项一二以进。” 从贸易货物的种类来看，越南主要是出口沙糖等土特产，而进口西洋火药、鸟枪、纸墨、白布、医药等。但是，具有浓厚“华夷”观念的阮朝统治者只把允许外国通商当作“怀柔远人”、布施朝廷德威的手段，缺少经济目的。作为阮朝极盛时期的明命帝(1820-1841年在位)甚至有“若以利言，则国家所乏非财，又何必远求为哉”的说法，与乾隆拒绝马嘎尔尼通商的说辞何其相近!而“我越下海通蕃之禁特严”，禁止下海贸易的手段也同闭关锁国的清廷如出一辙。结果，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越南人根本不是善于航海和从事海外贸易的民族。19世纪前期克劳佛(JohnCrawfurd)曾说：“安南的对外贸易，全由中国人完成。他们包括商人、水手和航海家。安南本地人很少冒险越出海岸。”就连当代越南史学家陶维英也感叹，越南船只小，不能远离海岸，“最大胆的航海者也只是在中部、南部和北部的范围内，从此一地到彼一地罢了”。甚至曾航行至东南亚的下洲(意为下方之地，泛指槟榔屿、巴达维亚、马六甲海峡等地区)、吕宋(今菲律宾)、渤泥(文莱)等地的阮朝官船(仿照当时西方帆船，“式与英夷同”)，也只是沿越南和今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近海岸，在较浅水域活动，其航线与海岸的距离一般不超过20-30海里。既无从达到远离海岸数百海里外的南沙群岛，更无在西航活动中出现对其的记载。这一时期，越南的船只仍然“多循海岸进行”，越南人“不懂航海技术，不知使用罗盘，出海从未敢越出人眼直接能望到海岸或山峰的范围之外的海域”。他们的船只，“抗风浪能力差，船板和构件常常不是以钉或榫相连接，而只是捆束在一起，每年要再捆绑一次”，这种以人力划桨的小船，既无炊具，又无较大的贮存淡水的设备，只有一只水缸供存储饮水之用，以至“多人饮食，无所从出”，航行不太久就要找个地方补充淡水。十八世纪时期，越南人黎贵敦在《抚边杂录》记载，“广义平山县安永社居近海，海外之东北有岛屿焉……岛之中有黄沙渚，长约三十余里……前阮氏置黄沙队七十卒，……资六月粮，驾私小钓船五只，出洋三日三夜，始至此岛居驻……捕鱼鸟为食。”关于这个“黄沙渚”，清代的《越南地舆图说》卷首的“越南全图”就把所谓“黄沙渚”绘在广义省平山附近新州港的外面——当时越南船只的能力，也只能到达这样的近海岛屿。谁知日后越南当局居然指鹿为马地将这个“黄沙渚”指为中国的西沙群岛，还以一张来历不明(阮朝的官方史书《大南实录》从未提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现世的所谓十九世纪越南封建王朝时代的古地图《大南一统全图》为依据，声言中国的南沙群岛与西沙群岛“自古就是越南的领土”。可笑的是，在这张对中南半岛海岸线与中国海南岛的形状、大小、位置都描绘得相当精确的古地图上，“黄沙”与“长沙”作为距离越南中部海岸不远的近海沙洲，却被认作距离越南海岸线有300-400公里之遥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甚至连南越西贡伪政权在其“白皮书”里也被迫承认这两个群岛“没有画在正确的位置上”)。而对于这个不合常理的地方，更是早已有论者辛辣地指出，以这样的逻辑，只要越南人愿意，甚至可以把图上的“黄沙”解释成2000公里外的爪哇岛。尽管所谓历史证据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越南仍然顽固坚持其侵略立场。在今天的越南官方地图上，南沙群岛被作为“长沙岛县”划入了越南庆和省(省会芽庄)，而西沙群岛也被作为“黄沙岛县”划入了岘港直辖市，而越南在占据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基础上划出的所谓经济专属区，更是将中国南海占去了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