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古兰经》手抄本现身东乡或为世界最老

　　12月上旬，在我省东乡族自治县哈穆则岭拱北发现了一部极其珍贵的约千年以前的《古兰经》手抄本。近日，由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邀请7名国内外知名学者对该手抄本进行初步鉴定，定级为国家一级文物，可能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古老的《古兰经》手抄本之一。

　　这部手抄本《古兰经》所采用的封面风格、彩绘艺术、书法字体及纸张均起始于公元8-9世纪，综合该手抄本的书法字体、纸张、彩绘、传承信息、成书及修补的时间差等，专家判断其抄写年代上限为公元9世纪，下限为公元11世纪，有1000年左右的历史，有可能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古老的《古兰经》手抄本之一。

　　哈穆则岭拱北《古兰经》手抄本现保存于东乡县坪庄乡哈穆则岭拱北。该拱北始建于1425年，陵墓主人为元朝至元六年(1340年)来中国传教的阿拉伯穆斯林学者哈穆则。据现在保管者马清芳阿訇介绍，经书溯源有序，口耳相传，代有承传，是由哈穆则从撒马尔罕长途跋涉来中国西域传教时带来的，东乡族祖祖辈辈把这部《古兰经》手抄本看作他们的民族之魂和传世瑰宝。此说在东乡县县志和有关东乡族历史文化史料中亦有佐证。

　　参加鉴定的专家认为该经书篇幅之长，规格之大，是国内《古兰经》手抄本中非常罕见的珍品，是我省东乡族迁徙史的历史实物见证，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它对研究东乡族族源历史及我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报告初步认定东乡族自治县哈穆则岭拱北所珍藏的《古兰经》为国家一级文物，“该经书篇幅之长，规格之大，是国内一卷本《古兰经》手抄本中非常罕见的珍品，是我省东乡族迁徙史的历史实物见证，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属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和重要的纸质文物，对研究东乡族族源历史、我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本大书悄然静寂展开

　　12月9日，记者与甘肃省民委古籍办、兰州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虎隆及西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专业张志忠教授同行，去东乡族自治县哈穆则岭拱北，一睹哈穆则岭拱北《古兰经》手抄本。

　　汽车出东乡县城，向南沿白三公路(锁南白家岭至广河三甲集)行约8公里，就可以看到公路右侧山丘上有一座古色古香的拱北院落，绿色琉璃瓦金顶(墓亭)、牌坊门、砖雕照壁映入眼帘，这就是谈及东乡族起源必须提及的东乡族最古老的宗教名胜——哈穆则岭拱北。

　　哈穆则岭拱北的马清芳阿訇打开保险柜，戴上白手套小心翼翼地从层层丝绸包裹中，捧出了这本珍贵的《古兰经》手抄本。

　　一本大书悄然静寂地在墨绿色的绒布上展开，散发着神秘古老的意味。

　　两位教授悉心辨析着经书上每一页的字符、图案，不时念诵着其中的阿拉伯语单词和句子，与马清芳阿訇交流。

　　之前，虎隆与哈穆则岭拱北《古兰经》手抄本已有多次接触，他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回族古籍和伊斯兰手抄本调查、编目和研究的经历以及伊斯兰手稿学和国际上通行的鉴定阿拉伯文《古兰经》手抄本抄写年代、纸张种类、书法类别、彩绘艺术特色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方法，经过一页一页地查看实物，并通过手抄本牛皮压花封面、书法字体、纸张、彩绘、文本装订、历史渊源和破损修缮情况等七个方面的综合分析，对该手抄本的历史特征和产生年代做出了简洁而精确的描述：

　　“阿拉伯文《古兰经》手抄本，一卷本，牛皮压花封面，封面长39厘米，宽34厘米，厚9厘米，上有对称的压花花卉和圆形图案，中间7个圆形图案均以《古兰经》 ‘只有纯洁者才能抚摸《古兰经》’(56:79)的经文点缀，压花图案为典型阿拉伯——伊斯兰风格。封里粗织蓝布。经书内页长38厘米，宽33厘米，共536页，每页11行，线装，无页码，有彩绘，无抄写者、彩绘者和装订者的印章，有照字(阿拉伯语或波斯语手抄本标示相邻页码的一种方法，即每一对页的右页左下端书写左页第一行的第一个词汇)，二夹撒马尔罕纸，保存基本完好。书写所用颜料为黑色墨汁，字体为阿拉伯文书法三一体(苏勒斯·穆罕格格体)，字迹清楚，笔墨流畅。彩绘颜料主要以纯金和青金石等矿物质颜料为主。在经书末页有掺杂着数句波斯语的阿拉伯语题记，颂扬经书的尊贵和记载末叶题记的书写者是奥斯曼。部分经页有裱糊或补抄。由于年代久远和长期翻阅，牛皮压花封面部分图案已漫漶不清，经书边缘有磨损破裂或缺失，并曾用比原纸质地更好、更薄的撒马尔罕纸进行了修补和加固，据此可以推断该经书在传教者哈穆则1340年带来中国之前，已经进行过修补，根据经书用纸磨损情况分析，其成书时间应在修补前300年左右，即距今约1000年”。

　　《古兰经》手抄本中极罕见的珍品

　　2010年12月6日，对于东乡县的父老乡亲，对于拥有它的哈穆则岭拱北来说是一件大事。当天由警车开道，公安局长亲自带队，将手抄本送往省城兰州请文物专家鉴定。

　　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委员王辉(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李天铭(省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博士)，加上特约的专家虎隆(甘肃省民委古籍办、兰州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伊斯兰手抄本协会会员)、冈兴造(日本国宝修理装潢师联盟理事长、日本著名纸张专家)、增田胜彦(日本昭和女子大学教授)、汤山贤一(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馆长)、有吉正明(日本高知县立纸产业技术中心研究员、纸张分析专家)、邱锦仙(英国大英博物馆修复部装裱师)、顾祥妹(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东亚绘画研究员)、陈刚(复旦大学副教授、东京大学纸张专业博士)等国内外纸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手抄本研究专家共同对哈穆则岭拱北《古兰经》手抄本做出了初步鉴定。

　　专家对实物进行查看和分析，认为哈穆则岭拱北《古兰经》手抄本所用纸张表面均经过打磨，比较光滑美观。经过现场取样、初步显微分析，初步判断它的纸张纤维属麻类纤维，纹路较粗，纤维粗长，纸张的质量较高，同西方纸张相比较具有比较靠近东方纸张类型的特点。

　　与会专家认为，哈穆则岭拱北珍藏《古兰经》经书所采用的封面风格、彩绘艺术、书法字体及用纸均盛于或起始于公元9世纪前后，综合该经书的传承信息、成书及修补的时间差等，初步判断其年代上限为公元9世纪，下限为公元11世纪，有可能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古老的《古兰经》手抄本之一。

　　之前国内媒体广泛报道，在国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古兰经》手抄本，现珍藏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撒拉族民俗馆，根据当时鉴定委员会专家之一，来自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的著名阿拉伯文书法家陈景惠教授根据它的字体推断，成书年代可能为公元10世纪左右。

　　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报告初步认定，哈穆则岭拱北珍藏《古兰经》为国家一级文物，“该经书篇幅之长，规格之大，是国内一卷本《古兰经》手抄本中非常罕见的珍品，是我省东乡族迁徙史的历史实物见证，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属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和重要的纸质文物，对研究东乡族族源历史、我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虎隆和张志忠讲，他们仔细比对了东乡哈穆则岭拱北《古兰经》手抄本与循化《古兰经》手抄本的字体，两者都是“三一体”，但前者的字体更规范遒劲，圆通秀丽，刚柔兼并，显然出自一位书法大家，他们还说，东西方阿拉伯书法艺术的研究者一致认为“苏勒斯·穆罕格格”体是10世纪阿拉伯书法艺术大师伊本·班瓦卜(?—1023)创造的，伊本·班瓦卜一生共抄写了64部《古兰经》，现仅存1部，收藏在都柏林切斯特贝蒂图书馆。他们又将下载的切斯特贝蒂图书馆收藏的伊本·班瓦卜真迹《古兰经》第17章(夜行章)最后五节与哈穆则拱北《古兰经》手抄本中的相同原文，从书法艺术方面进行了一个个字母、一个个单词的字体和章法结构对比分析，惊奇地发现，一是哈穆则岭拱北《古兰经》手抄本大概也成书于伊本·班瓦卜的时代，二是尽管二者字体不同，一个是誊抄体(奈斯赫体)，另外一个是“苏勒斯·穆罕格格”体，但字体的神韵、章法基本一致，且伊本·班瓦卜当时最擅长这两种字体，因此他们推断哈穆则岭拱北《古兰经》手抄本很有可能出自伊本·班瓦卜之手。如果此推断成立，此手抄本当为世界级瑰宝。

　　东乡族人民的“灵魂之书”

　　这本珍贵的手抄本存世，还得感谢来中国传教的穆斯林学者哈穆则。

　　据马清芳介绍，这本手抄本是东乡族的学者哈穆则巴巴，从遥远的中亚撒玛尔罕(该城是丝绸之路上的名城，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其古城整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长途跋涉来到东乡境内时随身携带的。

　　哈穆则，出生于1310年，阿拉伯人，后迁居中亚。1340年，受元朝穆斯林群众的邀请，来到中国传播伊斯兰教义，哈穆则将目的地选在东乡。哈穆则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对伊斯兰教造诣颇深，有学识，待人热情，又乐于助人，受到东乡人民的广泛爱戴。他在东乡坪庄的韩则岭教满拉(经堂学校学生)，领礼拜，并把原在东沟的清真寺搬到龙家山梁上，进行扩建，取名为大礼拜寺，这是临夏最早的清真寺。

　　哈穆则还成立了“哈得司”，并依据《古兰经》处理百姓与百姓、村庄与村庄之间的各种纠纷，被群众尊称为“哈得大师”。

　　明建文二年(1400年)，哈穆则去世，享年90岁，后人们将他安葬在龙家山。东乡族人民为了纪念他，将龙家山改名为“哈穆则岭”(即韩则岭)，1425年在这处山岭上修建了拱北。至今在拱北中存有记载哈穆则老人的纪念碑文。哈穆则老人走了，这本《古兰经》手抄本却一直在拱北中保存下来。

　　现在，为了尽可能地保护好它，马清芳只是在每年斋月取出诵读一遍，平时秘不示人。

　　马清芳说曾有来自中东的客人专程瞻仰此书，欲以重金收购，但马清芳婉言谢绝，按他的话说：“它是东乡族人民的‘灵魂之书’，给多少钱也不能卖。”

　　怛逻斯战役与撒马尔罕纸

　　解读哈穆则岭拱北《古兰经》手抄本，撒马尔罕无疑是一个关键词，哈穆则老人来自丝路名城撒马尔罕，手抄本它是用一种“撒马尔罕纸”来书写的。这种纸张的产生与唐朝和大食在中亚的角逐有关。

　　大食是唐朝对阿拉伯帝国的称谓。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大食帝国征服了萨珊王朝(今伊朗)，此后，随着大食势力继续东进，整个帕米儿高原基本成为大食的势力范围。唐与大食的接触日益频繁。

　　怛逻斯战役的起因是西域藩国石国“无蕃臣礼”，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领兵征讨，石国请求投降，高仙芝假意允诺和好却贪图战功，撕毁协议，攻占了石国。国王被杀，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遂向大食(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中国史书称之为“黑衣大食”)求救。

　　听闻大食援军计划袭击西域四镇的传言，高仙芝决意先发制人，主动进攻大食。当时唐朝在西域有很强的影响力，当地葛逻禄及拔汗那国的万余士卒加盟大唐的军队，共同组成了三万多人的联军。高仙芝率领大唐联军长途奔袭，深入七百余里，最后在怛逻斯河岸与大食军队遭遇。751年，唐朝和大食的正面碰撞——怛逻斯战役开始了。

　　在怛逻斯战役中双方相互厮杀了整整五天。其间葛逻禄部见势不妙，阵前倒戈，高仙芝受到大食与葛逻禄部两面夹击溃不成军，遂率残兵还至安西。此役以大食军完胜奔袭问罪的大唐联军为结局，唐三万余士卒近乎全军覆没，只有少数人逃脱。

　　怛逻斯战役四年之后，“安史之乱”暴发，唐朝元气大伤，告别了鼎盛的黄金时代。颇具戏剧意味的是，唐朝在平定“安史之乱”时，还请当年怛逻斯战役的对手——大食的军队来到中国帮助平乱。这些军士立下赫赫战功，获得唐肃宗嘉奖。

　　怛逻斯战役烽烟散尽后，来自中国的造纸术向世界范围传播。

　　大食军队所俘获的唐朝士卒中有各种技工，包括造纸工匠，他们被押往撒马尔罕建立造纸作坊。在许多中世纪阿拉伯旅行家的游记中，都有关于撒马尔罕出产优质纸品的记录，撒马尔罕纸成为当地重要的出口商品。造纸术随即迅速传到伊拉克、叙利亚、埃及、摩洛哥、西班牙和意大利、法国及北欧、美洲大陆和澳洲等地。

　　由此可见，哈穆则岭拱北《古兰经》手抄本，不仅仅是东乡族人民的传世之宝、是祖国古籍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交融碰撞的历史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