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诗人/西川
唐诗的读法（4—5）
文/西川
4
唐人的写作现场。诗人之间的关系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一部薄薄的剧本，名为《望乡诗——阿倍仲麻吕与唐代诗人》，作者为日本人依田义贤，译者的名字忘记了。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国门也刚打开不久，中日友好是一个新鲜话题。借这一契机，日本遣唐留学生、后来成为唐朝高官的阿倍仲麻吕，在去世近一千二百年后忽然起死回生。我当时不是在上初三就是在上高一，在书店里买到这本《望乡诗》，同时也记住了李白一首不太有名的诗《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前面已经提到，“晁衡”是阿倍仲麻吕入唐后所取汉人名字。他在开元五年（717）十九岁时到达长安，入国子监学习，后来进士及第，到肃宗朝官至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安南节度使。七十二岁逝于长安，被代宗皇帝追赠从二品潞州大都督。在长安，阿倍仲麻吕与王维、储光羲、李白、赵晔等都有交往。天宝十一年末（752），已入唐三十七年的阿倍仲麻吕获准随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归国。玄宗皇帝特任命他为唐朝赴日本使节。诗人们则写诗为他送别。阿倍仲麻吕答以《衔命还国作》一诗，诗写得一般般：
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
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
伏奏违金阙，骖去玉津。
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
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
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不料翌年传来阿倍仲麻吕遇海难的消息。李白遂写下《哭晁卿衡》诗。但阿倍仲麻吕在经历了海上风暴、沉船、安南海盗、同伴几乎全部遇难的情况下，居然幸存下来，于天宝十四年（755）六月，辗转回到长安。然而不待他喘息平定，十一月安禄山反，玄宗幸蜀，阿倍仲麻吕随驾。这也就是说，他亲历了马嵬坡六军不发、杨贵妃香消玉殒的历史时刻。肃宗至德二年（757）阿倍仲麻吕随驾玄宗归返长安时年已六十有一。
《望乡诗》本是阿倍仲麻吕海难后归返长安时读到李白《哭晁卿衡》后写下的一首诗的题目。依田义贤以之作为剧本的名字。依田义贤设计了一个长安诗人们为阿倍仲麻吕送别的聚会场景，长安城里的名流们都到场了。王维和李白都在，而且你一言我一语。很美好。不过，这却是虚构的。作者大概并不了解，在长安，李白和王维的关系相当微妙。现在我们打开电脑浏览新闻网页，会不时发现这个明星“手撕”那个明星，李白和王维虽不曾手撕过对方，但翻开他们的诗集，我们找不到这二人交集的痕迹。不错，阿倍仲麻吕既是王维的朋友也是李白的朋友；不错，孟浩然与王维、李白两人都有交往；不错，王维和李白都想赢得玄宗皇帝的妹妹玉真公主的好感（这种竞争真是很大的麻烦），但王、李之间似乎没有往来。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安史之乱前，唐朝宫廷的诗歌趣味把握在王维手里。而李白是外来人，野小子。就像17世纪受古典主义剧作家高乃依、莫里哀、布瓦洛等人影响，法王路易十四的宫廷不接受“野蛮的”莎士比亚一样，大唐长安的主流诗歌趣味和宫廷诗歌趣味肯定对李白有所芥蒂；这时的王维一定不喜欢李白。两个人甚至有可能相互厌烦，瞧不上。所以李白虽然得意，在贺知章的推举和玉真公主的引荐下见到了皇帝和杨贵妃，可是他自己在诗里说：“时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另外，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结尾处的道德名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一定有所指向，那么他指向的是谁呢？不会是王维吧！或者还包括高力士！这首诗被收入《河岳英灵集》。该书编者殷璠在诗集《叙》中交代所收人物作品“起甲寅（开元二年，714），终癸巳（天宝十二年，753）”，也就是说《梦游天姥吟留别》（载《河岳英灵集》本诗题《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作于安史之乱之前。李白在长安的日子不见得好过。其时与之密切来往的人，可能除了贺知章，再就是几个同样是外来人、同样想在长安谋发展的青年诗人，还有书法家和诗人张旭等。王维一定不喜欢李白。李白的性格、才华成色和精神结构跟王维很不一样。首先他们的信仰就有巨大差异。王维信佛教，其母亲追随北宗禅神秀。而李白虽是儒家的底色，但深受道教影响。陈寅恪说道教起源于滨海地区，因此李白写“日月照耀金银台”，全是海市蜃楼的景观。他的想象力、思维方式，跟王维没法分享。第二，李白这个人早年好任侠，喜纵横术，据说曾经“手刃数人”。他在诗里说：“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看来他关心杀人这件事。但也没听说他为“手刃数人”吃过官司。要么是他跑得快，逃离了现场；要么是他做生意的父亲李客有钱，摆平了官司；要么他是吹牛皮——他喜欢吹。李白后来在长安飞扬跋扈，喝起酒来一定是吆五喝六，这样的人别说王维受不了，一般人都受不了。第三，李白的诗歌充满音乐性，宛如语言的激流，这语言激流有时喷射成无意义言说，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灿烂。太迷人了。而王维是千古韵士，兰心蕙质，涵泳大雅。其早期诗歌亦有英豪之气，边塞诗也写得好。他认出了陶渊明的不凡，但又把《桃花源记》改写成了游仙诗。对美术史感兴趣的人一定知道，王维也是大画家。这也就是说王维诗歌中包含了20世纪英国诗人T.S.艾略特所强调的视觉想象力。可惜做文学史的人不了解王维的绘画，做美术史的人又只关心王维诗中与绘画有关的部分。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五载有一首王维的自述诗：
当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
不能舍馀习，偶被时人知。
日本圣福寺藏有一幅相传是王维所画的《辋川图》，大阪市立美术馆收藏的《伏生授经图》据传也是王维所作。从这两幅很有可能是后人临仿的图画判断，王维心地精细，很是讲究。黄庭坚谓“王摩诘自作《辋川图》，笔墨可谓造微入妙”（明毛晋编《山谷题跋》卷之三）。而我在北京故宫武英殿拜观过李白唯一的存世真迹《上阳台帖》：“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黄庭坚也见过李白手稿：“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欤？”（《山谷题跋》卷之二》） 仅从视觉上我们就能直接感觉到李白、王维截然不同的气质。当时拜观诗仙书迹，目惊心跳，直如登岱岳，眺东海，太伟大了！一股子莽荡苍郁之气扑面而来。
一旦了解了一个时代诗人们之间的看不惯、较劲、矛盾、过结、冷眼、反目、蔑视、争吵，这个时代就不再是死一般的铁板一块，就不再是诗选目录里人名的安静排列，这个时代就活转过来，我们也就得以进入古人的当代。伟大的人物同处一个时代，这本身令人向往。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许并不和谐。这一点中外皆然：同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两人就互相瞧不惯；20世纪美国大作家福克纳和海明威之间也是如此。这种情况还不是“文人相轻”这个词能够简单概括的。但文人之间如果不相轻，而是相互推重，相互提携，那么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景就会被染以浓墨重彩。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歌德与席勒在魏玛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尽管两人管自己的写作叫“古典主义”）。在唐代，李白与杜甫的友谊也是千古佳话。杜甫诗《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说他俩“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美国20世纪垮掉派诗人、同性恋者金斯伯格据此断定李杜两人有同性恋关系！——过了。杜甫写有两首《赠李白》，两首《梦李白》，以及《冬日怀李白》《春日怀李白》《天末怀李白》等。他在《饮中八仙歌》中对李白的描述“李白斗酒诗百篇”“飞扬跋扈为谁雄”，为我们留下李白形象的第一手资料。李白横行的才华和他所呈现的宇宙，一定让杜甫吃惊、大开眼界，获得精神的解放，使之看到了语言的可能、诗歌的可能、人的可能。我没见古今任何人谈到过李白对杜甫的影响，只常见抑李扬杜者的偏心。中唐元稹可能是较早比较李杜诗风与诗歌成就的人，他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
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状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这大概是后来宋人抑李扬杜的先声。杜甫本人应该不会同意。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在他那本有名的《唐诗杂论》中收有一篇名为《杜甫》的专论。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认为杜甫一开始是被“仙人李白”所吸引，后来发现了李白仙人一面的“可笑”。闻一多在此是以杜甫为中心讨论问题的。他可能一时忘记了李白比杜甫大十一岁，在杜甫对李白的看法中不可能不包括年龄的差异对杜甫的影响，他看李白一定是以综合的眼光，而不会头脑“清醒”到只仰慕仙人李白而对诗人李白无所感受。杜甫与李白的关系不同于李白与王维的关系：李白在当时虽然神话在身，但并不是王维那样的可以左右宫廷趣味的诗歌权威。套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认为莎士比亚不是典型的英语作家、塞万提斯不是典型的西班牙语作家、雨果不是典型的法语作家的说法：李白在生前并不是典型的唐代长安诗人。其实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早就说过类似的话：“超出唐人而不离唐人者，李也。”对王维而言，李白是一个挑战者，但杜甫并不是李白的挑战者。他们是同道。所以胡应麟紧接着刚才那句评论李白的话之后又说：“不尽唐调而兼得唐调者，杜也。”杜甫虽未与李白同时居长安，但他像李白一样也是长安诗坛的外来者，所以两人之间会有认同感。此外，杜甫认识李白时自己还不是“诗圣”，安史之乱还没有爆发，杜甫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杜甫。杜甫是横霸古今的大才，他一定知道李白是开拓性的诗人，他自己也是。殷璠言李白《蜀道难》“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胡应麟《诗薮》言杜甫“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有依傍”。我在此斗胆猜测一下：杜甫如果不曾成为李白的朋友，那么杜甫的创造力后来也许会以另一种风格呈现。一个强有力的人对另一个强有力的人的影响不一定履行大李白生出小李白的模式（世间有太多大齐白石生出的小齐白石混吃混喝），而很有可能是，接受影响的一方被面前这个庞然大物推向了另外的方向，最终成为他自己，成为另一个庞然大物。而这个最终成为了自己的人心里明白，他是以他不同于影响施加者的成就向影响施加者或宇宙开启者致敬。李白和杜甫，两颗大星，运行轨道有所交汇，这是世界诗歌星空的奇观，但两个人其实又是不同的。闻一多甚至断言：“两人的性格根本是冲突的。”——可能话说得有点过分：两人的性格虽然不同，但并不一定非要“冲突”。比较起来，杜甫是儒家，其诗歌根源于中原的正统气象，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结。如果说李白的想象力方式来自于海水、海市蜃楼，那么杜甫的想象力方式则是来自于土地、土地上万物的生长与凋零。前面我们说到，杜甫比李白年龄小约一轮。所以李白可以笑话、戏弄杜甫，而宽仁的、尚未成为杜甫的杜甫也不以为意。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载李白诗：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因何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卷第十八、《全唐诗》卷一八五亦载此诗。从这首信口而出的小诗我们可以感受到李杜之间关系的融洽，因为只有融洽的关系才能包纳戏谑。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在此也能感受出他们二人写作方式和作品质地的不同：李白诗是音乐性的，而杜甫诗是建筑性的。杜甫和李白的才华性质并不一样，但两个人的高度是一样的。杜甫认出了李白，就像后来的元稹、韩愈认出了杜甫，杜牧、李商隐认出了韩愈。这首小诗不见于李白诗集，有人说这是好事者所为，是伪作，不过这至少是唐代的伪作。欧阳修《诗话》谓“太瘦生”三字“唐人语也”。我们借此想象一下李杜的关系，至少中唐或晚唐人对李杜关系的猜想，也是有趣的。考虑到那时信息传递速度的缓慢，以及主流诗歌趣味尚未经过安史之乱的颠覆，所以，尽管杜甫在长安文坛也很活跃，已经写下了一些重要的诗篇，但其名气依然有限，不得入同时代的诗歌选本《河岳英灵集》。这也就是说直到安史之乱前，杜甫的重要性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要等到他死后三十年他才被接受为顶天立地的人物。
杜甫的位置一旦确立，杜甫和李白一旦被经典化、坐标化为“李杜”，其后人就会被置于美国人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之中。安史之乱以后，唐朝那些对文化秩序不满，并且自视不俗的文人们中间，一定有一些人在振振有词地诋毁李杜，否则中唐韩愈不会写下这样的诗句以维护李杜：“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认识李杜的伟大说明他自己也是伟大之人。而且他不认为本朝的前代伟人会妨碍自己的伟大，而且他正如苏轼所说：“追逐李杜参翱翔。”他要努力加入李杜的行列。今天的文学史一般对唐代最伟大诗人的排序是李白、杜甫、白居易，或者再加上王维，但几乎没有人将韩愈纳入这个序列。这大概是受了五四思维，尤其是周作人等将韩愈、古文八大家、桐城派古文、八股文等一锅烩，且将这些“谬种”与六朝诗文对立起来的观点的影响。但宋人不像周作人这样看问题。宋人张戒在《岁寒堂诗话》卷上里将李白、杜甫和韩愈并列在一起。他认为这三人“才力俱不可及”。尽管他在三人中依然做出了排序，即杜甫、李白、韩愈，但他对韩愈算是仰视到脖子酸痛了。他说：
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
苏轼的弟弟苏辙甚至认为：“唐人诗当推韩杜。”（《岁寒堂诗话》卷上）——连李白都被排除在外了！这当属相当极端的意见。不过这种看法也许其来有自。我在杜牧的集子里读到一首名为《读韩杜集》的诗：
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
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
——为什么是把这两个人放一起读？难道在杜牧所生活的晚唐就有“韩杜”的说法？清代叶燮《原诗·内篇》云：“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欲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令我们好奇的是，既然韩愈如此重要，与之同朝为官的元稹、白居易究竟怎样看他。白居易可是《长恨歌》和《琵琶行》的作者，在当时也是文坛领袖，而且在老百姓中的知名度可能比韩愈还大。在白居易致元稹的书信中，他提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口，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与元九书》）元稹则在《居易集》序中说：“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竟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当然这些都是元白自己的说法，韩愈圈子里的人——孟郊、张籍、皇甫湜等——若讲起那个时代人们对诗歌的接受也许会另有侧重。所以若说韩白两人关系微妙，一点不会让人惊讶。比较看来，韩愈是正宗儒家，不同于香山居士白居易。长庆二年（822）一场春雨过后，韩愈曾邀张籍、白居易等同游曲江。看来是被白居易婉拒了。韩愈于是写下《同水部张员外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
漠漠轻阴晚自开， 青天白日映楼台。
曲江水满花千树， 有底忙时不肯来？
白居易那么一个爱玩的人，也没什么要紧事，可就是没去，遂作《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
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踏雨曲江头。
一般人的印象是韩愈、白居易两人之间没有往来之诗，其实是有的，但仅此一回。两首诗均收在各自的集子里。白居易有虚无主义精神，能从虚无中获得快意，看重人生的享受。他专门写有一类被他自己称作“闲适诗”的作品。在《草堂记》一文中，白居易说：“噫！凡人丰一屋，华一篑，而起居其间，尚不免有骄矜之态。今我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类至，又安得不外适内合，体宁心恬哉？”与白居易相比，韩愈是一个焦虑得多的人。白居易、元稹都是老清新。虽然他们俩和韩愈都认出了杜甫，都从杜甫处有所获得，但韩愈为现实考虑更要回归中华道统，故倡“文以明道”（北宋周敦颐《通书·文辞》始用“文以载道”），让今日无道可明，只好认“诗言志”为最高写作纲领的人们觉得不舒服。韩愈的诗歌语言与白居易浅白的语言正好相反，是硬的，所谓“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他喜欢押仄韵、险韵。他的诗文多叙事，而凡是注重叙事的人都是致力于处理问题和当下的，可能也因此他以文为诗，而凡是以文为诗的人都是要给诗歌带来解放的：陶渊明、华兹华斯、惠特曼。于是在某些诗篇中韩愈的语言重而笨，反倒不是一般的写法，尤其不是后来晚唐诗人的一般写法。诗人欧阳江河认为韩愈的诗里充满物质性，我想这大概是因为韩愈的诗歌书写是儒家的，而不是禅宗、道家的。我们到今天似乎已经忘记了还有一套儒家诗学的存在。而韩愈作为一个文人、一个诗人的重要性，白居易不可能一无所知。白居易的好友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说韩愈：“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韩愈在今天是一个没有被充分估量的诗人，他本应该比他现在在一般唐诗选中所占的比重更大。韩愈诗歌对今人来说有其特殊的意义，他提供了一种与喝过太多心灵鸡汤的白领、小资、文艺青年、大学生、研究生们舒服接纳的美文学相反的美学趣味。举个例子，《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
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
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
洞庭连天九疑高，蛟龙出没猩鼯号。
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
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
昨者州前捶大鼓，嗣皇继圣登夔皋。
赦书一日行万里，罪从大辟皆除死。
迁者追回流者还，涤瑕荡垢清朝班。
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轲只得移荆蛮。
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
同时辈流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
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
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
有酒不饮奈明何？
像“赦书一日行万里，罪从大辟皆除死”这样对历史事件的直接陈述，一般人会认为不宜入诗，因为它不够“诗意”，既不是寓情于景，也不是含蓄表白，也不是激情燃烧，也不是妙趣独得。像“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这样的诗句，在今人的诗歌里根本看不到，因为这里表现出的诗歌趣味是反诗歌的，邪性，蛮横，污浊，气味不好，这么写诗的韩愈岂非病态！但韩愈可是宗师级的大文人，他比我们更懂得“斯文”的含义。李商隐《韩碑》诗说：“公之斯文若元气。”韩愈以文字处理当下生活的涉险勇气和杂食胃口深刻打击着我们这周作人、林语堂、张中行化了的、晚明小品化了的、徐志摩化了的、以泰戈尔为名义的冰心化了的、张爱玲化了的文学趣味。韩愈要是活在今天，肯定会蔑视我们。这一闪念让我不寒而栗。周作人以韩愈作为卫道士的代表，批判韩愈“载道”和“做作”，但当他如此贬损韩愈之时，他其实也是在贬损仰慕韩愈的杜牧、刘禹锡、李商隐、苏轼、苏辙等人。周作人这样做有点像王维回身跳过安史之乱的大泥潭跑到中唐去骂韩愈。而一旦日本人到来，选择与之合作的周作人的处境竟与曾出任安禄山伪职的王维略有相似；到这时，他才尴尬地意识到，韩愈对中华文化的意义不是他周作人可以撼得动的——这是顺便说到的话。
初看，古代这些构成我们文学坐标的人物，他们都一个样。我们有此感觉是因为古文死去了，不是我们的语境了。但你若真进到古人堆儿里去看看，你就会发现他们每个人之间的差别很大：每个人的禀赋、经历、信仰、偏好、兴奋点都不一样。他们之间有辩驳，有争吵，有对立，有互相瞧不上，当然也有和解，有倾慕，因为他们都是秉道持行之人。只有看到这一点时，古人才是活人。但自古汉语死掉以后，他们统一于他们的过去时，他们成了长相一致的人，都是书生，都是五七言律绝，或者排律、歌行，都押韵，都用典。但其实他们各自长得并不一样。中国古人也千差万别，像今人一样，尽管他们的写作是类型化的，是现代文明还没有兴起以前的写作。
晚唐诗。李渔的说法。窝囊，别扭的写作
我讨论了李白、杜甫和韩愈。我知道今人中会有人既不喜欢这几个人，也不喜欢我讨论他们的方式。而有趣的是，古人中亦有不快于我的工作、见解者。清代袁枚在其《随园诗话》卷五中这样说：“抱韩、杜以凌人，而粗脚笨手者，谓之权门托足。”——这是在骂我了，尽管我没有要“凌人”的意思，而只是想把一些本该说清楚的事说清楚。大才子袁枚不懂的是，“粗脚笨手者”中不乏历史开创者和文化开拓者，反倒是他那样的性情中人、搞点小颠覆的精雕细刻之手，多属吃文化现成饭者，他们具有充足的文化合法性，搞好了能成为半个“集大成者”。祝贺。但真正的集大成者则需要一个容纳非法趣味的、强健的文化胃口和处理当代生活的能力。当然袁枚也没有一味回护细弱的文化胃溃疡们。他说：“仿王、孟以矜高，而半吞半吐者，谓之贫贱骄人。”联系到他所说的“诗贵淡雅”，看来他认为自己才是王、孟的真正继承者。——没想到在这里我跟袁枚杠上了。但既然孟郊“谓言古犹今”，那么这也就没什么。我讨论韩、杜的方式，应该是袁枚所不了解的。抱歉，吾生也晚，且诗歌趣味与袁枚不同，我看中诗人的创造性，而这样的创造性包含了诗人指涉历史、对于活生生的、嚣张的社会生活的吞吐能力，以及在此背景下呈现和构思自我的能力。在《随园诗话》卷三中，袁枚透露，他的前辈，清初王士禛不仅不喜欢李、杜、韩，连白居易也在他的兴趣之外。只是“因其名太高，未便诋毁”。袁枚对王士禛的评价是：“先生才本清雅，气少排奡，为王、孟、韦、柳则有余，为李、杜、韩、苏则不足也。”（《随园诗话》卷二）既然大才子王士禛才有不逮，那么袁枚亦当有其盲瞽之处。袁枚露怯而自信地表示他对杜甫卓绝千古的《秋兴八首》并不感冒：“余雅不喜杜少陵《秋兴八首》，而世间耳食者往往赞叹，奉为标准。此八首不过一时兴到语耳，非其至者也。”（《随园诗话》卷七）似袁枚这等印象式批评，实无有对错，个人才调、性情、财产、地位、社会生活环境、所居山水气候、历史时段使然也。袁枚在面对《秋兴八首》时的露怯，表明他也才有不逮：他除了跟孔夫子叫板，收集下一堆怪力乱神的《子不语》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大胆教了几个不上道的女弟子，成为文人雅士中妇女解放者的同路人，其实也没写出什么了不得的东西。那就让他闹吧。对当代人平庸又自视不俗且好出语惊人的印象式批评，我也持这个态度。
我承认，在阅读理会唐诗时我并非没有盲点。我的盲点是晚唐诗。我并非不知道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的大名，并非不能背诵他们的部分作品，我也读过许浑、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罗隐、贯休和尚、韦庄、韩偓等人的作品。我也知道而且没有按照今人的趣味来理解黄巢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但我承认，我对晚唐诗缺乏理解，更谈不上受其影响。我想我还没有找到进入晚唐的正确途径。因为缺少自己的发现，我在多数情况下就只能重复别人的见解。南宋陆游在《花间集跋》中说：“诗至晚唐，气格卑靡。”——我信。清人何文焕在《唐律消夏录》的评语中说：“五律至中、晚，法脉渐荒，境界渐狭。徒知炼句之工拙，遂忘构局之精深。”——我信。现代学者龙榆生在《中国韵文史》中说：“晚唐人诗，惟工律绝二体；不流于靡弱，即多凄厉之音，亦时代为之也。” ——我也信。一般说来，晚唐诗歌的题材不外乎废城荒殿、残花败景、夕阳冷雨、山林渔樵，乖桀人生，离愁别绪、伤心怀古。其情调，多哀伤凄美，韵味悠长，间有脂粉气；其写法，多从琐细处着眼，多用典，对仗工细、讲究语言的音乐修养，耽于游戏文章。——这都是别人的说法，我姑且都接受。曾见有人借西方文学中象征主义的视角讨论李商隐，仿佛李商隐是法国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维尔伦那帮人中的一个。我虽然觉得这种号称学术、拿西方概念套中国的人与事的做法总有可疑之处，但也姑且就这么接受了。在我读到的对晚唐诗的看法中最有趣的看法来自明末清初的戏剧家李渔。他在《闲情偶寄·声容部》中的“文艺”一节中说：
欲令女子学诗，必先使之多读，多读而能口不离诗，以之作话，则其诗意诗情，自能随机触露，而为天籁自鸣矣。至其聪明之所发，思路之由开，则全在所读之诗之工拙。选诗与读者，务在善迎其机。然则选者维何？曰：在平易尖颖四字。平易者，使之易明且易学；尖颖者，妇人之聪明，大约在纤巧一路，读尖颖之诗如逢故我，则喜而愿学，所谓迎其机也。所选之诗，莫妙于晚唐及宋人。初中盛三唐，皆所不取；至汉魏之诗，皆秘勿与见，见即阻塞机锋，终身不敢学矣。此予边见，高明者阅之，势必哑然一笑。然予才浅识隘，仅足为女子之师，至高峻词坛，则生平未到，无怪乎立论之卑也。
这段话令我心情大好！他所谓“所选之诗，莫妙于晚唐及宋人。初中盛三唐，皆所不取；至汉魏之诗，皆秘勿与见”着着实实是在与严沧浪“不做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说法唱对台戏了，这里透露出关乎传统诗歌阅读与批评的许多信息。对于今日晚唐诗的爱好者们，无论男女，李渔的这段高见一定会令他们哭笑不得。这里，李渔虽然狡猾地自谦了一下，说自己“才浅识隘”，但我们能看出他给出他“独到”观点时的扬扬自得。他从戏剧家的角度看诗歌，以娱乐的、业余的方式阅读诗歌，果然不同凡响！他把晚唐诗与女子阅读联系在一起，无意间既公开了一些晚唐诗本身的秘密，又顺带挤对了一下所有晚唐诗的爱好者们。此外，他如此怜惜、照顾“女子”的阅读趣味，却又是十足地站在男性中心论的立场上，从智力上轻视女子，这定为当今女性主义者们所不容。那么，在李渔所说到的晚唐诗中包括杜牧、李商隐的作品吗（包括温庭筠、韩偓的作品倒可以理解）？“女子们”能够接受杜牧和李商隐的别扭和窝囊吗？宋以降人们普遍推重李商隐为晚唐最重要的诗人，其作品隐晦、复杂、多用典、常伤悼、靡丽、雕丽、忧郁、眷恋、“夕阳无限好”，这些品质的确代表了晚唐诗的一部分特色与内容，可是李商隐的杰出绝不仅限于此，至少绝不仅限于北宋初西昆体杨亿、刘筠、钱惟演这一班人所理解的李商隐。而北宋末南宋初的韩驹、南宋杨万里及“永嘉四灵”等为反对北宋上溯杜韩的、艰涩的江西诗派，都倡导返回晚唐诗（韩驹本是江西诗派，杨万里本宗江西诗派），但看来也没能再造出李商隐、杜牧，甚至许浑那样的诗人。一般说来，凡不喜李、杜、韩的读者和作者，都会欣赏晚唐诗。可是晚唐诗人们并不自认为与盛唐、中唐的诗人们处于敌对状态，李商隐甚至部分地自杜甫而来，他的五言排律始终在向杜甫看齐。他早年对韩愈的诗文也曾下过一番功夫，否则他不会写出《韩碑》这样的“韩愈体”诗篇。这首诗在清代纪晓岚看来“笔笔超拔，步步顿挫”。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夕阳无限好”的李商隐呢？况且，我们若以李商隐作为标准晚唐诗人的话，我们对于杜牧的诗歌、文章就会失明。《新唐书·杜牧传》言：“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龊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我对晚唐诗虽然思考不多，感受不深，但晚唐诗里呈现出的一些值得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我还是看到了。我们还是先从杜牧说起。他比李商隐大13岁。
2013年4月我曾赴扬州参加第一届国际诗人瘦西湖虹桥修禊。在一个小码头上我看到一块新立的石碑，上面镌刻着毛泽东手书的杜牧诗《寄扬州韩绰判官》：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与李商隐相比，杜牧其实是一个明亮的人。这首尽人皆知的诗虽取时在夜晚，但一点也不晦暗。它应该是李渔愿意拿给“女子”看的诗。但不知他会否在出示这首诗的同时也出示一下杜牧23岁时写下的《阿房宫赋》：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只这《阿房宫赋》的第一段就令我略微困惑：杜牧究竟有几个侧面？在这里，我们看到青年杜牧高强的空间想象力和历史想象力以及精彩的叙述铺陈能力（意大利当代作家卡尔维诺的《隐形城市》在空间虚构方面也不过如此），当然他的想象力肯定与他的阅读有关。我在此强调他的想象力，是因为当代考古学者李毓芳教授带领考古队经过数年发掘后得出结论：秦代阿房宫根本就没有建成。而杜牧想象出的阿房宫却壮丽得如同海市蜃楼。但是，这依然不是杜牧豪宕之才与济世关怀的全部。杜牧这个人，居然还是春秋孙武兵书的注者之一。翻阅《十一家注孙子》，我们会知道，在从三国曹操到宋代诸公的十一家注者当中，杜牧的注文最好，最有见地，最博学丰赡。作为诗人、书生的杜牧，虽无实战经验，却当得起军事学家的头衔。《孙子·谋攻篇》中的大名言“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杜牧注曰：
以我之政，料敌之政；以我之将，料敌之将；以我之众，料敌之众；以我之食，料敌之食；以我之地，料敌之地。校量已定，优劣短长皆先见之，然后起兵，故有百战百胜也。
《孙子·虚实篇》曰：“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杜牧注曰：
兵之势，因敌乃见，势不在我，故无常势。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无常形。水因地之下，则可漂石；兵因敌之应，则可变化如神者也。
在落笔写下这些阐发《孙子》的文字时，杜牧胸中一定藏着千军万马、千岩万壑。那么这位杜牧与那个写“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杜牧是什么关系？是一个人吗？既然是一个人，则此人真正是亦文亦武，亦刚亦柔了，那么他的精神疆域究竟有多大？杜牧论文与常人不同，他竟以兵家之语论之。在《答庄充书》中他说：“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 四者高下圆折，步骤随主所指，如鸟随凤，鱼随龙，师众随汤武，腾天潜泉，横裂天下，无不如意。”这是典型的晚唐人的口气吗？他是生错了时代吗？按常理，一个深怀英雄抱负的人，若不能驰骋于时代，其英雄气短、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窝囊之感得有多么强烈！杜牧有时游戏笔墨，而当此时刻，他会感到另一个杜牧在注视他吗？他会心有不甘吗？抱负不得伸展，仕路不畅，世事艰难，他本应向颓靡靠拢，但从他的诗文集看，他虽喜游宴逸乐，为人不拘小节，却不曾倒向颓靡，那么他的神经得有多粗壮。杜牧生活的时代，白居易、元稹的影响正如日中天，但在《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杜牧曾借李戡之口批评元白某些诗作“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白居易也赶上了牛李党争。从政治上说，杜牧与白居易同属牛党，但杜牧就是不喜白居易的浮薄。杜牧的远祖杜预是西晋著名政治家和学者。曾祖杜希望为玄宗时边塞名将，雅好文学。祖父杜佑，是中唐政治家、史学家，先后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一生好学，博古通今，著有《通典》二百卷。父亲杜从郁官至驾部员外郎。杜牧曾这样形容自己的家族门第:“旧第开朱门，长安城。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这样的家庭出身会令他傲视群伦，但他不幸生活在牛李党争的时代，左右不是人。人们一般把他划入牛僧孺一党，但他在李德裕为相之际也曾积极上书条陈政见，期望被采纳。他曾历任刺史，最后官至中书舍人，官运不算潦倒，但也称不上得意。杜牧最终一定是怀着失望离去的。不过他的状况还是比李商隐好些。而本来受知于令狐楚，应该属于牛党的李商隐偏偏娶了李党官僚王茂元的女儿为妻，被令狐楚之子令狐绹厌憎，视之为背叛之徒，而李党又以其祖尚浮华、不循礼法，因不予提拔，致其终身沉沦下僚，这让李商隐感到窝囊得不行。名义上他和杜牧党属不同，但他曾以同道的口吻写到杜牧：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
这是李商隐的《杜司勋》一诗，他还写有一首《赠司勋杜十三员外》。两个人都是窝囊别扭的天才。李商隐诗比杜牧诗密实，晦涩，除了性格不同、出身不同的原因，不知道这是否由于李商隐比杜牧更窝囊。
杜甫心苦，但并不窝囊，李白更不必说，韩愈也是，白居易也是。王维晚年虽然窝囊，但王维选择不写。孔、墨、老、管、庄、孟、荀、韩都不曾论及窝囊，《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也不曾论及；屈原郁闷、悲愁、愤恨、绝望，但他浩浩荡荡地表达了出来。阮籍忧愁至极，时感被动不得以、如履薄冰，故避身酒瓮，但似乎也与窝囊无缘。而窝囊是郁闷、愤恨、屈辱感表达不出来或表达不清楚或虽表达出来却表达不尽。司马迁《报任安书》虽触及窝囊感受，但被一种悲烈的历史意志所掩。一般说来，窝囊带有世俗性，古人肯定免不了窝囊，但它见于文字表述，多为现代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牧、李商隐——尤其是李商隐——的窝囊感受应该接近于现代人，只不过他们的写法是唐人的。凡人感到窝囊，必深切体会到个人的存在。因此李商隐得以在杜甫、韩愈之后将唐诗继续推进。清初吴乔《围炉诗话》卷三云：“于李、杜、韩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惟李义山一人。”我曾见有人（例如蒋勋）说李商隐表达出了一个走向灭亡的唐朝，但我不认为李商隐能先知先觉地清楚认识到唐朝的历史即将终结，尽管他看到了他那个时代宫廷、社会的种种问题。他肯定不具备一般是历史马后炮的大历史洞见，他肯定也不曾认真研究过前人李淳风和袁天罡的《推背图》（开个玩笑）。所以当他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时，他可能更多是从个人遭际出发写下这样的诗句。他多次写到乐游原，不只是“夕阳无限好”这次。那里看来是他常去的地方。他喜欢夕阳、夕曛、斜阳、残阳、黄昏、薄暮、暮景、暮霞、暮鸦、晚、山晚，他反复写到这个时间段和这个时间段的景物，很难说这是他的历史感使然。拔高他的历史预测能力其实没有必要。他的性格只是吻合了历史的走向。李商隐的个人遭际会加重他性格中抑郁、敏感的一面。他把自己归入了由宋玉、贾谊、曹植、王粲等人组合成的抑郁、敏感、惆怅的家族。这个家族的人往往短命，故李商隐说“古来才命两相妨”。李商隐从他的抑郁并且纠结的心绪里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处理当下的方法：他诗写眼前景物，却又总是拉出另一个时间点，要么是未来某个时间点，要么是被赋予了当下因素的某个过去的时间点；换句话说，他总是以古喻今，以今为古；他总是包纳明天，又从明天看回今天。今天，对他来说，不是，或不总是今天。他的此刻，不仅是为此刻而存在，而是为将来的追忆、怀旧而存在；仿佛他的此刻不是现在时的而是过去时的或者过去进行时的（套用一下西方语法中的时态概念），或者将来现在时的或者将来现在进行时的（西方语法中没有这两种时态）；仿佛他的此现场总是通着彼现场（涉及时间转换带动的空间转换）。这真绝了。他写诗如下棋，走一步，看两步。像他这样敏感的人——我想到了林黛玉——一般总是，活着却要想到人之将死，宴饮却要想到席终人散，见春花怒放却要想到春之将去。不必举出偏僻的例子，李商隐那尽人皆知的诗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已经很好地展示了他这种独特的时间观。前面我们说到，王维的时间是永恒的时间，杜甫的时间是个人时间、自然时间与历史时间的融会，而李商隐发展出的是一种双重时间：此刻与未来，此刻与往昔。他在诗中反反复复地使用到“梦”“忆”这样的字眼（就像李贺诗中喜欢用“老”“鬼”等字），我们姑举含“忆”字的诗句为例——喜用“忆”字说明李商隐一天到晚心事重重：
此情可待成追忆（《锦瑟》）
忆把枯条撼雪时（《池边》）
永忆江湖归白发（《安定城楼》）
却忆短亭回首处（《韦蟾》）
琥珀初成忆旧松（《题僧壁》）
无限红梨忆校书（《代秘书赠弘文馆诸校书》）
帝城钟晓忆西峰（《忆住一师》）
不许文君忆故夫（《寄蜀客》）
再到仙檐忆酒垆（《白云夫旧居》）
几对梧桐忆凤凰（《丹丘》）
岂知孤凤忆离鸾（《当句有对》）
每到城东忆范云（《送王十三校书分司》）
不教断肠忆同群（《失猿》）
只有襄王忆梦中（《过楚宫》）
忆得前年春（《房中曲》）
忆奉莲花座（《奉寄安国大师兼简子蒙》）
遂忆洛阳花（《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
始看忆春风（《代贵公主》）
临城忆雪霜（《即日》）
如何为相忆（《夜意》）
岭外他年忆（《九月於东逢雪》）
谢朓真堪忆（《怀求古翁》）
够了，太多了。如此使用甚至滥用“忆”字的人必是一个孤独者（所谓“独夜三更月，空庭一树花”“求之流辈岂易得，行矣关山方独吟”），不同于当今有爱有失落、无愁无忧戚的叽叽歪歪的诗作者和歌词作者们：李商隐一定缺乏说话的对象，或有时他虽有明确的说话对象，但当他开口时，话却说给了另一个影子一般的倾听者，而对影子开口，他说出的话就成了幽幽的自言自语。李商隐是个情种（其《暮秋独游曲江》诗的口吻甚至令人联想到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种而没有说话的对象，这得是多大的别扭！于是他的自言自语不仅投向人影，还投向植物与花鸟鱼虫。他赠柳，忆梅，嘲樱桃，写到桃树、石榴、牡丹、杏花、莲花、鸡、鱼、燕、蜂、蝴蝶、蝉、老鼠、蝙蝠…… 他有一首诗居然叫作《蝇蝶鸡麝鸾凤等成篇》！在这首诗里他还写到了玳瑁、琉璃。这应该是一个寓言的世界，但李商隐又不是在写寓言。那他在写什么呢？他的蜂、蝶被赋予性的含义，但有人偏将他写私情的诗解释到一点私情也没有。谁让他写了那么多的《无题》诗！他还使用怪七怪八的典故（据宋人笔记《杨文公谈苑》，李商隐作诗时总要查阅大量书本。书本乱摊在屋里，人称“獭祭鱼”），他如此用典构成了他的晦涩，可是却没人以此称赞他渊博！这是怎么回事？当代人面对这样的写作真就没招了，因为没法命名，便想起了欧洲的波德莱尔、维尔伦、王尔德，遂称之为象征主义！象征主义有颓靡的一面，李商隐恰好也有颓靡的一面，乃至色情的一面（“一夜芙蓉红泪多”），那就定下来了，是“象征主义”了！但李商隐可能比象征主义诸诗人还要复杂。不知道李渔的“女子”们能不能接受这样复杂的诗歌。
2016.2.9—5.10
6.29定稿于委内瑞拉加拉加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