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经换经,何为真相

12-03 生活常识 投稿:管理员
盗经换经,何为真相

西安的卧龙寺,本是个不大的寺庙,中国名寺众多,以前少有人知道卧龙寺之名,民国年间一场风波由此而起,无意间让卧龙寺在国内广为人知,这件事情跟康有为有很大的关联,这就是所说的盗经事件。


以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康有为偶然在卧龙寺发现了这部宋元明递修的《碛砂藏》,他发现寺庙的僧人并不了解这部大藏的价值,所以他想捡这个便宜,于是跟寺庙的方丈提出用新经换古经。那个糊涂方丈觉得新经好,于是就同意了这个交换。但这件事很快让当地的有识之士发现,于是通过各种办法阻止康有为把这部经盗走,甚至有人画了一幅“康圣人盗经图”在报纸上发表。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以及当地司法部门的干预,最终让康有为的如意算盘未能如愿,他只好把大藏经归还给寺院,灰头土脸地离开了西安。



大门落了锁


以上这个故事的梗概几乎出现在不同的文本之中,确实是一面倒的谴责康有为的盗经行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这一面倒的群众舆论,总会产生本能的怀疑。万物的参差,才是造物主呈现给这个世界的美好,当某件事情群愤激昂的一面倒时,这种步调一致会让人怀疑事情本身的动机,我对这种事情并不是戴着阴谋论的有色眼镜,只是本能地在不疑之处冒出一个疑问:真是这样吗?康圣人的盗经因为这种压倒性的言论,也自然让我产生了这种无谓的怀疑。我在查找关于卧龙寺盗经风波的资料时,渐渐地感觉到,我对这种舆论的怀疑,确实方向正确。



终于进了院


1923年11月,康有为来到西安,见到了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康有为来西安之前,吴佩服已经向刘镇华打过招呼,刘当然热情接待。康在陕西的机场讲演,甚至刘镇华亲自到现场去主持,可见康圣人在如此轰动的局面下,在当地是何等的风光。但这种风光毕竟会引起当地某些文人的不满。《三国志》里有这样一段话:“(刘备)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刘关张何等亲密的兄弟,但刘备听到了诸葛亮的那番宏论,竟然跟诸葛亮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这都会让关羽张飞不高兴,而今督军兼省长给康有为做主持人,那让当地的文化名流情何以堪。以我的私见,那场风波一定跟这件事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



匾额


康有为在讲座之余,也时不时地到一些著名寺庙去参观,比如说我前几天去拜访大兴善寺,他在我前往之前的近九十年就去转了一圈,并且还写了一首诗,那首诗是感慨这座历史名气极大的寺庙大部分被毁坏了。我到此寺也确实有同感,因为寺庙的残余规模,实在是与它的名气不相匹配。


某天,康有为转到了卧龙寺,此寺的主持因为康圣人的名声,当然会对他热情接待,并且在寺里还请他吃了顿素餐。可能就是等在开宴的过程中,康有为无意间发现了卧龙寺藏有一部《碛砂藏》,而那个时候,人们对《碛砂藏》没有认识,自然也就没有研究,但康有为毕竟也是个饱学之士,他知道宋代曾经刊刻过这么一部大藏,那个时候,人们还不知道《碛砂藏》,一直到了元代和明代,仍有续修,因此,康认为这是一部宋代的大藏。康有为本身也是一位藏书家,他早在广东讲学的时候,就搜集了很多善本书籍,因此,他对版本当然有鉴别能力,正因他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他断定这部大藏极其珍贵。



第一进院


因为爱书人无论他是否能得到一部珍本,倘若他看到别人会毁坏这些珍宝,那心中的刺痛可想而知,而康有为在卧龙寺竟然看到这部《碛砂藏》有人竟然其拿去裁剪成鞋垫,他在翻看这部大藏时,发现有些经册因为长期不翻动,已经生了蠹鱼,如此珍贵的版本,被这些人随意地践踏,康圣人的痛惜之情可想而知。他认为:“此经已如断玉,若不即刻抢救,将成齑粉”。


康有为向此寺的主持定慧讲明了看经的情况,这位定慧有的资料上写为静慧,我也不知道哪个正确,但这位主持还是想有所作为,他跟康有为讲,自己早就打算把这部大藏整修出来,但一直找不到好的修手,同时他也没有这么大的费用。康闻听此言,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自己想以几部大藏来交换这一部残损的《碛砂藏》。康的条件是:“以北京内府全藏全部、哈同园缩印佛经全藏一部、商务印书馆印续藏经一部”,以此三部大藏来交换《碛砂藏》,并且往返的运费也由康有为承担,同时康还承诺,他将《碛砂藏》运走之后,会在上海影印出版,而这部影印本,届时也会送一部给卧龙寺。



第二进院


定慧听到了康有为的这个条件,他感觉不错。为了慎重,他请来了佛教会的20多人共同商议,都感觉到康有为提出的这个交换条件比较优惠。比如康提出的内府全藏应当就是乾隆版大藏经,也就是所说的《龙藏》,哈同园缩印本应该就是《频伽藏》,这样的三部大藏,再加上原有的那部,还能得到影印本,众人觉得挺划算,为了郑重起见,双方还签了换经合同。



祖师殿


签约后的当晚,康有为就让他的学生张扶万带着一些刘镇华手下的军人,开着17辆军车前往卧龙寺换经。我对这17辆大车的数量表示怀疑,因为一部大藏仅6000余卷,如果真是用大卡车来装运,2辆车足够,何以用得到17辆,前一段我在陕西省图书馆的善本库里看到了卧龙寺的这部《碛砂藏》,由我的眼光估算那部《碛砂藏》的体积,果真印证了我以往的判断没错。但这17辆车的数量真假,不是本话题的关键,估且以17辆称之。这些人在卧龙寺装车的时候,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哪些经是《碛砂藏》,哪些是卧龙寺所藏的其他经,这样在装车的时候,这些军人们就把一些非《碛砂藏》的经书也装上了车,为此装车之人跟卧龙寺的一些僧人争吵了起来,然而巧合的是,这个混乱过程,住持定慧恰好不在寺内,而康有为也没有亲自来拉经,因为两个当事人的不在场,把这件意外之事越搞越大。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些军人前往该寺时还带着枪,强行把经拉走之后,竟然在途中还有一些散落,这些散落之经被懂行人捡到之后,才将这件事儿流传开来。



法堂


此事年出来,据说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经书拉走的当晚,恰好有《新秦日报》的记者在声,第二天这段拉经的纠纷就见诸报端,陕西的文人看到这段报道之后,就前往卧龙寺了解情况,那些僧人向他们描述了拉经的场面,这让当地文人听来很是愤怒,于是他们决定想尽办法要阻止康有为把这部经拉出西安。此事的参与者有省议员陈松生,而陈松生本身是个律师,另外还有水利专家李仪祉和西安红十字会杨会长。这些人阻止的手段首先是成立了陕西古学保存会,这样阻止文物出省就有了名义和正式的组织,第二通过议员陈松生见到省议会议长马凌甫,请他予以制止,第三陈松生则以律师身份、以古学保存会的名义,向当地法院正式起诉康有为,这份诉状内容如下:“为告诉强盗嫌疑刑事罪犯,恳请依法迅予侦查,并速检索行李追还赃物事。缘来陕西游历之康有为,串通卧龙寺主持定慧于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晚间擅派仆徒,以强暴胁迫手段,将卧龙寺所藏明代钦赐龙藏佛经二藏,尽数用车拉去。将各经分藏行囊内,预备潜运出境。昨被杨鹤庆、李协、高树藩等将犯罪事实发见。查康有为等此种行为,系构成新刑律三百七十条之强盗罪,理合依法告诉,恳请迅予侦查,以免罪犯逃逸。并速派警检索行李,追还赃物,实为公便。谨呈地方检察厅公鉴。”



法堂阶前的神兽


从这份诉状的内容来看,是说康跟定慧是“串通”,然而又说是“以强暴胁迫手段”,这确实有点儿罔顾事实,因为在此后的交涉中,康有为出示了他跟卧龙寺签的换经合同,是换而非是盗,并且这个阶段只是处在交换的过程中,并没有完成整个交换过程,如果康有为最终没有按照合同执行,那卧龙寺去起诉,当然合理也合法,而今在交换过程中,却在没有任何违约证据的情况下进行起诉。法院立案之后,就派法警拿着传票前往康有为所住的中州会馆可园,前去的后,但是因为可园有省长派的卫兵保护,所以这个的后没能完成。



这通古碑从哪个角度拍都反光


这种局面更激起了当地人士的愤怒,也更加认定康有为是仗着省长的撑腰,有恃无恐地盗经,于是有些人就发动群众把可园围了起来,以此来防备康有为带着《碛砂藏》逃跑,同时各路人马在各种媒体上大肆报道此事,以舆论贵的方式把事情搞大。比如有人写一些藏头诗来咒骂康有为,还有的直接写对联“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等等各种方式,以此来给康有为的保护人刘镇华施压,同时省议长马凌甫和副议长侯国藩联名给康有为写信,要求康有为不要把《碛砂藏》拉走,信中有这样的话:“保管多年,殊非易易,虽为该寺所有,实为敝省古物,不特外人不能轻易挪去,即该寺和尚亦不能轻易赠人。用特缄请先生俯念关系典存,准将拉去藏经全数赐还。”



《碛砂藏》原藏此殿中


事情虽然搞得很大,其实康有为虽然很生气,但他并不担心。当时人们认为,他的不担心是因为有刘镇华的撑腰,而康有为认为,自己是正常交换,并且签定了正常的合同,他认为盗经是对他的诬蔑,因此他坚决不把《碛砂藏》归还。


事情搞到这种地步,是卧龙寺的主持定慧事先没有预料到者,他当然很后悔当时签的那个合同,于是他就在1924年1月3日,前往中州会馆去见康有为,他希望康能作废那个合同,把《碛砂藏》归还给卧龙寺。康当然不愿意,定慧看劝说无望,于是就把提前写好的一份请愿书,离开中州会馆之后,他就把请愿书递到了省署和省议会,这个请愿书中有如下的词句:“康氏见寺内藏有明版藏经全部,稀世珍奇,即生涎羡,始则欲强携以去……继则以重价相炫……卒则巧词讳言。”总之,康有为被认为是用威逼利诱手段,拉走了这部经,因此请愿书中还写明了,如果这部经追讨不回来,则定慧无颜面对同教,他将去自钉。



古老的石构件


这样的宣传果真起了作用,因为人们最喜欢听到看到名人出了大事,倒了大霉,于是全国各地报纸开始转载这个消息,同时还报道出康有为还在陕西其他一些寺庙盗走了珍贵文物。


事情闹到这种程度,让刘镇华也觉得不好收场,于是他派手下的政务厅长郭伍芳前往调节,郭先劝那些包围中州会馆的人,向他们解释了这是换经,而非盗经的具体情况,但这些围堵的群众根本不听郭的解释,郭觉得群众的工作做不下来,于是转而去劝说康有为。他把这些群众的激愤告诉了康,告诉他,想把《碛砂藏》拉出陕西,已经不可能,于是他听从了郭的劝告,派人把《碛砂藏》拉回了卧龙寺。



韦驮殿


以上就是康有为盗经风波的大致经过。从这些经过中,我看不出这部《碛砂藏》是“盗”,但群众就要这样说,而当时的法院也竟然支持这种没有根据的捕风捉影。我记得前一段,某个著名的女演员说:“名人才是弱势群体”,而康有为的这场盗经风波,倒真应了这位女演员的说法。前一段,和一帮书友在一起树新风(tree new bee)时,也聊到了社会上谁出名灭谁的恶习,但大家觉得,不灭名人却灭一位真正的社会底层,一者灭之无味,二者您怎忍心欺凌弱小?!总之,还是觉得灭名人来得过瘾。



通知


这次来西安,我当然想来卧龙寺一看当年的藏《碛砂藏》之处,其实我也一直好奇这个寺何以名“卧龙”,开始我觉得是否跟计划亮有些关系,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个寺庙的历史也太悠久了,后来查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卧龙寺跟诸葛亮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一种说法是,北宋初年,有位叫惠果的高僧,做了此寺的主持,这位惠果特别喜欢躺着,故被时人称为卧龙和尚。到宋太宗时,本名为观音寺的该寺,更名为卧龙寺,然而刊刻于同治七年的《卧龙寺重修碑记》却有另外的说法:“宋初有禅师,法名卧龙,太祖曾幸此寺与谈佛法,机缘相契,以为先兆,遂改为卧龙寺。”



康有为的题额


卧龙寺到晚清有一度名声很响,这跟庚子事变有些关系。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跑到了西安,前往陪驾的有虚云大和尚。某次,虚云陪太后和皇帝来卧龙寺礼佛,在此寺,太后布施了千两白银,以此立诗牌坊一座,并且太后和皇帝还给寺庙里赐了几方匾额,这使得该寺声名远播。


李欣宇先生刚把我带到卧龙寺的山门前,我立即有了一种熟识之感,欣宇也想起来了,他说七年前曾经带我来过这里,而今来的时间较晚,寺庙已经不让游客进入。欣宇马上向看门的僧人解释一番,但对方不为所动,于是欣宇又给他的一位朋友去电话,那位朋友就在对面的古玩城,此人向僧人解释之后,对方仍然不肯让我等入院,这种情况我也觉得无奈,只好跟欣宇说,等明天早些时候再来吧。




欣宇比我有耐性,他不急不徐地仍然站在原地想办法,无意间看到旁边有位女子带着一位年纪看上去不超过5岁的小女孩,那个小女孩扒着寺院外的栏杆,玩得很起劲儿。欣宇夸她太聪明了,接着又夸了几句之后,那位母亲说,我帮你们试着叫开门吧。欣宇马上表示感谢,我从他们说话的语气上,觉得欣宇与这女子介乎相识与不相识之间,此女隔着铁栏杆门,冲着里面的那位看门僧人说:“让他们进去拍张照片吧。”那位僧人迟疑了一下,没有言语,他走上前,打开了铁门。



博文书店外观


因为卧龙寺里面已经没有了游客,这比我上次来时感觉要清静了很多,我考虑到门口的那位僧人等候着我们的离去,于是加快速度拍着院中的情形。在入口处的侧边,我看到了康有为给卧龙寺所题匾额的刻石,既然有过盗经换经龃龉,此寺应该很恨康有为才对,然而却能将仇人的字刻在石头上摆在这里,以此足见卧龙寺僧人的胸怀,比我这俗人要想象的宽大为怀。当年民收藏《碛砂藏》的院落,在卧龙寺的最后一进宫殿,可能是到了闭殿的时间,此大殿锁着门,向里面张望了一番,也没能看到是否还藏有其他佛经。欣宇告诉我,以往此寺在这个殿免费发放佛经,这些佛经中有一些还是金陵刻经处木板刷钱者,他自己当年也要到过几部,后来要的人多,寺里就改为捐一些钱就可以随便拿,后来西安的一位藏书人也听说了这个渠道,此人来此捐了一百块钱,就拿走了七、八函的线装书,然后拿到孔网上去卖,一函就能卖2、3千元,后来这件事被卧龙寺知道了,就不再让人拿走佛经了。



书店内景


从卧龙寺出来,欣宇把我带到了旁边的博文书店,此书店就在此书店就在卧龙寺的外侧墙,书店的格局是又细又长的纵身一排,店主叫孙庆华,看上去有50岁年纪,他说自己开书店已经很多年,然而我却从他身上看不到久在商场的油滑气。店里的书品种很多,我浏览了一过,大多是文史哲类,也有一些艺术类,市场的热闹书一部也没有看到,店主说,他坚持要进有价值的好书,虽然买这种书的读者越来越少,他说自己最大的经营压力是年年上涨的房租,好在现在收支还能抵平,但他也说有一天坚持不下去了,就关门。孙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倒是面带笑容,但我却特别不愿听到这样的话,我虽然知道,在电商的冲击下,实体书店很难坚持,可我依然期盼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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