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官二代的归去来兮

陶渊明从小就和其他的官二代不一样。一：他家穷，二：他喜欢菊花。

就连隔着几个朝代的周敦颐都知道：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

他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都督八州军事，省部级干部加战区总监，可以说无论在政界，还是军界，都是很吃得开的。

而渊明的祖父还做过太守，相当于现在地级市的一把手，当时还是个名士，深受群众爱戴。

照理说有如此的福荫，陶渊明应该从小宠命优渥，仕途坦荡，可偏偏父亲是个“寄迹风云，寘兹愠喜”的人，喜欢搞户外运动，放荡不羁地爱着自由。

经常在外游山玩水，有一定的危险，运气这东西不太好说，故陶渊明的很小的时候，父卒。

其《自祭文》中写道“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希谷冬陈。”这说明小时候他，过得还是很不全面的小康。

尽管如此，家族的荫庇仍让陶渊明的人生起跑线很靠前，否则他也不可能一出手就找到了江州祭酒的工作。

当时的祭酒就像州府教育厅厅长这样类的职位，属于要职，具体而言帮州刺史掌管兵戎、治安、田租、户口、祭祀、农桑、水利、兵器等，是不折不扣的肥差。

原本年轻人心气儿就高，小陶同志也是抒发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样远大志向的人，当时也很想干出一番业绩，回馈朝廷和人民。

不过，他做江州祭酒没多久就不想干了，原因是他的领导王凝之太不靠谱。

王凝之也是官二代，除了“王羲之儿子”这个身份外，还有一个标签——东晋著名才女谢道韫的丈夫。

老婆是文艺圈的名流，按理说他的周围也应该汇聚不少文艺大咖，但父亲当年名望太高，导致了他从小就倍感压力，觉得超越父亲的期待可能性太小，就放弃了。

在圈子里耳濡目染多年，就是每天睡大觉，也应该能被熏出点艺术气息。但传说中魏晋风流之气度在他身上并没有体现，反而，他还是个迂腐的人。

一个人一旦才华上输给了前人，就迫切地需要一个新的信仰。

机会来了，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王凝之在担任刺史期间了解了一下五斗米教，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搞得整日不理政事，神神叨叨，疯疯癫癫的。

陶渊明则经常苦恼于王凝之是把他当作朝廷的祭酒还是教会的祭酒，他隐约觉得后者的成分可能更多些。

但陶渊明知道，自己来是打算在工作中作出不平凡的业绩的，而不是来信教的，所以他选择了走人。

他想着：“世界那么大，我也想看看父亲曾经邂逅的风景，沉淀一下自己”，于是就写了封辞职信，也不等答复，就不去上班了。

没几天，王凝之派人来请他回去，说这次要让他当江州主簿。

这可是一个相当吃香的职位，职闲位尊，有“诸职之首”之誉，但陶渊明实在不愿意“伺候”这位王老板了，认为给他打工，无论做啥都一样，挥了挥手，跑路回家抱娇妻逗儿子去了。

随着人丁增多，家业消乏，陶渊明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就在这时，大将桓玄送来了亲笔信，礼聘他到军中任职。此时陶渊明正为找工作的事发愁，欣然接受。

东晋时期，人们忠君观念不强，毕竟晋王朝的天下还是当年大军师司马懿祖孙三代从曹家手上慢慢篡过来的，到了西晋分裂，皇位反复篡来篡去，皇帝自己都不好意思提“忠”了。

桓玄当时控制着东晋大部分的兵力，枪杆里面有政权，他也有了做皇帝的想法，于是密谋打着勤王旗号，行篡位之举。

他反复派人到建康散布舆论，说自己的辖区屡现祥瑞，想给自己篡位造势，散播革命的种子。

而陶渊明就被桓玄派去干这种差事，这令他很痛苦，过去是信教，现在让布教，比起自己的前任，现任也好不到哪里去。

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他想，好歹我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不干了！于是招呼都不打就从都还家。

恰在这时，家里传来母亲去世的噩耗，陶渊明赶紧以丁忧为名，递上辞呈离职。

三年丁忧期满，渊明长叹“四十无闻，斯不足畏”，历经两次仕途失败，渊明壮志未酬，心有不甘。决定再试一次，这回他投靠在了镇军将军刘裕的手下，任参军（即幕僚）。

即便如此，对于“屈沉下僚”的处境他还是有小情绪的，同时对养家糊口而在他乡工作的意义产生了困惑。

义熙元年，老陶获得一个去京城出差的机会。回来时，他转道安徽看望堂叔陶夔，表达了自己厌倦官场生活、想回乡隐居的想法。

“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

“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

“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

动荡于仕耕之间已有十余年，他已厌倦了也看透了官宦生活，知道自已的报负在这个时代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不如回家种田算了。

但陶夔不太同意，考虑到这个大男孩实在是家庭心太重，就给他介绍了个离家近的工作——彭泽县令。

县令级别不高，可毕竟是一方领导，不用每天受上司的气。

况且县令的薪水福利还是很不错的:任职期间能分得300亩公田,地里的收入全归个人所有。

陶渊明一到任,就命人将田地全部种成高粱。大家听后一愣一愣的,这么好的良田不种稻子都种高粱是做什么呀?

原来他嗜酒如命,想全种上高梁到时酿酒喝。

但陶夫人是和孩子饿怕了，坚决和老陶说理,最后陶渊明稍稍做了一点让步，分出六分之一的土地(50亩)来种稻子，其余的还是种高粱，毕竟，对文人雅士而言精神粮食比物质粮食更重要。

老陶一生爱酒，别人也爱找他喝酒，只要有人邀他去,他就欣然前往。

哪怕是乡间老农,只要家中有酒,也同饮一醉。有时陶渊明先醉了，就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

虽嗜酒如命，但这并不影响他是一个好人，老陶原则性很强，不是什么酒都喝，什么人都见的。

达官贵人想见他，就算有好酒名酒，他也不去，推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有一次朋友送给他两万钱,他也不想着用这笔钱来投资办实业,而是一下子全部预付给了酒家,好让自己随时有酒喝。

但好景不长,地里种的无论是高粱还是稻子,是一茬也没收过。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叹道:“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馀日,即自免去职。所谓秫秔,盖未尝得颗粒到口也。”

正所谓“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心软的人既怕硬又怕软，所以很难成事，悲夫!陶渊明的性格生来就不适合做官。

李鸿章说:“举凡天下最容易的事情便是做官，倘使一个人连官也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

但做官就像练《葵花宝典》一样,需要阉去一部分良心，否则如坐针毡。

直接让他辞职的导火索是这样的：到任第81天后，浔阳郡上头派来一个督邮(负责检查下基层干部的工作情况,相当于现在纪委部门的同志)，陶渊明手下的小官劝他要对督邮恭敬万分，换身正装迎接领导检查，否则被差评了不好。

陶渊明听了心中窝火，毕竟他也是在官场上混过的，道理都懂，但自己以前服务的可都是大领导，现在让他向不入流的小吏低头哈腰，实在丢不起那人。

“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巨大的心理落差让他心中有苦，遂解印去职，写下名垂千古的《归去来辞》,彻底地离开了这个尘俗世界，离开了那些“心为形役”的日子。

此后的陶渊明过着“躬耕自资”的困窘生活。没有了官场的羁绊，陶渊明心情异常放松，断绝与外界交往。

每天忙完农事，则“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寻丘问壑，逍遥似仙。

有过了“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痛苦经历后,他真正明白了《庄子》所说的“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

“神虽王，不善也”的道理，对于官禄富贵，再也不正眼相看。虽然他爱酒，但他更爱 “悠然见南山”的闲逸。

“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窃禄人”，就这样，他给自己的仕途画上了句号。之后虽数次被朝廷征召，但他都没有赴任。

元嘉元年,大员檀道济到他家访问。当时，陶渊明又病又饿,起不了床。檀就劝他出世，但陶渊明婉言推辞了。一同送来的白米肥肉，也被拒绝。

如此又过了几年，陶渊明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后，安然离世。

靖节先生一生著作颇丰，传世有诗125首，文12篇，钟嵘在《诗品》中称誉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如今，文人们赋诗写菊，大多要拉扯上陶渊明的“东篱”，而他和菊更是密不可分。所谓菊者,花中之隐逸者也；陶公,人中之隐逸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