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口史话之六——船工风雨

 辽河中上游的商船，主要有槽船和牛船两种。水大时，外国小火轮也可驶达通江口等地。槽船和牛船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在形状和载重量上略有不同。槽船头尾呈方形。一般船长六丈四尺，中间宽一丈四尺，船舱深三尺五寸，空船吃水二尺，船员七人，载重量一百石（约合15吨）左右；牛船两头呈尖形。一般船长四丈二尺，中间宽一丈三尺，船舱深三尺二寸，空船吃水一尺五寸，船员五人，载重量四十至七十石。

 装载货物

 盛 水 期

 枯水期

大豆

180袋

2.5万斤

120袋

1.6万斤

豆粕

600枚

2.76万斤

400枚

1.8万斤

盐

150袋

3万斤

80袋

1.6万斤

麦粉

800袋

3万斤

450袋

1.67万斤

 船工受雇于船店和船户。船店是当时通行的一种中介经营机构，一般都是实力雄厚的大粮栈兼营。船店拥有几十乃至上百条船只，不仅运输自家货物，也对外承揽运输业务。同时还为外地客商代理收购、储存、运输各种农副产品，为其他船户提供食宿、贷款、承揽业务等方便条件。因此，各家船店都设有客房、账房、经纪房以及粮囤、库房等，每天人来人往，顾客盈门。通江口先后有公和益、德兴广、广增达、信发元、广胜泰、仁发合、广益信、富成海、巨盛会、义丰泰等多家船店，东家都是本地的大粮商。船户以船运为主业，一般规模较小，有船几只乃至十几只。宣统二年的《昌图府志》记载：“同江口码头有槽船478只，牛船589只。”这一千多条船，基本都是当地船店和船户所有。船只出航，一般由五六只船组成一个船队，每个船队雇佣船把头一名。船把头跟船往来，代替船主处理航运期间有关业务，以及船夫伙食、船队花销等具体事项。

 通江口至营口的水路里程在1000里上下。航船下行正常需10天，顺风9天，逆风17天；上行正常需17天，顺风10天，逆风19天，一个来回即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样一条船一年顶多跑个七八趟。在此期间，不管是烈日酷暑，还是刮风下雨，船工们吃住都是在船上。遇到顶风逆水，船工就要登岸拉纤。手指粗的绳索二三十丈长，从船头拖到岸上，每人一股绳，用木板挎在肩上，一步步艰难地往前拉。头上烈日晒，脚下荆棘扎。滚滚大辽河，不知流进了多少船工的汗水。常年的风吹日晒和艰辛劳作，铸就了船工们强健的筋骨和黝黑的肌肤。如今通江口还有许多船工的后代，从他们的身上，似乎还能看到当年船工的身影。
 这样的苦楚，对于船工们已是习以为常。最让他们害怕的是三件事儿：一是胡子，二是浅滩，三是狂风暴雨。那时，辽河两岸胡子猖獗，他们常常在偏僻处劫持船只，勒索钱财。拿不出钱就扣押人质和货物，有的船工甚至因此丢掉性命。船只一旦搁浅，也是件很麻烦的事儿。不管河水多么冰凉，船工都要下水挖沙推船。严重时还要把货物一件件地搬到岸边，然后再一件件地扛回船上。遇到狂风暴雨，不仅担心航行安全，更怕的是把货物淋湿。因为按照契约规定，货物被浸湿损坏，船主照价赔偿，船工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船工的收入本来就寥寥无几，一旦再赔偿货物，那就不仅是劳而无获，甚至可能债台高筑了。
 冬天辽河停运，船工们有家的回家，无家的则住进“花子房”，靠给各大粮栈“扛麻袋”维持生活。那时，辽河沿岸流传一首歌谣：“辽河水，长又长，千船万船运粮忙；粮满仓，货满仓，船夫常常饿肚肠；货满仓、粮满仓，船夫住的是‘花子房’。”这是当年船工生活的真实写照。

 船主的日子也不那么舒心惬意。虽然船主在家坐等银子入账，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但也时时担心船只的安全。即怕胡子抢，又怕风雨狂。因此，在这种情势下，一种带有保险性质的帮会、或称船会便应运而生了。船会的组织者大都是在黑白两道吃得开的人物。入会的船只要按规定缴纳会费，行船时要在桅杆上悬挂会旗，以示身份。一旦遭遇天灾人祸，船会会给予一定的补偿。这些船会开始大都是自愿组织的。后来一些黑道人物发现有利可图，就以办船会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强制本地船只加入他们的船会。各个码头基本都有这样的船会，因此辽河上航船悬挂的旗帜也是五花八门、花花绿绿。除此之外，商船还要向官府缴纳名目繁多的税捐，例如修河税、河防税、船税、兵饷、警饷等等。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不断增加的经营成本，以及河道淤积日益严重的问题，即是当时社会无法解决的矛盾，也是导致辽河航运早早退出历史舞台的诸多因素之一。

 通江口广昌益商号运粮船结算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