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凌、虐待、性侵，为什么这些“坏事”家长总是最后一个才知道?

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双手是颤抖的，内心更是。从11月23日一早，女儿幼儿园妈妈群转发三色幼儿园事件的只言片语开始，到微信里所有妈妈群都炸了窝，再到这几天满屏满屏的转发和评论，我的心，从像很多人一样，起初抱着怀疑的态度观望着，以为这不过是一次恶作剧式的蹭热度、假消息，到看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等官媒也发声，我的心里，就像被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拼命想说点什么，却找不到什么恰当的语言。我在杭州出差，和先生通过微信聊了很久，发现连一向毒舌、以骂人见长的他，竟然除了骂那些作恶的人“畜生”、“妖孽”，也找不到更多的词儿。善良，何止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还限制了我们的表达。

和所有父母一样，因为有了孩子，才像重新在这个国家活了一遍那样。单身或丁克时，那种“老子就烂命一条，好也过一天，不好也过一天”的洒脱，被谨慎、担心取代了。空气不好了，怕孩子的肺将来出毛病；被其他孩子抢玩具了，怕她受欺负，怕她胆小怕事；她抢了人家玩具，又怕她恃强凌弱，养成霸道的个性。女儿两岁半上幼儿园，是在我挑选了将近一年，看了不下十所幼儿园，做表格严格分析了SWOT以后，选定的一所。上了没两周，有一天，她对着阿姨学舌：乖，快点睡觉，再不睡就不喜欢你了。我听了之后，心里咯噔一下。在我家的语境里，就算犯了天大的错，也是严格禁止出现：不要你了，不爱你了，这类话。怎么偏偏出现在我千挑万选的幼儿园。差点就想给孩子换园。还是先生冷静，按住了我，说咱们先和老师私下沟通一下再说。

作为一个妈妈，我当然害怕自己的孩子受伤害，相比那些看得见的伤，磕了碰了的，我更担心那些看不见的伤，那些可能我都发现不了的伤。也许，有人会说，作为孩子的第一保护人，怎么可能发现不到？假如没有发现，肯定是家长太疏忽、太失职。

然而，从最近屡屡爆出的虐童事件来看，难道，家长不都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吗？为什么会这样？

出差开完会，我立刻冲进电影院，买票看了被与韩国电影《熔炉》相提并论的国产电影《嘉年华》。但与《熔炉》故事不同，这个故事中受到性侵的受害者，不是孤儿，而是父母健在的普通人家的孩子，两个小学女生。

一晚，一个中年大叔带着两个穿着水手校服、背着书包的小女孩，一个叫小文，一个叫新新，走进海边的一家民宿，要求开房。大叔进了一间，女孩们进了隔壁的一间。明显不是爸爸带着两个女儿来出游，如此反常，引起了前台姑娘的注意。她不时盯着走廊监视器拍到的画面，还掏出手机翻拍了下来——大叔要进女孩们的房门，被推出来，又走进去，再被推出来，重又走进去，这样反复了三四回，最后，大叔进了女孩的房间，门也关上了。

第二天一早，两个女孩衣衫不整地走出房门。她们没有回家，而是去上学了，因为迟到，被罚站在教室门口。有个男同学拍下了这一幕，还传到了朋友圈。小文看到了很生气，跑过去抢男同学手中的手机，要求删掉照片，两人扭打在一起。老师闻声赶到，阻止两人打架，却发现倒在地上的小文腿上有大片、大片的淤青。

事情就这样，才被大人们发现了。

小文的妈妈，见到从诊室里查完体走出来的女儿，劈头就是一巴掌。就因为这巴掌，家长们永远别想从孩子嘴里第一时间得知，他们想知道的，发生在孩子身上的，那些所谓“坏事”。

《北京折叠》的作者、“雨果奖”获奖作家郝景芳，在她的微信公众号“晴妈说”里，写了一篇文章《在这个人世间，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女儿》，勇敢地从一个性侵受害者的角度，告诉我们，为什么当女孩遇到性侵时，不会告诉理应是自己最亲的人——妈妈。虽然因为压力她后来删除了文章，但她的勇气已经变成了更多人的勇气。

我从小到大，也遇到过类似的状况。我也从来没有，甚至没有想过，告诉我的妈妈。

第一次，发生在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我的教室在学校里比较偏僻的一角，教室旁边还有一个隐蔽在树丛里的厕所。有一天，大概是放假前，同学们都走了，我不记得为什么我还留在教室里，可能作为班干部还在打扫卫生。忽然有一个陌生男人走进来，问我厕所在哪里。我完全没有任何戒心地，给他指路，带他往厕所走去。我记得，我们那个厕所，女厕所靠外，男厕所靠里。走到女厕所门口，我就对里面的男厕所方向指了一指，意思是地方到了，你自己进去就好。他进去了一下，很快又走出来，似乎对我说找不到。我说不可能啊，就在里面。他又进去转了一下，出来还说找不到。以上这些情节，我脑子里的记忆其实并不非常清晰了，甚至有逻辑说不通的地方，但是下面这个画面，我可能到死也不会忘记——那个男人边对我说话，让我带他进去，两只手却放在裤裆的部位，似乎在揉搓着什么。许多年以后，我回忆起这个画面，才恍然大悟。但在当时，即便我还是一个并不了解性器官、性行为的小学生（天啊，我确实是从那个原始社会来的），我的本能也让我忽然意识到了危险，我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再也不敢往前一步，一边敷衍他，一边往外走。我记得，我是一路逃回家的，一路狂奔，还不时回头看，那个男人有没有跟过来。

即便到了今天，我已经快四十岁了，男朋友换过不少个，女儿都生了，可是一想到当时那个夺命而逃的场境，依然感到深深的后怕。但是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的妈妈，想都没想过。（也许今天，她会从我的这篇文章里了解到，就像许许多多家长一样，都是要到事后很久才会知道。）

为什么不想告诉家长？

让我试着把自己还原成一个小孩，回到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那年，回忆一下为什么。

首先，我觉得我会挨骂。就像《嘉年华》里小文的妈妈，得知女儿被性侵，第一反应是扇了女儿一巴掌；第二反应是骂女儿夜不归宿（尽管是因为她老夜不归宿，女儿才不愿意晚上待在家，而去找同学新新玩）；第三反应是骂女儿不检点，尽穿一些花里胡哨的衣服（不过是女孩子爱穿的常见的花裙子、公主裙而已）去招人，她不仅把女儿的衣服全都从衣橱里拽出来丢在地上，还说女儿整天披头散发（仅仅是没扎起来而已），把女儿拖进厕所强行剪掉长发。这场面，让我想起了《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我不敢告诉我的妈妈，因为我觉得她也会首先觉得是我有问题。在我成长的年代，根本没人在乎性教育，父母更是对孩子守口如瓶，我直到高中，还以为男女两人生孩子，是因为结婚以后，会得到一种药，吃了以后就可以有孩子了。假如我把这件事告诉我妈妈，我不知道她会不会追问，我怎么知道那男人要干什么？我为什么不早点离开那，或者干脆一开始就不该跟陌生人说话？“女孩子家，不知道保护好自己”，是我那个年代成人最常念叨的一句咒语，可该如何保护好自己，没人教过我们，隐隐觉得，大概誓死严守贞操，就是大人们所谓的保护吧。

其次，我隐隐约约觉得，大人们都是一伙儿的，他们是站在孩子对立面的所在。告诉一个大人（哪怕是自己的父母）另一个大人做的坏事，怎么可能说得清？小孩怎么说得过大人？就算说得过，又怎么搞得懂大人错综复杂的利益世界？

在《嘉年华》里，几乎所有的大人（除了女律师），都是反面角色。小文的妈妈，简直怀疑她女儿是充话费赠送的；小文的爸爸，在生活中几乎是个隐形人，何谈保护孩子；同学新新的父母，难道他们不是主动把孩子送到坏人嘴边去的么，让女儿认了一个人渣当干爹，这还不算，发现人渣真面目以后，只想敲一笔钱，给孩子转去更好的私立学校，美其名曰为了孩子的前途；警察、民宿老板、前台小姐姐、小姐姐的挂名男友……无一不想着从这件事里捞好处。

再次，大人是多么容易崩溃的一群人啊。从小到大，我父母没少在我耳畔叨叨：你要是如何如何，这辈子就完了。你就是我们的自豪，你就是我们的希望，你就是我们的幸福。这也算是一种爱的叮咛，但反过来看，何尝不是一种恐吓——你可别出什么岔子，否则，我们做父母的就先完了。

试问，有哪个孩子愿意看到父母为自己崩溃？孩子对父母的爱，就是希望在他们眼中看到骄傲。所以，无论多糟糕，我选择报喜不报忧，我害怕看见他们为我担心，为我长吁短叹。我没疯，他们先疯了。

许多发生性侵的家庭，并不是孩子本身，反而是家长首先崩溃了，觉得抬不起头，觉得这件事可怕到无法挽回，觉得孩子一生都将带着污点，再也得不到幸福。

但，这是家长的问题吗？我不那么肯定。与其说是家长反应过激，不如说，是我们的文化，本身就把这件事看得太重要。性侵当然是一种伤害，但对孩子，和所有受害者，最大的伤害是来自其他人，包括他们父母的过激反应。

我甚至要政治不正确地设想一下，假如，这样的事发生在我家，作为母亲，我究竟该选择不惜一切代价，包括牺牲孩子的名誉，对坏人穷追猛打；还是，自保，息事宁人远走他乡。理智告诉我，当然是选择前者，因为只有那样，才能在未来活在阳光里；可情感和直觉又告诉我，那样，未必真的可以得到期待中的阳光的未来。想想周围人的眼光，单单是过多的同情，或许就能把自尊杀死一千遍。

第一次，在是非面前，我犹豫了。

“对一件事情我们必先接受它，才能改变它。谴责并不能把我们从困扰中解脱出来，只会使之加剧。”这是荣格说过的一句名言。这让我想起前几年有一本《黑羊效应》，这是一本讲群体如何对个体施加负面影响的心理学书。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叫做“卸下盔甲，无人受害，就是对凶手的最大反击”。我想，这句话说出了我对所有最近这些事件，最想说的一句话。

卸下盔甲，绝不是放纵作恶的人，不是投降，而是对自己的释放。从受害者身份中解脱出来，让加诸在自己身上的罪恶，那些看不见的伤害，最终随着时间，慢慢变成一道看得见的伤疤。它不会消失，也不该假装消失，但再也不会影响我们快乐地活下去。

非常钦佩郝景芳，可以勇敢地大声说出自己遭遇过的伤害。真的敢讲出来，痛苦才会被慢慢消解，伤口才会慢慢愈合。而当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敢讲出来，坏人的力量才会变小，直到有一天，再也没有人会因此被侵害。

我有一个女儿，她今年才三岁，看着她苹果一样的笑脸，我愿上帝保佑她一生平安顺遂，永远不要遭遇痛苦和不幸；但是作为她的妈妈，在上帝不能保佑她的时候，我愿我足够强大，帮助她抵御不幸，我愿我足够宽厚，陪伴她经历所有痛苦，直到，她足够强大、无所畏惧、刀枪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