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减负不要被卖了还帮忙数钱

对于孩子在一般学校的家长，想公立学校学雷锋，不减负，晚放学，高强度的教授竞争型技能，就是与虎谋皮。

给中小学生减负，一直是社会的呼吁，甚至是一种政治正确，最近出现了一些相反的意见，得到了不少拥护，一时成为热文。相反意见的理由主要有四点：

1、产生下午照看孩子的负担；

2、家长为了孩子不掉队，还得额外上辅导班，不如让学校继续上课；

3、无力负责辅导班的家庭，就会被拉得更远，由此会产生阶级固化；

4、减负放学早，会导致学生能力下降。

这些观点似是而非，很有迷惑性。这些迷惑性，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反映的正是教育系统在改革开放后，在市场所需、自身利益的驱动下，逐步演变出的机制的复杂性。所以，为了更清晰的阐释，还是分列开来，逐条分析，但即使如此，或许仍显晦涩。

首先，学习负担与在校时间，并不是两个等同的概念，延长学生的在校时间不等于增加负担。在3点半之后，学生可以继续在校完成家庭作业，在图书馆看看书，参加各种课外兴趣班。负担既不重，家长也没有放学无人照看的顾虑。这很简单，难的是二、三条。

本质上，二、三条是说的教育公平、教育市场化，以及学习负担之间的关系。在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时，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负担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首先，当然是源于当下激烈的社会竞争，而且，东亚文化圈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人的竞争取决于在考核中的排序，而不是知识与能力的绝对量。30年前的大学生，和现在的博士生找到的工作差不多，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所以，现在的教育焦虑，不是担心知识、技能的绝对量不够，而是对教育系统考核的焦虑，是一种源于竞争的焦虑。

当人人都担心自己的粥少了的时候，一锅粥，每人一勺，大家还能心平气和，反正人人一样，无所谓资源不资源，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分粥的人改变规矩，先到的一些人多一些，两勺、三勺，后到的只有半勺。这个时候，大家就要开始争抢。所以，当不均等、不平等导致争夺的时候，粥的资源意义也就随之出现。这就是重点学校机制。

于是，中国的教育系统，是一套精密的环环相扣的体系，每一次入学竞争，都需要前一次的胜利为基础：想有个好工作，就得上一个好大学，想上个好大学，就得上一个好高中，再之前，就得上好的初中、好的小学，甚至好的幼儿园。每一次上好学校，都需要一次竞争。就这样，社会的压力就顺着这个连环套，高效地传递到童年。

重点学校机制，最初，有它的积极意义，但随后，多年要取消重点学校，在实际上反而愈演愈烈。甚至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高效率的中国，在五年前提出：“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但至今，公办学校教师、校长轮岗制、没建立起来。

另一方面，许多公办学校摇身一变，成了民办学校。如果说彻底的民办，交给市场，那也好，价格并不会高。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简单的说，家长、中小学生，需要的是竞争型的技能，一个教室、一个老师就足矣。但民办学校的资质许可，却还要求有4000平米的操场、塑胶跑道、5层楼的教室。所以，民办学校成了事实上的高成本的、稀缺的教育资源。

可以总结一下了。教育资源不均衡，会产生竞争，再加上各种行政许可抑制市场供给，利益更大。房地产、学区房受益，在新城区，这一部分收益，可以通过合作办学得到。公立学校的某些资源转变为民办，利益也是巨大的。这其中各种利益，各种操作，无需多谈。总之，有好有差，才能形成资源，形成利益。

有了这一系列分析，现在可以来回答负担如何出现这个问题了：教育系统不均等的分配教育资源，教育不公导致竞争出现，竞争产生出各种需求与利润、寻租与利益。另一方面，顺着竞争的链条，社会压力传递到了童年，产生了负担。教育系统并不想学生负担重，但是，要利益，必须得不公平，不公平产生的竞争，则必伴随着学生负担加重。过去历史就是最清楚不过的证明：中小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的过程，正是教育不公加大的过程。在这里，教育不公是自变量，负担是因变量。

那么，面对教育不公怎么办呢？

一种观点认为，做好教育公平，负担自然会减下来，而不是人人加重负担，就能达成教育公平。所以，提出要校长、老师轮岗，公立学校要标准化，标本兼治减轻负担。当大多数学校都公平了，少数精英学校并不能引发恐慌。但教育公平化是拿掉利益的，很难，实际改变也不大。

那篇文章则把一个由于不正当的教育不公平导致的困境，当做了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只呼吁公众去适应它。这会影响公众对负担问题的教育不公平本质的认识，削弱公共舆论度教育不平等的压力，进而影响问题的解决方案，使得公众觉得不应该减负，以为可以通过增加负担达成教育公平。但是，这不过是一厢情愿。

首先，加负担，跟上教育不公的趋势，只能通过自我增负，多付出、上辅导班，上民办学校来跟上这个趋势。呼吁公立学校不要减负，孩子在学习多呆些时间，是想借助公立学校，用低廉费用，获得较高的竞争性能力。但是，公立学校廉价的、普遍性的来完成高强度的竞争型技能教学，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

教育系统，经过多年的逐步演变，通过公立资源民办化，各种行政许可限制等等方式，把教育服务分化成现在这种状况，在内部形成差别化，难道就是为了让整个系统的人多加班、多劳动，来抹平这个差别吗？即便不减负，无非是老师多布置一些简单重复的作业，家长多了一些辅导任务，难道学校还会免费开个奥数班，或者免费一对一钢琴课吗？即便想，但在教育资源分配差别化的情况下，一般学校也没有这个钱、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对于孩子在一般学校的家长，想公立学校学雷锋，不减负，晚放学，高强度的教授竞争型技能，就是与虎谋皮。

再来看另一方面。减负是由一系列政策构成的，比如针对民办在内的所有学校的行政指令、辅导班的开办、奥赛资格效用认定等等，这些政策能遏制那些更好的教育机构的规模、效率，一定程度上遏制教育不公。一旦减负的行政压力放松，民办学校、辅导班会比公立学校更有动力，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名正言顺的赚钱，而公立学校却不愿意白白加班，甚至也没有这个能力。打个比方，一个高级民办，一个菜场小学，同时延长放学时间到6点，你觉得这个差别是加大了还是缩小了？但如果同时3点就停止上课呢？同时面对奥赛证书无效的规定呢？

所以，孩子在一个好的学校，减负会削弱其优势，家长呼吁不要减负，其实是为了维持自己孩子的优势。但如果孩子在一般学校，呼吁不要减负，以为可以通过公立学校来弥补差距，实际上，恰好相反，一般学校与好学校的差距，不但不会缩小，还会拉大，教育不公平进一步加大，进一步加大学生负担，使得家长开支进一步上升。这不但是与虎谋皮，还是把自己卖给老虎。

最后，再来厘清一下减负导致学生能力下降的误解。

学生的考试竞争是有限的竞争，即限定了考纲、知识点，这就演化出大量的竞争型知识与技能，甚至一套“专有”的知识与技能。比如，硕士家长不会做小学生四年级的题，就是这个原因。这种竞争型知识与技能，起到的是筛选作用。这种能力之所以有用，被看重，本身就是因为竞争所需，但对成年参加工作以后，创造出真正的价值，效率有限，意义不大。不难发现一些小学基础教育不如中国好的国家，虽然奥数比不过中国，但其科研能力，创新能力，都比中国强。因此，某种程度上，这种能力是一种精力、金钱的浪费。所以，那篇文章用奥数比赛来做能力下降的例子，不但没有证明能力下降，反而通过奥数能力下降，反映出精力、金钱浪费降低，减负有成效。这种浪费，换一个角度，就是教育考核系统因为竞争而额外产生的压力与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