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被痛批千古罪人，墓碑上却写了“功垂百世”

每一笔买卖背后都有冰山元素，旁人看来不可思议，但也无法试图逆转。归根结底，买卖是否能促成，在于其中一方交易人愿意妥协的程度。

王道士做这笔买卖的时候，旁人的目光还未汇聚，唯有经年风沙从他身上流过。

斯坦因打量着眼前的中国道士，日照如刀割，在他黑而粗粝的脸颊上刻出皱纹。王道士怀有一种复杂的激越，但这情感不具备任何意义上的攻击性，交易必将顺利完成，对此斯坦因是了如指掌的。

“斯大人，马上就装好了……”

斯坦因点头，他发现矮小的王道士仍注释着他。警惕、迟疑、充满哀求，这幅神情是在当时中国人之间流传的瘟疫。

斯坦因轻蔑地摸出四块马蹄银，丢进王道士手心，可就在这时，他忽然发现，银两并不是王道士忧心忡忡的原因。

甘肃的白日格外刺眼，紫外线似毒蛇往人们身上缠绕，斯坦因感觉浑身灼有看不见的火焰。斯坦因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地方，若不是听说莫高窟里新发现一个藏经洞，他绝不会不辞千里来这受苦。

在这个时代，战乱让人变得保守，斯坦因还记得刚来时，王道士如履薄冰的模样。王道士只肯带他在景区游览，对于藏经洞则讳莫如深。

斯坦因看见藏经洞的钥匙在王道士腰间晃动，近在咫尺。他对中国人太了解了，闭塞使他们具备一种原始的天真，易于欺骗。

后来，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里讲述当时的事情，“道士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可以证据……我用我那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如何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王道士向斯坦因、向匈牙利、向全世界打开了藏经洞的门，斯坦因以价值二百两的价格，买走了24箱稀世珍宝，扬长而去。

在那个时代，有钱人乘香车宝马，穷人骑毛驴，更穷的人如果要走远路，就问别人租毛驴。

王道士三次步行50里去敦煌县城，向前后两任县令报告发现藏经洞的事，都无功而返。

王道士仍然不甘心，于是挑了两卷经书，租了毛驴，踏上了800多里长的凶险路途。当时国难挡道，匪徒横行，路上更兼有豺狼，他一个人就这样走了。

可是让王道士失望的是，即便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官府的冷漠态度是一样的，廷栋大人端详一番，只得出一个风趣的结论：经书上的书法还没有他写得好。

直到1904年，省府才有意识要保护这批经书，本来打算将其运往兰州保护，但因路费要5000两，省府不愿筹款，于是命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

王道士多年奔波，无异于竹篮打水，到头来一切还是和过去一样，风沙在莫高窟中蠕叠，万物每日都被日光揉得愈发干裂沧桑，无人关心。

万念俱灰之际，王道士还冒死给慈禧太后写过书信，结果当然是杳无音讯。

王道士陷入迷惑，如果这些经文真的有价值，为什么一批批的人员来看了又走，没人愿意筹款将其保护起来？如果这些经文没有价值，为什么各级官员都问他索要？

王道士的脑中浮现出最初的日子，他每天跋涉于沙尘中，直到落日吞没他身上道袍的颜色，黑暗降临，泛咸的空气包围着贫瘠的大漠。因为贫穷，他不得不去化缘，收来的香火钱都被他用于莫高窟的清理，据说仅清理流沙就花了两年多时间。面对如此浩大的工程，化缘得来的香火钱只是杯水车薪。

直到有一天，王道士和徒弟发现了敦煌藏经洞。尽管没什么文化，他还是敏锐地意识到一个转机正在向他靠拢。然而他不知道，那只是一场漫长白日梦的开始。

道士塔

王圆箓，本是湖北麻城的农民，年少时家贫，为生计四处奔波逃难。清朝光绪年间，曾在肃州的巡防营当兵。当时肃州一带多道士，从军队退伍后，王圆箓受感化也入了道教，世称其为“王道士”。王道士到莫高窟的时候，很多洞口都已塌陷在黄沙之中了，亦如他一片颓唐的人生，但他仍然留了下来。

我之所以知道这位王道士，是因从前读余秋雨《文化苦旅》中《道士塔》一篇。余秋雨文辞激烈，通篇冠以“我好恨”的极度愤恨之气，将王道士以倒卖文物的行为定为“敦煌石窟的罪人”。

写到王道士的外貌时，余秋雨表露出深深不屑：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

那时我正在念初中，血液沸点很低，常常为一些不平之事义愤填膺，但余秋雨通篇的激愤还是让我感到有些夸张了。他对王道士的指责越是激烈，奚落越是痛畅，我反而觉得王道士是那样一个可怜的人。

我可以理解在朝不保夕的世道之际，目光短浅是多么合理，何况王道士也做了诸多努力。当时，我更倾向于本着一种简单的公平观念在考察王道士的过错，最后得出可以谅解的结论。

最近路过甘肃，忽然想起那个被骂得狗血淋头的王道士，不禁再去翻看了资料。我也看到王道士的照片，并不像余秋雨所说的“目光呆滞，畏畏缩缩”，在我看来，那甚至是一张饱含天真的脸。

道士王圆箓

相比之下，我现在可以感受到王道士每一种行为背后的情感，一个乱世中的湖北农民，逃难、当兵，看遍苦难，在那样的境遇下，仍然怀有被救赎之心，皈依道教，竭尽所能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仅仅在疾苦之中还存留的渺茫希望，就让我非常感动。

人皆有私心，王道士将文物卖给斯坦因的时候，也许确实看重那些银两，这些银两能帮他实现修缮莫高窟的愿望，有了这些钱，他可以不用活得那么辛苦。但从他的态度来看，他并不知道这些经书的实际价值，他只是隐约感到哪里不对劲，并充满恐惧。王道士多年之中的挣扎，多是徒劳无功，让人心酸。那种心酸绝非对其卖文物的愤怒，也不是对他个人命运的同情，而是一种无力回天的遗憾，我们永远跳不出时代趋势的局限，竭尽全力想做得更好也没有用。

那只是一个乱世农民而已，《道士塔》一篇中最不合理的地方在于，你不能既奚落他是农民、没有文化，又以文化人的标准去指责他。

关于王道士，斯坦因还在《西域考古图记》中写到：“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王道士死于1931年，日军以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的那一年。

他的两个徒弟吸着旱烟，为他立了坟墓，并在上面写了“功垂百世”四个大字。

风沙掠过，字迹如在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