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弗里德曼
供给侧经济学的关键是削减支出
米尔顿·弗里德曼 | 美国计量经济协会、美国统计协会和美国数学研究所成员
本文节选自《欧美经济学家论供给侧》,原标题为《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我们自此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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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持人费克林:米尔顿·弗里德曼最有资格给我们讲授供给侧经济学了。当30年前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经济思想还是一片荒原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讲了。
毫不夸张地说,弗里德曼可能是美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76年为他颁发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奖励他在消费行为分析、货币历史和供应理论以及经济稳定政策复杂性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弗里德曼主张,通货膨胀中货币因素应该被重新重视,进而,又再次强调经济中货币政策重要性。
虽然诺贝尔奖的荣誉非常重,但也只是他所有获奖荣誉中的一个而已。他现在还是芝加哥大学罗素杰出服务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作为一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人员,他曾经担任过美国经济协会主席。此外,现在还是美国计量经济协会、美国统计协会和美国数学研究所的一名成员。
坦白地说,我不是供给学派的,也不是货币学派的,只是一名普通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几年前曾说过,每个问题都有两面性,对的一面和错的一面。我认为,供给侧经济学没有这个说法,经济学只有好用和不好用之分。
现在大家嘴里说的“供给侧经济学”其实不新鲜。它是一个已经被实践检验过的理论。现在是第一次有机会让我们大家见识它如何运作的。供给侧经济学唯一创新的地方,第一是,名字非常吸人眼球;第二是,有些人按照供给侧经济学的思路,言过其实,因为供给侧经济学实现不了他们的承诺。
从本质上说,供给侧经济学就是一套好用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它讲的不过是些基本原理:哪里收益多,百姓就会往哪里跑;哪里收益少,百姓就赶紧撤;需求曲线是往右下方倾斜的,而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这就是供给侧经济学,没其他东西了。但是,因为我们很久以来一直按照不好用的经济学方法管理经济,却把好用的经济学丢在一边,并且还将继续这么干。所以,我们才觉得“供给侧经济学”新鲜。
著名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作为《华尔街日报》的特约撰稿人,曾经在上面发表过一篇长文,很明显他对那种谦虚温和的态度并不满意。他在文章里写到,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们被吓唬住了”,“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模型失效了”,“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问题不在于我们不知道什么措施有效,而是现在太多自诩为经济专家的人,其实也就知道没有现在问题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施莱辛格是这群人的一个鲜明代表。
我再给大家举个备受瞩目的例子:商业圆桌会议。《华尔街日报》的一则报道说,商业圆桌会议向里根总统建言献策,很合适。里根总统需要别人的想法,而且他也听到了。《华尔街日报》总结的圆桌会议建议是:“要缩小赤字规模,降低利率上升压力,从而促进经济复苏,办法就是大力削减联邦支出。”此外,大家或许最好考虑一下提高联邦消费税或者同意把个人所得税的削减幅度稍微提高一点。
如果前面的话能够说明点什么,也就说明商人辨别是非黑白的速度很快。假如三年前,你随便遇到一个商人,甚至就是随便一个人,你问他,“我们现在经济衰退,怎么办?”有多少人当时会回答说,“哦,现在经济衰退,我们最好是加税,缩减支出”?有人这么回答过么?怎么突然之间,这种答案成了我们现在必须得做的事儿了呢?我们现在经济衰退,所以商人们就说,减少支出,增加税收呗。
我从来不认为,给定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经济的起伏波动影响非常大。大卫·梅瑟曼已经在他那部分讲的很清楚了。但是,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商人、记者还有其他所有人有个传统的观点,认为经济衰退需要宽松的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削减税收。
我以前认为这种说法在当时不对,当然,现在认为这话反过来说也不对。我赞成削减支出,不是因为它能把我们带出经济衰退,而是因为部门占用了太多社会资源,结果却带来很多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我不支持加税,理由一样。
我认为,这个讨论会的基本问题就是,大家没搞清楚商业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分不清什么对个人或者个体企业的利益才是真理,分不清对整体经济而言,什么才是硬道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就是一名经济学专家。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学讲的就是像货币、就业、工作和支出之类的东西。不管是货币,还是工作、支出,我们都很熟。结果,商人很容易以为自己就是这些领域内的专家了。
但是,事实很简单,他们不是经济学专家。经济学作为一门学问,最有趣的地方或许是,凡对整个国家而言是对的东西,几乎一直和私人企业的相反。经济变动产生的深远和隐秘后果,往往比直接和显眼的后果影响更重要,这才是经济学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例子有点远,我不会多说,提它的目的,也就是想让大家开动一下脑筋。现在我们国内的制造业,比如说汽车和钢铁,面临着很多出口方面的问题。不少人建议,我们应该想办法来扩大制造业的出口规模。假设,忽略掉政治上的可行性或者经济满意度,我让你来调查这个问题。为了最有效地扩大我们的汽车、钢铁还有其他商品的出口规模,或者换句话说,与行业内国外生产商相比,想要最优效地提高我们竞争力,美国应该怎么做?
关于答案到底是什么,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不是我们想要采纳的答案,也不是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如果仅仅是为了表现一下经济后果,提高我们以上行业竞争地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禁止从美国出口农产品。
这听上去有点疯狂吧?好好考虑一下。农业已经成为美国重要的出口行业。我们把农产品出口到海外,在这个过程中,赚取外国货币。我们用外国货币做什么呢?丢到海里吗?我们用外币购买外国商品。一旦农产品禁运,很快,你会把那些国外收入花光。外国人再也不会担心没有美元来购买我们的商品了。因此,他们就不能在美国境内出售商品。汇率也会发生变动,让我们突然之间意识到,我们现在可以出口我们以前不能出口的任何商品了。
我不是强调上面说的政策有多好。其实,这种政策非常差。我主张全面的自由贸易。我们不仅应该把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而且还应该理解其中各个板块之间的相互关联。因为某个经济板块的变动,在开始的时候好像对其他板块没有影响,其实往往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关于经济学的讨论结果,必须得建立在以上对经济系统理解的基础上。这才是我说的重点。
作为本书出版计划的联合赞助方,亨利·曼尼和法律与经济中心,在向一些律师和法官培训经济学知识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短短几年里,曼尼循循善诱,让大量的联邦法官参加了诸多经济学研讨班,并由我、保罗·萨缪尔森、阿尔曼·艾尔钦(Armen Alchian)等其他人向他们讲解经济学知识。我认为,曼尼应该把这样的活动搞的更大些,也给商人筹办这样的研讨班。至少他们同样地需要这些知识。
过去十年,国内经济出现的关键问题,大家很容易数出来。高通胀、高利率还有不断下降的生产能力。前两年,极不稳定的利率和经济环境更是加剧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每个问题有不同的根源,所以就需要我们区别对待。过去的十年里,美联储超额发行货币,造成现在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这既是赤裸裸的现实,又是一种暗暗的谴责。但总归,现实就是这样的。
现在,情况反过来了,高通胀已经成为高利率的决定性因素。结果,为了应对通货膨胀,我们需要建立一套调整机制。我常对来自不同群体的人说,“你说什么,利率太高了?”实际上,利率还不够高,太低了。回想一两年前,房子的按揭贷款利率是15%,而房价以10%的速度上涨。那时候,计算个人所得税,还能将按揭贷款利息扣除。如果一个人的收入处于33%的税档,而且他15%的按揭贷款利息占了他10%的收入,那么,算上10%的通货膨胀率,他其实没花钱。所以说,主要是因为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反应滞后,而且还是非常缓慢的滞后,才导致它现在很高。
让我先说点其他的吧。现在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只听说坏消息或不好的消息呢?对很多人来说,利率水平高不是好事情,但对其他很多人而言,却是好事。对经常出现破产的人,美国Q条例规定,禁止储蓄和贷款机构、互助储蓄银行按照市场利率向他们支付利息。无论是这些人,还是已经把自己的资金投入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人,都已经能把握货币市场基金中的机会。
我前不久听说,去年因为利率水平高,整个消费群体有800亿美元的收入,比在利率水平一般情况下的收入高出很多。扣除更多的贷款支出、利息支出等等共计400亿美元的额外费用,还净收益400亿美元。我不是说利率高是好事情,只是再次想表达,大家应该全面地看待利率的影响。它有好也有坏。
大家都知道,现在对储蓄和贷款机构的现状,社会上有很多埋怨。确实,它们遇到了麻烦,但是它们损失了,肯定会有其他人收益。持有低息抵押贷款的人会从中受益。面临着高利率而且不得不付利息的人,也从中受益。所以,我们不能说它们出现了绝对损失。
现在言归正传。发行超额货币会引发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又是利率水平走高的主要原因。其他经济因素降低了生产能力。现在正高速扩大的支出规模,已经把社会资源从生产用途转移到了其他方面。通货膨胀,再加上高昂的边际税率,已经让人把他们的储蓄投向了非生产性用途上,比如说,房地产。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在房地产行业中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已经把太多自己可投资的资金放到房地产上了,而不是太少。同样,通货膨胀和高昂的边际税率也让很多人把资金投向黄金,投向16-18世纪欧洲绘画大师的作品(the Old Masters),投向所谓的收藏品。房地产投资的资本利得增加了个人财富,生产性投资做不到,但这和私人储蓄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通货膨胀和高昂的边际税率已经减少了可测量的个人储蓄,并且把储蓄已经推向了非生产性领域。
另一方面,监管和干预也已经把投资导向了非生产性领域。所以,我真的认为,现在我们国内人均收入水平没有九年前的高,根本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对那些不去上班的人,我们一直在给他们报酬。如果他们曾经工作过,那我们一直在向他们征税。我们一直在劝导他们把他们的资产投到非生产领域。
在上述的经济环境下,我们无法提升生产能力。这个问题到底为什么这么有趣呢?我们现在之所以还没有过的越来越差,原因就是人们在如何避税、如何规避监管方面太有创造性了。我一直在说,捍卫国家自由最有力的手段,就是人们在规避监管方面的创造力。在我现在居住的加利福尼亚州,大麻是规模最大的经济作物,这或许让你想不到。顺便说一句,如果把大麻合法化,并且对大麻征税,或许是缩减赤字规模的一个办法。
1979年以来,尤其是1979年10月5日以来,美联储在货币供给量上的政策表现,摇摆不定,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让高通胀和高边际税率等问题更加复杂了。我绞尽脑汁想了想,在美国历史上,两年内的货币供给量跟过去两年一样剧烈波动,两年内的利率水平跟过去两年一样动荡不定,两年内的经济形势跟过去两年一样起起伏伏,还真没出现过。
所谓的“6个月的经济衰退”和“12个月的经济扩张”,紧接着就是下一个经济衰退——美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货币量不固定、利率水平不稳定、经济形势不确定,三者之间并无联系。我认为,这三种现象已经全部消失了。
整体上说,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平均表现,已经算不错了。如果一个6英尺高的人,在过河的时候被淹死了,而河水平均水深才5英尺,那么过去两三年里,虽然货币供给平均速度已经被控制下来,但是你可以把这个情况讲给那个被淹死人的亲戚。
我认为,货币供给量出现剧烈的起伏,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它使货币政策的短期表现非常差,而且可惜的是,这种短期表现又抹黑了平均表现不错的政策效果。这和上面过河的道理是一样的。货币当局非常喜欢把货币需求不稳定作为理由,但货币供给不稳定并不是因为需求不稳定。需求不稳定只是个借口,不是原因。货币当局是负责控制货币供给的,所以,没有关于货币需求不稳定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货币供给一直在波动。货币需求在什么情况下都是稳定的。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提出问题,转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上,其实,方法也蛮简单明了的。拿通货膨胀来说,不断放缓的平均货币供给速度一直在拉低通胀水平。现在,通货膨胀已经大幅下降了,而且我认为,至少在一段时间里,通货膨胀还会继续下降。因为这主要看它的长期动向,而不是短期内的波动。
解决利率波动和经济波动的方法,也很简单。美联储的绝大数经济学家赞同变革决策程序,而美联储只需采纳这种建议就行。美联储内部也分为两派,情形与当下问题类似。一边是在研究经济的员工;另一边是行政人员。无论是身处华盛顿的美联储经济学家,还是遍布全国各地的美联储银行的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赞同修改决策程序,这或许能够让美联储实现货币供给稳定增长。目前,他们一直很失望,因为决策当局在美联储的行政人员,还有,或许我可以说,商业银行的行政人员提出反对时,不愿意采纳他们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
现在,我会从更广的角度讲解。注意,我曾提到过的问题,在里根当选为总统之前就有了。下面讲解的内容包括解决问题的一些办法。在里根被选为总统前,通货膨胀正处于下行渠道,而且,生产能力下降肯定在他当总统之前出现了很长时间。里根在1979年10月5日之后当选为总统,这样的话,经济波动、利率波动和货币政策的举棋不定,就出现在他当总统之前。不管“里根经济学”说的什么,现在我们经济面临的问题不是由它造成的,而是由我已经提到过的其他因素造成的。
究竟什么才是根本问题?我们对它该怎么办?通货膨胀是个严肃的问题,我们不得不重视。利率波动是个严肃的问题,我们也不得不重视。但美国现在面临的绝对根本性问题是,我们如何回到实现经济真实增长的道路上。真实的经济增长让普通美国人能够有更多机会改善自己的生活,让孩子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不管什么情况,有两点是毋庸置疑的:缩小赤字规模绝对是一个必要条件;我们目前在经济上遇到的问题,源于赤字规模爆炸式的扩大,而不是其他任何单一事件。现在的支出——联邦、州和地方——不仅远远超出了40%的国民收入,而且还弱化了联邦在经济中的作用。关税既带来不了太多的收入又不会产生太多的货币成本,但是它却对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低工资等级既不会产生过多的货币成本又不能带来收入,但是它们对解释非常高的黑人青年失业率非常重要。大家还可以列出一长串这样的例子。
里根总统在1980年竞选的时候,曾描绘了他的“四点计划”。他认为,这项计划对实现经济重返正常轨道是非常必须的。我认为这四点绝对是最基本的:减少支出、降低边际税率、放松监管、保持货币供给稳定适度地增长。它们是这项计划成功的四要素,其他的措施没有用。所有其他政策建议都是烟幕弹。
里根总统在“四点计划”中掌握实权的方面,一直做得很好。现在,他已经放松了监管力度。早先,取消了原油最高限价后,关于可能产生的可怕影响,曾出现了的大量报道。相比之下,现在取消了对石油行业的监管,但关于这项措施带来突出成绩,几乎没有报道。多年来,我们中有人曾经反对操纵石油价格,反对的分配和福利制度,并且表示,如果取消了价格控制,石油和汽油价格将会一跌不起。当然,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在放松其他领域内的监管力度上,里根总统已经做得很好了。
在增加税收和支出方面,他目前已经通过说服国会放慢增加速度,发挥了一些作用,然而,还没有完全扭转国会增加税收和支出的态度。1982财年规划的总支出规模要比1981财年高出相当于1%的国民收入。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而且,我认为,削减支出的唯一途径,就是减少收入。
我知道,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讨论,降低税率不一定能减少收入。我的看法是,我就想降低税率;但,如果拉弗曲线的支持者在非常极端的情形下说的对——降低一定的税率水平会增加收入——那么,我的结论就是,我们降的还不够多,因为,我真正想要削减得是收入。收入是支出的来源。
我完全赞同里根总统曾在国情咨文中说的话:现在增加税收不能减少赤字,反而只会扩大支出。国会会把通过税收累计的收入,还有其他收入,统统花出去。
从这个角度上,我不得不说,我对目前的里根总统经济政策的看法,和普遍流行的观点非常不同。不管是从主流出版物,还是周刊类新闻读物等其他渠道,我曾读到过关于里根总统经济政策所面临的巨大困难的报道;也有人发问,为什么那么多人呼吁里根总统作出妥协,去改变现有政策等等;还有报道说,他的经济政策失败了,必须得想办法解决。依我看,无论是关于赤字问题的讨论,还是强调政策妥协等等,都是里根总统经济政策取得了绝对胜利的标志,而不是失败。这是成功的标志。
我请求大家考虑一下,在过去的经济衰退期间,我们是否有过像现在一样的政策主张。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每一次经济衰退,大家说的都是我们应该如何增加支出,从而让人们可以就业;我们应该如何减少税收,从而增加他们的收入。
过去,我们有讨论不得不对赤字规模操心,不得不减少支出,增加税收的时候吗?现在有人提到就业计划,虽然很少,但和大家很早之前关于就业计划的说法,完全都不同。
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tz)当初做客公共广播公司(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的《迈克尼尔和莱赫经济报道》(MacNeil,Lehrer Report)节目时,对里根高昂的赤字水平大肆批评,并且放言说,里根必须想办法来增加税收。我曾经以为这件事非常好笑。我真希望当时我也在节目现场,并且会说,“查理,告诉我,1976年,你担任卡特总统的经济顾问主席的时候,美国经济正在下滑,那时候你建议增加税收了吗?或者建议退税了吗?”这些“重生”的预算平衡论者从哪里冒出来的?
答案是,他们其实并非“重生”的预算平衡论者;他们本色如初,还是支出论者。他们不想平衡预算。他们所想的是,增加税收后,可以有更多的资金去开销而且不用非得削减支出。
我想,里根总统经济政策的成功之处,就是他已经彻底改变了讨论经济政策的基础。他已经迫使那些支出论者按照他的方式来谈。支出论者第一次不得不认真对待削减支出的问题了。假如里根总统现在让步了,对他们讲,“好吧,各位,你们赢了,我会取消税收削减计划,取消指数化措施,同时会征收消费税”,那么,我预测,从现在算,3年后每年通货膨胀率可能会升到25%,而不是下降。这就很明显地意味着,我们将回到原来不断扩大支出的老路上,一条行不通的路。此外,我们还将再次经历已经经历过的起起伏伏的通货膨胀,就像坐过山车似的。
但换句话说,假如里根总统能够对自己的政策立场坚定不移,而且我们能够把支出降下来,美联储也能保持它平稳的货币政策——即便它那差劲的摇摆不定的政策还在继续,因为,市场迟早会了解并找到一条捷径,可以避开美联储货币政策造成的非常具有破坏力的影响——倘若我们真的可以坚持住以上几点,我预测,从现在起的3-4年后,通货膨胀率会降到3%-5%。
我对高水平的名义长期利率的解释,非常简单。它们现在大概处在15%的水平。100年里,名义长期利率平均比通货膨胀率高出3%。所以,现在的长期利率隐含着12%的通胀预期。
这个结论依据是什么?我认为,它依据下面的事实:通货膨胀率降低5%或者上升20%,概率都是50%。正好处于中间的情况,几乎不可能。这样的情况不会出现的。我们的经济不会在10%的稳定通胀水平上运行的。如果里根经济计划能够成功降低税率水平,削减支出,实现相对温和的货币供给速度,那么通货膨胀率会下降并且会持续下降,3-4年后,会降到5%以下。
但是,如果相反的情况出现了——假如里根经济计划被否决,国会成功通过了提高税收,增加支出等决议,但它其实不会的——那么,我认为,我们又要重新和通货膨胀等做斗争了,而且从现在起,3-5年后,通货膨胀会升到20%-25%。
我建议在座的各位,如果对刚才说的情况感兴趣,可以把过去25年里的通货膨胀率画个曲线图,并可推测这条曲线的后续路径。曲线中每个低谷总比它前一个低谷高,而每个顶点总比它前一个顶点高。如果我们按照这种趋势画下去,那么下一个顶点大概会出现在20%-25%之间。到底会出现那种结果呢?
我的预测还没有那么神,但我是理性的乐观派。我现在的乐观主要来自于政治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经济形势简单明了。我们现在基本上处于经济衰退末期。几个月后,我们将会迎来某种程度上的经济扩张,虽然现在还没开始。如果研究经济周期的历史学家,把本轮经济衰退的日期定在1982年1月,我并觉得意外。但是,或许它在3月或4月或5月等等才结束。我们不可能预测那么精确,但是肯定会有一次经济扩张。从短期观点看,这并非关键问题。关键的问题是,本轮经济扩张是否会再次被美联储过度收缩货币供给量的政策打断——也就是我们是否会再度面临一次经济下滑。
如果本轮经济扩张没有被打断,那么经济形势将会一片大好。通货膨胀率持续下降;利率水平降低,虽然过程波动的非常厉害;经济实现稳健增长;经济重返健康的增长方式。这些都可能会受本轮经济扩张的影响而出现。但这种可能只有在里根的经济政策完全落实后才能实现。
我们需要降低支出占GNP的规模,不仅仅是控制住它占GNP的比例上升。两件事让我相信这种情况会出现的。第一,修正宪法的措施现在已经开始酝酿了,目的就是限制联邦支出,同时实现预算平衡。我之所以把限制联邦支出放在首位,是因为,我认为它才是真正重要的措施。实现预算平衡固然是好事情,但不要以高昂的税收作为代价。我宁愿希望联邦支出4000亿美元,留下1000亿美元的赤字;也不希望联邦通过税收,彻底平衡了7000亿美元的支出。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削减支出。预算平衡之所以那么重要,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为了确保国会如果投票决定增加支出,那它必须得提高税收。这就是预算平衡的政治价值。
参议院司法委员已经提交一份非常好的,关于平衡预算和限制税收的修正案。这份修正案在参议院中已经有了55名支持者。如果我们再多几名支持者,那么这份修正案在一两个月内就会在参议院内投票通过。倘若这份修正案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都通过了,那它将像星星之火一样,通过各州议会。正如现实的证明,国内30个州已经投票,决议召开一次制宪会议,目的就是提出一项关于预算平衡的修正案。
这比简单地批准一项这样的修正案困难百倍,但却是一个希望的缘由。
我抱有希望的第二个原因很特别,也是我的结束语。我以前的老师,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曾常说一个故事,而我已经把它讲了一遍又一遍。他说,鸭科动物排成“V”型,在天上飞的时候,总有一个领头,这和它的本性有关。领头鸭身后的鸭子偶尔会偏离它,各走各的。只有当这只领头鸭回头看,发现身后其他鸭子不见了,它才会停止前行。然后到处寻找鸭群,并排在它们前面。这就是我们典型政治家的做法。我活到现在,这辈子所历经的每一任总统,包括现任总统,都是这样的。他们一直想要站到其他人的前面,找出公众观点正在往哪个方向移动,然后走在它的前头。
里根总统就拥有与众不同的个性。他单飞了20年,结果其他人就落在他身后了。这说明,我认为,他将会坚持自己的原则;或者用伯德议员的话,他是个固执而且倔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