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医学堂丨道医学的历史地位
中国道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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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医学的历史地位
编辑/中国道医
不受道教的理论束缚，不受中医的理论束缚，既介入两者之中，又冲出两者之外的束缚圈。其口的是与“道”合真。
道医学在哲学、医学理论领城有创新意义的发现:
一、揭示了意识物质统一性，阐明了意识是物质存在的最高形式;
二、明确提出了人的物质(肉体) 与灵魂(精神意识) 两种属性，诞生了生物体灵魂三定律:
三、生物体灵魂三定律诞生后所产生的一系列灵魂学说则进一步完善了本书理论(如生物效应学说则完全阐明了生物包括人类生长发育、衰老、患病、死亡、甚至特殊人才出现等等一切生命现象; 人生三定律则涵盖了所有人生现象和规律等)。这就使人类科学得以归真，使我们从此能以完整的“人”为研究对象，以新的物质意识等灵魂医学理论为指导，就可以完全阐明存在于目前中西医学以及人文科学史上的一切疑难、模糊问题，尤其在宏观领域或战略上。从此，也为人类医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了完整的、广阔的、崭新的领域。
道医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历史地位: 曾经的辉煌
1巫是人文的开端
在古代史上，道医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只是到了民国时期，、汪精卫提出“取缔中医”，西医居于主导地位，以形治为主导的中医，虽中途提倡了一回针灸但不了了之，因为针灸的真谛乃在于神治，以五行学说为内核。
历代以来，不少人主张医源于巫，中医也源于巫。比如古代的医字就从巫: 毉，后来才从酒: 毉。孔子说过“不可以作巫医”的话，《山海经》上记载，巫也管医药。《世本》 也说:“巫彭作医”。于是就认为，古代巫也就是医，医也就是巫，巫是医的源泉。
在文明发展的某个阶段，宗教意识不仅笼罩，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那时候，唯有神职人员才是社会上唯一有文化的阶层。如果把这个时代作为人类文明的开端和原头，那么不仅是医，而且是一切文化，都源于巫: 音乐舞蹈源于巫，文学艺术源于巫，哲学、科学源于宗教，也是预于巫。这正是许多学者的看法。可以说，“巫是人文的开端”，在人类文明史上发挥了核心的引导作用。有了占卜、文字、图腾崇拜。作为人神沟通的使者，维承了巫的神学思想，继而又发现了中草药的功效，应用于民间治疗，不断在日常生活的探索、整理、发现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医药理论不断地加深，故而出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
2官医的出现
古代医事制度大体从周代开始确立，其后历代不断演进，唐宋时期逐渐完备，但至清代基本上相互因袭无重要变迁，其设置主要为宫廷及上层统治阶级服务，民间医药却无长久的管理制度。出身于民间的道医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凭借一套独特的管理模式一一师徒相承。
周代的官医设置随医学分科而有五种，共官阶、员额不一: 1、医师，是众医之长，隶天官家宰，掌管医政和医疗，又设府(保管人员)、史(记录)、徒(役使)轴佐工作; 2食医、掌管王室饮食; 3疾医(内科医生)，治疗平民疾病; 4疡医(外科医生); 兽医。这个时期，道医出现了扁鹊这样的游医，也是道医出现的开端。扁鹊的医学养生理论，在医疗界起到很大的主导作用。
秦汉时期，由于统治者对民间医疗顾及不暇，关怀不够，一些学者开始对医学产生浓厚兴趣。由于宗教神学思想的影响，民间多以神治方法求助于巫师方术，符咒法术当时也解决了由于情感所引起各类病症，效果颇佳，致使医药学者加人其研究探索，从中找出了“大医医国”、“中医医人”、“小医医病”的“道”的宇宙观、社会观，从而出现了医药学者对“道”的深度探索。从此，《道德经》的“道”在医学界产生了独特的流派。在秦代，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医事制度，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为第一发展阶段。
太医令是最高官职，丞为之助理，主医药，隶少府，属职有侍医，专服务于王室或皇族，发展成为后来的御医。在地方上，官医除为各级官吏医病，还要接受地方官吏临时指派的检疫麻风病任务。
3宫观道医的出现
由于道教的形成，出现了宫观道士的炼丹热，其方术成果受到了历代帝王的赏识。东汉末，在其主要代表人物刘安的带动下，形成了一支道医庞大队伍，同时也形成了道医热。西汉时期，医职有隶于少府和太常的区别，各设太医令为最高官职。少府太医令下有太医监、侍医、为后妃诊治疾病的女医(也称乳医)、掌御用药的尚方和本草待诏; 其职责发展为后来求于内府的药房官。太常太医令，掌诊治疾病的太医和主持药物方剂的药府。太医既负责官吏的疾病诊治，又掌管郡县的医疗事宜，各郡都设有医工长，对太医负责: 其职责发展为后来的太医署。在药府系统中，药长主持医事，并有药藏府储存药物。东汉时期，太常太医令被删汰，仅在少府设太医令、丞，掌医药政令。太医令下有员医293 人、员吏19人。又有药丞主药剂，方丞主治疗。增设了三药职: 中宫药长，由宦官充任，司中宫妃嫔医药事宜; 尚药监和尝药太宫。皇帝医病服药由他们先尝药量的十分之二，然后进奉服用。这时医药管理有了明确分工。两晋时期，晋因魏制，太医令隶宗正: 设奚官署于内侍者，令2人，掌宫人医药疾病罪罚丧郭等事。哀帝时(公元362-365年) 省并太常太医，改归门下省，下有太医、殿中太医等。
4隋唐五代时期的道医代表人物一孙思邈
隋唐五代时期的孙思邈，是古今医德医术堪称一流的名家，尤其对医德的强调，为后世的习医、业医者传为佳话。他的名著《千金方》中，把“大医精诚”的医德规范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来专门立题，重点讨论。而他本人，也是以德养性、德养身、德艺双馨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为历代医家和百姓尊崇信至的伟大人物。
在唐代，产生了由太医署扩充面成的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医学校，官医开始了它的第三发展阶段。与宋元以后太医局(院) 除管理医学教育外，主要是全国最高医药管理机关不同。隋代，太医署，隶太常寺，是医学教育和医药机关、太医令是最高官职，丞为之助理，下有主药、医师、药园师、医博士、助教、按摩博士、祝禁博土，共215人。高祖时(公元589-604年) 仿照北齐制度，在门下省设尚药局，专门负责皇帝的医药，下有典御、侍御医直长、医师等职。炀帝时改隶殿内省，典御改为奉御。又增设司医、医佐员等职。唐代，太医署因隋制且有所扩大，令、丞掌医政，府、史辅佐之，医监、医正掌教学，主药、药童司药材加工制剂，药园师适时种植采集药材，师生员共340人。尚药局袭隋制，增设咒禁师及合口脂匠等共96人。
门下省另设奚官局，掌官人及有罪后妃医药。在宫官中又设司药、典药、掌药三个药职及女史，专疗后妃疾病。五代有翰林医官使之职。唐代太医署及尚药局仍设有咒禁师，《新唐书·百官三》:“令掌医疗之法，其属有四:一日医师、二日针师、三日按摩师、四日咒禁师”，足证禁咒治病仍是正式被承认的医术。
5宋代的道医代表人物一儿科鼻祖钱乙
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钱乙撰写的《小儿药证直诀》，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它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后人视之为儿科的经典著作，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宋代医事制度有所改革，分为四个部门，太医局专门负责医学教育，而医药政令和承招视疗则由翰林医官院掌理，为第四发展阶段。宋代，太医局，隶太常寺，有丞、教授、九科医生，额300人。熙宁九年(1076 年) 设提举、判局，并规定判局一职要选懂医的人担任。翰林医官院有正副院使、直院、尚药奉御、医官、医学等百余人。殿中省仍设尚药局，掌皇帝医药。至道三年(997 年) 设御药院，为服务宫廷的医药机关，隶内侍省，近似清代的内药房。神宗时(1076 年) 在京师设卖药所(称熟药所)，辨验药材，另设修合药所2 所(炮制药材)。这是官办药局的创始。徽宗时(1114年) 将卖药所和修合药所改为太平惠民局、和剂局，主要控制全国药品的炮制和买卖，并在各地设药局40处。药局兼医病，作为官办施药便民的医疗、卖药机构。元时两代承袭此制，通称惠民药局。
辽代，北面官设大医局，有使、副使、都林牙等职。承应小底局，隶著帐户司，有汤药小底。南面官设翰林院，有提举翰林医官、翰林医官内侍省汤药局有都提点、勾当场药等职，都是为皇客服务的。金代，改太医局为太医院，隶宣徽院，掌医政和区学教育，有提点、院使、副使、判官、管勾等职。御药院有提点、直长。尚药局改由宣徽院统领，但是以管理皇帝饮食和药品为主，医疗次之。
6金元时期道医代表人物一一刘完素
金元时期，道医代表人物刘完素开创了金元医学发展的新局面，形成金元时期一重要学术流派“河间学派”。元明清三代医事制度大同小异，以元代太医院成为独立的医药机关，官医进入第五发展阶段。元代，中统元年(1260 年) 设宣差，统领太医院，掌医事，制奉御药物，秩正二品，为历代医官最高的品级。其后官医职称、员额屡有改变。至元九年(1272年) 又设医学提举司，有提举、副提举，掌各路学生课义、考验太医教官、校勘名医著述、辨验药材、教导太医子弟。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 又设官医提举司，有提举、同提举、副提举、掌医户差役词讼。河南、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各设一司，其余各省设太医散官。
7明清时期道医代表人物李时珍、傅山、徐大椿
明清时期，官医发展呈衰落的趋势。明代医学，考试重于教育，各县虽有医学训科，而设官不给禄，与阴阳学同。清代因明制，而太医院内设教习厅，分作内、外教习，内教习以太监为学生，外教习则教授医官子弟。1840 年以后太医院经费不足，医学也近乎消亡。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 设新医学，略仿各省学堂的章则。清末有了西方近代医学堂，举行留学生考试，内有医学一门，及格者有医科进士之称。本时期道医的表现也颇受考试、训诂之风影响，埋头于经典的编纂。纵观历代医史，主要是到了近代开始走人低谷，道医的固有精神被完全淹没。
李时珍(公元1518-1593 年)，宇东壁，号濒湖，湖北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 人，汉族，其父李言闻是当地名医。李时珍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并富有实践精神，肯于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李时珍三十八岁时，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太医院是专为官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李时珍再此只任职了一年，便辞职回乡。李时珍曾参考历代有关医药及其学术书籍八百余种，结合自身经验和调在研究，历时二十七年编成《本草纲目》一书，是我国明以前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在国内外均有很高的评价，已有几种文字的译本或节译本。另著有《濒糊脉学》、(奇经八脉考》等书。
傅山(公元1607-1684年)，初名鼎臣，改为山，原字青竹，后改青主，太原府阳出县西村(今属太原市尖草坪区向阳镇) 人。他博学多才、精通经史百家，兼攻诗文书画，尤其对祖国医学有深人研究和独道见地。是明末清初我国杰出的思想家、诗人、书画家、医学家、戏曲家、武术家、社会活动家，号称“十七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座奇峰”。
傅山在医学上，也有着巨大的成就。他内科、妇科、儿科、外科，科科均有很高的技术，而尤以妇科为最。其医著《傅氏女科》、《青囊秘诀》，至今流传于世，造福于人。傅山极重医德，对待病人不讲贫富，一视同仁，在相同情况下，则优先贫人。对于那些前来求医的阔佬或名声不好的官吏，则婉词谢绝。对此他解释为:“好人害好病，自有好医与好药，高爽者不能治: 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作为道医的代表，傅山一生中处处表现了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他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和气节，毫不愧对“志士仁人”的评价。他的民族情结应引起当今学者和研究者的注视。
徐大椿(公元1693-1771年)，原名大业，字灵胎，号洄溪，江苏吴江人。生于清圣祖康熙三十二年，卒于高宗乾隆十六年，年七十九岁。性通敏，喜豪辩。自《周易》、《道德》、《阴符》家言，以及天文、地理、音律、技击等无不通晓，尤精于医。初以诸生贡太学。后弃去，往来吴淞、震泽，专以医活人。大椿著书颇多，有《兰台轨范)、《医举源流》、《论伤寒类方》等，都为医学之籍。大桥自幼习儒，旁及百家，聪明过人。年近三十，因家人多病而致力医学，攻研历代名医之书，速成深邃。悬壶济世，洞明药性，虽至重之疾，每能手到病除。
徐大椿曾两度奉诏赴京。首次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直言质朴面得乾隆帝嘉赏，原拟留职京师，坚辞放归隐居画眉泉; 第二次乾隆三十六年，年已七十九岁，自知不豫，携子徐爔同行，到京后三日死。死前自拟墓前对联曰:“满山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士坟，”可谓平生写照。
二、现实地位: 脱颖而出
一位当代很著名的医学家讲过:“现代医学宜传的是对疾病的恐惧和对药物的依赖”，听来不可悲吗? 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不是播种希望，不是播种美好，而是种植以“物质医学”为出发点得出的结论一一对疾病的恐惧，对药物的依赖。心身医学，医学不仅是医身的。更是医“心”的。“心为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主”，“心藏神”，“得神者生，失神者死”....2500 年前华夏祖先的殷殷教诲现在我们能看懂吗? 能人了你的“心”吗?
按照科学发展史来划分，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我国的春秋一秦汉之际，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在当时自然哲学基础上的自发的整体综合性研究方法为第一阶段。中医即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欧洲的“文艺复兴”开始，科学进人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即习惯所称的“分析时代”。在物理学、化学、数学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分析为主要倾向的研究方法。这正是西医产生和发展的方法论基础。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科学在高度分化的同时又出现了高度综合的倾向，产生了以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现代科学方法论。现代科学方法论的产生，彻底改变了当代的科学图景和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当代新技术革命的理论支柱。
人类科学技术史表明，当一个社会处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分析时代”) 时，由于人们所受的教育和社会湖流的影响，在科学研究中往往“着重提高我们把问题分解成各个部份的能力，面对各部份重新综合的能力却很少予以鼓励。多数人从受教育起，就善于分析面不善于综合”。这正是我国长期以来习惯于用西医的方法验证、解释、改造中医的社会思想根源。当以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现代科学方法论给我们送来了中医发展的曙光的时候，我们仍不自觉地用分析方法去蔑视产生于自发的整体综合方法基础上的中医学，这便是“多数人从受教育起，就善于分析而不善干综合”而形成的社会性偏见。因此，中医界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必须对当代科学技术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研究热情，应当认真学习和研究科学技术史，研究和普及以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现代科学方法论。
在研究和普及过程中，首先要认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和科学技术史，研究《易经》、《道德经》、《愚辨》、《易传》，以及惠施、公孙龙、荀况、韩非等的著作。然后对照《自然辩证法》和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辨证逻辑、模糊集合论等代表著作，就会在思想上架通自发的整体综合方法论与现代科学方法论之间的桥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从诸多层面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赵锡武在谈论中西医结合时曾经提出，“要结合首先必须分清”。他所讲的分清，即是进行比较研究。当我们以方法论为基础对中、西医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深人比较研究后，对于发展中医的思路与方法自然会了然于胸中。
在长期以“西医西药的方法研究整理中医”的氛围中，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概念在潜移、在解体，许多指标如表里、寒热、虚实、升降、开阖、出人、浮沉、正邪、标本、奇偶、反正、顺逆等，在被曲解、被取代。所以持悲观论者担心“废医存药”的局面难以扭转，认为中医正处于即将消亡的边沿; 持乐观论者则认为中医正处在新的突破的前夜，因为中医终于盼来了比自发的整体综合方法大为先进的现代科学方法论。当此之时，只有通过对中、西医进行深人的比较研究，中医基础理论才会得到巩固和完善。这是关系到中医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步骤，不可彷徨，不可坐待。道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脱颖而出，承担起时代与历史的责任。
三、未来地位: 返璞归真
尽管二十世纪后半期西医也开始重视人的社会、心理属性，并提出了生物一社会一一心理医学模式。但是今天，这三者仍然是三个并行而独立的医学分支。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有清楚地认识。因为中医从概念、范畴起，即已将社会、自然、心理、生物的属性融为一体。这是西医不能相比、不可取代的，也是不容混淆的。
1重视传统语言文宇学习是道医复兴的基本前提
圣人出，为世作则，以身力行，明人伦、自然大道，约以成文，是谓经典。经者，恒也，常也，上下前后贯通也; 典乃重要文献、典籍。所谓天经地义，经典即是记录经国济世常道。天礼秩序规律，人类文化的本元。
经典是民族精神的源头，虽因时因地而宜形成不同民族的经典，同为一本所生，最终万殊同归。文以载道，千古传承，能屹立于多世历经劫难而不灭者，以其文中真精神，合于天道，合于地道，合于人道。引一言而撼醒内心，得一句而名辨事理。
经典是文化教育之根、是民族的精神家园。经千百年淘洗磨砺，古老，但不陈旧，因其皆是常道，与时俱进，经久弥新。犹如一个哺育民族文化的母亲，将生命再创力贯注于民族生活的每一个细胞中，唤醒祖先头脑蕴藏的先天智慧，直接人性本源，启发开动无限潜能。经过对先辈成果的“记忆”，而内化、启发、传承、创造。对民族经典的“失忆”，便失去创造性人生的高起点。
唐朝中后期，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发起了“古文运动”。从此，“文以载道”的传统便贯穿于古代散体文发展的历程之中。韩愈认为，“道盛则气盛，气盛则文昌，文以贯道，文以明道，文以载道”。宋。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骄傲与自豪，也是一个民族兴盛与衰败的标志。道区的衰落，与语言文字的衰落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
2加强传统思想道德教育是道医复兴的思想保证
南怀瑾先生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水远不会翻身。”中国传统教育从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到志学治平，经典一直是万法归一的恒定教材。中国自古学子读书虽有很多流弊，但对所读书籍的选样却十分严格。读杂书视为邪淫，大逆不道，南先生年届九十，他回忆说，小时候一次偷偷看《红楼梦》，他父亲看见了，一巴靠就打过来了。像《红楼梦》一样的名著都不被列人所读之列，可见选书之严。他在很多重要演讲中坦言:“我提倡孩子们读经，是为了未来中国多出一些大思想家、大科学家、伟大的政治家。”《弟子规》曰:“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只有从小接受经典教育，才能培养出真正有文化、有思想的人，夫唯大雅，卓尔不群，不跟着社会风气走，建立独立的大才人格。
经典文以载道，化育天下。中国传统经典秦汉以五经为主，宋以后便以四书为先导和基础。即使不谈诵读对人智能潜力的开发，仅从经典的内容来讲，便是最经济的教育学。俗话说: 秀才学医笼中抓鸡，不做良相便作良医。从日用伦常到治平天下，文、理、艺、史、哲不分，混沌一元，包罗万象，从小到大一生要用的学问尽在其中经典是航标，给行者引路; 它是渡船，把人带向圣贤的境界。它至平至常，至神至妙，一时可行，万世有益，一人可行，万人可行。它虽然都是好文章，但如果仅当成要记诵的文章学，以博取功名，或者当成装点门面的口头禅，便把经典降格了，谬以千里; 如果说经典过时，只能怪自己食古不化，死在句下。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当师道不存的时候。经典是最好的老师。
传统启蒙教育中的《诗经》、《三字经》、《菜根谭》、《朱子家训》、《老子》等中华传世名著是中国文化真正的生命力所在。传统文化其实就是孔子“对父母为孝，对兄弟为悌，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忠”、“仁者爱人”几千年来的一个演变和贯彻。几千年后的今天，诚信已经形成了危机，孝道已经需要社会呼吁。“经济为上”、“利益第一”，丧失了正义、善良、诚信。欺诈与哄骗、儿孙不孝在这样一个社会并不少见。追求酷、迫求炫、追求享受、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味道和气息，而这种气息在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后备军一青年人身上更加明显。为了理想去学医，为了拯救生命而学医，为了中医药事业的发扬光大而去学医，有几个人还这样?
道医理论自萌芽到完备，整个发展历程离不开世代医家的刻苦、离不开世代医家的仁善。每一位对道医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医家无一不是道德的标榜。如今，要发展道医，传统的思想道德教育必须重视起来。
3坚持传统学习培养模式是道医复兴的有效举措
中医教育是复兴道医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探询名老中医学习、成长经历，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成就与传统的学习培养模式是密不可分的。这应当成为我们复兴中医的宝贵经验。
首先，应加强四大经典的学习。借用“缺少经典的民族是幼稚的孱弱的民族”，缺少经典的中医是萎靡的脆弱的中医。恢复以四大经典命名的学科，并将其作为中医院校所有专业的必修课。另外。我们应将四大经典列人执业中医师的考试范围。
其次，应努力推广师承教学模式。在加强学校教育的同时，必须提倡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地兴办中医教育。其中一个办法，作为高、中等中医教育的补充，就是继续推行师承教学模式，让具有真才实学、有丰富临床经验的老中医或者中年中医带徒。
第三，让师父传其真，让徒弟得其真传。优良的医德医风和独特的流派特长。这样保证了学习上有个性、有深度、有细节、有诀窍，既有一定的理论性，又有独到的实践性。实践证明，不少“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手法技巧，无不出自名师的点化和学生的领悟。
继承、创新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没有很好的继承就不可能有很好的创新，没有很好的继承就有可能导致学术的萎缩甚至消亡。传统文化在过去给了中医很丰富的营养，今天、未来，传统文化仍将是中医发展的营养来源。我们应该正视传统文化对中医的影响。中医的发展有其固有的轨迹和规律，它又脱胎于传统化，这就决定了二者的发展必然同步。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凝结的纽带、存在的价值、民族灵魂之所寄，决定着民族的种性，“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要中医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石，以中医基础理论为发展核心，以现代疾病谱系的变化为发展导向，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发展手段，将临床疗效作为发展目的，遵循其特有的发展规律，在自我完善中不断创新发展，道医复兴将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