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对纳粹大屠杀历史的反思与悔悟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场浩劫，留下了许多创伤记忆，其中纳粹大屠杀是德国战争罪行的主要符号。战后初期，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成了讳莫如深的话题，无论是当年的施暴者、旁观者还是大屠杀幸存者出于种种心态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思想精英率先提出要反思“最近的民族历史”，随后大屠杀罪行被公开化，并逐步进入公众认知领域，最终成为一种警示人性弱点、呼唤人道理性的全球话语。

1、德国知识界对纳粹罪行的反思

 战后初期的德国，多数人主张以禁忌的方式来保全德意志应有的荣誉，对纳粹暴行采取了“心照不宣的沉默”，但一些知识精英很快认识到战争罪责问题是德国人无法掩饰的过去。最早发出这一声音的是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与著名思想家雅斯贝尔斯，他们在1946年分别撰写了《德国的浩劫》与《德国人的罪责问题》，成为战后反省纳粹历史的开山之作。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西奥多·阿多诺呼吁说：“德国人压制了过去，就是在背叛未来。”与此同时，一些社会史学家从德国的特殊性出发来思考大屠杀发生的背景，认为畸形的德意志特殊道路，是“奥斯威辛的种子”“大屠杀的前史”。至此，德国学术界逐渐冲破了大屠杀话题的种种禁忌，探究灾难发生的内在根源。

 到了70年代，更多的知识分子从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的角度解读纳粹历史，他们坦承，“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家背负着人们无法想象的罪孽”，并提出如下命题：“为什么罪行偏偏发生在德国？”“为什么无法阻止希特勒？”“德国人应该怎样看待历史？”“如何避免另一个奥斯威辛？”等等。一系列的学术争论转化成政治较量，并演变为一次次痛彻的思想洗礼过程。1986—1989年，一批联邦德国历史学者围绕纳粹是否作为德国之原罪发生了一场“历史学家之争”。这场论争由恩斯特·诺尔特所引发，他试图为纳粹灭绝行径翻案的行为随即遭到著名社会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的抨击，从而引发了左派与右派的大辩论，双方分别以《法兰克福汇报》与《时代周报》为阵地，众多学者与所有重要媒体相继卷入，这是二战后联邦德国最为重要的思想论战。伴随着这场争论，德国社会对大屠杀的认知度普遍提升，“大屠杀研究”作为一个专门领域进入了德国历史学的主流。此后，德国学者出版了大量有关著述，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大屠杀研究。

2、德国政界的幡然醒悟与真诚谢罪

 从二战结束到整个50年代，无论是欧美社会还是犹太世界，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大屠杀的内疚与沉默”成为普遍现象。执政的阿登纳总理虽然也主张对犹太人进行赔偿，但对于大屠杀的态度更多地表现为消极、推诿。这一时期出于东西方冷战对峙的需要，大批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被免于起诉并重返机关。1954年，在阿登纳内阁的18名成员中，有4名是纳粹党员，其中两人是党卫队成员，纳粹余孽在德国依然有一定的影响，甚至还挑起了多起反犹事件。

 1963—1965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威辛审判成为关键性的转折点。此次审判使得联邦议院取消了关于纳粹谋杀罪行的追诉时效问题，意味着对战犯的追究可以无限期继续下去，纳粹罪责也因此而持续成为公众政治议题。1968年11月7日，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当众给了原纳粹党员、西德总理库特·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她认为，二战结束20年后，一位原纳粹党员与高官竟能当上联邦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在这股风潮的影响下，1969年初，西德总统吕布克因其纳粹背景而被迫下台。同年，反法西斯战士维利·勃兰特出任联邦总理。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向华沙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献上花圈后，双腿下跪，向无辜受难的犹太人表达最沉痛的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此举被誉为“欧洲近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这种悔罪态度为此后的历届德国所坚持与重申。

 在政界领导人的推动下，德国社会对纳粹大屠杀的反省不断深入。1978年，德国文化部长要求课堂教学中增加纳粹主义的内容，培养学生与纳粹意识形态做斗争的思想观念被明确列入学校教育的首要目标；1979年，西德各州的电视台连续转播了美国电视系列片《大屠杀》，它的播放和产生的影响成为联邦德国媒体史上的最重大事件。此后，大屠杀越来越进入公众视野。另外，西德还颁布法律禁止否认大屠杀的言论与行为。1994年5月，联邦议会通过《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加重了“煽动罪”的定罪程度。按照新法，在公开场合宣传、不承认或者淡化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可处以最高5年的监禁。

 德国还通过一系列大屠杀纪念活动来铭记历史教训。1995年，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德国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了“恐怖之地”战争纪念馆。2005年5月10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6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位于柏林市中心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举行了庄严隆重的揭幕仪式。该建筑物北靠历史性建筑物勃兰登堡门，南接波茨坦广场，紧邻联邦议会大厦和主要部门。这一地点的选择具有深厚的象征意义，体现了德国非同寻常的道德反省与自觉诚意。

3、来自犹太社会的外在推力

 在战后德国反省大屠杀罪行的过程中，作为纳粹受害者的犹太人并非无动于衷，而是采取了许多积极而卓有成效的举措，从而为德国的历史反省进程提供了有力的外在推力。对于犹太世界而言，从战争赔偿到公开纪念、从追捕战犯到与否认纳粹大屠杀的行为做斗争，以“把手指放在伤口上”的方法，复原真相、揭露罪恶，使大屠杀成为无法否定之过去。

 二战结束后，尽管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犹太世界还是坚持了战争赔偿的要求。经过长期的艰难谈判，1952年9月，以色列与德国达成《德国赔款协定》，联邦德国在12年里向以色列偿付大约8.2亿美元，此外还通过索赔联合会向纳粹受害者提供个人赔偿。

 为了纪念在纳粹大屠杀中丧生的600万犹太同胞，1953年8月19日，以色列议会通过《纳粹屠犹与英雄主义纪念法》，由议会设立“纳粹屠犹与英雄主义纪念日”，以便“为其英雄与遇难者提供一个整体性记忆”。根据这项法令，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纪念之山建立名为“亚德·瓦谢姆”的大屠杀纪念馆。1959年4月，以色列议会决定以犹太历尼散月27日为大屠杀纪念日，并定格为国家法定节日。

 不仅如此，犹太社会与年轻的以色列国家把追捕纳粹战犯视作一种道德责任，其中最具轰动效应的莫过于“艾希曼审判”。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执行屠杀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政策的负责人，战争结束后藏匿于阿根廷。1960年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将其逮捕并秘密运至以色列。经过将近一年的取证与审讯，艾希曼审判于1961年4月11日正式开始，100多位幸存者出庭作证，无数的证据与供词把人们带回了那段撕心裂肺的恐怖岁月。艾希曼审判之后，越来越多的幸存者战胜自我，站出来为大屠杀作证，一批又一批纳粹战犯被送上了正义的审判台。

 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犹太学者与非犹太学者一起专注战争罪责研究，以大屠杀为个案来建构记忆史学。他们认为，“大屠杀记忆”代表的是过去被人们所压抑、所忽视的东西，理应进入“公共历史领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纳粹大屠杀的历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记忆，对大屠杀的历史反思也成为一种全球话语。因此，2005年11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60/7号“纪念大屠杀”的决议，把1月27日苏联军队解放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的日子作为一年一度缅怀大屠杀遇难者的国际纪念日。此后每年的1月27日，联合国会以一个特定的主题展开纪念，旨在提醒人们：“大屠杀这一绝无仅有的悲剧不容改写，只要人类记忆继续存在，就必须牢记这一令人耻辱和可怕的悲剧”。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