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的“忍”法和“减”法（六）

（六）

老子认为，至少有十分之三的人，或者说三分之一的人，是本来可以活得长久些的，但却自己走向了死亡之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奉养过度了，“有”上加“有”，“加”得太多了。《道德经》第50章说：

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据说那些善于养护自己生命的人，在陆地行走不会遇到犀牛、猛虎，在战争中也不会受到武器的伤害；犀牛在他身上无处投角，老虎在他身上无处伸爪，兵刃在他身上无处刺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没有可以攻击的死亡弱点啊。世界上有很多人，只要你使点小计谋，轻轻一攻击，他就立刻成为俘虏，就是因为在他身上，“死地”太多了。比如贪财、好色，都是人生的“死地”，骗子一在他身上行骗，他就立刻被骗。老子的话告诉我们，执着一种“有”，就存在一处被攻击的弱点，那么“忍”住而“减”掉一种“有”（如减贪可以防骗），就会少一处被攻击的弱点，完全把“有”减掉，那就“无死地”了。“无死地”就是佛家说的“金刚不坏之身”。

傅佩荣在《〈老子〉新解》一书中说：“道家不特别讲道德，只要懂得从最后一天看现在，人自然就会有道德了。为什么要得罪别人？为什么要伤害别人？有什么理由一定得制造那么多困扰呢？人生光是化解烦恼已经不容易了，何必再制造新的问题？旧问题还有很多没解决，制造新问题不是更麻烦吗？所以老子告诉我们，要设法化解问题，不要制造新的问题。”得罪别人、伤害别人、制造新问题、制造新麻烦，都是不能“忍”而做“加”法导致的“有”。老子告诉我们设法化解问题，其实就是教导我们修“忍”做“减”法，与“无”合一，获得人身的平静与安乐。根据老子的谆谆教诲，人生的幸福快乐，全在一个“忍”字，然后通过“减”法实现“无”。傅佩荣说：“活在这个世界只要‘少私寡欲’，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根本不会发生问题。表现单纯，保持朴实，才会减少私心、降低欲望，心情随时都会保持愉快。人的烦恼、痛苦常常来自私心跟欲望，一有私心和欲望，看到别人得意、顺利，就会自怨自艾地想为什么自己没有这么好运呢？自己有委屈，有困难的时候就会忙不迭地抱怨，为什么自己这么不幸呢？所以，私心跟欲望去掉之后，人生要快乐很容易。”（《〈老子〉新解》（上），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113页）

修“忍”有成就的人，得“道”之人、“上德”之人，人们自然是看不出他“忍”在何时、“忍”在何处。我们看尘世中的高人和出家的高僧大德，他对美食、美色等物质或精神的诱惑熟视无睹，毫无恋情，完全地自自然然，没有一丝“忍”的痛苦。可是凡夫对美食、美色行一个“忍”字，那是要命的事情。几年前我劝一个跟人吵架的熟人“忍一忍”，他咆哮道：“我忍，我忍个球啊！老子有道理，我怕个鸡巴！老子根本就忍不住！老子忍个球！”凡夫多是不能“忍”的。我们有时对凡夫的忍或不忍，会看得清清楚楚，对高人、高僧的忍，往往不见行迹，因为那是超人的智慧大忍。超人的智慧大忍，正如慧能大师所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在高人和高僧大德那里，我们连“尘埃”都看不见，他的大“忍”，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了，这正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所说：“小者易知也，其于大者难见也。”

很多人非常地害怕“无”，他说你去“忍”吧，一“减”一“无”，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其实“无”并不是沉寂、孤立的“无”，良性循环的“有”、良缘上的因果，都是从“无”生发出来的。例如统治者不干扰百姓生活，这是“无”；百姓因为统治者不干扰而过上和谐平静的生活，这就是“有”。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老百姓能“忍”，能和谐平静地生活，不生事、不对抗，这是“无”；由于百姓能“忍”，能和谐平静地生活，不生事、不对抗，因此出现统治者“悠兮其贵言”，不干扰百姓生活的情状，这就是“有”。那个债权人老张能够“忍”住，不唠叨索债，这是“无”；因为债权人的这个“无”，让债务人小李深觉惭愧，于是赶快筹划还款，这就是“有”。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债务人小李长时间不还款，这是“无”；由于债务人不还款，他还不起啊，他处在难熬的窘境中，才出现了债权人的信任和“悠兮其贵言”，以及友谊和朋友关系的延续，这就是“有”。再如那个患肾内衰的同事A先生，他能够忍住“无”——明确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于是安心地治病疗养，结果不仅再生了肉体的生命之“有”，还做好许多在完全健康状态下不可能去做的事情，从而诞生了精神价值上的生命之“有”。可见修“忍”、修“无”导致的“有”“无”相生，在关键时候是多么重要，其玄妙之处，的确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第1章）！“众妙”就是“2、3、4、5”等生生不息的万有，“众妙”的关键、生门在哪里？就在“有”“无”相生这个“玄之又玄”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只要“忍”住，便可带来“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第40章）以及“无为而无不为”的良性循环。“无”就是“道”，“有”是从“道”生发出来的，这就是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42章）。我们要注意，良性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一种自然过程，如果人们“忍”不住，要人为地干扰，那么道就不能生一，一也不能生二，二也不能生三，三也不会生出万物了。

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具备最高道德的人不强调“德”，不在嘴巴上挂着“德”，也不故意在行为上时时处处表现“德”，他自自然然，像没有德一样，实际上是拥有了最高的“德”，这也是“无”中生“有”的关系。本世纪初年，笔者曾与价值中国网CEO林永青先生探讨一个话题——“做长事业比做大事业重要”。大事业在短期中往往是轰轰烈烈的，那么长事业就是要“忍”，要耐得住，要把这些轰轰烈烈的“有”减掉，让事业沉进寂寞的生命流淌中，让事业自自然然地与经久顽强的生命合二为一，只有长长的“无”，才会诞生出坚韧的“有”。有个年轻作者一直抱怨价值中国网不温不火，我说：“按中国男性正常的平均寿命计算，你能够留在世上的时间比我多两倍啊，怎么比我还着急呢？”他说“我不能忍受这种寂寞了，我要离开这里了”，我说：“如果你上网是要追求轰动、出彩，的确不适合在这里交流。价值中国网的作者大多是‘已婚人士’（职业、专业人士），他们不会有‘热恋’中的海誓山盟，因此你轰动、出彩的机会几乎没有。”价值有短期、长期之分，但只有充满“无”、充满“忍”，让你看不到它轰轰烈烈成长的长期价值，才是最高和终结性的价值。最高的价值都是从“忍”中来、从“无”中来的，并且是自自然然地来；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等待轰轰烈烈的都是衰路、死路一条。

我们对“有”“无”的关系要活读，不能绝对化，“有”“无”的活关系就是“无”中生“有”，或“有”归于“无”。“无”像静止的青山一样壮美，而且“无”能生“有”，因此老子特别重视修“无”。《道德经》第48章说：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世俗求学之人，知识、作为会一天比一天增加；而求道之人，他的知识、作为必须一天比一天减少，减少再减少，以至减到最后“无为”的境地。能够做到“无为”而不“妄为”，那么他就任何事情都可有所作为了。治理国家、管理社会，要常以不骚扰百姓为本，如果常以繁苛之政扰害百姓，那就不配治国安民了。可想而知，要做到“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是需要何等程度的“忍”啊！老子这段文字的要点，是“无为而无不为”。例如两个人闹矛盾，这是“有”；其中一人“忍”住，说声“对不起”，这就是回归“无”；可是回归“无”又不是绝对的“无”，在这个“无”中，幸福和谐的人际关系就诞生了，这就是“无”中生“有”。如若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忍住、打住，说声“对不起”，都各自强调自己的理由，即使其中一方真理在手，对方也是不服气的。“忍不住”要辩护自己、驳斥对方的结果，就会纷争不断，四分五裂，矛盾加深，以至要打杀起来，这就是“二生三，三生万物”而恶性循环；那么我们修“无”，说声“对不起”，真诚地检讨自己，就会息事宁人。我说“对不起”，说“首先是我的错”；对方也说“对不起”，也说“其实我也不对”，这样双方谅解，矛盾就化解了，和平就出现了，这就是修“无”而使“无”中生“有”，同时也是有无相生。

  我以前备课写讲义、做PPT，有时会在某个概念上卡住，不知如何表达才圆满。后来明白，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修“无”，我的修法是——晚了就打住、忍住、睡觉去，时间太长就静坐，或在去讲课的车上闭上眼睛，让脑子停止活动。在讲台上，讲到这个概念的时候，任由思绪流淌和嘴巴乱讲，结果却讲得非常好，回来还要回味一下那个完善的表达是什么，这也是修“忍”、修“无”而使“无”中生“有”。“无”中生“有”既是究竟、见地，也是方式、法门。“有”“无”常常是同时并存、永远互相转换的，这就是老子讲的“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道德经》第1章），玄妙之处就是你一修，遵循自然之“道”不妄为，“有”“无”就会相生转换，良性循环。

“有”“无”的相生关系有时很奇妙，甚至不可理喻。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2013年9月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谈及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状态时说：“八十年代是我们现在很怀念的一个文学的黄金时期，那个时候，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写作禁区，但是，正是因为有禁区，每一个写作者都带着一种跃跃欲试的挑战禁区的兴奋心情。你不让写爱情，我就写爱情，然后获得了发表，说明这个禁区被突破了。你不让写什么，我们就写了，而且，最终也得以发表，引起很大反响，说明这个禁区也被突破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利弊逻辑呢？莫言说：“我想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确实让很多作家和写作者处在一种高度的兴奋当中，这种兴奋也刺激着大家的创造力，也刺激了大家的想象力。”虽然莫言先生坦诚：“我的意思不是说有限制就有好的文学，我不是想表达这个意思……我只是客观的描述八十年代这种状况。”但是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的这种实际状况，还是说明了有某种限制的存在，就会让那些拥有机缘的人们强烈地“忍”着，这个大环境是大大地做了“减”法的，那么在这个充满“减法运算”的大背景下，那些聪明人稍稍“加”一点，就会有突破，就会很兴奋、很快乐。这说到底都是“减”法的功劳，是先“减”后“加”，并且“减”去很多，而只“加”了少许的必然成果与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