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抗倭”的历史真相，与现实需要

2016年，央视一套播出了一部电视剧《抗倭英雄戚继光》，据说口碑甚佳。可惜的是，该剧回避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那就是：戚继光时代的倭寇，究竟是以日本人为主，还是以中国人为主？

“中国叛逆”占十分之七

这个问题，在明代史料当中，其实是清晰的。

官修《明史·日本传》里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嘉靖实录》里也说：“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这是嘉靖时代关于“倭寇”的官方说法——倭人占十分之三，中国人占十分之七，倭人占主导地位（没错，官方虽承认中国人占多数，但仍强调倭人占主导地位）。

内部奏折中的说法，略有不同。

南京湖广道御史屠中律，曾对皇帝说：倭患的起源，是沿海“奸民”想要跟番邦作生意，虽称倭寇，“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①

参与剿倭的将领王忬，也向皇帝报告：据他调查，“倭寇”头领约有百余人，其中“雄狡著名”者，都是本国之人，如“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宁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等。②

另一剿倭名将胡宗宪，根据实际调查，编写了一本《筹海图编》，其中列出十四股势力最大的“倭寇”，其头目同样全部是中国人。③

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倭寇”内部，中国人不但在人数上占了绝对优势，也同时牢牢把握着领导权。

事实上，“倭寇”这种称呼，在嘉靖年间已经产生了不小的争议。

身处抗倭第一线的基层将领万表，就对从地方到都在“混言倭寇”的做法非常不满，万表说：海贼大头目王直、徐碧溪的亲属子侄，都住在杭州等地，逍遥法外；王直等贼寇四处荼毒生灵，地方官却每每上报说是“倭寇”进犯，真是自欺欺人。④

浙江慈溪知县薛应旂也说：称呼海贼为“倭寇”，是中了海贼之计。海贼中虽有倭人，但“主谋响导”者仍是“中国之贼”，这些人假冒倭寇，藏匿身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亲戚族人不受牵连。⑤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以中国人为主体的“倭寇”，与明代严厉的海禁政策有很大关系。其中，1529年停止中日贸易，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节点。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倭患”愈演愈烈。对此，嘉靖朝官员唐枢，有一句很精辟的总结：

“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因为有这种背景，“倭寇”的行为就常常显出一种复杂性。

譬如，大头目王直，在地方默许其对日通商时，曾一度积极参与抓捕真倭寇；而当地方改变态度后，王直又转做海贼，招募日本浪人打出了“倭寇”的旗帜。

民心也同样游移不定。

万表感慨：杭州的店家，明知对方是海贼，仍然“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地方百姓，对待贼寇，也“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时人记载，漳州一带的假“倭寇”回乡，“皆云做客回，邻居皆来相贺”。⑥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的说法最夸张：“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督抚将帅，所有人都是贼寇。

图注：表中倭寇名录，出自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该书汇集数十种史料与地方志而成，对倭寇资料的整理颇为全面。由表中可知，“倭寇”中的主要头目，清一色都是中国人，次要头目中，日本人所占据的比例也不高

历史真相与现实需要

简言之，戚继光时代，所抗击的“倭寇”：

1、大部分是中国人。

2、有倭人掺杂其中，但不掌握领导权。

3、明代史料清晰记录了“倭患”真相，但朝廷仍长期沿用“倭寇”这个说法。

个中原因并不复杂：

一方面，官方不愿承认动乱的源头是海禁。

另一方面，把动乱归因为“倭寇”，又适足以强化海禁的合理性。

这种“历史真相”与“现实需要”之间的裂痕，在明代灭亡之后，曾一度消失。

至近代，因中日两国关系的变化，裂痕又再次出现。

在30年代的日本学术界，大致存在两种倾向。

一种，是按照“皇国史观”，将“倭寇”描述成日本人辉煌的海外发展史，而无视16世纪的日本也站在“倭寇”的对立面。

另一种，则基于“中日亲善”的需要，有意识地强调中国人在“倭寇”中占有主导地位。⑦

反倒是中方的一些学者，在30~50年代，并未因现实中遭受到了日本的侵略，而曲解历史。比如：

杜鸣治30年代的研究认为：因赋税繁重，海禁严厉，嘉靖年间，“奸民冒倭人旗帜，群起为寇”，“上自官吏，下至富商大贾，沿海居民皆与倭通。”

范文澜在40年代的著作中也说：“中国奸人却占大多数”，“嘉靖时代的倭寇，明朝应负激成祸乱的主要责任。”

50年代，又有史学家尚钺、吴晗等人，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其实是一场内乱，乃是“东南沿海工商业实力人物”和“明王朝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把这次战争看作是单纯的日人的侵略，而忽视了中国商人的主导地位是不合事实的。”⑧

遗憾的是，上述研究成果，很快就被遗忘了。

自80年代至今，“倭寇”问题仍在不时牵动着中国的对日民族情绪。

2005年，曾有网民赴安徽歙县，砸毁了明代“倭寇”头目王直新修的墓碑，理由是：王直乃勾结倭寇的“汉奸”、“民族败类”。

由中日两国主导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2006年启动，2014年公开出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中，两国学者在“倭寇”问题上的表述，也存在微妙的差异。

日方报告的说法是：

“倭寇对中国社会来说并不是一种外部存在。……无论其首领，还是其成员，多数是中国人；地方有势力者（乡绅阶层）与倭寇勾结，插手走私贸易。……1567年海禁解除，消除了倭寇出现的根本原因。”⑨

中方报告则回避了对“倭寇”内部成员、权力构成的描述，仅简单称之为由日本人和中国沿海商人、海盗联合组成的“海商武装集团”。⑩

图注：在“倭寇”走私活动中繁盛起来的明代双屿港，大量葡萄牙人定居于此。得益于葡萄牙人，嘉靖年间的很多“倭寇”装备上了来自欧洲的枪炮，对官军造成了很大压力。有澳门学者研究认为，正是为了分化葡萄牙人和“倭寇”的关系，明朝才决定在澳门开埠，允许葡萄牙人居住。在切断“倭寇”的武器来源的同时，官方也有了获得葡萄牙先进武器的固定渠道。

注释

①屠中律奏折原文：“夫海贼称乱，起于负海奸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宁、绍十五，漳、泉、福人十九。虽既称倭夷，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载《明经世文编》卷二八二。②王忬，《倭夷容留叛逆纠结入寇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二八二。③这十四股“倭寇”头目的名字是：金子老、李光头、许栋、王直、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肖显、郑宗兴、何亚人、徐铨、方武、徐海、陈东、叶麻、洪泽珍，严山老、许西池、张琏、肖雪峰、谢老。并指出：“凡十四踪，皆昭灼人耳目，故详列之。其余或入寇而姓名不传，或有名贼酋而未尝专主兵柄，与夫事迹之未详者不敢滥录也。”见《筹海图编》卷八《寇踪分合始末图谱》。④万表《海寇议》之原文：“近此贼屠城掠邑，杀官戕吏，一至於此。而见今肆散劫掠，不於余姚则於观海，不於乐清则於瑞安，往来涂毒生灵，无有虚日。而犹混言倭寇，不实上闻，果何待耶！既曰倭奴，酋长为谁，是谁欺乎！”。万表写作《海寇议》的前后始末，可参见：山崎岳，《王直、万表、俞大猷——明代嘉靖倭寇时期的官、盗关系》，收录于《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論文集》第一冊。⑤薛应旂之原文：“今海寇之深入吾境也、杀掠焚荡之惨，自昔所未有者也。彼固以倭为名，而我亦以倭名之，是堕其计也，不谓其非倭也。盖实我中国之贼，为之主谋向导，引致倭夷，以为之助也。惟以倭名，则彼得以藏匿掩覆，而室家族戚，可保无虞。”收录于《薛方山集》。⑥王文录，《策枢》卷4，《截寇原》。⑦吴大昕，《明嘉靖倭寇研究的回顾》，收录于《明代研究通讯》（二）。⑧沈登苗，《一段不该遗忘的现当代学术史——中国大陆学者独立提出了倭寇“新论”》，《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3月。⑨村井章介，《15 世紀から 16 世紀の東アジア国際秩序と日中関係》，收录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古代史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P274。⑩王新生，《15、16世纪的东亚国际秩序与中日关系》，收录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古代史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P7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