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学区房的出现，至少见证了读书无用论的消亡

1977年冬天，全国恢复高考，到现在过去四十年了，“读书改变命运”成了两代人奋发努力的座右铭。然而与此同时，“读书无用论”也时常成为舆论的焦点，一个个学历不高的成功者似乎也在打脸“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古训。

与“读书无用论”伴生的另一种现象，是文化人/知识分子的尴尬。

凡“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时段，知识分子一般都会以一种迂腐、窝囊、遭人嘲笑的面目出现。梳理一下读书有用vs无用，知识分子尴尬vs受尊敬的转变过程，可能是管窥过去这四十年历史的一个角度。

“脑体倒挂”，这是一个现在的年轻人几乎没听说过的词，然而在三十年前，这几乎是报纸、广播中每天都会念叨的热词。

这词听着学术，理解起来却很简单，就是纯字面意思：脑子和身体反过来了。这里的“脑”指的是脑力劳动者，泛指受过高等教育，靠知识、文化技能挣钱的人；“体”指的是体力劳动者，泛指没受过高等教育，靠出卖体力挣钱的人。所谓脑体倒挂，就是脑力劳动者挣钱比体力劳动者少。那时有个形象的比喻，叫作“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

按照我们现在的眼光回看，会觉得那时的人有点小题大做：这不是很正常的吗？送快递、开出租、搞装修的人，付出了辛苦，挣得比所谓的“白领”多，这很合理啊！然而我们还是要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看问题。那时，改革开放开始没多久，大学毕业生占人口比例很低，还被叫作“天之骄子”。按照常识理解，受过高等教育，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之前在求学过程中付出了更多的辛苦、时间和金钱，在工作后的回报理应高于体力劳动者。

然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脑体倒挂”是个普遍现象。

《新京报》曾经辑录过这样一个真实家庭的例子：1985年，有位副教授说，他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大学毕业留校每月挣90元钱，二儿子高中毕业进工厂每月有100多元，小女儿初中文化程度，在饭店当服务员每月拿200多元。

如果按行业细分，就更能看出差距。同样是1985年，北京市年人均工资，建筑业最高为1827元，接下来是公用服务业1426元，商业1375元，金融业1368元，工业1333元，科研1330元，交通1316元，机关文教1240元。

这种脑体倒挂，看起来是不是很刺激？想象一下如今高高在上的金融业，那时收入只有建筑业的2/3多点。

文艺作品作为社会发展的晴雨表，也实时地进行着反馈。1980年代初最轰动的一部小说，以及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大概要算谌容的《人到中年》了。现在人们谈起谌容，既不认识这个人，也不认识“谌”这个字，资深一点的影迷会知道她是著名喜剧演员梁天的母亲。而把时钟拨回到1980-1982这几年，《人到中年》的轰动超过了当今绝大多数小说和电影。

为什么轰动？因为真实。女主角陆文婷是北京某医院眼科大夫，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标准知识分子。但一家四口挤在12平米的房子里，一个月拿着几十块钱的工资，工作强度大到没时间管孩子，最后直接累到昏迷，差点丢掉性命。

陆文婷的形象，非常符合那个时代大众对知识分子或“有文化的人”的印象。

1981年另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则把知识分子呆板、木讷的一面给强化了，这就是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

《哥德巴赫猜想》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主人公是陈景润，中国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他的事迹曾在很多年间影响着国人。这些事迹归结起来就是两个极端：一、数学领域造诣极端高，解开了“1+2”，距离真正的“哥德巴赫猜想”（“1+1”）仅有一步之遥；二、生活上极度不适，戴着高度近视镜，基本只会读书、工作，人情世故一点不懂，见了女性手足无措。书中有一个细节，讲他一边读书一边走路，撞到了树上，结果他连连跟树道歉，说对不起。

陈景润

陈景润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印象。

改革开放初期，一批脑子灵活的人靠“下海”，当“个体户”等发家致富，与他们相比，知识分子与社会脱节，收入低，情商低，不灵活。这种“脑体倒挂”的现实，使“读书无用论”有了一定的市场。到了1990年代，这种思潮在文艺作品上有了一些映射，即文化人往往会在作品中充当反面角色，而正面角色，通常是朴实的工人、农民。

1990年，全国被一部电视剧“刷屏”——如果那时你家有电视，那么电视屏幕上一定是它——这就是《渴望》。除了至今已成为中国完美女性代名词的刘慧芳外，两位男主角，一正一反，正面角色是工人宋大成，反面角色则是小知识分子王沪生。本剧成为爆款，也可见当时的观众对这种“人设”是认可并满意的。

《渴望》里的王沪生和刘慧芳

这部电视剧又多深入人心呢？扮演王沪生的孙松在近年接受采访时曾说，因为演了王沪生，之后几年都没找到对象，“人家一听是演王沪生的，就不愿意跟我好了”。

去年也有一部“刷屏”剧——《人民的名义》，其中最受观众喜爱的人物非达康书记莫属。而达康书记的饰演者吴刚初登荧屏的作品，演的却是一个受挤兑的形象。

《渴望》大热的第二年，央视元旦晚会有一个小品叫《大米·红高粱》（当然后来大家都管这小品叫《换大米》），讲的是文工团去慰问演出，群众希望听到歌曲《红高粱》，而团里养尊处优的歌手根本唱不下来，而走街串巷“换大米”的小贩则用他的“破锣嗓子”征服了团长。

当年还是小鲜肉的“达康书记”

这个小品里，换大米的小贩由郭达饰演。而那个被小贩挤兑，被团长嫌弃，被观众嘲笑的“受气包”歌手，则由当时还是小鲜肉的吴刚饰演。那个人物是文工团的美声唱法歌手，音乐学院的高材生，也算个文化人。整个小品的基调，也是在嘲讽文化人不食人间烟火，不受人民大众的喜爱。

《渴望》、《换大米》，基本可以代表1990年代初，由于“脑体倒挂”而引发的知识分子式尴尬。

“脑体倒挂”现象的解除，以及知识分子形象转好，基本与IT业的兴起，家用电脑的普及，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密切相关。1990年代中后期，个人电脑开始进入家庭，互联网行业开始了一个个创富神话，中科院科技人员柳传志创办的联想，麻省理工博士张朝阳创立的搜狐成了那时最火的公司。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要想真正致富，还是得有知识，有文化。

然而另一方面，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也为很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提供了机会。虽然从总体上看，全社会的“脑体倒挂”现象已经解除，但没有文凭，靠手艺吃饭的人，机会反而更多了。当时的中关村，除了一个个背靠清华、北大的创业公司成为日后的成功企业之外，也有为数不少的人靠“攒电脑”、“卖盗版盘”等业务也赚得盆满钵满。

十几年前，海龙大厦曾是一代北京人的“买盘圣地”，也养活了很多倒卖光盘的人

那段时间还有一件大事，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那就是大学扩招。从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虽然招生规模逐年递增，但截至1999年，高校扩招年均增长都只在8.5％左右；1999年，当年招生人数增加51.32万人，招生总数达159.68万人，增长速度达到史无前例的47.4%。之后几年，扩招幅度也在每年20%以上。

更多的大学生，意味着毕业后更多的竞争。经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涯，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在就业方面的影响从2003年开始显现，就业率和起薪都较前几年有明显的下降。

稍微岔开说一句，扩招带来的同龄人竞争，是持续终生的。大概从去年开始，“35岁职场焦虑”成了社会热门话题，稍一推算便可知，如今三十五六岁的这拨职场危机亲历者，差不多就是1999-2002高校扩招幅度最大的那几年入学的大学生。

如今遭遇35岁职场危机的这拨人，正是当年高校扩招时入学的那拨人

言归正传。正当那些怀揣“天之骄子”梦的大学生们在毕业后求职不顺之时，一位没上过大学的成功者给他们又浇了一盆冷水。

2005年，年仅18岁的丁俊晖在北京赢得了斯诺克台球中国公开赛冠军，而且决赛中战胜的是7次世锦赛得主，有“台球皇帝”之称的史蒂芬·亨得利。在丁俊晖之前，中国台球在世界上根本排不上号，可以说小丁是凭一己之力把中国生生抬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其炸裂程度可想而知。当时媒体基本把他和姚明、刘翔并列，是最具话题性和商业价值的体育明星。

2005年首夺中国公开赛冠军时的丁俊晖，那时他18岁，一脸青春痘

可能是年少轻狂，也可能确实是心里话，总之丁俊晖在当时夺冠后接受采访时说了这么一句：“读书有啥用，打球赚钱就可以了”。

丁俊晖本人初中即辍学打球，由他父亲倾注了大量的财力、精力进行培养，并亲自为他规划了这条不上学，专心打球的路。按他父亲的说法，“我儿子如果好好读书，肯定能读到博士！”言下之意是，他们是经过思考，在读书和打球两条路里选择了后者。

如今在搜索引擎搜“丁俊晖+读书无用论”，还是能搜到很多2005年的链接，可见当年这个话题有多热

这一席话，结合当时大量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待业”的现状，一下把“读书无用论”又炒成了社会热点话题。虽然丁俊晖在团队的监督下，很快收回了之前的话，并说自己“说错话了”，而且凭优秀的运动成绩申请了上海交大并成功入学，但这并没有削弱公众的讨论热情，甚至还有“点火”的效果：初中辍学的丁俊晖靠“台球冠军”的身份就能读上海交大，这不恰恰验证了读书无用，有门手艺才是正经事吗？

当时间来到2010年代，“脑体倒挂”这个事其实依然存在，但与以前的区别是，如今的体力劳动者很多也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不是因为没有知识而被迫去做体力劳动，而是自主选择的一种结果。大学毕业生去送快递、开出租，北大清华学霸去教小学数学，白领辞职去种地、养猪、开网店等等，都不是新鲜事了。其实仔细想想，“脑体倒挂”是个充满歧视意味的词，满含对体力劳动者的鄙视。“脑体倒挂”成为常态，人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这种态度本身就是种进步。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型“脑体倒挂”出现的，不是对知识的漠视，反而是越来越重视。我们通常说到“读书”这个词，大概有两层意思，一层指的是字面上的看书、阅读；另一层意思则是“教育”。近年来，这两种读书都被人们放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先来说教育。你大概有这么个印象：每年的某一个时段，就会集中出现很多诸如“北京某破旧小房卖出每平米15万天价”之类标题耸动的新闻。细看之下会发现，这类新闻大多出现在每年三月，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三月份是买学区房的最后时间，再晚买的话，就赶不上每年五月底的信息采集，也就是无法当做孩子入学的依据了。所以在这个时段，往往会有家长“病急乱投医”，花重金抢下一套“老破小”学区房。

简单讲，几乎所有这种天价“老破小”房子，无一例外，都是学区房。

网曝北京学区房，56平米，750万，房龄36年

学区房的成因很复杂，但归纳起来其实也就三点：一，教育资源不均衡；二，很多人富裕起来了；三，大家对教育更重视了。最后这一点是最关键的，没有大众对教育的重视，就不可能有所谓学区房的概念，而且学区房越破，价格越夸张，表明大家对教育越重视。

以北京为例，“就近入学”的方案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执行的，一开始还有所谓“择校费”，不住在学校附近，花钱也能上。再后来取消了择校费，除了一些政策保障生源以外，其他一律就近入学。然而，从现在往前数十年，你听说过“学区房”这三个字吗？家长们砸锅卖铁买房以求获得优质小学的入学资格，这段历史最多不超过十年。

如果再看看城市里满街的中小学培训机构，以及愈演愈烈的校外培训热潮，就能发现国人对教育的尊重乃至迷信，已经到达了疯狂的程度。北上广深等大城市里，中小学生的家长每年花在孩子身上的培训费，动辄一二十万，而且是越有钱的人越舍得在孩子身上花钱，也越会教育孩子刻苦努力。以往人们印象中，富人家常出现不好好学习的纨绔子弟，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事实告诉我们，往往是“比你有钱的人还比你努力”。

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疯狂当然有其弊端，会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但从侧面也反映出国人的“未来焦虑”：这一代的孩子如果不好好读书，未来真的没希望。

再来说阅读。近年来，每年4月23日这天，全国都会举行大大小小的活动来纪念世界阅读日，这在十年前也是难以想象的。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从2008年的不到70%，增长到2017年的80.3%，年人均阅读数量（纸质书+电子书）7.78本，虽然跟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差不少，但跟自己比还是长进明显的，比五年前每年多读了整整一本书。

全民阅读率这种数据，毕竟还是枯燥的，其实从公众人物，尤其是影视娱乐人物身上，我们更能直观看到大众对文化、知识的热爱在逐渐增加。甚至从弄巧成拙的人里，更能感受到他们对文化的渴求。

如果你现在问电视剧投资商，哪位男演员是收视率的保障，他们多半会告诉你两个字：靳东。最近三四年，靳东主演的电视剧几乎部部收视长虹，成为最受观众喜爱的演员之一。人们喜欢他，除了演技好，颜值高等因素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的个人素质：无绯闻，作风正，有知识有文化，刻苦努力。

然而，就是有知识有文化这点，成了他目前最大的“黑点”：

比如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扮演医生角色时，能对专业术语有了解，他读过一套诺贝尔数学奖得主写的书，然而，诺贝尔奖并没有数学奖；

比如他微博上说想起了梵高的一句名言，其实是张冠李戴，梵高并没说过这句话；

比如他一条微博上写了很多很漂亮的句子，后来被网友认出是米兰·昆德拉的话；

比如在机场被路人拍下了戴墨镜读书的照片，然而后来被扒出，这张照片是他经纪人摆拍的；

比如一直打造爱读书人设，但当他和李健一起参加活动，李健问他最近读什么书，他嗯啊了一分钟也没说出一本书名来……

靳东开始被指责太爱“装”，基本是从这次与李健同台对谈开始的，有兴趣可以找视频看看。

如此等等，再加上他微博只用繁体字，说自己不爱喝啤酒只喝威士忌等等，这些举动让厌恶他的人给他贴上了一个大大的标签：装。公允地讲，靳东的确是比较爱装，做了一些力所不能及的事。所有这些“装”，归结起来就是喜欢“假装自己有文化”。

这！是！坏！事！吗！？

一个人，本身有一定的文化素质，然后又向往更有文化，于是装成了更有文化的样子，只是因为曝光度高，一些不懂装懂的事被揭穿了，这事很严重吗？笔者倒不这么觉得，甚至想，如果全娱乐圈所有艺人，都装成有文化的样子，这就能合力给年轻粉丝传递一个信号：有文化，是件特别好，特别酷的事，你也应该去追求。

何况，一个总在装自己有文化的人，为了不让这份“装”暴露出来，会拼尽全力把自己培养到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像我们读书，最好读一些有难度，读一遍不能完全理解的书，只有这种书才能对你有智识上的提高。靳东如今就在攻读博士学位，放眼娱乐圈，在职读博士的能有几个？

你可以因为靳东太爱装而厌恶他，可我要说，名人带头假装有文化，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明星打造的“人设”，一定是招人喜欢的“人设”，他之所以装有文化，是因为全民崇尚文化。说个更浅显的道理：为什么有人打肿脸充胖子，也要装作很有钱的样子？因为有钱真是件好事。

假装有文化，其实也是一个意思。

从“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到“搞导弹的”成为了受人尊敬的工作；从影视作品喜欢嘲讽知识分子，到最当红的影视偶像以有文化为荣；从有钱人家盛产纨绔子弟，到“比你有钱的人还比你努力”；从“读书无用论”，到学区房成了社会热点。种种社会现象、思潮，无不指向同一个方向，即知识、文化成为了全社会所有人追逐、热捧的对象。

四十年间，人们用脚投票，选择了拥抱知识和文化，尽管过程有些笨拙，但总归是可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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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岩，腾讯文化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