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对日情报第一人

杨宣诚在抗战时期担任军令部第二厅厅长，主持对日情报


在中国代表团中，杨宣诚身穿海军军服，头戴大盖帽，身高1米9，非常显眼


第二排左二，深色军服大盖帽就是杨宣诚


青年时期的杨宣诚

身着海军礼服的杨宣诚，他总是要求军容严正
1945年9月2日，日本东京湾，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
出席这一仪式的中国代表团，有确切资料证实的是徐永昌上将、杨宣诚海军中将、朱世明中将、王之少将、李树正上校、王丕承上校等六人。除了代表中国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其他五人，现在很多人恐怕连名字都没听过。本文要介绍的就是代表团的二号人物杨宣诚，他虽然是海军中将，但却没有在海军中任职。由于他曾经留学日本又担任过驻日海军武官，很熟悉日本情况，所以在抗战期间担任军令部第二厅（情报厅）厅长，主要负责领导对日情报工作，是战时中国军事情报的掌门人。

中国军事情报的掌门人
杨宣诚，189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字朴园，原名杨宣德。1906年留学日本，1908年考入著名的江田岛日本海军兵学校，完成基础学业后转入日本海军水雷学校。在日本期间和湖南同乡黄一欧交情甚笃，并因此结识了黄一欧的父亲黄兴，受其影响加入兴中会，后来又加入同盟会。
1911年，杨宣诚学成回国，在长江舰队服役，恰逢武昌起义，就和舰上的革命党人组织起义，溯江而上支援武汉。辛亥革命后担任“楚泰”号枪炮官兼教练官，同时担任援鄂舰队参谋官。1912年被公派留学美国，进入南加州大学商学院深造。由于“二次革命”失败，革命党人公费留学生都被取消，杨宣诚被追离开美国，但又不能回国，只好流亡日本。恰逢黄兴在东京创办政法学校，收容革命党人，杨宣诚就担任教授的通译，得此机会侧身名流学者之间，获益良多。
1916年，杨宣诚回国。当时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全国仇日情绪高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解雇了原来聘请的日本教师，留下大批日文讲义，杨宣诚在暑假中不计报酬翻译了很多讲义，为校长吴雁舟所器重，聘请他担任英文教师。此时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也在该校任职，毛泽东、李维汉当时都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因为杨昌济的关系也和杨宣诚相识，并经常在一起讨论。
1920年7月，杨宣诚被湖南省长赵恒惕聘为省长公暑交涉股长，后升任交涉司司长。1926年到武汉大学执教日文。“九一八”事变后，经同乡贺耀祖将军推荐，杨宣诚出任驻日少将海军武官。当时中日关系已经很紧张，但中国的对日情报、特别是军事情报工作非常薄弱。杨宣诚深感任重道远，他通过流利的日语以及广泛的人脉资源，广交日本社会各阶层人士，精心策划，积极活动，及时搜集大量情报，再根据不同来源的情报互相印证、仔细分析、正确判断，打下了对日情报业务的基础，受到的重视。
任满回国后，蒋介石对杨宣诚的工作成绩非常满意，就让他在庐山开办武官训练班，培养驻外武官人才。这个武官训练班培养了不少优秀的驻外武官，战时遍布世界各国，为国家作出不少贡献。杨宣诚还一度兼任陆军大学海军战术教官，以其学术精湛、讲解清晰，深得学员好评。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以参谋本部为基础扩编成立大本营，杨宣诚在大本营第一部情报组处长兼任第五部对敌宣传组组长。
1938年5月，大本营改组为军事，下辖军政部、军令部、军训部、和后勤部。其中军令部就是原来大本营的第一部（作战部），下辖三个厅：第一厅负责作战；第二厅负责情报；第三厅负责总务及人事、会计和陆军大学等。军令部是对日作战的最高指挥机构，负责战略情报的军令部第二厅，自然就成了抗战期间军事情报的最高领导机构。第二厅与第一、三厅一样，既是军令部长的幕僚机关，又和第一、三厅不同，它还是执行机构，直接负责国内外情报的搜集。
第二厅下辖四个处：第一处主管对日情报；第二处主管国际情报；第三处主管国内情报；第四处主管电讯通信。二厅成立时既无人员又无设备，因此根本无法在短时间里开展工作，只得借助外力，主要依靠的就是戴笠的军统。戴笠也乘机将大批军统人员派入二厅，第三处处长郑介民和第四处处长魏大铭都来自军统。二厅首任厅长徐培根抗战前担任航空署署长，他既不熟悉情报业务，又没有自己的班底，不得不在工作中时时处处仰戴笠的鼻息，最终他不愿当这个傀儡，只能辞职。
1939年1月，杨宣诚接任军令部第二厅厅长，主持对日作战军事情报工作，成为中国军事情报名副其实的掌门人。但非嫡系出身的杨宣诚和前任徐培根不同，也和中统的徐恩曾不同，他从未与戴笠因争权夺利而发生矛盾，而是选择与各派系、特别是与戴笠和平共处。杨宣诚也不想拉起自己的派系，所以从无“二厅系”。虽然从权限上，二厅是军统的主管单位，杨宣诚的资历级别也比戴笠高，但杨深知戴笠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份量之重，从不与之争锋。
例如，美国海军情报署的梅乐斯中校到重庆，首先拜访的是杨宣诚，但杨宣诚在礼节性接待后，就带梅乐斯去戴笠的一个秘密住宅进行实质性会谈。根据梅乐斯的副手麦克修少校回忆：“到了一个有点像迷宫的房子那里，杨将军就把美国人交给了军统的一个助手，然后识趣地离开了，这使梅乐斯感到意外，因为严格地说杨的军衔高于戴笠。”杨宣诚在处理与军统关系上的稳笃与明智，由此可见一斑。

公认的对日情报第一人
杨宣诚在官场上的老练只是一方面，他在和盟国之间对日情报交换中的表现更为抢眼，被同盟国公认为对日情报第一人。
杨宣诚在工作中的原则是组织严密，要求严格，作风严肃，分析精辟细致，用人不分派系。因此，他主持的军事情报工作在同盟国之间享有很高的声誉。例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军令部二厅每周都要举行一次盟军军事情报交流会议，会议上二厅常有精辟正确的情报分析报告，让驻重庆的各同盟国武官及军事代表都趋之如鹜。
1942年夏季，长江三大火炉之一的重庆酷热难熬，办公室又无空调，有些外国军官为了凉爽，就穿便装参加会议，结果受到杨宣诚的严厉批评，他宣布“此乃盟军正式的军事会议，凡军容不整者不得与会”。从此，各国军官来二厅接洽公务，无不戎装整齐。在重庆的同盟国军官中流传着这样的话：“二厅的翘胡子杨将军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军人，与他交往，一切礼仪千万不可疏忽。”当然他们如此尊重杨宣诚，最主要还是因为二厅的情报对他们很有价值。
1941年下半年，国内对日军下一步战略是南进还是北进，议论纷纭，但大多都是迎合上级愿望，认为日军会北进，只有杨宣诚独树一帜，力排众议，坚定认为日本必将南进。后来战局发展果然如他所说，因此深得军界同行钦佩。
珍珠港事件之前，二厅的监测电台接收到日军一个新出现的电台，距离很远，电波微弱，不久就销声匿迹。经过破译，发现这是日军在太平洋地区海、空军的联系。杨宣诚命令专门抽调一组监测台日夜监视这一神秘电台。珍珠港事件前夕，这个电台又再次出现，频繁与太平洋地区日军联系，结合当时世界局势的变化，杨宣诚判断日本将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对美国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战略据点有动作。这个情报曾经通报给美国，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直到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才意识到这份情报的价值，并很快了解到这是在杨宣诚的领导组织下获得的，对杨宣诚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罗斯福专门向蒋介石提出，要求中国派一位精通英文、日文的海军军事情报专家来美国，协调双方的情报交流工作。当时中国方面接到这一请求，知道罗斯福其实就想要杨宣诚来美国。侍从室的林蔚为此还和杨宣诚开玩笑说：“罗斯福简直是寄了你的照片来要人，就差没说要有翘胡子的了。”蒋介石深知杨宣诚在军事情报方面的能力，最终没有答应罗斯福的要求，而是派了以商震将军为首的军事代表团赴美。
日本攻下香港后，军令部开会分析研究新加坡形势。有些人认为大英帝国在新加坡苦心经营近二十年，新加坡要塞为英国在东南亚的防御枢钮，并且有最新型的战舰“威尔斯亲王”号，应该是固若金汤的。但杨宣诚却认为：“新加坡要塞虽经英国多年建设，然而原设计过于偏重保东西航道畅通，对来自海上的攻击，和防御工事可云至善尽美，而忽略了、也没有考虑会有来自马来西亚方面的陆上攻击，因而形成了薄弱地带，造成有隙可乘。正如此次大战中欧洲战场上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前车之鉴，不可不重视。海上虽有‘威尔斯亲王’号新型巨舰协防，然英国空军多集中在本土及欧洲，对东南亚形成空军掩防弱点，故新型战舰也不一定可恃”。最后他的结论是：“新加坡要塞难长期固守。”军令部次长刘斐中将不以为然，甚至疾言厉色斥之为悲观情绪。但不久，新加坡战役开始，形势发展完全如杨宣诚所分析的那样，“威尔斯亲王”号被日军飞机击沉，新加坡要塞也被从马来西亚方向进攻的日军所攻陷。此后，军界为杨宣诚的情报分析彻底折服。

开罗会议上的出色表现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首脑会议，中方代表团由18人组成，都是陆海空军高级将领，杨宣诚以蒋介石军事幕僚的身份担任盟国军事会议中国首席军事代表。
在开罗会议上提出的《开罗宣言》草案中关于战后日本应归还中国领土部分：“……台湾应归还中国……”杨宣诚发现其中没有提及澎湖列岛，他立即找到外交部长王宠惠，提出应该加上。王宠惠认为“澎湖列岛系台湾的一部分，宣言中既巳说明台湾归还中国，澎湖自然已经包括在内”。
但杨宣诚认为：“当年马关条约写明割让台湾与澎湖，两者并列，这是日本方面提出，当时我国代表李鸿章正如阁下所言，认为澎湖已包括在台湾之内，不必再标明。但日方坚持，系恐我国临时将澎湖划出台湾省，或将之并入福建省管辖。日方坚持要写明澎湖，也因俄国曾出面要求割让或租借，所以日本特别重视，现在如果在宣言中只写为台湾而不明确写出澎湖，与马关条约不符合，战争结束后，日方也可能以此为借口不归返澎湖。”
王宠惠这才恍然大悟，马上通知美国在草案中加上“澎湖”。蒋介石后来回忆开罗宣言签字过程也说：“我们对宣言草稿没有更改一字，意见完全一致，仅加了‘澎湖’而已。”王宠惠对杨宣诚的认真仔细和博闻强识印象极深，曾称赞杨宣诚：“翘胡子将军多闻博识，并且一个字也不忽略。” 开罗会议中的军事会议重点是反攻缅甸，这一计划由东南亚盟军拟订，所以主要以英国方面意见为主。英国参谋总长布鲁克、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海军作战部长金等盟军高级将领都出席了会议。主持会议的是英国参谋总长布鲁克，他把作战计划念了一遍，就打算通过。中国方面事先没有见过这份资料，当然没法提出意见。杨宣诚提出意见反对马上通过，他指出这份计划未事先送给中国代表团研究，建议先讨论敌情，再作决定。他的意见被会议采纳，于是布鲁克宣布休会，第二天再召开情报会议，由三国情报人员先研究敌情。
在次日的会议上，据英方估计，日军在缅甸战场，空军飞机只有两百架，陆军五个师团、海军只有一支小舰队。英军代表坚持认为自己对敌情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实际上他们对日军兵力的判断明显过低。杨宣诚以中国首席代表身份发言，指出英方过低估计了日军实力，英军代表不服。美军代表曾经担任过驻日陆军武官，在日本时就和杨宣诚相识，知道杨宣诚历来办事认真、情报准确，就指出：“杨将军是有名的日本通、军事情报工作的老前辈，在战前，军事情报界都称之为武官之父，应重视其意见。”英军代表则傲慢地说：“在这里要讲事实，不论资格。”杨宣诚随即指出：“日本在缅甸、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的兵力，陆军七个师团，反攻时可能增加到十个师团，空军飞机现有三百架，反攻时可能加到五百架，海军也可能相应增强。”英国代表认为这是夸大之辞，反问有何根据。杨宣诚指出：“这些判断的根据是我们打下来的日本飞机中的地图、资料，俘虏日军的番号，飞机场数量与跑道的大小长短，被破译的敌军电报密件等而得来的。”说罢就出示了相关证据资料。英军代表瞠目结舌，哑口无言，转而要求将这些资料带走作为参考，杨宣诚不允。会后，英方多次恳求，杨宣诚才同意他们借去拍照复制。
情报会议之后的军事会议上，杨宣诚提出要英国在反攻计划中增加两个师，英国代表一反日前倨傲不恭的态度，马上应承下来。后来，在反攻缅甸时，日军的兵力部署果如杨宣诚所说。英国参谋本部第二厅克罗门少将特地致电杨宣诚致谢：“阁下以海军将领身份，不谨对海军情报正确掌握，并对陆军、空军方面，全局情况了如指掌，使吾人敬佩不巳……”
最终杨宣诚在《开罗宣言》的军事文件上代表中国海军签字，陆军商震上将和空军周至柔中将则分别代表陆军和空军签字。

淡泊的晚年生活
杨宣诚军事情报工作成绩有目共睹，不但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二号人物出席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而且获得了很多勋章，除了国民授予他云麾勋章、宝鼎勋章，美、英、苏、法国也都授予过勋章。美国在1945年11月8日授予他司令级功勋勋章的授勋文件中称：“这是为了中国海军中将杨宣诚在中国以军事情报首脑身份所做出的优越功勋而授予的司令级功勋勋章，杨将军在协同盟军作战过程中，给予盟军许多卓越贡献，并给美国与军队大力协助，是我们深为感谢和难以忘怀的。”
抗战胜利后，杨宣诚曾任北平市秘书长。1948年担任台湾顾问。不久程潜出任湖南省主席，曾邀请杨宣诚出任湖南省秘书长。杨宣诚也有心回故乡任职，但因为在台北友人太多，纷纷设宴为他践行，耽搁了时间，还没起程就接到程潜的电报：“久候不至，谅不愿屈就，已另物色人选。”这样他回故乡任职的意愿成为泡影。
1949年元旦，他写下“长乐永康”以示心意，随后便退隐回家，不再过问世事，以“在乱世可为伯夷叔齐，在治时不能为王顺长息”自勉。蒋介石多次邀请他出任要职，都被他以年迈体衰而谢绝。
1962年3月23日，杨宣诚病逝于台北，享年七十三岁。由于他晚年淡泊低调，因此逐渐淡出世人的视线。七十多年后，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在抗战中的功绩是不应该被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