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死也死在俄罗斯上了”

凤凰网记者，2016年7月至8月，先后采访十余位金砖国家的华商，涵盖华人在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从事的主要行业。

2008年金融危机、卢布崩盘，温州人都挺过来了，但2009年俄罗斯一声令下，要关闭切尔基佐沃大市场，这一次，温州人没有熬过去。

“中国多烂的东西在俄罗斯都很好卖”

从日坛公园西门出来，隔街正对面有一条500米的小街，如果上世纪90年代从这条街走过，一定满耳尽是叫卖声，满目尽是小摊贩。这条街就是雅宝路，因地处使馆区，俄罗斯人往来便利，一大批中国商人聚集此地，前来倒货的俄罗斯人更是络绎不绝。

1995年夏天，刚从部队退休的王惠明踏进了雅宝路。已经31岁的他放弃了直接进入机关当公务员的机会，毅然决定下海，就是看准了中俄贸易的巨大潜力。

王惠明刚进入部队时，俄罗斯还没有独立，中苏边境线虽长达7600公里，但两国贸易始终不愠不火，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叶利钦吸取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教训，上任伊始就重用倡导“休克疗法”的盖达尔，在俄罗斯掀起了一场激进的市场经济改革，俄罗斯经济因此经历了“十年阵痛”。据资料统计，90年代俄罗斯的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10和中国的1/5，国内生产减少，民生凋敝。

叶利钦（左）和盖达尔（右）

反观中国，90年代改革开放已经步入了新阶段，国内生产和对外贸易较1978年都有了质的飞跃。俄罗斯因轻工业产品贫乏而形成的市场缺口，被“中国制造”轻而易举地占据了，俄罗斯华商也因此迎来了贸易的“黄金时代”。

一位曾在俄罗斯企业工作过的中国员工说，“当时俄罗斯什么都没有，什么东西都要从中国买，中国多烂的东西在俄罗斯都很好卖。”

雅宝路是这个“黄金时代”的最佳见证者。根据《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提供的数据，2001年时雅宝路有约3000个摊位，长期经营者月成交额平均在50万至150万元之间，2000年雅宝路成交总额达50亿美金，成为中国最大的民间涉外批发交易市场。王惠明在雅宝路卖了三个月衣服，亲眼目睹过那里的商人是如何发家致富的。

为了积累资本，王惠明96年回到了家乡常熟，进了一家外贸企业做海外销售代表。与此同时，另外一位中国商人刘巍在莫斯科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

1999年，刘巍接到了一个东北做鞋的朋友电话，让他去火车站接两个从温州来莫斯科考察的客人。那时，在莫斯科做生意的温州人并不多，他们的鞋主要是销往新疆，一经打探后却发现新疆的鞋都卖去了俄罗斯，所以特意走这一趟。

第一次莫斯科之行并没有让温州人断定俄罗斯市场的前景，抱着尝试与合作的想法，他们向刘巍提出了邀请：我供货，你来卖。事实上，直到刘巍一个月后接到运输公司要他去提货的电话，他都没敢把温州人的话当真。

拖着温州发来的8000多双鞋，刘巍来到了莫斯科著名的切尔基佐沃大市场。切尔基佐沃华商云集，因地处伊兹马依络沃地区，与“一只蚂蚁”谐音，所以华商又喜欢把它称为“一只蚂蚁”市场。刘巍租了一个仓库后就开始卸货，“这边还在卸的时候，那边买货的就已经排起长队了。”两手从中间划开，刘巍试图用手势比划出队伍的长度。

第一次做鞋的生意，刘巍没有什么经验，给成本5美元的皮鞋定下10美元的价格后，刘巍的内心有些忐忑。但出乎意料的是，队伍的长度并没有因为他卖10美元而缩短。刘巍笑着说：“卖10美金他们排队，卖15美金他们还排队，就一直在排队，很快这一个货柜就卖没了。”

初尝甜头之后，刘巍与温州商人合伙成立了外贸公司，第一站就设在温州，业务扩大后在成都、广州也设了点。很快，这个消息就在温州传开了，温州商人见俄罗斯市场有利可图，纷纷决定进军莫斯科。“70、80%的温州商人都是通过我介绍来（莫斯科）的。”刘巍说。

雅宝路火了，温州人也奔向俄罗斯了，但没想到的是，金融危机爆发了，金融制裁也紧跟着来了。

风雨欲来

“一箱子钱昨天还值10万，今天就只值1万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俄罗斯难以幸免。一方面，“休克疗法”的副作用持续发酵，另一方面，政治混乱，财政赤字高企，国内经济举步维艰。在这样的环境下，俄罗斯宣布上调卢布兑美元汇率的浮动上限，将卢布汇率贬值50%，还延期90天偿还到期外债，致使信用彻底崩塌。

王惠明至今还记得危机发生时的情景。作为公司派驻罗马尼亚的开发人员，王惠明在1996年接触了一个越南大客户，每笔订单都是10个、20个货柜，出手很大方。

1997年危机发生后，卢布大幅贬值，原本卖60卢布的衣服要花300卢布才能买到，货卖不出去，越南人根本没有钱去港口赎单。工厂不相信越南人能还上余款，迟迟不肯把提货单给他，双方僵持不下，货物就这样在港口堆了三个月。根据规定，港口有权利拍卖存放超过三个月的货物。“最后货都被拍卖了，工厂拿不到，客人也拿不到，大家都损失很惨。”王惠明叹了口气说。

危机后，王惠明再也没有见过那位越南客人，听人说，他破产了，头发也一夜之间全白了。

经历了十年蛰伏，王惠明终于在2005年创办了自己的企业——江苏星好月圆家纺有限公司。让他没想到的是，历史在三年后重演，金融危机再度爆发，油价半年内从140美元跌到35美元，给了经济重度依赖石油的俄罗斯致命一击，卢布惨遭腰斩。

不过，这一次王惠明学乖了，乌克兰客户拿不出钱去港口提货时，他宁可让客户欠一半，宁可按折扣价卖掉，也不愿货物搁置在港口被拍卖。“我相信客户，我把这个货先给他，他卖了以后再给我钱，避免98年越南客户那种情况，最终大家都没有（拿到货）。”说这话时，王惠明表情无奈却坚定，依稀可见10年前对客户的那份信任。

2017年8月29日，莫斯科，王惠明带领员工去俄罗斯参加展会，恰逢七夕于是组织员工聚餐。右三为王惠明。

和王惠明不一样，刘巍把所有钱都拿去买了车。他觉得那个时候钱就是废纸，一箱子钱昨天还值10万，今天就只值1万了，先把车留下，等卢布稳定以后，车子还能升值。现在，这十辆货车还在刘巍的运输公司里跑着。

如果金融危机是“天灾”，那2014年卢布崩盘则算得上是半个“人祸”了。2014年2月，俄罗斯出兵占领克里米亚半岛，并由此引发了乌克兰战争，7月欧美宣布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制裁措施从冻结资产到限制融资和经营，波及范围甚广。再加上国际油价再度暴跌，卢布遭遇双重夹击，一度从1:30跌到1:80。

关于欧美的金融制裁，王惠明有过一次有趣的经历。有段时间，很多客户给他汇款都没办法收到，他去银行查了后才知道钱卡在了美国的中间行，彼时正值欧美对俄金融制裁，涉及俄罗斯的汇款经常都要检查，“我公司的名字和一家广东企业的名字重合了，那家企业可能是制裁名单上的，所以把我的钱卡住了。”

不管是金融制裁，还是军事战争，在王惠明看来都没有汇率贬值的打击来得凶猛。纵观俄罗斯独立以来华商遭遇的危机，卢布贬值都难辞其咎。

梦断莫斯科

“温州人主要靠俄罗斯，但死也死在俄罗斯上了”

即使卢布崩盘，仍然有一些华商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顽强地存活下来，就像王惠明和刘巍一样。但有一些事，却是所有人都逃不过的。

2006年11月，俄罗斯颁布了第683号政令，禁止外国公民在俄罗斯从事商品零售贸易。2008年9月，俄罗斯对“灰色清关”展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打击，查封了阿斯泰市场中华商的大量货物，价值大约在21亿美元。2009年6月，俄罗斯下令关闭切尔基佐沃大市场，并宣布销毁在阿斯泰市场查获的21亿美元中国走私商品。

2010年1月28日，莫斯科，工作人员对从切尔基佐沃大市场查抄的货物进行清理和销毁，这些货物总重达10万吨。

据资料统计，最多的时候有超过10万人在切尔基佐沃大市场工作，其中约6万人都是中国公民。货物被押、店铺被封、钱款被收，无数中国商人因此倾家荡产。虽然俄方在7月同意解禁在切尔基佐沃被封的货物，但华商的境况并没有因此改善。

为了尽快套现，华商把货物拉到莫斯科其他市场以白菜价抛售，其中以柳布林诺区的“莫斯科商场”最为集中。高租金、黑社会、居民抵制……又恰逢俄罗斯城市杜马选举，莫斯科为了安抚民心，直接宣布“莫斯科商场”禁止批发贸易。华商唯一的路又被堵死了。

切尔基佐沃的关闭，也成为了压死温州商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市场关闭后，温州人失去了几乎所有订单，工厂无法存活，接连倒闭。“温州人主要是靠俄罗斯，但死也死在俄罗斯上了。”刘巍摆了摆手，回忆起当年不免有些心酸。在他的记忆里，2008年金融危机，温州人没有倒下，但2009年大市场关闭，温州人却全部倒下了。

2009年7月12日，莫斯科，切尔基佐夫市场关闭导致众多原先在市场里工作的移民工人失业。

“两三年就倒一批，运气好的三年出事，倒霉的半年就出事。”

从683政令到阿斯泰市场，从切尔基佐沃到“莫斯科商场”，俄罗斯肃清“灰关”、整治商贸乱象的决心可见一斑。

事实上，自雅宝路时代开始，“灰色清关”就是俄罗斯华商无法逃避的一个问题，他们一边享受着“灰关”带来的成本优势，一边抱怨着“灰关”的巨大风险。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物品短缺，为了鼓励进口，海关默许了“清关公司”的存在。“清关公司”主要为货主代办进口业务，往往承包了清关和运输两项服务。一般而言，它们会买通海关官员，虚报进口产品价格或者种类，以达到避税、逃税的目的。

通过“灰色清关”这种方式，俄罗斯“倒爷”在雅宝路大发其财，温州商人把鞋子卖遍了俄罗斯大地。据统计，阿斯泰市场约60%-70%的货物都是通过“灰关”进入俄罗斯，而这里面又以华商的货物最多。

2005年3月23日，莫斯科，莫斯科最大中国鞋城，这里不仅有来自中国温州的商人，还有中国各地鞋商。

李蓉（化名）1994年毕业后就去了俄罗斯一家做“灰关”的运输企业工作，那时候这样的公司很火热。据她回忆，2008年以前，俄罗斯基本上都是“灰关”，华人都爱走“灰关”，因为成本低，不过风险也大，货物被罚没的事情时有发生。

一旦货物被罚没，再想补缴关税就难了。这时候清关公司一般有两种做法，一是赔偿客户的损失，这样可以继续经营，但绝大多数清关公司都无力承担如此巨额的损失，所以他们通常都会选择第二种：关门、跑路。

2005年，李蓉曾工作过的那家俄罗斯企业倒闭了，老板也逃去了南美、菲律宾和泰国，直到16年才回俄罗斯。当记者问及为何要逃亡时，李蓉显得有些激动：“你把客人的货都弄丢了，你要不要赔啊？你不赔，客人要不要追杀你啊？”

对李蓉来说，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再也不想过了，所以2003年创办了自己的运输公司，主做“白关”。在李蓉的记忆里，只要是做灰关的清关公司，全部都倒闭了，无论是走东方港还是走彼得堡，走海参崴还是走莫斯科。“两三年就倒一批，运气好的三年出事，倒霉的半年就出事。”她说。

2017年7月，符拉迪沃斯托克，又名海参崴，李蓉俄方伙伴的货柜正在港口海关监管区。

李蓉口中两年一次的“大清洗”，王惠明也十分熟悉。前段时间，他运往圣彼得堡的一批货刚被罚没，原因是圣彼得堡换了一个海关关长，新关长上任后把前任关长的一切都推翻了。王惠明皱了皱眉道：“每个地方都有利益集团，新关长来了以后，你就得靠边站。”

为了遏制“灰关”、鼓励“白关”，俄罗斯采取过大量措施。2009年切尔基佐沃事件后，普京访华并与中方签订了《关于规范通关监管秩序的合作备忘录》，正式开启两国海关合作正规化的时代。2012年8月，俄罗斯正式加入WTO，清关程序逐步与国际接轨，渐趋规范化。

但“关”山难越，“灰色清关”仍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华商在俄罗斯仍然需要面临成本竞争的压力，为了存活，许多华商不得不铤而走险。“我们也想正规，但（现实环境）根本就不容许我们正规啊，”王惠明诉苦道。

对他而言，“灰色清关”只要多存在一天，这刀刃上的生意就得多做一天。

“除非像马云这样可以去砸钱的，砸钱能有一定市场。”

在莫斯科西北方三百多公里处，有一个伊凡诺沃小镇，是俄罗斯著名的“纺织城”，王惠明60%的客户都集中在这里，大大小小五六十家。每天，载满面料的货车都会从王惠明常熟的工厂出发，在上海装箱，经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跨越红海、地中海、大西洋、波罗的海到达圣彼得堡，再转陆运到伊凡诺沃。全程50天左右，如果遇到货物被查，时间可能花得更久。

2005年9月9日，伊凡诺沃，一家纺纱厂员工正在工作。王惠明说，伊凡诺沃相当于中国柯桥，后者是中国著名的“轻纺城”。

时间、运费、关税、灰关……这种国内生产运往俄罗斯的方式看起来困难重重，成本也十分高昂。但即使这样，华商也极少选择在俄罗斯建厂，因为相比于前者，后者的难度要大许多，且都难以改变。

2001年，刘巍曾尝试过在俄罗斯本土生产。一开始只是和俄罗斯当地一家做意大利鞋的工厂合作，后来干脆买了下来，没想到刚买就出问题了。俄罗斯人力成本太高，中国人均月薪才200美元，俄罗斯却要600美元。俄罗斯人也不像中国人一样勤奋，“到点下班”对他们来说是常态。“（他们）多一秒都不带给你干的，这还做着呢，一看到点了，就走掉了。”刘巍苦笑道。

虽然国家经济几经挫折，但俄罗斯对本国员工的福利待遇始终不差。根据《俄罗斯劳动法典》，俄罗斯人每年享有28天带薪假期，俄罗斯妇女一生可享受四年半的半薪产假。除此之外，企业不可以随便开除员工，“如果协商不同意，有专门的机构来找你麻烦，直到你按照员工的意思做完赔偿。”张彦伟说。张彦伟是烽火科技俄罗斯办事处的负责人，烽火科技2004年就开始布局俄罗斯通信市场，但直到现在仍没有落地建厂的计划。

在张彦伟看来，俄罗斯本土保护意识比较强，建厂和经营都有一些困难。如果行业跟本国企业重合的话，俄罗斯倾向于保护“本国制造”，“他们可能直接排斥国外厂商参标，或者是设置一些高门槛”；即使没有和本国企业重合，也会“要求你中了标之后，必须在本国生产。”

去年，张彦伟有过一次亲身体验。当时，他们正在参加一个项目竞标，实行的是打分制，项目方希望产品的机柜部分在俄罗斯生产，就给当地生产的打分高，给国外进口的打分低，许多企业因此落选。

俄罗斯的“本土保护”并没有因为烽火科技是国资企业而改变。张彦伟说，海外没有私企、国企的区别，主要是看你做得是不是足够大，品牌树立得是不是足够响，这时候才能做锦上添花的事情，“不能什么事都靠，自己要是不行的话，能把你推到哪里去？”

对于时下热门的电商行业来说，情况也并没有好多少。几年前，刘巍想在俄罗斯做一个电商平台，把卖鞋的生意做到网上去。但俄罗斯海关却突然建议将免税标准从1000欧元降到22欧元，变相地阻止国外企业进入电商行业，刘巍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

也有中国电商在俄罗斯做得不错，例如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2010年进入俄罗斯市场，现在已经成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电商平台。刘巍说：“除非像马云这样可以去砸钱的，砸钱能有一定市场。”

2015年6月19日，圣彼得堡，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俄罗斯的保护主义由来已久。根据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报告，自2008年11月至2015年10月，俄罗斯共计实施478项反倾销或反垄断措施，仅次于印度（504项），比第三名的美国多了101项。2016年，俄罗斯还推出了一系列鼓励“本国制造”的措施，对当地制造商进行补贴和税收优惠。正因为此，俄罗斯一度被人称为“保护主义最强的国家”。

2012年7月10日，俄罗斯国家杜马审议通过了俄罗斯入世议定书。年底，普京表示入世后短时间内难见成效，将保护本土企业。

除了政策方面的压力，华商往往还需要面临来自同胞的恶性竞争。华商之间为了抢夺项目，占据市场，往往会打起“价格战”。这种方式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仍然被经常使用。张彦伟竞标机柜项目时，因为价格竞争太激烈导致亏损严重，最后不得不放弃了竞标。

张彦伟说，中国厂商之间的竞争非常恶劣，一个东西本来卖五毛钱，几个中国厂商进来后把价格打到一毛钱，最后发现大家都在亏损，受益的反而是俄罗斯人。“（我们）不团结，不抱团。”他说。

“我们中国人聚集多了，他就来人给你搅和，全给你打散。”

纽约、伦敦、巴黎……甚至金砖国家中的巴西圣保罗、印度加尔各答、南非约翰内斯堡都有唐人街，唯独俄罗斯例外。“俄罗斯不允许华人聚居在一起，我们中国人聚集多了，他就来人给你搅和，全给你打散。”刘巍说。

2013年1月17日，美国纽约唐人街，第14届春节游行举行，华人齐聚共庆中国农历蛇年的到来。

俄罗斯移民局局长罗曼达诺夫斯基曾多次表示，绝不允许类似“中国城”那样的中国移民聚居区在俄罗斯出现。根据研究机构的报告，俄罗斯有5万至10万中国人，其中半数都在莫斯科，此前关闭的切尔基佐沃市场就曾是华人的集中地。一名保安表示，“如果这里出现了一个‘小中国城’，商人们就会在这里按照自己的规则生活，管理层无法加以疏导。我们（安保人员）甚至没办法自由地出入。”

战斗民族的安全意识深入骨髓，莫斯科的管理者担忧单一民族聚居会形成城市“孤岛”，导致管理困难，城市分裂。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人往往分散在莫斯科的各个角落，自成一体，却又遥遥相望。

李蓉2005年就在莫斯科买了房，4000平方米的别墅只花了100万美元，只是位置有些偏远，在莫斯科大环外十公里。“这相当于北京五环，不堵车到市中心只要20分钟。”李蓉说着还翻出了房子的照片。茂密的树林间，隐约可见一栋白墙青瓦的建筑，冬天，大雪铺满整个庭院，秋天，银杏盖住门口的泥路，俨然一副世外桃源。

但对李蓉来说，这样的世外桃源却并不是家，她每年过去两三次，每次只呆一个星期，这栋房子更多的时候是她在俄罗斯办公室的员工在用。王惠明则根本没有打算在俄罗斯买房，也许是军人出身，王惠明对祖国总是多一种情感，“很喜欢那里，但和家的感觉不一样。”

刘巍说，俄罗斯不像美国和澳大利亚，它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华人在当地买房子的很少。2012年左右，碧桂园曾来俄罗斯考察过房地产市场，就是刘巍负责接待的，他们想卖房子给当地华人，但考察后觉得市场不成熟，所以又撤走了。

对刘巍来说，家是沈阳，不是21岁的他扛着行李箱就只身敢闯的城市；对王惠明来说，家是常熟，不是31岁的他放弃铁饭碗就毅然下海的国家；对李蓉来说，家是上海，不是22岁的她走出校园后就一心奔赴的彼岸；对张彦伟来说，家是武汉，不是30岁的他踌躇满志决心大干一番的国度。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却汇集于莫斯科，这座城市给予他们财富，也带给他们泪水。他们的故事只是中国万千在俄华商的缩影，他们在这里奋斗，在这里挣扎，也在这里成功。

此处不是家，此处却有情。正如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所说：“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