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到底有没有杀康熙、夺皇位｜文史宴

编者按：雍正继位疑云，为历史上的一大公案。已故胡小伟先生通过详实的史料分析与严密的逻辑推演，对这种公案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特别是从雍正本人的心理活动入手，来尝试揭开雍正继位的重重黑幕。虽然作者最终也并未提出确定的结论，然透过其推导，相信读者诸君与编者一样，都会心中有数。

编排皇帝一向是“野史”的旨趣所在，其要义并不在于“有（存在）”或是“没有（不存在）”，而在于“是”还是“不是”——这里的“是”为“是非”之“是”。所谓史学家的“道德评判”最为今之学人诟病，但野史反映了后人对前事的看法，即所谓“公道自在人心”。

鉴于正史体例、史观和详略的不同，同时代人的笔记往往成为史料的正当补充。它们以生动的细节、丰富的事例和新颖的评述，更得稗官戏曲的喜好。于是辗转流布，踵事增华，搬演粉墨，播于众口，几成定谳，而百姓也以稗官戏曲之是非，为民心好恶之是非。在这个意义上说，野史未必是“信史”，却可以当作“心史”来看。

俗话说“苍蝇不抱没缝的蛋”，文词儿则叫“事出有因”。雍正是野史最津津乐道的君主之一。比如他出生之秘、逼宫之嫌、夺嫡之隐、骨肉之变、暴死之谜，都在当时腾喧于口，一直如蛆附疽，如影随形。所以，构成后世雍正形象的，除了通常的“史料”和“虚构”之外，天生还有一根多出来的“六指儿”，这就是“传说”。

尤为特别的是，有关雍正的传说介乎于“史料”和“虚构”之间。它也出于同一时代的“别史”，却与正史档案有所差别，因而成为“虚构”之源。三者叠加，给我们留下的影像是一个模模糊糊的雍正，恰如雾里看花。

登基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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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雍正登基之谜，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一批非官方史料来自藩国。如康熙六十一年，朝鲜冬至行正使全城君李混、副使左参赞李万选回国后的汇报中说：“或称秘不发丧，或称矫诏袭位。内间事秘，莫测端倪。而至于矫诏，则似是实状。”（《同文汇考》补编《使臣别单》卷四页２）又说：“宗人府与十四王有事置对”，其纪录由宗人府钤印公布过，而当初本子封面最高处有朱笔书写的‘旨：胤祯削去王爵，仍存贝子’十一个字”（同上）。

而稍后的朝鲜内阁《承政院日记》却说：“（户曹判书李）台佐曰：臣闻远接使之言，则康熙死时在畅春苑。其时康熙身尚无病，而预知其死在不远。召入皇太子，解所着念珠赐之曰：此乃顺治皇帝所尝著者，而临崩解而赐我，尔可谕意。因立为皇太子。”（《承政院日记》五四八册，景宗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雍正元年，朝鲜进贺行正使密昌君樴回国后再申前说：“雍正继立，或云出于矫诏。”（《朝鲜李朝实录》景宗三年（雍正元年）九月癸未日条。）以后陆续还有相关记叙，如使臣李日跻的汇报说：“在燕时略闻十四王本末：盖王与皇帝为同母兄弟，而名允祯。康熙末年拥重兵，屯西方。雍正即位，矫康熙诏，称以面议军务驰驿召之。”（《同文汇考》补编《使臣别单》卷五页１１－１２）

《燕行录》则更进一步，“雍正帝名允禛，康熙第四子。有弟曰光稹。康熙大渐，遗诏传十四王光稹。时光稹将兵在外，受顾命者谋易树，加一画于‘十’上，而钩其末为‘于’，改‘光稹’为‘允禛’，以字画相近也。”（《燕行录选集》上，页２９４，韩国大东文化研究院出版）

照说无论中土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作为藩国的朝鲜君臣应当是置身度外的。他们的史料也是本着“疑者传疑”精神的如实纪录，料无讹言。如此热心地打这样的报告，恰恰说明雍正继统必有其非常之处。所以自雍正登基伊始，种种传言就伴随着他且流布颇广。

只是十四阿哥叫“光稹”说，略有“画蛇添足”之病，反映出想把“矫诏”改字一事编得圆全的过分努力。不平常的是这些野史传说之言在雍正生前已相当流行，甚至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更非寻常的是，他竟然曾经亲自过驳斥这些传言。

把这些“大逆不道”的谤讪之言传入雍正耳内的应当是“吕留良案”的主犯之一曾静。所以加“应当”之疑词，是因为这些谤讪之言更多地记载在雍正驳斥内。

雍正把自己的辩护词辑成了一部有趣的书，叫《大义觉迷录》。其中谈到的谤讪之语有：

一、“谋父”，即雍正毒死了康熙，登基后又处处与老皇帝“为仇为敌”（ 卷二）；

二、“逼母”，即仁寿皇太后之死为被迫自杀；

三、“弑兄”，即废太子允礽雍正二年在圈禁中死亡；

四、“屠弟”，即八弟允禩及九弟允禟之死；

五、“贪财”，所指甚多，包括“使人从四川贩米，知江南苏州发卖”以获利（卷三）；

六、“好杀”；

七、“酗酒”，指社会传言雍正好饮，带着大臣白昼在圆明园饮酒作乐，不理政事；

八、“淫色”，指雍正将废太子的“嫔妃收了”（卷三）；

九，“怀疑诛忠”，指杀年羹尧、隆科多；

十、“好谀任佞”。

一共“十大罪状”。其中最为关键的，自然是“篡位”。据称：

“据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有人传说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禵，圣躬不豫，降旨召允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据逆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又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了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卷三）

雍正的反应颇带戏剧性，他在岳锺琪的奏折上批示说：“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文献论丛》第一辑《张倬投书岳锺琪案》雍正六年十月十七日批）

洋装刺虎图

语气活像一个受尽委曲的小姑娘。但他明白此种传言已广，仅仅靠“武斗”已碍难消解，于是采取“文斗”的方式，自己亲自带头进行“大批判”并颁行全国。这次“大批判”的成果被汇集成《大义觉迷录》，对曾静、张熙两名要犯也采取了“一个不杀”的措施。考虑到雍正朝文字狱的严酷，这是富于戏剧性的插曲。

现在故宫保存的雍正画像中，还有一幅不伦不类的“洋装刺虎图”，不知是不是他在效法“卞庄刺虎”的故事。

卞庄为春秋时鲁国大夫，素以勇猛著称。据《史记》载，战国时韩魏两国互相功伐，秦国希望趁势介入。陈轸出了一个损计：卞庄想杀老虎，有人劝他别着急，如果两头老虎正在吃牛，吃饱了就要决一死战，死战的结果是强壮的受伤，力弱者死亡。

这时你只须杀死伤虎，就可坐得“一举双虎”之功。后来秦国采用此计，果然坐收两国。画面上的洋装胤禛显然不像一个勇士的模样，倒是鬼头鬼脑的样子，而一只猛虎亦卧在石旁喘息，显然没有了还手之力。联系胤禛在“兄弟阋于墙”的夺位斗争中先坐观成败，然后突然出手，置欲胜者于死地，安享成果的手法，揣测此画命意和胤禛自寓，或许“虽不中，不远矣”。

有无遗诏

2

很多热心为雍正辩护的人都致力寻找证明他无辜的事例。其中最著名的例证是按照明清宫廷惯例，传位诏书的书写应在“第×子”前加上“皇”字；同时清廷除汉文诏书外，例有满文诏书。

所以将“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是根本不可能的。何况“于”应书写为“於”，更无作手脚的可能了。这些说词当然成立。但是事实是：连康熙有无遗诏，都已与宋太祖“烛影斧声”一样，成为了“千古之谜”了。

据冯尔康《雍正传》披露：

雍正的继位诏书汉文原件尚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件所署的时间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看似康熙逝世那天写的。然而胤禛十六日才公布遗诏，而且只是宣读满文本，引起御史汤保等参奏宣读诏书的鸿胪寺官，指责他们没有宣读汉文本。胤禛就此作了说明，但没有说清楚。（《上谕内阁》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这个遗诏从原件看，书写比较草率，有四处涂抹，一个错字。”“涂抹处是：‘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一句，其‘人民乐业’四字，压缩写在二个字的空档内；‘盖由天下事繁’句中‘事繁’二字，‘惟诸葛亮能如此耳’句中的‘亮能’二字，‘礼亲王、饶余王之子孙现今俱各安全’句中的‘安全’二字，均只占一字的空挡，显系原来书写有误，抹去后填写的文字。错字是把‘承’字写作‘承’（注：横三道缺中间一道）。”“毫无疑问，这个遗诏是胤禛搞的，不是康熙的亲笔，也不是他在世时完成的，不能作为他指定胤禛嗣位的依据。”

雍正宠臣张廷玉纂修的《圣祖实录》，则有“八人受诏”之说，道是康熙十三日凌晨病危，召见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皇七子淳郡王胤祺、皇八子多罗贝勒胤禩、皇九子固山贝勒胤禟、皇十子敦郡王胤䄉、皇十二子固山贝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以及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传遗诏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而主角胤禛偏偏不在宣召之列。等他赶来，三次晋见，康熙还能“告以病势日增之故”，却居然毫不提及已经宣布了受命遗诏，非得死后才由隆科多当面宣谕，这已经匪夷所思了。

现存所有谈到遗诏问题的材料，都说是隆科多是传诏之人。作为皇室之外的唯一重臣，其在雍正继位上作用显而易见。而雍正即位初在与心腹年羹尧的朱批密折中也有突兀欣喜，莫名其妙的过誉之词：

“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之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掌故丛编》第十辑《年羹尧奏折》）

并且迫不及待地在即位第九天开始，对他又赏世爵又称舅舅，赐双眼花翎、加太保衔，封官升级，宠遇之隆，一时无两。

不料，待到雍正五年“受诏”诸兄弟大都非死即关，隆科多得罪，雍正指责他讲过“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俨然以诸葛亮自命。

同时上谕又说：“圣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乃诡称伊身带匕首，以防不测。”（《东华录》卷一一，雍正五年十月）前后矛盾之大也是匪夷所思，或许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故伎，隆确曾身怀匕首造成“不测”乎？

众所周知，“立储”本为纠缠康熙后半生之头等大事。太子的两次废立于他打击甚大，至少感到对于“盛世明君”的历史地位造成了巨大损害。所以雍正说康熙后来曾一再强调：“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令尔等心悦诚服”（《世宗实录》卷一，卷十）“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康熙岂有不赍一诏、不留一言之理？诸皇子虎视眈眈，为觊觎九五之尊分崩离析之际，仅凭隆科多口宣遗旨，能使众人“心悦诚服”乎？

被圈禁致死的胤禩

据雍正自述：“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物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忿可知。”（《世宗实录》雍正四年六月）“塞思黑突至朕前，箕居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大义觉迷录》）隆科多则说：康熙死后他在西直门大街遇见皇十七子胤礼，“告以皇上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并未在宫迎驾伺候。”（《东华录》卷一五）

胤礼是雍正刻意拉拢的兄弟，谈不上是胤禩、胤禟、胤禵的死党，但观其惊讶以至失常之状，对四哥登基有一丝一毫之“心悦诚服”之情吗？何况雍正一朝诸皇子圈死五人，病死者亦有四人（不包括雍正），成年皇子十数年间太半身亡，作为父亲，康熙会认为这是诸子对继位人“心悦诚服”之景象吗？

所以不仅孟森、王锺翰等前辈清史专家著文怀疑雍正矫诏篡位，戴逸最近也说：

“雍正后来所讲康熙弥留前遗命传位雍正的情形，仔细推敲，矛盾甚多。如说隆科多为唯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允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允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３日《人民日报》）

糊涂明白梦，阴险骨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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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正月初五日，京师官民还没有从“破五”饺子和放炮仗的过年气氛中醒过盹儿来，紫禁城养心斋里发出一道上谕：“廉亲王允禩狂逆已极，朕若再为隐忍，有实不可以仰对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编者注：雍正即位后，为避其讳，所有兄弟名字中的“胤”均改为“允”。）

对于允禩和允禟及其家属亲信来说，这不啻一道催命符。紧接而来的就是雷霆万钧般的打击。宣布立即褫去允禩、允禟宗室身份，把他们的老婆休回娘家，严行看守。二月将胤禩交所属旗内稽查，随即“圈禁高墙”。

这是清廷的特殊刑罚，据《永宪录》卷三记载：

“闻国法圈禁有数等”，“地圈”是平地起高墙、“屋圈”是不准离屋一步、“坐圈”是“接膝而坐，莫能举足”、“立圈”是用人“四围并肩而立，更番迭换”。

不论哪种都够残酷。“罪人居中，不数日萎顿不支矣。”三月，改允禩名为“阿其那”，这是满语，至今学者还在争论其意思到底是“狗”还是“讨厌、滚开之物”。

五月，宣谕全国，颁布允禩、允禟、允禵、允䄉等人罪状，并命允禟名为“塞思黑”（满语，其意不可确指，大概是“猪”或者“迂俗可厌之人”）。允禟随即从青海之西大通被押往保定，由直隶总督李绂奉旨“圈住”。

据载胤禟是被圈在直隶衙门附近，小房三间，加砌高墙，设转桶传进饮食，在外派官兵看守。“房小墙高，暑气酷烈”，允禟“铁索在身，手足痉挛”，几中热晕死。用冷水喷渍始苏。（《文献丛编·允禩允禟案》页１６ａ）八月，李绂奏称允禟病死，时年四十三岁。九月，允禩亦死于禁所，时年四十五岁。

接着在九月二十五日，胤禛下谕著允祥、张廷玉等亲信为他择地建陵。最后，他反常地避开了顺治、康熙陵寝所在的遵化而选择了易县泰宁山太平峪。据说是因为遵化九凤朝阳山地“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七年十二月初二《上谕内阁》）按照礼制，葬于祖、父之侧，左昭右穆本为“死后尽孝”的要义之一，自古帝王概莫能外。

胤禛自称“孝子”，却另择葬地，于《礼》显然不合。所以曾特别令诸大臣议奏，千方百计为他的行为找出借口。清陵自他以后，子孙轮流分葬两地，颇不寻常。按历来风水堪舆之说，葬地吉凶主要关乎子孙命运。遵化既然只剩不吉之地，乾隆、道光、同治诸帝又何以能够葬此而心安呢？

事实上，胤禛生前已经小心翼翼地避免在乃父居常之所出现。他在养心殿而不是乾清宫办公，修圆明园而不是畅春园避暑，甚至也从不去康熙必行的热河“秋狝”，江南巡幸。如果考虑到他迷信鬼神一贯行径，这种反常也许证明了“弑父”说“事出有因”。而允禩、允禟刚死，他立马就开始建陵，该不会是灵机一动，心血来潮的冲动吧！

雍正扮僧图

也就是在这一年，胤禛翻出据说是当亲王在藩邸时编选的文集，取名《悦心集》刊刻出版。这是一部“劝人乐天知命，清心寡欲，与世无争，自得其乐”的文集。其中收录的一些高人隐逸、方外僧道的所言所作，都是以怡情悦性，出世超脱为主旨的前作。

或许是为已死和将死的念头缠绕太多，《悦心集》的出版正是心理学所谓“补偿效应”（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ｙ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的表现。现存故宫中胤禛化装绘像特多，这些画像中，有两幅是扮僧或扮道，作悠游山林态的“化装写照”。胤禛生平好神仙术，又喜欢和喇嘛高僧来往，居然以“圆明居士”自号。

雍正扮道图

雍正偷桃图

历史上乌思道之流的幕僚根本没有登堂入室的机会，倒是有一个叫文觉的禅师长住大内，“倚之如左右手”，出行则“仪卫尊严等王公”（《永宪录续编》）。冯尔康《雍正传》坦言他一直“用比丘密参帷幄”。

僧衲佛徒不仅为他争位出谋划策，“年羹尧、隆科多、胤禩、胤禟等人的案子，他都出了主意，成了雍正的高级参谋。”（４４６页）作为回报，胤禛也热衷于参与佛教派别之争，甚至刊发了佛门《御选语录》，其中包括胤禛自己的言论，这被后人讥笑为“以天子与匹夫搏”（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

他与羽士道流也保持密切来往，争位之初就曾相信过武夷山道士的算命，后来又和白云观全真教往来甚密。胤禛的猝死据信也与炼丹求长生术中毒有关。以至乾隆登基的头一批谕旨，就包括驱逐大内中的羽士张太虚、王定乾之流。这两幅画像，正是胤禛依违佛道之间，自鸣清高的形象写照。

另一幅胤禛扮攀援偷桃之状的画像，恐怕是在模仿优人东方朔。史家每称汉武帝时东方朔的机智和幽默，有资格作中国的“滑稽之祖”。

只是这些画上胤禛的表情都显得呆板，大概宫廷画师只是依照标准像变化背景服饰动作，不能顾及眼神表情的配合。现在看来，这几幅画像呆滞的神情和夸张的姿态相配合，却达到足够滑稽的效果，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专制皇帝的确是件劳累的活儿，不是在捉摸算计天下人，就是怕被天下人算计捉摸了。尤其是自个儿本有冷病，最怕西瓜，瞅谁都象是报仇索命的主儿，这就累邪乎了。胤禛深居九重，疑心极重，《悦心集》里居然收有唐寅的一篇妙文《一世歌》，也是忧郁阴暗心理的一种“补偿”：

“人生七十古来稀，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须满把金樽倒。世人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白头早。春夏秋冬弹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

钱锺书《管锥编》中，曾以庄子《盗跖》中的“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为此歌立意之源。其后如白居易、范仲淹等，吟咏此意者众。

唐伯虎又有《七十词》：“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中间只五十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算来只有二十五年，在世受尽多少奔波烦恼。”亦为此作。后来曹雪芹《红楼梦》里一僧一道《好了歌》以及甄士隐解注，情绪都是前后贯通的。

这本是失意人的解脱语，胤禛收拾完政敌，正在踌躇满志之时，此时刊刻究竟是从骨肉杀伐中得到了哲理上的解脱？还是悟得正因人生有限，所以更须“只争朝夕”？笔者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无由推断。孰料胤禛不到十年以后，盛年遽尔骤死。自负如他，竟然“身后骂名滚滚来”。其间历史呈现的巨大反差，倒也发人遐思。

“康乾盛世”独少雍正，按一个相声段子的“糊涂明白话儿”，这就是借谭小培的口说“你爸爸不如我爸爸，你儿子不如我儿子”，怎么着也把自个儿绕过去了。

史家在这拐了两个急弯儿，就像黄河单单绕过了陕西。这里面究竟是前人的偏见，还是别有深意，是该捉摸捉摸。

和历史掰腕子，楞告骂雍正是冤案，需要他们来作一把“青天”，攒电视剧的哥儿几个，恐怕劲儿还太小了点儿。如果编导说是要影射现实，“古为今用”，那又是另一回事儿，为什么呢？“掰”和“拍”完全是两股劲儿，是吧您呐？

胤禛不过是人，具有人的一切情感和弱点，这咱们理解。但他又不是一般的人，因为宫廷向来是不见天日的地方，也自小养成了不见天日的心性儿。

您要是只翻过《悦心集》，或许以为真遇见世外高人，超凡脱俗了；只瞧《大义觉迷录》，又觉着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的教书先生；通读他的上谕，才知道喧腾一时的“性格组合”，还远远不足以窥知九五之尊的复杂性格和反常心态。

乾隆补过

4

《论语·学而》云：“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作为熟读经典，有志为贤君的乾隆来说，当然更明白其中的意义。所以他留用雍正权臣，也乐于把雍正遗诏中“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锺爱，抚养宫中，逾于常格”的话题传播下去。但是在雍正暴卒后，他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却又留给后人无限遐思。

乾隆登基的第一件大事是驱逐宫中道士。先轻描淡写地说雍正耽于“炉火修炼”，不过是“游戏消闲之具”，对于张太虚、王定乾等道士也“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谣生事”，这里谁都嗅出了“此地无银”的味道了。

接着语气一转：“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进而声色俱厉：“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雍正死于炼丹术，史家早有论述，即使以之为明君如杨启樵等亦莫不如是。

近来始有如电视剧描绘的以雍正为国为民“累死”之说起，真可谓“欲溢之美，何患无辞”，历史真如“令人打扮的小姑娘”乎？

接着是为允禩、允禟、允禵翻案。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即继位刚一个月，乾隆接连发出谕旨，说：“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先定了调子，接着扩大建言人的范围：“其作何处理之处，着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各抒己见，确议具奏。”在短短几天中，乾隆接二连三发出谕令，把受牵连的皇叔及宗室亲贵一律大赦。

不但释放了侥幸存活的允䄉、允禵，赐予公爵衔，还昭雪了皇兄弘时。最为敏感的允禩、允禟平反案，是在四十三年后与多尔衮、阿济格、多铎一案同时进行的。

平反诏书也是一篇妙文，颇见心思。首先声明他们“结党妄行，罪由自取”，给先帝爷留足面子。接着说“莫须有”：“就两人心术而论，觊觎窥窃，诚所不免。及皇考绍登大宝，怨尤诽谤，亦情事所有。”以下话题一转：“特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皇考晚年屡向朕谕及，愀然不乐，意颇悔之，若有所待。”分明是承认所有罪名。本来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仍然以雍正名义纠正，为尊者讳。

特别重要的是，乾隆在谕旨中强调：“此事重大，朕若不言，后世子孙无敢言者。”决心翻成铁案，不容后人再作文章。苦心孤诣，不难洞见。盖缘允禩、允禟狱成定谳，死于非命时，乾隆已是十六岁之皇储。这番骨肉相残的悲剧，应当感同身受。如此委婉却坚决的平反冤案，可谓“善补过矣”。

乾隆的第三项举措，是不顾雍正不杀曾静、张熙且郑重承诺“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的谕旨，立派员将二人锁拿到京凌迟处死。并将雍正散发全国的得意之作《大义觉迷录》全部汇集京师，连版一体销毁，以免雍正絮絮叨叨，反复申述自己不是篡位者的言辞留存在世。

雍正和乾隆两朝都在档案上反复下过改篡、销毁和隐匿的功夫，不过父子二人的重点有所不同。“大内档案”因之不复本来、全面的面目，其中真相也许永远不得而知。各种推理揣测，无非是演绎一种又一种的历史可能性。近年旅日学者杨启樵等人著述，力说雍正得位的合法性，恐怕犯了“尽信书”的毛病。

至于雍正朝最受宠信的几位人物，在乾隆朝的命运，亦可由以下几事觇知：

乾隆元年七月，田文镜心腹王士俊降为四川巡抚后上密折说：“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之说，传之天下，甚骇听闻。”这实际上是以“无改父过”的正统观念来试探乾隆决心。乾隆反映极为强烈，除下旨痛斥外还责王为“奸邪小人”，革职拿京，拟斩决。后来驱逐回籍。

乾隆四年，以允禄、弘晳“私相交接，往来诡秘”一案，削允祥之子弘昌爵位，允祥的其他儿子弘晓、弘晈也先后获罪。可参《红楼梦》怡府本公案的有关考证，周汝昌、吴恩裕、冯其庸都有专文或专章论述，感兴趣的读者不妨翻检。

雍正遗诏中曾要求将鄂尔泰、张廷玉作为他的心腹重臣，身后配享太庙。但乾隆亲政后一直在利用他们的矛盾分化其党羽。乾隆十年，鄂死。二十年，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发，连及鄂侄、甘肃巡抚鄂昌，令自尽。鄂之两子随后亦阵亡于平准。

十四年，张廷玉以乞休时面请配享、不亲自赴阙谢恩及植党树私等事，一再受到乾隆的折辱挖苦，甚至说他不过是“商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的古玩摆设。甚至一度借事罚款抄家，修改雍正遗诏，罢去他身后入太庙配雍正的殊荣。

正是张廷玉篡改史料档案用心极多，曾受雍正“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其功甚巨”的特别夸赞。而乾隆对他的侮弄独多，甚至要他自己评价该不该与开国功臣和拓疆元戎同配太庙。其中隐秘，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心知肚明。（编者注：张廷玉死后，乾隆勉强批准其配享。）

只有把乾隆的补过措施联系起来，才能看透笼罩在雍正继位前后的重重迷雾。近年一些热心为雍正翻案的史家大多没有顾及此节，等于写了一部没有大收煞的半拉子戏，窃以为有失公允。

当然，雍正继位有无合法性的问题，已经随着皇帝制度的消亡不再具有现实的意义了。联系雍正登基后的种种反常表现，包括忽而扭捏作态，忽而风暴大作的戏剧化“作秀”，都使我们感到真实的雍正应该是比麦克佩斯、理查三世更加复杂，更加“莎士比亚化”的人物，而不是电视剧展示出来的这样一个单面平涂而又“高大全”的“模范皇帝”。莫非编导们想把这个形象塞进当今领导干部的“楷模”中去？那可是亿万升斗小民绝对消受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