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到底有没有杀康熙、夺皇位|文史宴

10-13 生活常识 投稿:管理员
雍正到底有没有杀康熙、夺皇位|文史宴

编者按:雍正继位疑云,为历史上的一大公案。已故胡小伟先生通过详实的史料分析与严密的逻辑推演,对这种公案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特别是从雍正本人的心理活动入手,来尝试揭开雍正继位的重重黑幕。虽然作者最终也并未提出确定的结论,然透过其推导,相信读者诸君与编者一样,都会心中有数。


编排皇帝一向是“野史”的旨趣所在,其要义并不在于“有(存在)”或是“没有(不存在)”,而在于“是”还是“不是”——这里的“是”为“是非”之“是”。所谓史学家的“道德评判”最为今之学人诟病,但野史反映了后人对前事的看法,即所谓“公道自在人心”。


鉴于正史体例、史观和详略的不同,同时代人的笔记往往成为史料的正当补充。它们以生动的细节、丰富的事例和新颖的评述,更得稗官戏曲的喜好。于是辗转流布,踵事增华,搬演粉墨,播于众口,几成定谳,而百姓也以稗官戏曲之是非,为民心好恶之是非。在这个意义上说,野史未必是“信史”,却可以当作“心史”来看。


俗话说“苍蝇不抱没缝的蛋”,文词儿则叫“事出有因”。雍正是野史最津津乐道的君主之一。比如他出生之秘、逼宫之嫌、夺嫡之隐、骨肉之变、暴死之谜,都在当时腾喧于口,一直如蛆附疽,如影随形。所以,构成后世雍正形象的,除了通常的“史料”和“虚构”之外,天生还有一根多出来的“六指儿”,这就是“传说”。


尤为特别的是,有关雍正的传说介乎于“史料”和“虚构”之间。它也出于同一时代的“别史”,却与正史档案有所差别,因而成为“虚构”之源。三者叠加,给我们留下的影像是一个模模糊糊的雍正,恰如雾里看花。



登基疑云

1

有关雍正登基之谜,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一批非官方史料来自藩国。如康熙六十一年,朝鲜冬至行正使全城君李混、副使左参赞李万选回国后的汇报中说:“或称秘不发丧,或称矫诏袭位。内间事秘,莫测端倪。而至于矫诏,则似是实状。”(《同文汇考》补编《使臣别单》卷四页2)又说:“宗人府与十四王有事置对”,其纪录由宗人府钤印公布过,而当初本子封面最高处有朱笔书写的‘旨:胤祯削去王爵,仍存贝子’十一个字”(同上)。


而稍后的朝鲜内阁《承政院日记》却说:“(户曹判书李)台佐曰:臣闻远接使之言,则康熙死时在畅春苑。其时康熙身尚无病,而预知其死在不远。召入皇太子,解所着念珠赐之曰:此乃顺治皇帝所尝著者,而临崩解而赐我,尔可谕意。因立为皇太子。”(《承政院日记》五四八册,景宗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雍正元年,朝鲜进贺行正使密昌君樴回国后再申前说:“雍正继立,或云出于矫诏。”(《朝鲜李朝实录》景宗三年(雍正元年)九月癸未日条。)以后陆续还有相关记叙,如使臣李日跻的汇报说:“在燕时略闻十四王本末:盖王与皇帝为同母兄弟,而名允祯。康熙末年拥重兵,屯西方。雍正即位,矫康熙诏,称以面议军务驰驿召之。”(《同文汇考》补编《使臣别单》卷五页11-12)


《燕行录》则更进一步,“雍正帝名允禛,康熙第四子。有弟曰光稹。康熙大渐,遗诏传十四王光稹。时光稹将兵在外,受顾命者谋易树,加一画于‘十’上,而钩其末为‘于’,改‘光稹’为‘允禛’,以字画相近也。”(《燕行录选集》上,页294,韩国大东文化研究院出版)


照说无论中土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作为藩国的朝鲜君臣应当是置身度外的。他们的史料也是本着“疑者传疑”精神的如实纪录,料无讹言。如此热心地打这样的报告,恰恰说明雍正继统必有其非常之处。所以自雍正登基伊始,种种传言就伴随着他且流布颇广。



只是十四阿哥叫“光稹”说,略有“画蛇添足”之病,反映出想把“矫诏”改字一事编得圆全的过分努力。不平常的是这些野史传说之言在雍正生前已相当流行,甚至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更非寻常的是,他竟然曾经亲自过驳斥这些传言。


把这些“大逆不道”的谤讪之言传入雍正耳内的应当是“吕留良案”的主犯之一曾静。所以加“应当”之疑词,是因为这些谤讪之言更多地记载在雍正驳斥内。


雍正把自己的辩护词辑成了一部有趣的书,叫《大义觉迷录》。其中谈到的谤讪之语有:

一、“谋父”,即雍正毒死了康熙,登基后又处处与老皇帝“为仇为敌”( 卷二);

二、“逼母”,即仁寿皇太后之死为被迫自杀;

三、“弑兄”,即废太子允礽雍正二年在圈禁中死亡;

四、“屠弟”,即八弟允禩及九弟允禟之死;

五、“贪财”,所指甚多,包括“使人从四川贩米,知江南苏州发卖”以获利(卷三);

六、“好杀”;

七、“酗酒”,指社会传言雍正好饮,带着大臣白昼在圆明园饮酒作乐,不理政事;

八、“淫色”,指雍正将废太子的“嫔妃收了”(卷三);

九,“怀疑诛忠”,指杀年羹尧、隆科多;

十、“好谀任佞”。

一共“十大罪状”。其中最为关键的,自然是“篡位”。据称:

“据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有人传说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禵,圣躬不豫,降旨召允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据逆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又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了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卷三)

雍正的反应颇带戏剧性,他在岳锺琪的奏折上批示说:“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文献论丛》第一辑《张倬投书岳锺琪案》雍正六年十月十七日批)


洋装刺虎图


语气活像一个受尽委曲的小姑娘。但他明白此种传言已广,仅仅靠“武斗”已碍难消解,于是采取“文斗”的方式,自己亲自带头进行“大批判”并颁行全国。这次“大批判”的成果被汇集成《大义觉迷录》,对曾静、张熙两名要犯也采取了“一个不杀”的措施。考虑到雍正朝文字狱的严酷,这是富于戏剧性的插曲。


现在故宫保存的雍正画像中,还有一幅不伦不类的“洋装刺虎图”,不知是不是他在效法“卞庄刺虎”的故事。


卞庄为春秋时鲁国大夫,素以勇猛著称。据《史记》载,战国时韩魏两国互相功伐,秦国希望趁势介入。陈轸出了一个损计:卞庄想杀老虎,有人劝他别着急,如果两头老虎正在吃牛,吃饱了就要决一死战,死战的结果是强壮的受伤,力弱者死亡。


这时你只须杀死伤虎,就可坐得“一举双虎”之功。后来秦国采用此计,果然坐收两国。画面上的洋装胤禛显然不像一个勇士的模样,倒是鬼头鬼脑的样子,而一只猛虎亦卧在石旁喘息,显然没有了还手之力。联系胤禛在“兄弟阋于墙”的夺位斗争中先坐观成败,然后突然出手,置欲胜者于死地,安享成果的手法,揣测此画命意和胤禛自寓,或许“虽不中,不远矣”。



有无遗诏

2

很多热心为雍正辩护的人都致力寻找证明他无辜的事例。其中最著名的例证是按照明清宫廷惯例,传位诏书的书写应在“第×子”前加上“皇”字;同时清廷除汉文诏书外,例有满文诏书。


所以将“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是根本不可能的。何况“于”应书写为“於”,更无作手脚的可能了。这些说词当然成立。但是事实是:连康熙有无遗诏,都已与宋太祖“烛影斧声”一样,成为了“千古之谜”了。



据冯尔康《雍正传》披露:

雍正的继位诏书汉文原件尚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件所署的时间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看似康熙逝世那天写的。然而胤禛十六日才公布遗诏,而且只是宣读满文本,引起御史汤保等参奏宣读诏书的鸿胪寺官,指责他们没有宣读汉文本。胤禛就此作了说明,但没有说清楚。(《上谕内阁》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这个遗诏从原件看,书写比较草率,有四处涂抹,一个错字。”“涂抹处是:‘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一句,其‘人民乐业’四字,压缩写在二个字的空档内;‘盖由天下事繁’句中‘事繁’二字,‘惟诸葛亮能如此耳’句中的‘亮能’二字,‘礼亲王、饶余王之子孙现今俱各安全’句中的‘安全’二字,均只占一字的空挡,显系原来书写有误,抹去后填写的文字。错字是把‘承’字写作‘承’(注:横三道缺中间一道)。”“毫无疑问,这个遗诏是胤禛搞的,不是康熙的亲笔,也不是他在世时完成的,不能作为他指定胤禛嗣位的依据。”

雍正宠臣张廷玉纂修的《圣祖实录》,则有“八人受诏”之说,道是康熙十三日凌晨病危,召见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皇七子淳郡王胤祺、皇八子多罗贝勒胤禩、皇九子固山贝勒胤禟、皇十子敦郡王胤䄉、皇十二子固山贝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以及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传遗诏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而主角胤禛偏偏不在宣召之列。等他赶来,三次晋见,康熙还能“告以病势日增之故”,却居然毫不提及已经宣布了受命遗诏,非得死后才由隆科多当面宣谕,这已经匪夷所思了。


现存所有谈到遗诏问题的材料,都说是隆科多是传诏之人。作为皇室之外的唯一重臣,其在雍正继位上作用显而易见。而雍正即位初在与心腹年羹尧的朱批密折中也有突兀欣喜,莫名其妙的过誉之词:

“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之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掌故丛编》第十辑《年羹尧奏折》)

并且迫不及待地在即位第九天开始,对他又赏世爵又称舅舅,赐双眼花翎、加太保衔,封官升级,宠遇之隆,一时无两。


不料,待到雍正五年“受诏”诸兄弟大都非死即关,隆科多得罪,雍正指责他讲过“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俨然以诸葛亮自命。


同时上谕又说:“圣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乃诡称伊身带匕首,以防不测。”(《东华录》卷一一,雍正五年十月)前后矛盾之大也是匪夷所思,或许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故伎,隆确曾身怀匕首造成“不测”乎?


众所周知,“立储”本为纠缠康熙后半生之头等大事。太子的两次废立于他打击甚大,至少感到对于“盛世明君”的历史地位造成了巨大损害。所以雍正说康熙后来曾一再强调:“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令尔等心悦诚服”(《世宗实录》卷一,卷十)“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康熙岂有不赍一诏、不留一言之理?诸皇子虎视眈眈,为觊觎九五之尊分崩离析之际,仅凭隆科多口宣遗旨,能使众人“心悦诚服”乎?


被圈禁致死的胤禩


据雍正自述:“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物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忿可知。”(《世宗实录》雍正四年六月)“塞思黑突至朕前,箕居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大义觉迷录》)隆科多则说:康熙死后他在西直门大街遇见皇十七子胤礼,“告以皇上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并未在宫迎驾伺候。”(《东华录》卷一五)


胤礼是雍正刻意拉拢的兄弟,谈不上是胤禩、胤禟、胤禵的死党,但观其惊讶以至失常之状,对四哥登基有一丝一毫之“心悦诚服”之情吗?何况雍正一朝诸皇子圈死五人,病死者亦有四人(不包括雍正),成年皇子十数年间太半身亡,作为父亲,康熙会认为这是诸子对继位人“心悦诚服”之景象吗?


所以不仅孟森、王锺翰等前辈清史专家著文怀疑雍正矫诏篡位,戴逸最近也说:

“雍正后来所讲康熙弥留前遗命传位雍正的情形,仔细推敲,矛盾甚多。如说隆科多为唯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允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允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1999年3月13日《人民日报》)


糊涂明白梦,阴险骨肉情

3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初五日,京师官民还没有从“破五”饺子和放炮仗的过年气氛中醒过盹儿来,紫禁城养心斋里发出一道上谕:“廉亲王允禩狂逆已极,朕若再为隐忍,有实不可以仰对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编者注:雍正即位后,为避其讳,所有兄弟名字中的“胤”均改为“允”。)


对于允禩和允禟及其家属亲信来说,这不啻一道催命符。紧接而来的就是雷霆万钧般的打击。宣布立即褫去允禩、允禟宗室身份,把他们的老婆休回娘家,严行看守。二月将胤禩交所属旗内稽查,随即“圈禁高墙”。


这是清廷的特殊刑罚,据《永宪录》卷三记载:

“闻国法圈禁有数等”,“地圈”是平地起高墙、“屋圈”是不准离屋一步、“坐圈”是“接膝而坐,莫能举足”、“立圈”是用人“四围并肩而立,更番迭换”。

不论哪种都够残酷。“罪人居中,不数日萎顿不支矣。”三月,改允禩名为“阿其那”,这是满语,至今学者还在争论其意思到底是“狗”还是“讨厌、滚开之物”。


五月,宣谕全国,颁布允禩、允禟、允禵、允䄉等人罪状,并命允禟名为“塞思黑”(满语,其意不可确指,大概是“猪”或者“迂俗可厌之人”)。允禟随即从青海之西大通被押往保定,由直隶总督李绂奉旨“圈住”。


据载胤禟是被圈在直隶衙门附近,小房三间,加砌高墙,设转桶传进饮食,在外派官兵看守。“房小墙高,暑气酷烈”,允禟“铁索在身,手足痉挛”,几中热晕死。用冷水喷渍始苏。(《文献丛编·允禩允禟案》页16a)八月,李绂奏称允禟病死,时年四十三岁。九月,允禩亦死于禁所,时年四十五岁。


接着在九月二十五日,胤禛下谕著允祥、张廷玉等亲信为他择地建陵。最后,他反常地避开了顺治、康熙陵寝所在的遵化而选择了易县泰宁山太平峪。据说是因为遵化九凤朝阳山地“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七年十二月初二《上谕内阁》)按照礼制,葬于祖、父之侧,左昭右穆本为“死后尽孝”的要义之一,自古帝王概莫能外。


胤禛自称“孝子”,却另择葬地,于《礼》显然不合。所以曾特别令诸大臣议奏,千方百计为他的行为找出借口。清陵自他以后,子孙轮流分葬两地,颇不寻常。按历来风水堪舆之说,葬地吉凶主要关乎子孙命运。遵化既然只剩不吉之地,乾隆、道光、同治诸帝又何以能够葬此而心安呢?


事实上,胤禛生前已经小心翼翼地避免在乃父居常之所出现。他在养心殿而不是乾清宫办公,修圆明园而不是畅春园避暑,甚至也从不去康熙必行的热河“秋狝”,江南巡幸。如果考虑到他迷信鬼神一贯行径,这种反常也许证明了“弑父”说“事出有因”。而允禩、允禟刚死,他立马就开始建陵,该不会是灵机一动,心血来潮的冲动吧!


雍正扮僧图


也就是在这一年,胤禛翻出据说是当亲王在藩邸时编选的文集,取名《悦心集》刊刻出版。这是一部“劝人乐天知命,清心寡欲,与世无争,自得其乐”的文集。其中收录的一些高人隐逸、方外僧道的所言所作,都是以怡情悦性,出世超脱为主旨的前作。


或许是为已死和将死的念头缠绕太多,《悦心集》的出版正是心理学所谓“补偿效应”(Compensatory reaction)的表现。现存故宫中胤禛化装绘像特多,这些画像中,有两幅是扮僧或扮道,作悠游山林态的“化装写照”。胤禛生平好神仙术,又喜欢和喇嘛高僧来往,居然以“圆明居士”自号。


雍正扮道图


雍正偷桃图


历史上乌思道之流的幕僚根本没有登堂入室的机会,倒是有一个叫文觉的禅师长住大内,“倚之如左右手”,出行则“仪卫尊严等王公”(《永宪录续编》)。冯尔康《雍正传》坦言他一直“用比丘密参帷幄”。


僧衲佛徒不仅为他争位出谋划策,“年羹尧、隆科多、胤禩、胤禟等人的案子,他都出了主意,成了雍正的高级参谋。”(446页)作为回报,胤禛也热衷于参与佛教派别之争,甚至刊发了佛门《御选语录》,其中包括胤禛自己的言论,这被后人讥笑为“以天子与匹夫搏”(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


他与羽士道流也保持密切来往,争位之初就曾相信过武夷山道士的算命,后来又和白云观全真教往来甚密。胤禛的猝死据信也与炼丹求长生术中毒有关。以至乾隆登基的头一批谕旨,就包括驱逐大内中的羽士张太虚、王定乾之流。这两幅画像,正是胤禛依违佛道之间,自鸣清高的形象写照。


另一幅胤禛扮攀援偷桃之状的画像,恐怕是在模仿优人东方朔。史家每称汉武帝时东方朔的机智和幽默,有资格作中国的“滑稽之祖”。


只是这些画上胤禛的表情都显得呆板,大概宫廷画师只是依照标准像变化背景服饰动作,不能顾及眼神表情的配合。现在看来,这几幅画像呆滞的神情和夸张的姿态相配合,却达到足够滑稽的效果,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专制皇帝的确是件劳累的活儿,不是在捉摸算计天下人,就是怕被天下人算计捉摸了。尤其是自个儿本有冷病,最怕西瓜,瞅谁都象是报仇索命的主儿,这就累邪乎了。胤禛深居九重,疑心极重,《悦心集》里居然收有唐寅的一篇妙文《一世歌》,也是忧郁阴暗心理的一种“补偿”:

“人生七十古来稀,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须满把金樽倒。世人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白头早。春夏秋冬弹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

钱锺书《管锥编》中,曾以庄子《盗跖》中的“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为此歌立意之源。其后如白居易、范仲淹等,吟咏此意者众。


唐伯虎又有《七十词》:“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中间只五十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算来只有二十五年,在世受尽多少奔波烦恼。”亦为此作。后来曹雪芹《红楼梦》里一僧一道《好了歌》以及甄士隐解注,情绪都是前后贯通的。


这本是失意人的解脱语,胤禛收拾完政敌,正在踌躇满志之时,此时刊刻究竟是从骨肉杀伐中得到了哲理上的解脱?还是悟得正因人生有限,所以更须“只争朝夕”?笔者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无由推断。孰料胤禛不到十年以后,盛年遽尔骤死。自负如他,竟然“身后骂名滚滚来”。其间历史呈现的巨大反差,倒也发人遐思。

“康乾盛世”独少雍正,按一个相声段子的“糊涂明白话儿”,这就是借谭小培的口说“你爸爸不如我爸爸,你儿子不如我儿子”,怎么着也把自个儿绕过去了。


史家在这拐了两个急弯儿,就像黄河单单绕过了陕西。这里面究竟是前人的偏见,还是别有深意,是该捉摸捉摸。


和历史掰腕子,楞告骂雍正是冤案,需要他们来作一把“青天”,攒电视剧的哥儿几个,恐怕劲儿还太小了点儿。如果编导说是要影射现实,“古为今用”,那又是另一回事儿,为什么呢?“掰”和“拍”完全是两股劲儿,是吧您呐?


胤禛不过是人,具有人的一切情感和弱点,这咱们理解。但他又不是一般的人,因为宫廷向来是不见天日的地方,也自小养成了不见天日的心性儿。


您要是只翻过《悦心集》,或许以为真遇见世外高人,超凡脱俗了;只瞧《大义觉迷录》,又觉着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的教书先生;通读他的上谕,才知道喧腾一时的“性格组合”,还远远不足以窥知九五之尊的复杂性格和反常心态。



乾隆补过

4

《论语·学而》云:“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作为熟读经典,有志为贤君的乾隆来说,当然更明白其中的意义。所以他留用雍正权臣,也乐于把雍正遗诏中“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锺爱,抚养宫中,逾于常格”的话题传播下去。但是在雍正暴卒后,他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却又留给后人无限遐思。


乾隆登基的第一件大事是驱逐宫中道士。先轻描淡写地说雍正耽于“炉火修炼”,不过是“游戏消闲之具”,对于张太虚、王定乾等道士也“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谣生事”,这里谁都嗅出了“此地无银”的味道了。


接着语气一转:“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进而声色俱厉:“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雍正死于炼丹术,史家早有论述,即使以之为明君如杨启樵等亦莫不如是。


近来始有如电视剧描绘的以雍正为国为民“累死”之说起,真可谓“欲溢之美,何患无辞”,历史真如“令人打扮的小姑娘”乎?


接着是为允禩、允禟、允禵翻案。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即继位刚一个月,乾隆接连发出谕旨,说:“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先定了调子,接着扩大建言人的范围:“其作何处理之处,着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各抒己见,确议具奏。”在短短几天中,乾隆接二连三发出谕令,把受牵连的皇叔及宗室亲贵一律大赦。


不但释放了侥幸存活的允䄉、允禵,赐予公爵衔,还昭雪了皇兄弘时。最为敏感的允禩、允禟平反案,是在四十三年后与多尔衮、阿济格、多铎一案同时进行的。



平反诏书也是一篇妙文,颇见心思。首先声明他们“结党妄行,罪由自取”,给先帝爷留足面子。接着说“莫须有”:“就两人心术而论,觊觎窥窃,诚所不免。及皇考绍登大宝,怨尤诽谤,亦情事所有。”以下话题一转:“特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皇考晚年屡向朕谕及,愀然不乐,意颇悔之,若有所待。”分明是承认所有罪名。本来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仍然以雍正名义纠正,为尊者讳。


特别重要的是,乾隆在谕旨中强调:“此事重大,朕若不言,后世子孙无敢言者。”决心翻成铁案,不容后人再作文章。苦心孤诣,不难洞见。盖缘允禩、允禟狱成定谳,死于非命时,乾隆已是十六岁之皇储。这番骨肉相残的悲剧,应当感同身受。如此委婉却坚决的平反冤案,可谓“善补过矣”。


乾隆的第三项举措,是不顾雍正不杀曾静、张熙且郑重承诺“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的谕旨,立派员将二人锁拿到京凌迟处死。并将雍正散发全国的得意之作《大义觉迷录》全部汇集京师,连版一体销毁,以免雍正絮絮叨叨,反复申述自己不是篡位者的言辞留存在世。


雍正和乾隆两朝都在档案上反复下过改篡、销毁和隐匿的功夫,不过父子二人的重点有所不同。“大内档案”因之不复本来、全面的面目,其中真相也许永远不得而知。各种推理揣测,无非是演绎一种又一种的历史可能性。近年旅日学者杨启樵等人著述,力说雍正得位的合法性,恐怕犯了“尽信书”的毛病。


至于雍正朝最受宠信的几位人物,在乾隆朝的命运,亦可由以下几事觇知:


乾隆元年七月,田文镜心腹王士俊降为四川巡抚后上密折说:“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之说,传之天下,甚骇听闻。”这实际上是以“无改父过”的正统观念来试探乾隆决心。乾隆反映极为强烈,除下旨痛斥外还责王为“奸邪小人”,革职拿京,拟斩决。后来驱逐回籍。


乾隆四年,以允禄、弘晳“私相交接,往来诡秘”一案,削允祥之子弘昌爵位,允祥的其他儿子弘晓、弘晈也先后获罪。可参《红楼梦》怡府本公案的有关考证,周汝昌、吴恩裕、冯其庸都有专文或专章论述,感兴趣的读者不妨翻检。


雍正遗诏中曾要求将鄂尔泰、张廷玉作为他的心腹重臣,身后配享太庙。但乾隆亲政后一直在利用他们的矛盾分化其党羽。乾隆十年,鄂死。二十年,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发,连及鄂侄、甘肃巡抚鄂昌,令自尽。鄂之两子随后亦阵亡于平准。


十四年,张廷玉以乞休时面请配享、不亲自赴阙谢恩及植党树私等事,一再受到乾隆的折辱挖苦,甚至说他不过是“商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的古玩摆设。甚至一度借事罚款抄家,修改雍正遗诏,罢去他身后入太庙配雍正的殊荣。


正是张廷玉篡改史料档案用心极多,曾受雍正“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其功甚巨”的特别夸赞。而乾隆对他的侮弄独多,甚至要他自己评价该不该与开国功臣和拓疆元戎同配太庙。其中隐秘,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心知肚明。(编者注:张廷玉死后,乾隆勉强批准其配享。)


只有把乾隆的补过措施联系起来,才能看透笼罩在雍正继位前后的重重迷雾。近年一些热心为雍正翻案的史家大多没有顾及此节,等于写了一部没有大收煞的半拉子戏,窃以为有失公允。

 

当然,雍正继位有无合法性的问题,已经随着皇帝制度的消亡不再具有现实的意义了。联系雍正登基后的种种反常表现,包括忽而扭捏作态,忽而风暴大作的戏剧化“作秀”,都使我们感到真实的雍正应该是比麦克佩斯、理查三世更加复杂,更加“莎士比亚化”的人物,而不是电视剧展示出来的这样一个单面平涂而又“高大全”的“模范皇帝”。莫非编导们想把这个形象塞进当今领导干部的“楷模”中去?那可是亿万升斗小民绝对消受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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