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内人困扰的张春桥—9
当面向张春桥汇报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的丧事办完以后，我接获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要我随带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几位专家、教授，搭乘一架专机赶往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毛泽东遗体保存研讨会。我终于得到了向张春桥面陈一切的机会。
我在开了一个通宵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我给张春桥通了电话，他约我下午到钓鱼台去，由他派车来接我。下午二时，驾驶员开了一辆大红旗轿车到，把我接到了钓鱼台九号楼。
张春桥住的九号楼，楼下是大客厅和工作人员用房，二楼外间是他的办公室兼小会客室，里间就是他的卧室。住所布置得简单、朴素，外间的办公室兼会客室里，放箱一张小圆桌，四周是四张软椅；临窗的一边安着一张办公桌，桌面上有一些活页夹，我趁上卫生间的机会，顺便看了看他的卧室。卧室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一张普通的双人床，两只小沙发；床上既没有席梦思，也没有丝绸被子，看得出主人的生活是简朴的。
张春桥让我在小会客室背窗的一只软椅上坐下，他就坐在我的左首，朝着门口，服务员端来了茶水，我喝茶，张春桥点起了一支烟，侧脸看着我，谈话就这样随意地开始了，
我那天有几个重要的话题要和他交谈，当然我有意把给他找伴侣的事放在最后谈。在谈话的过程中也穿插一些日常生活的闲聊，他给我说了地震的那几天自己是怎么过的。我问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我们在电视里看到你为守灵的时候，几次用手抚摸心脏部位，是不是胸口发闷，有没有去检查过心脏？”
“当时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张春桥笑笑说，“后来电视放出来我也看到了，可能那几天实在太累了。”
“还是要注意身体，现在有没有机会出去活动活动？”
“整天除了看文件，批文件之外，就是开会议的时候出去一下。”
张春桥吸了一口烟，继续说，“不过最近我每天早上，在钓鱼台院子里走上一个小时，绕几个大圈子，坚持散步。”
“文元同志搬走以后，可以谈话的人就少了……”我知这姚文元和他过从较密，王洪文和他的日常交往则很少。前一时期，姚文元的家属（妻子和孩子）从上海迁北京，姚文元就搬出了钓鱼台，全家迁到西单附近过去簿一波住的四合院，钓鱼台里找张春桥的人就更少了。
“是呀，有时候我坐在这里看文件，一整天只说六个字：早晨服务员送早餐来，我说‘谢谢’，中午又是‘谢谢’，晚上也是‘谢谢’，这样，一整天三句话，六个字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人来，真的是‘门可罗雀’。”张春桥说到这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像叹息，又像自嘲。
听到这里，我深深地感觉到了张春桥的寂宽和孤独：妻子离了婚，孩子不在身边，自己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既不爱打牌，又不打网球，当了首长更不能随意外出，他是个爱聊天的人，目前的这样一人独处的日子实在难挨，怪不得他在给我的信里写着：“现在整天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我不禁对他的处境寄于莫大的同情，他确实尽快需要“找个伴”，他已经五十九岁了。
谈话谈到这里，火候也到了。我当即把话转人了正题：“春桥同志，上次你写信要我办的事，我做了努力，但觉得很没有把握，今天想当面把情况向你介绍一下……”
他马上就意识到我要谈的就是“找伴”的事，轻轻地“嗯”了一声，便不再说话，他也不正眼看我，一双眼睛在镜片后面微微地垂下眼帘，仿佛在凝视着远处的什么地方。但是，看得出他是全神贯注很伃细地在谛听。
我把找“对象”的过程作了概要的介绍，然后着重谈了S女士的基本情况，叙述了我和她直接接触的印象。当我谈到S女士写的那份调查研究的专题汇报，就是经张春桥作了批示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时候，他颇感兴趣地抬起头来问了一声：“是吗？”我如实地介绍了S女士的政冶水平和文化素养，当然我也不加隐瞒地谈了她的相貌很普通以及她过去离异的原因……最后，我说我并没有把任何底细透露给S女士本人，而是想先听听张春桥的意见，如果可以考虑的话，我再和她接触，当然还要看她自己是否愿意。
张春桥从头至尾听完了我的介绍，沉默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缓缓地说：“这件事今天先不定，我再考虑一下，以后再告诉你。”
我说：“那好，如果需要的话，我把她的档案材料调出来，那上面还有照片，一起送你看看。”
张春桥微微颔首。这次当面介绍的谈话就算结束。
过了十来天，已是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张春桥把我寄给他的关于电影《反击》问题的一封信，圏阅后退还给我，同时在信的右上角注了一行铅笔字：“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单位那位女同志的材料，能否送来一阅？”
这封信没有写“绝密”“亲启”，是经过几个秘书的手，随文件一起送来的，当然，谁也看不懂右上角注明的那句话有什么含意，只有张春桥和我两个人心照不宣。
我觉得张春桥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抓紧办理：通过市革命的有关部门，我把S女士的人事档案材料全部调来，为了避免引起猜疑，我故意同时调了另外不相干的三、四个人的档案材料，要有关部门一起给我送来。
当天晚上，在灯下我一个人打开了一封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里面有女士的履历表，自传，入党志愿书，党员登记表，历次政治运动小结以及组织上对她的鉴定等等。我从头至尾翻阅了一遍，总的印象不错，我认为比较符合张春桥的要求，特别使我满意的是，在其中的几张表袼上，贴着S女士不同时期的照片，我暗自思忖：这下子张春桥可以“如见其人”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上午，我把这个档案袋套上了一个大信封，由我自己密封，写上“北京张春桥同志亲启”，交给市委的机要交通员直送，机要交通员是搭毎天的航班直飞北京的，我估计当天的下午或傍晚就可以送到张春桥的手里。
谁知道，这一天正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当档案袋刚送到张春桥案头的时候，他就被抓起来了。一幕我为张春桥“找伴”的戏剧，刚刚开场，就落下了帷幕。
这么多年以来，我始终遵守我对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几个委员的诺言：要保护S女士，姑隐其名。我虽然要求他们帮助我把S女士的档案转回了上海，但是我一直深感不安，因为S女士确确实实自始至终是被蒙在鼓里的，而我却背着她干了一些事，应该说是侵犯 了她的人权。
我也暗自替S女士庆幸，因为我给张春桥“找伴”这件事，亏得没有成功……
题外的话
文革结束以后，张春桥的离婚及“找伴”也随之而结束。一九八一年，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二年后，改为无期徒刑，张春桥在北京秦城监狱关了二十多年，获释以后，文静仍和他生活在一起，共度晚年。文静和张春桥的婚姻关系又延续了下去，但这已经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