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被误读百年，意味着什么

从张之洞、李鸿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老佛爷的“师夷长制以制夷”（制度引进），到后来不停的折腾，一百多年来我们似乎并不缺乏改革，但很多人看到的，只有一条漫长得看不到尽头的弯路。如果说改变本身是困难的，那么比改变更重要的是“如何改变”。您对此怎么看？

严复被误读百年，意味着什么？

严复是一位被忽视了的思想家，很多人只听说过他译的《天演论》。但作为一代启蒙大师，并以“信达雅”翻译原则闻名的严复，所译著作不止于此：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约翰·穆勒的《论自由》，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等。

通过翻译西学以求“开民智”，严复开启了晚清启蒙运动之先河，他所输入的欧洲启蒙时代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化转型。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文化名人，如梁启超的“新民”主张，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陈独秀倡言的“新青年”和“伦理之觉悟”，胡适“中国文艺复兴”主张，无不深受严复启蒙思想的影响。严复因此被称为近代史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1854.1.8—1921.10.27）

近代著名翻译家、教育家

严复是坚定的维新派。同为维新派，他与康梁的激进改革不同，其承袭苏格兰启蒙的渐进路线，主张改良，实行君主立宪。人类近代史中主要有苏格兰和法兰西两种启蒙，其根本差异在于，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兰西启蒙，强调人的理性至上，主张对社会进行理性设计；苏格兰启蒙则更重视社会渐进演化，强调传统的决定性力量。

康有为也是反对法式大革命的，但在戊戌维新时期，其自上而下、一反旧制的“变法”，其实仍属于制度设计路线，没有脱离法兰西启蒙范畴。而严复所提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则与苏格兰启蒙一脉相承。在康梁大搞维新新政之时，严复写出《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国民与社会层面的改革，“顾欲为立宪之国，必先有立宪之君，又必有立宪之民而后可。”戊戌新政的昙花一现，证明了严复的预见。

维新运动的失败并没有动摇严复的改良主张。1904年，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相见，孙中山表示康梁维新的路子已然走不通，中国必须进行激烈的排满革命，但严复坚持认为，改革需要先从国民和社会教育入手，不可暴力，须经君主立宪作为过渡再到民主国家，这更适合当时的中国国情。两人最终不欢而散。

共和革命后，严复依然不改初衷。袁世凯复辟时，严复名列其政治参谋团“筹安会”；新文化运动中，他极力主张尊孔读经。不同于梁启超等人的“与时俱进”，严复没有随历史潮流而改变立场，也正是这一点，使严复“保守派”之名胫走于历史。

很多人说起严复，总是糊涂其前期为启蒙西学鼓与呼，晚年却又如此的“保守”。比如，虽然严复介绍了许多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也谈到西方的个性自由与个人能动性是西洋社会日臻富强的原因，但在洞察中国长期专制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国民性的既存现实后，严复明确指出，中国实现富强，首先需要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开明的权威政治，对中国来说，需要的不是华盛顿、卢梭，而是拿破仑、克伦威尔式的政治强人，“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

显然，不能否认的是，“保守”是个相对的说法，它必有一定的参照物。相比于之前的顽固派和洋务派，严复是“先进”的；相比于后来的激进改革和革命主张，严复则是“保守”的。

严复在思想上看似有经过一番截然相反的“叛变”。他介绍了大量西方思想，为“万马齐喑究可哀”的中国思想界带来清新的空气。这时他是宣传西学的主将，甚至还引发了很多抵制。例如1907年，主张保留国粹的章太炎在报纸上发文，对严复及其译著进行驳斥甚至人身攻击。而后期，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则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某些传统思想的复归。

西学进入后，国人很容易养成偏激的观念，全盘西化论叫嚷不绝。即使主张改良的康梁也尝言，“不变则亡，小变亦亡，全变则强”，这是激进主义在中国最典型的代表。

严复不否认只有变革才能摆脱危机，但他强调变革所应采取的方式、速度与幅度，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现实条件的制约，“然则今之文化，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其为事之难如此。”这种“统新故，苞中外”的中西文化融合论，显示了一位兼具世界眼光与现实意识的启蒙思想家的远见卓识。

这正是严复与陈独秀式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歧所在。后者的激烈反传统以法兰西启蒙运动为榜样，压倒了温和的苏格兰式启蒙传统。长期以来，严复因晚年变成“保守派”，在历史教科书中一笔略过或干脆不提。事实上，“保守”在中国长期被污名化，也因此，一个判断很有必要：从19世纪中叶“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直到今天，中国所犯的错误、所走的弯路，是“保守”之误，还是激进之误？

在寻求现代化之路过程中，严复是对中国学习西方的困难和矛盾认识得最深刻的思想家。作为近世最早到过西方并因此了解中西文明根本差异的思想家，他比同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更为现实地关注到，中国走向现代社会所应具备的条件，和可能遭遇的不幸。

他超越同时代人的地方，在于他能清醒认识到，“东西二化，绝然悬殊，人心风俗，不可卒变”，正是在这一客观认识基础上，严复终生都在力求寻找实现从专制政治向民权政治转变的中介点。相对于其早年的自由主义观念，严复晚年的保守变革主张更具有现实价值，更需要被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