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的不幸与中华的万幸 ——一段鲜为人知的“恐怖”历史往事”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

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往事；

这是一段令人心生恐怖的历史往事……

历史往事的主人公是石原莞尔，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陆军中将，“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在今天被日本人誉为“第一兵家”。

1.少年军校里的“7号”学生

石原莞尔的成长史有些“奇葩”。

生于1889年的石完莞尔是日本山形县鹤冈市警察署署长之子，自小便受到父亲“武士道”精神的教导，使得石原莞尔养成了不信邪、不畏权却放荡不羁的性格作风。

1902年，13岁的石原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学习，并以第三名的身份毕业。在这段类似于今天“少年军校”的经历中，石原博览群书特别是历史、哲学以及人物传记，尤其是喜欢读拿破仑的相关书籍，在考试时他总是以最简洁的语言完成答题。由于与众不同，石原是同学们眼中的另类，被称为“7号”（精神病患者之意）。毕业时，石原特意选择了当时幼年学校毕业生们大多不愿意选择的步兵专业。因为少年石原已经隐约感到，将来他的作战对手是大陆上的中国。

1907年，石原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并以第6名的成绩毕业，但实际上，石原应该是第3名，但因为个性太强而造成老师的厌恶，所以才被评定为第6；后来他进入陆军大学时，依然因为与老师的关系不佳，才使他原本第1名的成绩变成了第2名。

1920年4月，陆军大学毕业的石原带着日本军部的命令，和他的两个同伴一起，化装成各种身份，进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在武汉，石原曾打扮成在码头上打零工的苦力，但仍然遭到当地警察的盘剥和抢掠。之后，他用一年多的时间跑遍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然后，他在关于中国的考察报告上如此评价：

中国“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

中国“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

对于当时横行中国的军阀，石原建议日本军部说：“比起武力会战，收买、宣传具有更大的价值”。

离开中国后，石原莞尔又去了德国。在德国，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军事思想，并很快成为能够读懂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为数不多的日本人之一。不仅如此，石原还进一步发展了《战争论》，形成了他的“最终战争论”思想。

2.“参谋旅行”和“少壮四人组”

1929年7月，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畑英太郎命令板垣征四郎大佐（相当于中国的大校，师级军官）主持一次满洲的“参谋旅行”（实际上是一次“战场勘察”）。在这次旅行中，已经身为关东军参谋的石原莞尔中佐（相当于今天的中校，团级军官）向同行者分发了三篇论文：《战争史大观》、《回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石原莞尔还对着同行者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

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注：指中日两国），几千年来各自发挥其特长和特点，这两个文明已形成隔洋对峙的局面。这种局面必将导致战争，战争之后将走向“统一”并最终“创造最后最高的文明”，而后，“人类最后的大战争”是“以日美为中心而进行的世界大战争”，首先是“持久战争”，然后是“决战”战争。

基于此，石原主张，为了“以战养战”、“持久作战”，以取得“决战胜利”，必须占领中国东北作为日本的战略资源供应基地。

石原的著作一再强调“满蒙问题的解决是日本存活的唯一途径”。

他的论据是：

其一，为了解除国内的不安定因素，需要对外进出；

其二，积极解决满蒙问题不仅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大多数支那国民的利益”，为了“正义”，日本必须果断行动；

其三，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满蒙属于汉民族不如说应该属于日本民族；

石原还认为，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国土没有纵深，没有战略物资资源；在未来的“持久战”中，日本一定要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

这就是“满蒙生命线论”的历史由来。

据说，在石原发表演讲的过程中，他的上司板垣大佐十分佩服——这个板垣大佐，正是中国人十分熟悉的“平型关大捷”时的日军最高指挥官——他后来曾作为侵华日军的总参谋长。他将石原的讲话内容全部记在笔记本上，在“旅行”结束返回奉天（今沈阳）后，板垣又找到石原再次探讨有关“最终战争”问题。从此，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所谓的日本“少壮四人组”几乎每个星期都要碰一到两次面，专门密谋占领和统治满洲问题。然而，石原拟制出了一份占领满州计划。当计划完成后，石原曾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好了，还有两年”——此时，据1931年9月18日，确实不到两年时间。

3. “石原之智”和“板垣之胆”

当石原们制订的计划——实际上就是“九一八”事变的日军行动方案付诸实施时，他们最初的目标其实并不是“满蒙独立”——而是“直接军事占领”。石原在1930年5月所写的《满蒙问题私见》中指出：“我怀疑支那人是否有建设近代国家的能力，不如在我国的治安维持下让他们自然发展”。

石原和坂垣的“军事豪赌”计划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因为日军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就实现了满州独立，他们的完美表演使得日本军部内部多了两个英雄人物：“石原之智”和“坂垣之勇”。他们计划中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没有预料到，当日本军队进攻奉天中国驻守军时，不但美苏袖手旁观，就连当事人张学良也狼狈逃窜。

但是，由石原和坂垣联合打造的“直接军事占领满州”计划，在“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军部否决了。因为军部还记得甲午战争之后，美、英、苏“三国联合干涉”逼日本交出已经到手的辽东半岛之事。因此，当石原莞尔退一步去落实“满洲独立”方案时，他在《满蒙问题解决策略》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含泪退到满蒙独立国家案来”。

4.石原莞尔的“战略挫折”和不幸际遇

1932年“9.18事变”后，石原莞尔因为有功而被直接晋升为大佐军衔，并升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随后兼任参谋本部最核心的课长——第一部（作战部）作战课长；1937年再次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

“九一八”事变后，石原又在1936年日本国内发生的“二二六兵变”中立功；1937年3月旋被晋升为少将，并被任命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

此后，石原莞尔撰写了他更具战略眼光的《国防国策大纲》。在其中，石原敏锐地看到，从当时的工业生产和武器装备实力来说，立即和苏联交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在石原看来，如果要阻止苏联南下，首先就要经营好满洲国。

对于另一个主要国家美国，石原认为要“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因为石原知道日本和满洲缺少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和橡胶，而这些战略资源全部掌握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手里，所以千万不能和美国人翻脸；石原还认为英美一定会默认“满洲国”的存在，因为有一个日本人控制的满洲，正好为英美消除了“共产主义苏联”南下的忧虑。

在日本全面占领东北后，石原清醒地认识到，从这一刻开始，日本的正确路线是“发展东北，逐步蚕食中国”，而不是立即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作为“满洲国的建国之父”，石原莞尔首先想把“满洲国”建成一个能够自给自足、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后方基地；然后，他判断德国将在1939年前后挑起世界大战，到那时，日本将果断加入英美苏的阵营对德宣战；作为鼓励，英美苏等国将会承认日本对满州、蒙古以及朝鲜半岛的实际统治，如此以来，以日本本土为中心，再加上已经收入囊中的台湾，日本将成为亚洲大陆一个陆海兼具的世界性帝国，从而具备可以逐步蚕食中国的真正实力。

然而，在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的眼里，所谓“满洲国”就只是三个汉字而已，他唯一需要考虑的是，就是尽快实现对中国的全面占领，并与美国在太平洋上进行“对决”。在对现实形势的战略判断上产生如此大的差距，使得东条英机和他的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之间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1937年，在东条英机的主导下，发生了“卢沟桥事变”。这场事变后，日本军部在如何处理后继问题上再次分成了两派：以石原莞尔少将为首的“不扩大事态派”和以陆相杉山元大将为首的“全面对华战争派”。

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率先制定了“不扩大方针”，参谋总长闲院宫也向“支那驻屯军”下达了“不扩大指示”，近卫内阁也在内阁会议上做出了“不扩大决定”。但是，冲动狂妄的东条英机们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帝国主义时代日本“作战独立于政略和政治而不羁”的军国主义传统再次发作，1938年5月，当东条英机升任陆军次官的时候，关东军参谋长这个职务只由石原莞尔代理了半个月，便被东条英机信赖的第十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接任，因为对当时的日本陆军来说，石原莞尔的战略思想已经严重“不合时宜”了。于是，1938年6月，当石原莞尔向矶谷廉介提出一系列稳扎稳打的经营满州的改革方案时，被矶谷廉介断然拒绝，愤怒之下，石原脱下军装，留下一份辞职报告，就打算启程回国了。

1939年8月，在好友兼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周旋推荐下，石原晋升陆军中将并出任第16师团司令官。但倔强的石原与东条英机等人的关系继续恶化，石原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宣扬东条英机之辈才是日本的敌人，他们全都应该枪毙。特别是当东条英机当上首相之后，石原莞尔曾指着东条大骂：“你上台，日本绝对离亡国不远了！”对于这种挑衅，大权在握的东条派自然不会视而不见。1941年3月，石原被编入预备役。

9个月后的1941年12月8日，东条内阁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已经成为旁观者的石原莞尔对此评论说：“如果说这场战争需要1万元的话，英美实际上有100万元，而日本只有1千元，这种差异只能用战略来弥补，而不能用什么‘化不可能为可能’的口号来弥补。在战略上除了寻找敌方的弱点之外，还必须认识到我方所拥有的条件、战法、战士、特定兵器及其他战争手段的优点。只有依靠这些优点才能扩大敌人的弱点。”

但是这时候已经没有人听得进石原的话了。战争的进程一步步印证着石原的说法，以致来监视他的很多宪兵都成了他的信徒。

对于东条英机，石原莞尔向来非常蔑视。据说他还在关东军作战部长任上时，一位国内的好友曾到他的办公室探望，寒暄后问他：“东条参谋长的办公室在哪儿？”石原莞尔回答说：

“噢，那个东条上等兵啊，就在对面”。

5.石原的“面子”和“恐怖的战争预言家”

战后，代表全世界清算日本的美军驻日总司令麦克阿瑟以东条英机划线，凡是和东条关系不好的，往往会被减轻罪责。麦克阿瑟还希望这些东条的反对派们能站出来做证，以做实东条派的战争责任。石原莞尔自然因此免于战争责任追究。可是石原却认为很没“面子”。石原对前来调查他的人说：“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这个石原，但是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所以想说的话堆积如山。”

有史料说，在抗日战争和中国内战期间，的领导人曾经敏锐地得知石原莞尔的大名，并对他的战略思想极为重视。石原退役以后写的书，延安曾经编成过一本《石原语录》并组织学习。林彪进军东北以后，也向“协和会”的“石原派”人员了解石原的军事战略思想。

石原莞尔确实是一个战略天才。在1941年出版的《战争史大观》中，石原不仅强调了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而且预见了原子核裂变能量在军事中的应用。石原说“使用这种能量的破坏力可能使战争在一瞬间就决出胜负”，“怪力光线武器什么的突然出现也有可能”。当然石原没有想到，日本首先成了原子核裂变能量武器的试验品，“一瞬间就决出胜负”了。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石原无疑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敌人。因为石原曾说：“如果（中日）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所以只需要短期决战是极大的错误。一直到明治维新为止中国都是亚洲的先进国家而令人害怕，日本人则从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以后就认为中国是一个衰老的国家而看不起它”，“中国有自古而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开展持久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决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图”。

有论者认为，石原莞尔不但是日本陆军大学培养的唯一一位战略家，而且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充满了矛盾的“怪物”。有人认为石原莞尔仅仅拘泥于把满洲作为日本的“前进基地”，但实际上，1932年1月石原莞尔曾说：“满洲只不过是个脚手架，一定要从这里出发到山西、陕西去，听说陕西有丰富的石油”。

6.不能假设的历史与可以预期的未来

在艰难回顾这段历史时，每个中国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做出以下假设：

——如果日本军部当年听从了石原的建议，以满州为基地，长期经营后再逐步吞食中国；

——如果日本军部当年听从了石原的建议，不去发动太平洋战争，而是把他们投入在太平洋广阔战场上的数百万军队尽数投入到中国战场；

——如果日本当局当年听从了石原的建议，坚持“持久战”，一方面在中国进行文化殖民，一方面收买和瓦解各路中国军阀；

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运行结果呢？

当然，最可怕的假设是，如果日本军部当年听从了石原的建议，在军事占领满州后，参与美英同盟，出兵对德作战——即便日本不是急于进一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那么，今天的东北三省、内外蒙古和朝鲜半岛，都必将成为日本的“事实国土”，这样的结果，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一场无比恐怖的噩梦。

………

反过来，对于中国来说：

万幸的是日本军部被轻易得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没有听从石原的建议；

万幸的是，在日军中象石原这样的战略家还没有成为日本军部的主导力量；

万幸的是，日本文化还没有真正领会中国文化中的“韬光养晦”精神实质；

………

虽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未来却是可以预期的。

从战后日本人对石原“不幸遭遇”的无限惋惜，以及把石原评选为日本“第一兵家”的“隆重平反”，都反映了日本人同样也在深刻反思他们的那段历史。事实上，今天的国际社会普遍承认，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充满忧患感和危机感的民族。无论是他们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深刻懊恼，还是他们始终不承认败于中国的顽固思维，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在战后的极端不甘心和企图“东山再起”的狼子野心。尤其是今天，当日本国内右翼力量不断推动“修宪”和实现“国家正常化”目标，并处心积虑地雪藏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时——我们分明看到，日本人已经真正明白了“韬光养晦”和“战略措置”的深刻内涵——此时此刻，每一个中国人，包括今天还自以为牢牢控制着日本的美国人，都有必要来重温一下这段历史背后的“恐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