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中有哪些值得铭记的国际友人

南京大屠杀中有哪些值得铭记的国际友人？

每年的8月，日本都要大张旗鼓地在广岛和长崎两市，举行纪念原子弹受害者悼念仪式，日在其国内，所进行宣传的，总是把自己当作二战时期战争“受害者”的角色，而对当年日军在中国针对平民的杀戮，只字不提，就连侵华战争，也已在历史教科书上，赤裸裸地将“侵略”改为“进入”。因此，日本现在年轻人，只知道有“东京大空袭”、“武勇传”、“特攻队”、“偷袭珍珠港”等，却从来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

事实上，当时的军国主义日本，才是最为凶残。当时在日本纳粹铁蹄下，中华大地，处处是人间地狱；在华北，日寇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在华南，各城市遭到无止境的轰炸，在华中，不仅数以万计的村庄遭焚烧，更有数以百万计的父老兄弟遭到屠杀、母亲姐妹遭到蹂躏。

江河、天地，为之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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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37年12月13日且长达6周时间之久的南京大屠杀，无疑最为集中地反映了日本纳粹在华夏大地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其灭绝人性，世所罕见。

然而，由于当时残酷的战争环境和物质技术条件，当时除了外媒如1937年12月18日英《泰晤士报》刊登《南京的恐怖:劫掠、屠杀—占领者残暴的行径》、12月25日美《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南京沦陷后恐怖状况之报告书》等零星报道了日寇对手无寸铁的老人、妇女、儿童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强奸外；当时日本国内众多的报社，如《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每日新闻》前身）、《读卖新闻》、《大阪朝日新闻》等都派出随军记者，鲜有对此进行哪怕一丁点真实的报道。

相反是将大肆烧杀淫掠的日军，打扮成南京普通市民的“解放者”与“救世主”，更恶劣者，这些随军记者中的一些人，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自己也加入到抢劫财物的行列中去；更有甚者，丧失人类起码良知，这些记者其中有一些人，悍然直接加入杀人的“勇士”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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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一段历史的真相，尤其是外敌入侵者对中国普通民众的杀戮史，种种条件限制，再加上野蛮屠杀者的刻意掩盖，难上再难。

即便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中国军队当年走出国门到缅甸抗击日军战场史，也因蒋介石当年与美国将军史迪威闹翻而对滇缅战场评价很低，甚至因“孙立人兵变案”而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军队远征缅甸史，“讳莫如深”而成历史禁区。因此，当1990年祖国大陆出版了一本纪实文学《缅甸，中日大角逐》时，当时刚刚获得自由不久的原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闻讯后，不难想像，是怀着怎样的感激之情，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寄给该著作者陈立人。

历史终究是历史，任日本怎样想漂白，也无济于事，而还原于当时日寇屠杀南京普通市民历史的，正是那些在南京陷落时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而自愿留守南京的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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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937年11月11日上海无法挽救地陷落日本敌手之后，早在11月16日，当时的国民，开始将南京各机关向重庆、武汉、长沙三地转移，几天之内，不仅装满箱子的官员汽车堵塞了街道，就是公共汽车和人力车，也装满撤退着官员离去；当时，南京下关码头人山人海，那些达官贵人，携家老小，逃之夭夭，留在南京城里的，除了为数不多的守军外，几乎全为走不动的老人、妇女和小孩。最终遭殃的，正是她们。

在日军进攻南京的前夕，1937年11月22日，十几位不听众本国劝告、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而自愿留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国际安全区，他们提出在南京城的西北部设立一个给平民躲避炮火的安全区，安全区总面积3.86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

当时安全区不仅保护了数以十万计的普通百姓，更因为那些西方人的存在，用他们的方式，记录下日寇当时在南京犯下的野蛮般行径，才得以让今人，对日寇暴行“窃一斑而知全貌”。他们及其他们英勇行为，都值得今人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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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有，时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德国人拉贝先生(John H. D.Rabe)，传教士美国人约翰·马吉牧师(John Magee)，金陵女子大学主任美国人魏特琳女士（Vautrin)；其中，在1946年的“东京审判”上，因已放映约翰·马吉牧师当时所偷偷拍下的长达105分钟日寇在南京暴行的影像，已被国人所知（2001年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亲自将共四盘放映长度达105分钟的电影胶片，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但详细记录五百多起惨案的《拉贝日记》和详细记载了其亲身经历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罪行的《魏特琳日记》，因美籍华人作家张纯如写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这些如实记述当时日寇暴行的日记，才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从重见天日。

《拉贝日记》非常具体、细致和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日记中记述的，都是拉贝先生的亲历亲见亲闻，很多可与其他资料互为佐证，如幸存者李秀英在“东京审判”中的证词等。

“1937年12月14日。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压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从后面被打死的。12月16日。我开车到下关去勘查电厂，中山北路上都是尸首，城门前面，尸首堆得像小山一样，到处都在杀人，有些就在国防部面前的军营里进行。机枪声响个不停。12月22日。在清理安全区时，我们发现有许多平民被射杀于水塘中，其中一个池塘里就有30具尸体，大多数双手被绑，有些人的颈上还绑着石块。12月24日。我到放尸首的地下室，一个老百姓眼珠都烧出来了，整个头给烧焦了，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头上。12月25日。日本人命令每一个难民都必须亲自登记，而且要在10天内完成，20万人！怎么办？整批年轻力壮的男人已经被拉了出去，他们的命运不是做奴工就是死亡。还有整批的年轻女子被拉出去，因为要成立一个很大的军中妓院。”

“1938年1月1日。一个漂亮女子的母亲向我奔过来，双膝跪下，不断哭泣着，哀求我帮她一个忙。当我走进一所房内，我看见一个日军全身赤裸裸地趴在一个哭得声嘶力竭的少女身上。我立即喝住那个下流无耻的日军，并用任何能够让人明白的语言向他呼喝。他丢下一句‘新年快乐’就逃走了。他逃走时，仍然是全身赤裸，手中只拿着一条裤子。1938年1月6日。克罗格看见汉中门边的干渠里大约有3000具尸首，都是被机枪扫射或是别的方法弄死的百姓。”

魏特琳女士当时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用来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这里，当时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她个人亲历档案—《魏特琳日记》，无疑为揭露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12月16日。今晚一辆载有8—10名女子的车子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子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下不时传来的枪声，使我意识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惨的枪杀命运，而且很可能他们不是士兵。12月17日。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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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人痛心疾首回顾日寇当年南京大屠杀惨案历史时，不由得问，这些惨案的发生，固然与日寇惨无人道息息相关，同时，难道与当时的蒋介石与其统率的国军毫无关系吗？

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千军无能，生灵涂炭。

，岂能不常常以此为警醒，并引以为戒？

（国家公祭日系列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