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爱用痰盂｜大象公会

因为香港的华人精英认为，就算低端同胞再肮脏污秽，也应该为他们的权利抗争到底。

文｜兔透射

什么刻板形象最适合用来侮辱中国人？

答案在今天可能已变得多元，但在十多年前只会有一个：吐痰。

▍日本人开发的恶搞游戏《香港 97》就以「吐痰」讽刺「来自大陆的人民」（因为不熟悉中文，开发者还把「一边」错写成「一遇」）

这种刻板印象并不公平：遭受此类羞辱的中国人，其实比今天的西方人更能接受整齐划一的文明守则，他们非常愿意诅咒那些给国家丢脸的低素质同胞，也非常愿意制定重罚来修正人们的行为。

所以，在保有吐痰习惯的领导人逝世数年之后，中国城市居民已普遍学得不再吐痰，连曾经常见于公共场所的痰盂都变得越来越罕见了。对此，年轻一代中国人的普遍反应是吐气扬眉，认为我们终于摆脱了那个野蛮低下的象征。

不过，中国人爱用痰盂的形象虽不雅观，却并不野蛮：它其实是大英帝国殖民者的馈赠。

下等人才有痰要吐

今天，我们很难把欧洲人和吐痰联想到一起，他们仿佛不会有痰。

历史上，欧洲的上流社会很早就把吐痰这一行为跟粗俗下等挂起了钩。英使马戛尔尼到北京晋见乾隆皇帝时就发现，清朝官员「极少使用手帕，而毫不介意地在室内到处吐痰」，令人难以忍受。

▍英国讽刺漫画家詹姆斯·吉尔雷绘制的马戛尔尼晋见图

当然，马戛尔尼的文明进度也还是有些欠缺，他的喉咙仍然有痰产生，只是使用手帕，以避免随地吐痰给别人造成不便。比他更晚的欧洲人，逐渐学得绝不痰从口出，如果呼吸道实在不争气，就偷偷咽下去。

为什么欧洲人能修得如此文明境界？

这是因为，他们的吐痰习惯是随着上流社会的行为规范而被一步步修正的，与公共卫生关系不大。每当一般市民追上了上等人的矜持程度，后者就有必要更拘谨一分，结果，在近代科学意识到吐痰的危害之前，欧洲上等人就变得连有痰这件事都不可告人了。

▍欧洲吐痰礼仪的演变

既然只关乎观瞻，当欧洲人开始全球殖民时，他们也很少想到要把这等礼仪强行教授当地土著。

直到细菌学革命的到来，才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对吐痰的嫌弃。

1882 年，德国医学家罗伯特·科赫发现，肺结核这一被传统称为「Consumption」、视为遗传病的顽疾，竟然是一种传染病，结核杆菌就是肺结核的病因。

不久后，科学家就发现，结核杆菌的传播途径是通过飞沫，患者随地吐痰风干后的产物也可能威胁到健康人群。从此以后，吐痰从一个礼仪问题，变成了公共卫生问题。1886 年，法国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反吐痰法规。

▍罗伯特·科赫和他发现的结核杆菌

真正大受这一发现冲击的，是大洋彼岸的美国。

直到 20 世纪初，美国人仍然惯于吐痰，甚至随地吐痰。这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在 17、18 世纪殖民基础上建立的国家，也是全球第一个宪政稳固的平民共和国，其立国基础形成时，欧洲还不太鄙夷吐痰；其国家建立后，美国国民更是把欧洲上流生活看作腐朽堕落的模板，少有人热衷效仿。



▍即使在立法禁止后，美国人的做法也还是西方最接近中国的，他们在公共场所广设痰盂。图为 1910 年代一个芝加哥法庭里设置的痰盂。

然而，得知吐痰背后的健康危机后，美国立法机构也不再宽容。1896 年，纽约市通过了全美第一个在公共场所禁止吐痰的律例，很快得到其他城市效仿。到一战之后，绝大多数美国城市都有针对吐痰的法规。

不能任凭低端华人受公共卫生的苦

在中国，对吐痰的打压也从欧洲人开始。

远道而来的殖民者，早已看不惯中国人的吐痰爱好，尤其在那些归他们统治的城市。《南华早报》就刊登过读者来信，骂香港是「远东吐痰的中心」。有细菌学说撑腰后，他们终于把禁止中国人吐痰一事提上议程。

事情的起点是 1907 年底，香港洁净局局员堪富利士（Henry Humphreys）提问：「公共卫生官员是否同意，下层华人普遍性地在公共建筑物与公共设施中吐痰的污秽恶习，对于公共卫生造成伤害？」

▍尖沙咀的堪富利士道就得名于这位堪富利士的家族

公共卫生官员立即表示同意，还补充道肺病死亡率约 9%，出台禁令确实刻不容缓。此时，他们毫不讳言立法的针对对象，就是那些华人「苦力，或任何其他人」。第二年年初，相关规章便付诸讨论。

正是从这时起，香港上层的华人精英站了出来，为他们的低端同胞与港府抗争。

最初的低端华人代言人，是时任东华医院总理及华商公局主席的刘铸伯。他在十多年前就是驰名港九的华人维权代表：1894 年，殖民当局为防范鼠疫，在疾病高发住区强推消毒措施，造成五万多港人无处居住而离开香港，当时正是刘铸伯出面，向港府提出十八条质问，如为什么不考虑安置就破坏居民住所。

▍洁净局人员正在消毒

五年后，英国人任命刘铸伯做洁净局局员，刚好与那位企图禁止华人吐痰的堪富利士同事。

▍刘铸伯

深感中下层香港华人已为公共卫生「受了非常多的痛苦」的刘铸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吐痰禁令的两个质疑点。

第一个质疑点是，到底什么算「公共场所」。按一般定义，华人聚居的公寓也是公共场所，难道要起诉那里面的居民？

第二个质疑点更为基本，就是英国人说的「华人爱吐痰」不正确，像刘铸伯这样的高端华人就不随地吐痰，都是用痰盂或手帕，低端的华人才随地乱吐，因为他们没有痰盂。所以，可以对随地吐痰的高端华人处以十元罚款，却不可以处罚低端华人。

他的反对足够有力，英国人一时回应不了，就决定先去索取美国的法规，等大家研究过后，再讨论如何学习纽约经验。

吐痰是华人的天然权利

几个月后，卫生官员拿出了禁止吐痰的修订法案。他们建议设定一种「滋扰」罪，向随地吐痰者罚款一元，只要其作案地点地点满足两个前提条件：现场有布告禁止吐痰；现场设有痰盂。

先前的版本，这个修正案让步了不少，但不光刘铸伯不认可，连港府主持讨论会议的英国官员马斯德也觉得它不合理。

争议的核心在于，毕竟华人对西人习惯知道的不多，若不经宣教就急于推出处罚条例，华人会不会奔走相告：「香港是个烂地方，走街上有痰必须吞下去。」

▍20 世纪初香港最有影响力的中文媒体《华字日报》，经常歪曲港府政策原意

马主席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当时香港的中文报纸已经在传播这样的谣言，说「有必吞之云云」。英国人历来不擅长应对民间谣言，洁净局也就通不过法案，最终只得交给香港总督来介入。

港督卢吉完全站在禁止一方，他认定处罚条例还是得有，如果只是宣传教育，起不到多少作用。

▍在美国，吐痰禁令通常也说得很模糊，只说禁止吐痰而不提醒有痰怎么办

同时他还指出，新加坡是看到香港先行，才跟着考虑禁止吐痰，结果他们效率奇高，四天就三读通过了法案，香港的行动却止步不前。

强硬之余，港督也有些表面让步，他试图淡化此前讨论中「西人文明卫生」与「华人吐痰恶习」的二元族群对立，转而在详细阐述防控疾病的科学道理后，把条例解释为一个对大家都好的方案。

但即便是港督，也没有能力扫除一切反对的声音。这次，定例局内唯一的华人非官守议员何启接过了刘铸伯的反对旗，他表示，「将一个习惯变成一项罪行」的法律都是苛法，无论这个习惯多么肮脏与污秽，都不该变成抓人罚款的借口，一旦这么干，香港人将离港而去。

▍卢吉和何启，二人关系并未因这一争端变差，还共同出力创办香港大学，卢吉卸任港督时，有市民自发送行



他也感谢港督说明新规不是针对华人，但直言公众很难相信，因为吐痰习惯是很多华人的「第二天性」，「不由意志控制」，即使把它定为非法，华人一下子也改不了，只能是大批被控违法。

和刘铸伯一样，他坚持要求港府先宣教，先广设痰盂，再说下一步。如果非要设罚则，那就得同时规定义务，要求在所有罚款的地方都提供足够的痰盂。

何启议员是香港第一个取得西方医学学位的华人，只因为「他的同胞不愿意接受西医治疗，除非免费」，才弃医从政。他在公共卫生问题上提出意见，英国人也不得不重视。

▍1887 年，何启为纪念亡妻 Alice 而捐建雅丽氏纪念医院，成为香港首间为贫苦华人提供西医治疗的医院

港督于是再次做出两点让步，一是承诺在公共场所都设痰盂，二是承诺六个月内不会颁布罚则。但法案方面，他仍然坚持要三读通过，授予他随时发令罚款的权力，让港人晓得这不是闹着玩的。

结果法案还是三读通过了，其最终版本明文规定，港府有权处罚随地吐痰的人，而宣传教育、广设痰盂则只是他们的口头承诺。

无痰盂，不禁止

香港禁止吐痰，眼看就要板上钉钉，群情激愤的华人只剩下最后一招：收集民意，向伦敦请愿。

但请愿也得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华人精英们一番商讨，研究出了新的「漏洞」：这个法案，在英国本土都没有过，为什么专挑香港新加坡订立呢？这摆明歧视我们华人！

于是，华商公会给伦敦理藩院写了一封请愿信，希望英王不要批准法案。

▍香港人所称的伦敦「理藩院」，即英国殖民部，这是它曾经使用的办公楼

在信中，他们并不只是诉苦，而是有理有据地陈述了先前华人是如何与港府合作实施洁净条例，证明华人社会是有能力自治的，不应该以严法来扼制。他们还声明，华人社群同样反对随地吐痰，如果港府愿意合作，他们将自行解决这一公共卫生问题。

这一次行动不再局限于高端华人，公会广泛发动街坊，共征集来八千多人署名请愿信。同时，80 多位华人领袖也向港府提出，他们将自行组织「劝戒公地任意吐涎会」，由何启担任主席，刘铸伯等三位洁净局议员担任副主席，而这个组织的核心职责，就是与港府合作，「多设痰盂」。

面对汹涌的民意，港督终于也态度逆转，表态说这些华人提出的「正是我们提出，而且已经采取推动一些日子的过程」，他乐意合作，「信任他们会以『热诚与能量』而竭尽所能，我祝福他们全面成功。」

此后，定例局又经过三读，删除了处罚随地吐痰者的规定。

▍禁令受挫后，西方人对华人吐痰习惯的鄙夷仍长期存在。这是一则 1939 年的上海漫画，描述了白人侍者羞辱寻找痰盂的老克拉，要他「吞进肚里回家再吐」。

作为港人争取的结果，痰盂成为了华人追求现代卫生的一项核心设备。民国其他城市也学习香港，把痰盂设立在公共场所，以劝导而非强制来杜绝随地吐痰。30 年代上海儿童教唱「路上吐痰有阴沟，家里吐痰有痰盂」，与港督当时主张的标语「在屋则须用痰盂，在街则须吐于街边沟渠上」，如出一辙。

▍1920 年天津南开中学卫生守则里也有一条：「对于吐痰别特禁止，各处都有痰盂，吐痰时必须吐入痰盂内。」

掌握政权后，也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直到 90 年代，有访问新加坡的官员带回「先进经验」，不少地方才恍然大悟：「为何不处以高额罚款呢？」

▍20 世纪后期，中国仍不忌讳在重要场合出现痰盂，这在全球可能独一无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阶层的生活方式逐渐西化，痰盂恐怕也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历史遗迹。但愿刘铸伯、何启等华人精英对其低端同胞抱有的怜悯、关怀、敢为之抗争之心，不要也随痰盂消逝。

※ 本文主要参考了雷祥麟的论文《公共痰盂的诞生：香港的反吐痰争议与华人社群的回应》，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