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之战争
对于战争的态度，道家思想是非战和重视的统一体。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德经》）《文子》曾数次提到《老子》“兵者，不祥之器也”这个命题，论定战争是凶器，是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乱，逆之至也”。（《文子·下德》）“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宝也。”（《文子·徽明》）《经法》也持同样的观点，将穷兵黩武看做是三大祸患之一，“三凶：一曰好凶器，二曰行逆德，三曰纵心欲。”（《经法·七论》）指出“大杀服民，僇降人，刑无罪，过（祸）皆反自及也”，一定会自取灾祸，自挖坟墓。至于《鹖冠子》，在反对恃强好战、穷兵黩武这一点上，亦丝毫不曾含糊，并认为将战争的胜负和国家实力的强弱简单地加以等同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合实际的，地大者国富，民众者兵强，兵强者先得意于天下。今以所见所不见，盖殆不然。”（《鹖冠子·近迭》）严肃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灭”的形而上学观点，其非战的倾向性实乃不言而喻了。 道家思想认为战争的发生乃是一种带有必然性的社会现象，充分肯定战争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兴兵作战。《经法》明确表示：“因天时，伐天毁，谓之武。”（《十大经·姓争》）认为文武两手应并行不悖，不可偏废。“始于文而卒于武，天之道也。”（《经法·伦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经法·君正》）《鹖冠子》也肯定战争的起源乃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属性，指出“五帝在前，三五在后，上德已衰矣，兵智俱起。”（《鹖冠子·世兵》）认为战争的存在本身就是正常的，因为它并没有改变天地日月的法则，没有搅乱阴阳生死的常规。“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阴阳不乱其气，生死不倪其位，三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徒其法。” 当然，从事战争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这一前提，就是看战争的属性是否符于正义。黄老学派重视对战争性质的区分，如《文子》就曾按性质将战争划分为五个类型，“有义兵，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文子道德》）区分的标准是：凡用兵本于诛伐暴虐、救助弱小的宗旨，则为“义兵”；凡用兵基于抵抗别国侵略兼并的目的，则为“应兵”；为了争执小事，不能克制内心的愤恨而用兵，则为“忿兵”；用兵是为了贪图别国的土地，觊觎他人的财宝，则为“贪兵”；凡凭借自己地广人众而企图以武力压倒敌国的，则为“骄兵”。它充分肯定前两类战争的意义，而对后三类战争予以坚决的否定。指出“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并将这断定为自然的法则：“此天道也。”《经法》的作者亦把用兵之道分三类：“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十大经·本伐》） 在区分战争性质的基础上，战国黄老学派进一步阐述了从事正义战争的必要性。主张进行具有正义性质的战争，而坚决反对非正义的掠夺战争。《经法》明确肯定正义战争的意义：“所谓度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所谓义也。‘义’者，众之所死也。”其必定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造就“地广人众兵强，天下无敌”（《经法·六分》）的局面。至于《文子》在这方面的论述，则更为丰富和深刻。它指出社会上有“贪叨多欲之人”，他们“残贼天下”，使得“万民骚动，莫宁其所。”（《文子·上义》）所以需要有圣人起来征伐他们，以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夫畜鱼者，必去其猵獭，养畜兽者，必除其豺狼。又况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为起也。”因此它积极提倡“存亡平乱，为民除害”的“义战”，指出“所为立君者，以禁暴乱也”。 总之，道家思想对待战争持既肯定又有所保留的态度。“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鹖冠子·近迭》）“夫作争者凶，不争者亦无成功。”（《十大经·姓争》）反映出慎战与重战并重的思想倾向，其与《司马法》所提出的“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主张，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与儒家简单非战和法家一味主战的思想有明显的不同。典籍
《易经》是一部卜筮之书，约产生于西周初期，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的面极广，其中包含有军事思想。宋代王应麟在《通鉴答问》中即谓“盖《易》之为书，兵法尽备”。《易经》中的军事思想主要是通过某些卦的爻辞反映出来的，其中有：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谦》）
“伏戎于莽，升高其陵，三岁不兴”、“乘其墉，弗克，攻，吉。”（《同人》） “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师出以律，否藏，凶。”（《师》）“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蒙卦）
“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萃卦）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复卦）《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之一。在中国被奉为兵家经典，后世的兵书大多受到它的影响，对中国的军事学发展影响非常深远。它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孙子兵法》的军事哲学有极为浓厚的道家色彩，其总体思想和《道德经》思想有许多相同之处，其中有： 一、慎战思想。老子通行本的反战倾向强烈，老子简本虽不反战，但持慎战的观点，战争是不得已、没办法的事。关于老子与孙子的慎战观点，很多很明显也很精彩，得到了世界的尊重。 二、对战争的定性。老子一句话，定义了战争的性质，以正治国，以奇行兵。战争属于奇、阴事、凶器。孙子认为，兵以诈立，兵者诡道，这与老子的观点相同。此观点也决定了战争与政治、经济、法律不同的观点与处理办法。 三、阴阳观。也就是正奇观，老子的正奇观，是以政治经济为正，战争为奇，战争显然必须以政治经济为依靠，也必须为政治经济服务，一个国家如果政治经济不行，其军事也不可能真正强大，即使强大也支撑不了多久。孙子显然也持这样的观点，从《孙子佚文》来看，孙子判断一个国家的兴亡，是以政治经济为根据的，军事上反而没说一句话。在孙子看来，国富民穷是最糟糕的国家，英国人斯密也认为国富民穷是暴政，是一个国家存在的最糟糕的形式，这与孙子不谋而合，孙子与斯密的观点显然是把政治经济作为正，作为军事行为的基础。 四、因的观点。孙子的因地制宜，因敌而变，用兵如水，因敌因地因时而变。因的观点是老子无为观的一个侧面，黄老道家发展这个侧面，黄老的因观是其理论的一大特色，这与孙子军事上的因观相同。 五、孙子的立于不败之地，将胜无名，兵赢无勇，来自老子为无为，味无味，事无事，所谓见日月不为明，听雷声不为聪。 六、辩证法思想在老子和孙武的著作中都有较丰富的体现，它们都强调用全面的、发展的和能动的眼光看待政治、军事问题的变化规律。 《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素书》，旧题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此书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兵家类中不见著录，但在“道家”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儒家类著录有《国史六》，“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字与韬同也。”《隋书·经籍志》明确记载：“《太公六韬》五卷，周文王师姜望撰。”但从南宋开始，《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特别是清代，更被确定为伪书。然而，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六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六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对它的怀疑与否定也就不攻自破了。 《三略》原称《黄石公三略》，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著名兵书，与《六韬》齐名。此书侧重于从政治策略上阐明治国用兵的道理，不同于其他兵书。它是一部糅合了诸子各家的某些思想、专论战略的兵书。南宋晁公武称其为：“论用兵机之妙、严明之决，军可以死易生，国可以存易亡。”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被当时武学必读书《武经七书》编入。 在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问题上，《三略》深受道家的影响，形成了强调慎战与义战的战争观念。《三略》认为，战争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会给社会政治秩序和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是“不得已而用之”，而不能随意发动战争，“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备衰，四海会同，王职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即使是进行战争，也必须以“恬淡”处之，尽量减少战争对人力物力的破坏，将战争的破坏性减至最低，否则就是“失道”。 另一方面，《三略》又认识到战争毕竟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是不会因为人的好恶而自行消灭的，所以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运用战争的手段，法天道，兴义师，以“诛暴讨乱”，“扶天下之危”，“除天下之忧”。在《三略》看来，这种“以义诛不义”的正义战争，是合乎天道的，因而一定会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义战必胜的关键，在于义战是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的，而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因此《三略》强调，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一定要修明政治，争取民心，为战争创造坚实的政治前提，“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所适如支体相随，骨节相救，天道自然，其巧无间。”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要积极在经济上创造战胜的条件，在《三略》看来，只有民富才有国富，只能国富才能战胜，“四民用虚，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因此统治者一定要实行恤民、富民政策，“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造就“国富而家娭”的理想局面，在具备雄厚经济实力的基础上从事军事行动，这样才会战无不胜。其次，是以“因敌转化”、“释远谋近”为核心的战争指导理论。兵家重“因”，自孙子以下，谈“因”者屡见不鲜，如孙子讲“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吴子讲“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 鬼谷子，姓王名诩（或利），又名王禅，号玄微子，战国时卫国朝歌（今河南鹤壁市淇县）人。“王禅老祖”是后人对鬼谷子的称呼，是先秦诸子之一。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其实也是兵家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见《战国策》）。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见《孙庞演义》）。他通天彻地，兼顾数家学问，人不能及。一是神学，日星象纬，占卜八卦，预算世故，十分精确；二是兵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军，鬼神莫测；三是游学，广记多闻，明理审势，出口成章，万人难当；四是出世学，修身养性，祛病延寿，学究精深。 《鬼谷子》一书是其后学者根据其言论整理而成的，被完整地保留在道家的经典《道藏》中。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主要讲述有关谋略的理论。 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因此，历来学者对《鬼谷子》一书推崇者甚少，而讥诋者极多。其实外交战术之得益与否，关系国家之安危兴衰；而生意谈判与竞争之策略是否得当，则关系到经济上之成败得失。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谈技巧也关系到一个人处世为人的得体与否。当年苏秦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合纵六国，佩六国相印，统领六国共同抗秦，显赫一时。而张仪又凭其谋略与游说技巧，将六国合纵土崩瓦解，为秦国立下不朽功劳。所谓“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此为《鬼谷子》之精髓所在。《孙子兵法》侧重于总体战略，而《鬼谷子》则专于具体技巧，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
战争原则
中国军事思想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有关著述浩如烟海，蔚为大观。史籍注录的兵书有两千多种，为世界之最。中国也因此享有“兵法之国”的美称。 据《汉书·艺文志》中的《黄帝》和《神农兵法》可以推断，中国的兵法至少始于黄帝。《云笈七箓·轩辕本纪》中就描述了黄帝和蚩尤交战时都依兵法行事。《孙子兵法·行军篇》中也称：“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可见，中国军事思想发端于约5 000年前的远古时代。我国有史可查的最早的兵书《军志》大约出现于西周，距今已有3 000多年。而举世公认的古代兵法名著《孙子兵法》，也早在2 4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闪耀出它那夺目的光彩。 自从有了人类记录开始，战争就一直陪伴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战争是残酷的，但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取得胜利，从而保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安全不受损害。参与战争的各方就应竭尽所能，采取各种方法以取得胜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以无私无欲的态度去面对战争，如果在战争中受到各种情欲的影响，那结果只有一个——失败。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有一段记载宋楚泓之战的文字，大意为：宋襄公和楚国人在泓作战。宋军已经排成列了，而楚军还没全部渡过河。司马子鱼说：“敌人多，我们少，在他们没排成列时，请允许我攻击他们。”宋襄公说：“不行。”等他们过了河而没排成列，子鱼又把刚才说过的话对宋襄公说了一遍。宋襄公说：“还不行。”等他们排成列后攻击，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受伤，他的侍卫被杀。国民都归罪于宋襄公。宋襄公说：“品德高尚的人不使受伤的敌人再次受伤，不捉白发老人。古代作战的人，不凭借险要之地。我虽然是亡国者的后代，不攻击没排成列的敌人。”子鱼说：“你不懂作战。对劲敌，我们拥有险要的地势而敌人没排成队列，是上天在帮助我们。堵截然后攻击，不也可以吗？你尚且还有畏惧。现在强劲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即使年纪到了很老的人，抓住了，对白发的人又有什么值得可怜的呢？让士兵明白战败是可耻的，然后让他们作战，是为了杀敌，伤了敌人而没杀他，怎能不再伤他？如果怜惜被两次伤害的人，就不如别伤害他；怜惜白发老人，就不如投降他们。全军，是用来作战的；鸣金击鼓，是用来激发士气的。有有利的条件而利用，凭借险要的地势进攻敌人是可以的；盛大的击鼓声激起高昂的士气，进攻那些没列阵的军队也是完全可以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宋襄公作如下评论：“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曪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同时司马迁认为宋襄公是春秋五霸之一（司马迁将他列为五霸之一，更多地是在道德上的一种褒奖，非实际而言）。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宋襄公在春秋乱世中不切实际地空谈古时君子风度，为了守迂腐的信条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处处被动，并且把仁义滥用在敌国甚至是敌军身上，以至数次受辱。如果将礼义用到君子身上，会使君子之风发扬光大，但如果像宋襄公用错地方，只会自取其辱，不但误国，也害了自己，成为后世笑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