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清华骗斗王光美始末

本文选自《炎黄春秋》 1963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给写过一封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情况。那时，我看见和我所接受的政治观念不相符的、不公平的事，总想发表意见。文革前，我当过学校的基干民兵连连长。另外，我特别喜欢写文章投稿，当时投稿主要是给清华的校广播台，后来就被他们看中了，把我调到校广播台工作，还当了编辑组组长。全校所有交来的稿子都要经过我审，我审完以后拿给一个团委副书记签字，才能广播。程序是这样的，权力还不小。我在学校里的各种事情中都喜欢出头露面，感觉是能量发挥不完。 我那时的思想意识确实比较激进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经常发表些“左”的言论。我会经常批判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显得自己非常革命的样子。“九评苏共公开信”发表以后，我写了学习“九评”的文章，题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觉改造》。文章登在《新清华》头版上。《新清华》是清华大学校党委办的周刊，在校内影响很大。文章就是说阶级斗争怎么尖锐，不小心的话就会被阶级敌人腐蚀了。那篇文章也暴露了我很多“左”的东西，现在看很可笑。但那时就是那么一种思想基础，文革中很自然地就更“左”了。不过我总体还是愿意与人为善的，跟同学的关系处得很好。我们班后来等于就一派，包括反对我的。   积极投身文革 文革前，清华在政治方面就抓得比较紧，有那么一种革命气氛。我比较佩服校长蒋南翔，他在清华一直贯彻培养所谓业务、政治双肩挑的干部，一进学校就灌输这些。文革初始，我对清华党委和蒋南翔是保的。大概1966年6月3、4号，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去了，旗帜很鲜明，是保蒋南翔的，题目叫《捍卫清华党委，就是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清华方向，就是捍卫社会主义》。不过我很快就感觉自己不对头了。当时研究《解放军报》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啊，左一篇右一篇连篇累牍，说资产阶级统治教育领域……修正主义分子就在我们身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孟家驹和我商量，说我们这种态度对不对啊？万一校党委真有问题怎么办？应该抱着对革命负责任的态度，考验考验清华党委吧。 我们的立场很快就转变了，写了“也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提了几个问题，肯定是质疑的态度了。当时我在清华广播台工作嘛，在给校党委贴了大字报以后，广播台的台长就通知我：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参加文化革命吧。就把我赶出广播台了。 很快，工作组就来了，他们一入校就表明反对校党委。校党委“靠边站了”。不过蒋南翔对给他扣的帽子一直不认账，不是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嘛，他就不同意。他说，文化革命前清华大学也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怎么能是黑的呢？不可能黑！你得佩服蒋南翔在清华搞得特别好。比如北大吧，起来反党委的、贴反陆平大字报的聂元梓，就是校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这在清华绝对不可能。工作组进校之前，清华没有一个党支部书记，更不要说总支书记起来造反了。蒋南翔以前就提倡做“永不漏气的发动机”，那真正是做到了一点气不漏。清华绝对是铁板一块，内部没有反的。后来，工作组进校，大家抵挡不住才垮的。 工作组开始对我还是挺好的。工作组来了我特得意，就杀回广播台去了。到广播台我临时写了一个稿子，欢迎党派工作组来清华大学。后来，我就播放“派人来”那首歌，非常欢欣鼓舞，非常拥护工作组。 6月13号左右，北京新市委来人到清华，宣布由工作组代替清华党委行使职权。但是工作组他们的做法，和我们理解的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差得比较远。他们强调领导，强调秩序。工作组的个别干部还发表了一些言论，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说群众运动不能这样搞、不能那样搞。我感觉不像说的那样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当时是我们班的文革小组组长，我就认为工作组对群众运动的理解和态度不对。6月16日，我和孟家驹就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往哪里去？》。很多同学都在那儿看。大约是6月19日，薄一波到清华来看我那张大字报。当时谁也不认识薄一波，只是看他像个当官的。他问，这张大字报谁写的？正好我就在旁边。有同学多事，就说：蒯大富写的，唉，就是他，就是他。他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蒯大富。他说：大富？这个名字不好。我说：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啊？他说：大富？你想发家致富啊？我说：不对，大富是国家发家致富，是国家富强的意思，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告诉我。我说，这就不平等了，我告诉你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啊？他说我走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他说能问问你是什么派吗？我说，自己怎么能给自己划派？他说，别谦虚嘛，你认为你是哪一派嘛？我说，那我认为我是革命左派。他用手比划着说：这个左派啊，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我们都笑了。 大约6月21号，我又在其他同学的大字报上写了这么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后来工作组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说蒯大富想夺权。我觉得，那时我对的文化革命理论吃得比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权嘛。政权问题是首要问题，学校里是资产阶级专政，有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就这两个思路。这个思路正好就符合发动文革的思路。   激辩工作组 我的大字报引起了工作组的重视。也是6月21号，管我们班的工作组成员曹欣通知我说，今天下午王光美同志要参加你们班的座谈会，你们准备一下。王光美同志参加我们的会，岂不是天大的事。后来才知道，当时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化名小何，秘密地住在清华的甲所。他们本来想创造一个新的“清华经验”，像指导“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一样，来指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王光美在我们心中威望很高，我们对她也很信任。我就赶紧发动同学把屋子打扫干净，准备好开水。但是下午会议开始的时候，来了一个女的。大家并不认识王光美，她也没介绍，就坐下参加座谈会。因为我们班对工作组意见很大嘛，就提了好多意见。会议结束，她临走的时候说：我是工作组的，我姓崔。什么也没解释，然后就走了。当时同学都很气愤，不是说王光美同志来吗，工作组其实是想骗我们啊，摸情况、摸材料来了？ 我就又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叶林是工作组组长。这件事一公布出去就轰动了，因为工作组骗人嘛，它就没威信了。第三天，就是6月24号那天，校革委会就派了几个同学，到处围攻我。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讲，就贴大字报吧。他们不答应，然后好多人围着我，说一定要辩论，不辩我就走不了。我说，辩就辩，反正我有理。后来就约晚上开大会辩论。 6月24号的会在清华文革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这边找了两个同学，孟家驹和鲍长康，那一边也是三个同学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会议的是校文革的主任贺鹏飞。当时辩论还是比较讲道理的。我上台讲了：工作组通知王光美来，但又没来；我们对此质疑，去工作组要个说法，但工作组态度非常恶劣地对待我们。因此我们不能接受，于是写了大字报这么一个过程……工作组当时很心虚，根本不想辩论这个事情，反过来就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下面的同学们就莫名其妙啦，怎么提意见成了夺工作组的权了？同学们就喝倒彩，后来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问的问题，工作组根本答不出来。 那次辩论的时候，有专线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当时能听到我们现场的辩论。因为我一上来念了好多马恩列斯和的语录，她听到后说：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所以后来工作组几个副组长如杨天放、周赤萍分别上台，想把我压住。周赤萍好像是个中将，他讲：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等等。我们就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 他们根本压不住台，最后叶林亲自上台。叶林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我们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同学们哄起来，硬把他哄下去了。 这时主持大会的贺鹏飞出来和我商量说：蒯大富，快11点了，明天晚上再接着辩论怎么样？我在台上说：贺鹏飞同志讲，今天晚上比较晚了，到此为止，明天晚上继续辩论。我还天真地认为第二天可以再接着来。 可第二天早上，他就广播了，今天晚上的辩论因故停止。接着清华就传达了李雪峰的报告，说各大学掀起反工作组的高潮，这是有背景的。这一下子就把我们压下去了。他的讲话，把这个形势稳住了。本来辩论的主题是王光美来不来的问题，是工作组的工作作风问题，但是转化成工作组说我夺权的问题了。同学们当时不能接受这个，觉得你太霸道了嘛。当时清华的知识分子，也没人认识蒯大富是谁，就是对工作组这样的做法不满。结果工作组在全校掀起反蒯运动，叫反蒯斗争。再后来就划“蒯派”，凡是支持蒯大富意见的，或者是同意蒯大富观点的，都是“蒯派”，甚至包括给蒯大富鼓掌的，一共打了800多还是700多个“蒯派”，其实绝大多数根本不认识我。   失去人身自由 从那次会后，连续好多天，差不多20天吧，他们一直在清算我。 6月25号那天他们宣布不再辩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搞阴谋了。我先跑到北京市委，后到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反映问题。人家说，你们学校的情况我们记下来了，会向有关方面汇报。后来我就不想回去了，到孟家驹家里呆着。大概是第三天，工作组通过孟家驹给我传话，再三向我保证，说你回来，绝对保证你人身安全，绝对保证你自由。我就回去了，刚进校门，蹭，四个人从两边就强行贴上来，你不管到哪里他们都跟着，但是还允许我走动。我就天天贴大字报，从6月28号到7月3号，每天贴一张。 这时，工作组开始说我是反革命，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后来他们也没说这是怎么决定的，也没有什么书面决定或通知，说给你戴什么帽子，根本没有。叶林虽然是工作组组长，他实际上处在一个可怜的状态。这件事叶林肯定不敢做主，他处处要请示王光美。王光美当时的威信是非常高的，“四清”中的桃园经验，全国到处在学习宣传。现在又在搞什么清华园经验，她绝对是太上皇，没人敢不听她的。但是最后决定这件事的还是刘少奇。后来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刘少奇的女儿揭发说：清华的情况由王光美很详细向刘少奇汇报了，刘实际上自始至终地了解清华文化革命的情况。刘少奇说：蒯大富不给我们民主，那我们也不给他民主。他讲了这句话后，清华就把我关起来了。 7月3号以后,工作组开始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让我出门了。他们开始把我关在宿舍里，新斋862。我本来住在新斋，是清华一个宿舍楼。为抗议关押，我开始绝食。同学们知道我住在这，老有人来探访。于是他们就把我挪到一号楼的四楼上，单独看押。搞了4个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我绝食了两天。小青年嘛，也是长身体的时候，当时真是饿得不行。后来我感觉工作组根本不怕我饿死，实际饿死你活该。我就想停止绝食，可是面子上又下不来。这时谁救了我一命呢，是北京市委的副书记马力，他专门跑到清华看我。工作组把我押过去，他见到我就说：蒯大富，你绝什么食啊？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要转到的信我们也都转了。不吃饭身体垮了，那你还斗什么？赶快吃饭！我当时以为工作组在封锁情况，不让知道。听了这些话也就宽心了许多，就开始吃饭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一方面，马力给我个台阶下，另外我也认为这个没太大用。 这件事一开始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完全没想到。工作组他们就是不讲理，就是神经过敏，或者说心虚，他们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不要说叶林，就是工作组底下的人向我们解释一下，说我们工作组工作没做到家，应该预先向你们说明一下，让你们误会了，其实这就完了，但他们就是放不下架子，就是一点错误也没有，就是你不能反我。你要反我，我就整你，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 实在地说，后来我是有点绝望了。我当时想，1957年右派的阴影又回来了，我估计我肯定又是个右派头子，我无论怎么样，他们肯定都要处理我。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这种下场。我当时已经做这个思想准备了。 那时候我在班里是文革小组长，是多数派。被关押后，班里专门开了一个团支部会议，就是说蒯大富反工作组，反党什么的，不符合共青团员的标准，大家举手同意开除他。在那种条件下谁敢不举手啊。不过也没做什么书面决定，就是团支部开了个会。当时这对我其实也没有多大影响，我正被全校轮流批斗，比这个打击大多了，那时候谁还考虑团籍呀。关押期间就是批斗。批斗有班里的、系里的、还有外系的，全校有两次，几乎天天被批斗。   毛泽东救了我 后来是王力告诉我，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7月19号讲了那几句话：“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回来，几句话就支持了学生运动。讲话后，刘少奇就开始下令放人。清华7月20号就把我放了，一共关了我18天。我们班的团支书到我那里告诉我：唉，蒯大富，你回班上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在这里了。我说：那不关我了？他们说：没人要关你。 大约21号吧，王力、关锋到清华看我。他们俩穿着军装，王力自我介绍说，我们是文化革命小组的，他叫关锋，我叫王力，请你讲讲你对工作组有什么意见？我当时根本没有听说过文革这个机构，这是第一次听说。我也不知道关锋、王力是谁，不大信得过他们。我就简单地讲了一下，后来我说：对工作组的意见，我写一个材料给你们。他们就回去了。 7月29号，学校通知我参加了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也是王力后来告诉我，7月28号说，明天召开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点了我的名，所以我能参加这个大会。当时大会上邓小平、和刘少奇讲了话，后来出来接见大家。回来我就写了大字报，“我见到了！”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而我见到了。 从7月20号被放出来，还是想继续反工作组。当时还没有宣布工作组撤销，但是大家都知道工作组不行了。7月27号，清华的王小平和雷蓉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说工作组整群众是不对的。王小平是湖北王任重的女儿，雷蓉是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的女儿，她们应当知道对派工作组的态度了。因为这个大字报是高干子弟贴的嘛，清华哗啦一下子就起来贴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了。 我出来以后没有找工作组去算账。叶林在8月3号把我、鲍长康、孟家驹请到工作组去了。他说，我们处理不当。好像是表示道歉的意思吧，但我们不同意就这样算了。 与周总理长谈 周总理找我谈话，我记得是在八一建军节前一天。这时，已经决定撤走工作组，王光美走之前，留下一个班子，贺鹏飞是第一把手。工作组人还没走，但权力实际已经移交了。那天，贺鹏飞通过广播通知我：请蒯大富同学晚饭后到甲所来。甲所是清华接待外宾的地方。天还亮着的时候我就去了，我问：什么事？贺鹏飞说：有人找你谈话，你在甲所等着吧。 那晚上我等了很长时间，又问贺鹏飞，找我谈话的人在哪呢？他说，你就等着吧。这个会客室里有一个三人沙发，有两个单人沙发。开始我还坐着，后来困得坚持不住了，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已经很晚了，贺鹏飞过来把我摇醒，说：快点起来，找你谈话的人到了。我赶快起来，就听到外面汽车停下和开车门的声音，接着走进来一个人。我一看就吓了一大跳，！我噌的就站起来，说：总理，您怎么来了？总理招呼我坐下。我当时根本不敢坐，这反差太大了，我一个农村的孩子，而且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在全校批斗了也不知道多少次了，还没平反呢。当时总理坐在单人沙发上，中间一个茶几，我在三人沙发这边。总理说：你请坐，请坐。我当时真是有点发抖的样子，根本不敢坐。后来总理的秘书孙岳过来说，总理让你坐你就坐嘛。后来我才坐下了。 看我比较紧张，一开始就和我拉拉家常，问你家在什么地方？我说，老家是江苏的，滨海县，属于盐城地区的。问得很仔细，他说：你们家在江苏啊，我们是老乡啊，我家在淮安。其实我13岁以后才搬到浙江去。他又问，父亲母亲干什么的？我说父亲母亲都是农民，政治面目都是党员。我父亲是1944年入党的，母亲是1945年的党员。就说，你们家是革命家庭嘛，盐城是我们新四军总部所在地。 很亲切，我就放松下来了。接着就说：我受和的委托，今晚找你谈话。请你把6月1号到今天，正好两个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听到的，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跟我讲来，我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他一开始就这么讲的。我也一开始就保证：我向总理报告，我下面所讲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所看到、听到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坐在总理的对面就开始讲了。自己掏出来一个小本子，也拿了一支笔，他有时也记一点，但记得不多。主要是孙岳同志在旁边做记录。有时他也问一两句，或者我没讲清楚的，他想再听一遍的时候，他就让我重复一下。基本过程都是我在讲，他听。 谈话中间，贺鹏飞两次敲门进来。进来后，他不叫总理，他说：周伯伯，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谈话。总理说，不行，我今天来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然后，贺就出去了。过了20来分钟，他又敲门进来了。总理生气了，说：我今天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不要再进来了。后来他不敢再敲门了。我猜测嘛，这很可能是王光美他们知道找我谈话，那意味着我肯定是要告状了。他们一个是想知道我告什么状，另外一个他们在旁边的话，我就可能有顾忌，讲不了什么了。 我一直讲到天亮，大约到早上五六点了，因为是夏天，天已经亮了。总理说，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但是我上午还有会，今天下午派车来接你去，到继续说。还有呢，就是你曾经被关起来20来天，所以对外面的情况也并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两个或三个没有被关起来的、或者说你信得过的同学，让他们协助你谈，你只要提出来，我都接受。   为毛泽东提供“弹药” 那天白天，我就找了三个同学。一个是刘才堂，一个是刘泉，还有一个是沈台平。他们和我一起去的。晚上7点不到吧，我们就坐清华的车到了，后来知道那是河北厅。我们坐下来有一刻钟，就到了，还带着两个人。见面后大家握手，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谭启龙同志，这位是你们江苏的江渭清同志，我带他们两位来听你讲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说，哪敢呢，我向首长们汇报。总理说，你们几位随时可以补充，因为蒯大富同志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你们在外边知道的就可以补充嘛。 后来我们四个人，就轮流给总理汇报。我们从7点多讲到10点多，又讲了三个小时。我讲完之后，又向总理保证了我所讲的这些话的真实性。说，谢谢你啊，我马上向主席报告。然后他站起来，说，我请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带你们吃夜宵，吃完你们再回去。后来一个穿白大褂的服务人员，带我们到旁边的小屋子，一人一碗鸡丝汤面，我们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学校了。 这时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只剩一两天了。现在看就很清楚了，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决定整刘少奇。可能他感觉材料还不够充分，所以让到清华，来找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材料。当时全会的预备会议已经开了，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到北京了，所以当天晚上江渭清和谭启龙也来了。周总理带两位第一书记一起来，现在看，也许是让他们起个旁证的作用吧。我呢，主要谈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组怎么整我们，怎么把我们关起来，然后大会斗、小会斗的情况，等于切切实实地告了一状。因为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二次谈话和第一次在清华谈是一样的，基本上光让我讲，他们只是听。总理就问了工作组怎么对待你们的？就是说把你们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跟我们说。这两次谈话当中，他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 没几天，8月5号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来了，毛泽东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这其实就是等于公开号召要打倒刘少奇了。我自己体会，这些和我之前向的汇报，有很直接的关系，其实就是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材料。   创建清华井冈山 8月4号晚上，在清华大学东大操场召开了万人大会。这实际是全会的一个现场会，当时参加全会的那些委员，除了几个去北大的，其余的都到清华来了。在那个会上，宣布为我平反。他说：对蒯大富同学，还有刘泉同学，还有刘才堂同学，我是主张平反的。“蒯大富”后来怎么那么出名呢，就因为是宣布平反的，这就出了大名了。 不过，我当时已经让工作组批得太臭了，虽然周总理给我平反了，但是那次平反在学校其实并没起到太大作用。后来我想成立组织、拉队伍非常困难，因为没人敢跟我干，也没多少人敢接近我，我在学校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力。因此，平反后的一段时间，我和外校的学生来往比较多些。这就要说到“三司”了，其实三司不是我成立的，我也不是什么司令。因为一司、二司都已经成立了，后来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就说要成立三司。三司1966年9月6号成立，是朱成昭拉了一帮当时各大学叫“东方红”的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的，基本上都是被工作组迫害过的一派，是当时的少数派。三司成立的时候，我们清华井冈山还没有成立，它也没有文革的背景。 但是很快，文革就支持三司了，这和它的主体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组而被迫害的背景有关。文革让我专门找三司各参加单位的学生，从9月17号到20号吧，在中宣部小礼堂，就是老北大红楼那儿，接见我们，召开所谓“少数派座谈会”，前后在那儿谈了四天。文革是以张春桥为首，还有王力、关锋、刘志坚等几个人。这是三司和文革关系密切的开始。 之后，朱成昭、韩爱晶他们就鼓励我成立一个组织，说你干革命没有组织怎么行？我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他们就说，我们支持你。我听了他们的鼓动，动员了一些人参加了我的组织。9月23号，我们宣布成立清华“井冈山”。成立大会在清华的礼堂召开，也就几十个人。不过，地院来了几百人，北航也拉来几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来壮声势。 进入10月以后，形势变了。《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司立刻发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当时开这个誓师大会，并没有文革的授意，只是紧跟形势，关键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非常对我的路子，就是批判工作组压迫群众，我们这派都是被工作组压迫的少数派嘛，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鸣。大会筹备的时候，给领导人——、陈伯达、陶铸、江青、康生等都发出了邀请。以总理为首的领导都出席了这个大会，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哪。 10月6号的大会我参加了，韩爱晶把我推上去念那个大会誓词。这次会上，张春桥看见我说：蒯大富，过来过来。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边，介绍给江青，说：江青同志，这就是蒯大富。江青说：你就是蒯大富啊？这是第一次见江青，也没说什么话，等于打一个招呼。 从那以后吧，三司在社会上就声名鹊起，我也成了风头人物，一度是三司三人召集小组的成员，于是社会上开始称呼我“蒯司令”。我们清华“井冈山”在学校里面就逐渐抬起头了，好多人参加了，井冈山迅速壮大。在校内，贺鹏飞和我们没形成对立的两派。他们在我们心目中是很神秘的，有高干子弟的背景，而且还是那么高的位置，我们也不大接触他们。他们早期一直掌权，在我们开始成立组织时，还是贺鹏飞在领导清华。10月份陈伯达讲话，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当群众组织的领导，所以他们就自我罢官了。有段时间清华大学就没人管了，处于无状态。清华大学没有出现夺权，也没形成正面冲突，等于他们退出清华运动了。我们在校内则逐渐得势。 对于原来的校党委，我们没有过多关注。蒋南翔当时已经被打倒了，在我们那时的眼里，就等于“死狗”吧。他也没什么活动，感觉上好像他们根本不在话下，不把他们当回事了。我上台后也没有直接斗蒋南翔，当然，这和我心里对他一直比较佩服也有关系，当时我也曾经当着好多人的面说过这个话。三司成立以后，有些人开始介入了批斗老干部。但我当时对这事并不明确，没怎么介入。我和其他老干部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和刘少奇、王光美有关系。 骗斗王光美 1967年1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发生了骗斗王光美的事件。此前，因为我们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批评了我。他说，主席指示：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面对面做检查，要背靠背地写检查。我们也不敢再提出这个问题，只能等部署了。 骗斗王光美具体的策划过程，我并不知道。我们学校电机系二年级为主的几十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捉鬼队”，为首的叫李振言。他们策划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开始没跟我讲。那次是1月6号行动的，李振言是在6号白天才告诉我，说我们想把王光美从中南海揪出来。我当时真认为是一群孩子胡闹，根本不相信他们能干成。他们说：老蒯，你给我们几辆车，我们就能把王光美骗出来。我说你做梦呢，刘少奇搞白区工作的，那么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你想骗就骗了？他们就说，你给我车吧。我说给车没问题，因为清华当时在我们手下有几十辆车。他要一个吉普，要一个卡车，要一个小车，我都给他了。他说要试试。我说，那你试吧，我也不指望你试成。结果“捉鬼队”骗王光美，没想到真骗出来了。 他们搞这个也是很周密的。你不由得一定会上当的。他们先找师大一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儿刘平平控制下来，不让她回到中南海，还扣留了在师大女附中的二女儿刘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儿子刘源。然后他们先冒充交警，就是西单那个交通中队，给王光美打电话，说你女儿刘平平出车祸受伤了，送到北大医院了。接着又冒充北大医院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在假冒医生和王光美通话的时候，还让刘婷婷出来说了一句话：“妈妈，姐姐受伤了。”这就没法不相信了，先是公安机关，又是医院，还有自己女儿打电话。所以那个简直是不能不相信了。就这样子，他们冒充交警、冒充医院打的电话，全是冒充的。但因为刘婷婷被说服了，站在我们这边了，跟我们一起骗她妈呢，不由得王光美不相信。后来刘婷婷在《鲁豫有约》的节目中谈这个事，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当时刘少奇也去了医院，我们的人都看到了，他们没敢抓。虽然大街上批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很多，而刘少奇真到跟前的时候你也不敢抓。谁知道水有多深啊？毛泽东假如不同意，那我们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嘛。但是，他们还是把王光美带回来了。他们回来后，在化学馆给我打电话说：老蒯，王光美被我们抓回来了。我开始还不相信呢。他们说真的，在化学馆呢。我一听就说，好，告诉广播台，马上通知批斗嘛。 当时很匆忙，也没什么准备。在清华西大操场，体育馆那儿有个台子。就把王光美押到那个台子上去了。当时外地来清华串联的学生很多，大喇叭一嚎，大操场站得满满的。1月份北京多冷啊，那么多人全部站在那。王光美说冷，意思她很冷嘛，她出门的时候也没穿好衣服，就给她找了一件军大衣。她说脚也冷，有一个女同学就把棉鞋脱给她穿上了。 批斗会还没开始，孙岳秘书就来了。把自己的车也派来了。孙秘书说：总理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就派我来找你。我就问他：总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说：同意，但是总理要我告诉你，有几条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让我带走。我说那行，可以。当时我就在会场用大喇叭宣布，说总理同意我们斗王光美，但是不能打、不能侮辱。我问王光美：打没打？王光美说没打。我说侮辱你没有？她说没有。但是第三条斗完带走我没有宣布。 1月6号斗王光美那次，因为没准备，有些同学问什么问题，王光美也不回答，有的问题或者说回答也就是反驳，根本就斗不下去，所以后来就不斗了。会后就把王光美带到我们的办公室，逼着王光美写四条保证。第一条内容是承认清华师生揪斗她是革命运动，第二条是保证以后每个星期送一份检查过来，第三条是什么记不清了，还有一条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生活上揭发刘少奇，要王光美这样写。王光美前几条都接受了，最后一条当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揭发刘少奇她也都同意了，但是从生活上揭发刘少奇她不同意，她一直不同意，就僵在那里了。这时候孙岳秘书就在旁边催我，说赶快让我们把人带走。 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两个插曲。先是亲自打电话来。电话中字斟句酌地说，你们斗完了没有？我说斗完了。他说：斗完了就让孙岳同志带回来。我说马上就让孙岳同志带回去。周总理的电话放下时间不长，江青也亲自打电话来了，要找我。江青说：蒯大富啊，听说王光美给你们揪回去了？我说：是啊，她欠我们清华的账，我们叫她还。江青在电话里嘎嘎直笑，一直在乐。她说：蒯大富，你不准打啊，不准侮辱啊，还有总理不放心，叫我给你打个电话，让你赶快把王光美放回来。我说：我一定执行。我和江青就通过这一次电话。 我觉得，总理是怕他打电话，我不听。他就让江青再给我打电话。我们的人逼王光美的时候，我没有露面。接完这两个电话，我就进去了。大家发现我进来，就让开一条路。王光美看到我，很陌生的眼光，她把我斗成那样其实还根本不认识我。我说，王光美你认识我吗？她说不认识。我说，好啊，你差点没把我斗死，你还不认识我？她说，哦，蒯大富同志。她站起来要和我握手。我没握，说坐下。她就坐下了。我说群众批斗你、让你写保证，你为什么不写！你赶快写，写完回家。让我唬了一下，当时“生活上”三个字也没有划掉，后来她就签字了。我立刻就让王光美走了，她很快就上了总理那个车，是辆苏联产的吉斯牌老式防弹汽车，和孙岳秘书一起走了。王光美在清华前后也就押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晚上，接见七机部“九一六”的时候，就批评我。他说，清华的同志把王光美骗去斗了一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光明磊落嘛，我们不搞彭罗陆杨的手法。这就是指我们把王光美骗出来的方法，是彭罗陆杨的手法。   文革的马前卒 总体来讲，文革这些人的讲话我们特别爱听。他们的讲话煽动性比较强，比较直白，不像总理讲话政策性比较强。在这之前，9月26号的时候，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我们三司头头讲话的时候说，清华和一些学校，好多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还是嘛，我这个总理还是他任命的嘛。那我们就很清楚地意识到，就是不要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总理对批刘少奇的事一直持保留态度，他不主张批刘，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他一点也不主张批刘。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总理不主张批刘，是因为不到时机，还不能公开。但是要打倒刘少奇肯定是迟早的事。到了1966年底，的报刊也开始暗示，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老是这么个提法。实际大家都清楚是指谁了。清华井冈山批刘少奇，在全市刷大标语，公开点刘的名，是12月份开始的。这主要是受到张春桥的影响，张春桥和我谈话以后，我认为时机到了。 张春桥对我一直还是不错的，对我特别关心。1966年的9月份，张春桥等在中宣部小礼堂接见了我们四次。接见完以后，他给我们打气，说：现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还很深，还有不少学校的同志仍然受压制……表示对我们特别同情。后来也是他带我去见的江青。 12月18号，他通知我到中南海西门。他在西门的传达室单独接见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他跟我讲了一些倾向性很强的话。他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他虽然没有说出“刘少奇”三个字，但是所谓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肯定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他说，他们能不能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的反动路线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废。我当时很激动，我说，首长对我这么信任，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一定要给文革争气。 后来在审判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不是让我上去揭发张春桥吗？我揭发的这件事确确实实是真事。张春桥找我谈，实际上要我把刘少奇的名字公开到社会上去。张春桥对此是很明确的。当年我不能确定，但现在可以确定，是毛泽东授意让张春桥找我的。王力在1991年前后，亲口告诉我，张春桥找我谈话是毛泽东的意思，是主席的意思。 当时为什么张春桥只找我谈这件事，我以前还没细想过。当时就是觉得他对我特别信任，另外一个就是我毕竟是受到刘少奇直接迫害的嘛。从我个人讲，所谓“国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刘少奇我是最坚决的。在对刘少奇的事情上，我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清华井冈山总部开会的时候，我们总部的二把手唐伟就提出来，说没同意公开呢，你这样上街合适不合适啊？他还是基于总理讲话的精神，就是不同意大字报上街，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批斗。因为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行动推迟了几天。我当时很坚决，认为打倒刘少奇这肯定不会错的，何况还有张春桥的鼓动。所以到了12月25号，不管有没有不同意见，我一个人就独断专行，拍板决定上街。我们就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当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对我意见比较大，比如唐伟就辞职不干了。 清华当时组织了5000人上街，事先我们开了动员大会。我说，刘少奇现在很猖狂，不投降。北京刮起了所谓的“12月黑风”，“联动”，也就是高干子弟吧，提出打倒文革等等。所以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点名打倒刘少奇。当时动员的口号就是：反击12月黑风复辟！刘少奇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2月25号那天，我们在天安门集合，然后就分五路，到天安门、王府井、大栅栏、西单这些地方游行宣传。我们准备了很多大字报，很多传单，到处散发，到处刷大标语。这次行动，正好符合文革的战略部署，可能是想公开，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来。而从群众组织的角度提出来，很符合的想法。 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就铺天盖地遍布全城了。江青特高兴，我们才刚刚见过面没几天，12月30号她又亲自到清华来，表扬我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向你们问好！ 江青说的“向你们问好”，我不能断定就是这次确实让她带的话。反正她经常这样说：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向你们问好。她走了以后，我就说：我们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文革、打到的心窝里去了。这是他们最想干的事，我们干了。所以江青同志到清华接见我们。当时清华井冈山的报纸有篇文章，题目叫《清华园内春来早》，专门记载江青接见我们的经过。 江青那次来，还要见刘涛和贺鹏飞，我就广播通知刘涛和贺鹏飞到清华静斋。静斋是留学生楼，他们一会儿就来了。他们见了江青，就叫江阿姨、江阿姨。他们开始谈话的时候，江青让我出来了。她跟刘涛她们讲了什么，我不太清楚。不过过后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老子不革命，儿子还会革命的，不要为难他们”。江青嘱咐关照的这句话，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整个掌权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整过他们，没整过贺鹏飞，也没整过刘涛，而且对他们还比较关照。 在我们点刘少奇名以后，刘涛在全校做了次检查。在此以前我们也没敢那么做，点了名以后，觉得、这个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我们就找刘涛谈话，在那种情况下做工作，我们处在一种居高临下的状态，实际就是讹着刘涛，你必须要揭发刘少奇。当时刘涛到我宿舍来，就老哭。她说：我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不反。我说：这个你说不管用啊，“两报一刊”的文章说，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那一两个最大的走资派。、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这个能是假的吗？按照“十六条”的解释，走资派是敌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产党员，你说你是跟走，还是跟你爸爸走？她说：我肯定跟走。我说：那给你个机会，就是要你表个态，在全校大会发个言。后来刘涛就答应了。我就对外宣布，刘涛同志要做检查。 后来刘涛在大会上发言表态，还很长。会后，我就把她的发言整成稿子，登在报纸上。最有煽动性的还是刘涛的录音，就是把刘涛的录音复制好多盘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当时，听录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自己的女儿亲自揭发内情，这个对刘少奇伤害非常大，杀伤力很大。所以，后来举行刘少奇的追悼会，王光美坚持不让刘涛参加，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宽恕她。不过事实上，刘涛当时也是无奈啊。我们给她做工作，提到这样的高度：你打算跟你爸爸一起走呢，还是站在这边？在那种路线斗争高于阶级斗争、阶级感情高于家庭亲情的政治压力下，刘涛就像被夹在磨盘里，在两扇磨盘的压迫下，除了投降没有办法。贺鹏飞也一样啊，刘涛做了检查，贺鹏飞也做了检查。他们检查后，我上去发言，我说刘涛表现是相当好的，我们欢迎刘涛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站到这边来。 1967年在中南海门口搞的“揪刘火线”，其实和我们没什么关系。那次是建工学院两个女将，因为刘少奇也到他们学校去了看大字报，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个“揪刘火线”，要求批斗刘少奇。他们自己内部还不太一致，互相比谁的调子更高。这事其实不是我做的，我们很晚才去。我当时觉得他们是想抢功，要说打倒刘少奇，肯定清华是“第一功”嘛，所以对他们这个不感兴趣。 1967年1月份，王洪文到清华来过。王洪文第一次见领导人还是我带去的。那是上海“一月风暴”以后，他到北京找汇报情况，住在清华，就住在我那。之前他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之外，的领导都没见过，他也没办法联络。我当时在北京名气比他大，后来我就说，王洪文同志，我经常有机会见总理和文革，我带你去吧。当时北京工人体育场要召开个什么大会，我就让王洪文坐我的车一起去了。我的车可以开到主席台后头，到了体育场的休息室，过了一会儿总理、江青都来了。我就上去介绍说：总理，这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王洪文同志。总理当时特别的热情，因为当时刚好是“一月风暴”以后，他要直接了解上海文革的情况。江青在后面，我再给江青介绍。王洪文赶快把上海工人造反团的袖章给总理和江青带上。后来总理把王洪文叫过去谈话。   二次批斗王光美 到了1967年4月，那时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已经发表了，正式点了刘少奇的名。4月3日和4日，文革接见我们。会上我写了个条子递给总理：“总理，清华大学同学强烈要求批斗王光美。”总理把我的条子拿给江青、康生看了看，就对我点头说：行，你们订个计划，我同意你们批斗。这样，我们就定在4月10号再次批斗王光美。 社会上传言那次给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是江青的授意，这不准确。要是说那次跟江青有什么关系，江青确实说过一句：王光美当时去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这是江青在接见我们后闲扯的时候说的，项链的事她没说。戚本禹当时在场。我当时就觉得应当让王光美穿旗袍。戴项链是“捉鬼队”的主意。当时由“捉鬼队”到中南海把王光美揪出来的。他们开一个大轿车去，到中南海领人。到了刘少奇家，他们就问：你上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说我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就把一把钥匙扔过来了。她家的衣箱特别多，那些同学也挺聪明，很快就找到那个箱子，把那身衣服找出来了。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如果里面穿毛衣，再套到身上就非常困难，但是也勉强穿上了。那项链就是普通的项链，太小了，下面根本瞅都瞅不见。也不知道谁灵机一动想起来，就用乒乓球拴上一长串，所以就搞了两串乒乓球。那也是“捉鬼队”的同学的恶作剧，确实带有侮辱人的意思，很不好。 因为这些事情，王光美对我非常反感。我刑满后，有一年调到北京工作，当时全家都已经来北京了。据说王光美知道后，给陈希同打电话，说我对老同志有刺激。陈希同就下令，把蒯大富驱逐出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