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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民国六年，60岁的康有为成了通缉犯。
这一年，张勋复辟。赤手空拳、无兵无权的康有为企图利用张勋的军事力量，实现梦寐以求的君主立宪主张。
复辟实施前半年，康有为在上海伏案，精心设计他心目中的国家蓝图，拟了很多诏书。
康有为想做首席大学士。传言复辟大功告成后，他为掩人耳目，剃掉胡子，化装入京。结果，瑾太妃嫌他发辫短，没胡子，说本朝从未有过没胡子的宰相。
康有为只得了个弼德院副院长的职位。
事实上，入京后，康有为与张勋早已发生了分歧。康有为主张用虚君共和制，定国名为“中华帝国”，开国民大会，议定宪法……而张勋身边的人，顽固自专，并未采用。
康有为于是准备辞职南下，这时，讨张战争已经打响，只好避入美使馆。
随后，冯国璋、段祺瑞控制的北京发布通缉令，五名复辟犯赫然在列，康有为排在榜首。这是1898年戊戌政变以来，康有为第二次成为通缉犯。
虽然北京只是做做样子，通而不缉，但康有为还是被激怒了。
半个月后，他发出通电，痛斥下令通缉他的代理大总统冯国璋才是复辟的主谋，强烈要求他一起到案候审。
他在通电中赌咒说，我平生从不污蔑人，也不作戏言，上帝看到了，四万万国民也看到了，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就“绝我子孙”。
康有为一生不离政治，以圣人、国师自居，但自戊戌政变被迫流亡以来，他从未触及政治核心圈层。张勋复辟是康有为晚年唯一一次看到政治理想回光返照的契机，所以，失败被通缉，他的愤懑可想而知。
实际上，戊戌政变后，在世俗意义上，康有为的人生还是很成功的。但这种世俗的成功，与他一触碰政治理想就失败的尴尬，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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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戊戌维新失败的康有为，郁闷地流亡到了加拿大。一直到1913年回国，他在海外漂了十几年。
这十几年，他的人生并未失败，而是继续开挂。
很多人知道“保皇会”，但不知道其全名叫“保救大清皇帝公司”。这家公司是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的，名为公司，实为政党，是用企业方式运转的政党。
康有为自任保皇会总会长，是公司的一把手。他的学生梁启超、徐勤分任副总会长。按照公司规定，加入保皇会，不仅要认同其纲领和宗旨，还要缴纳入会费。
入会标准，最早是1美元，后来提高到5美元。
通过拉人头入会，这家初创公司发展迅猛，资金雄厚。几年之间，就在全球拥有百万会员，1905年最高峰的时候，在160多个城市建立了分公司（分会），规模远远超越同一时期的革命党。
用现在的话说，保皇会是一家超级跨国企业集团，涉足领域十分广泛，比如在美国开设华美银行、琼彩楼饭店等，在墨西哥投资地产、电车、铁路、轮船公司；在香港开设中国商务公司、中华酒店等，在内地则开设有书局等业务。
▲康有为（右）在美国游历。
从鼓吹维新变法的政治失意者，到集政商巨头于一体的人生赢家，康有为是如何做到的？
他最开始利用了海外华人对中国政局的关切与同情心理。国内戊戌政变之惨烈，早在康党的舆论宣传下尽人皆知。康有为的身份特殊，尽管他实际上仅同光绪帝见过一面，有过一个小时左右的应诏对答，但这不妨碍他在海外宣传时，把自己打造成光绪帝最信赖的人。
一个主要物证，就是他逢人必说的所谓“衣带诏”。康有为宣称，在戊戌政变前夕，光绪帝预感到危机来临，皇位不保，于是给他写了密诏，要他赶紧出走，从长计议，设法勤王。
衣带诏成为康有为海外事业的起点与信誉担保。
1898年10月中旬，刚刚逃亡到日本的时候，康有为就表现出了奉命出外谋求营救办法的高傲。当时，孙中山也在日本，托人向康有为示好，不料康有为拒绝与孙见面。
康有为说，我有光绪帝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来往。
如今的创业者，不管产品如何，先要讲好故事。康有为堪称当下创业者的祖师爷。他不断通过文章和演说，把发动政变的慈禧塑造成老顽固的形象，为支持变法的光绪帝编出“瀛台泣血”的悲情故事，以此博取最广泛的同情与支持。
他在保皇会下面成立营救众筹基金。在他的招股说明里，每个会员，通过缴纳会费和资金投资，事成之后，都可以获得相应的回报，加官进爵，不在话下，甚至“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
按照他的设想，海外500万华人，平均每人捐5美元，就有2500万美元。有了这笔钱，就可以开办银行，发行钞票，然后办轮船，建铁路，开矿业。这些事业经营下来，不仅每个投资人（股东）都能分红，而且还有钱去办一切救国事业，以养才能之士、忠义之人，做勤王之事，则中国有救了。
可以看出，康有为的保皇会不是一般的公司，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救出皇帝，让皇帝重新掌握大权，从而使保皇会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说白了，这家公司是在赌一个国家的未来。这是入会者、投资者对它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
▲一张PS的照片，用于显示康、梁与光绪（中）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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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人格背书+回报许诺，是晚清党人海外政治活动的两大根基。保皇党如此操作，革命党也如法炮制，而且他们分割的是同一块市场，所以实力难免呈现此消彼长的局面。
我们都知道，1905—1907年之间，保皇党与革命党进行过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围绕中国未来走哪条路展开，本是观念之争，没有对错，各走各的，事后证明就是了。
但是，双方却都把这场论战上升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到了词穷之处，造谣、骂娘、人身攻击都使了出来。
为什么这么拼？把保皇党、革命党想象成同一市场中抢夺客源的两家公司，就不难理解了。
这场论战的结果，保皇党输了。原先对康有为信心满满的海外投资人，转而押宝孙中山。康有为曾经对孙中山爱搭不理，如今却高攀不起。
此时，康有为正在墨西哥大举投资，涉足房地产、电车、银行等行业，资金链崩得很紧，不得不在一封信中坦言：“筹款无术，四面交迫。”
随着革命党的强势崛起，以及清廷开始推行新政，康有为的“筹款勤王”项目，如同泡沫，破了。
▲康有为在纽约。
创业项目虽然失败了，但不妨碍公司创始人康有为，先富起来。
保皇党衰落，除了外部冲击，还源于内部分裂。起因是一些主要投资人对康有为随意调配善款，任意使用资金，早已心怀不满，于是发起多次讨康行动。
梁启超在落魄的时候曾向康有为求援，康有为问他需要多少钱，梁启超说三千银圆。康有为大笔一挥，每年给五千，都是公款。
保皇党资深党员、美洲华侨富商叶恩，痛责康有为妄自骄贵，生活奢侈，“拟于欧美帝王”，甚至“吞并公款、私图生意”。
1908年，日本驻瑞典大使在一份报告中提到，康有为买下了瑞典境内某小岛的一半土地和房屋，并进行了奢华装修，“家具及装饰等极其豪华，似乎颇为富裕”。
没有证据表明，这笔投资房地产的款项，来自康有为的个人出资。
但这成为康有为个人炒房的开端，在政治失意、保皇党名存实亡的时候，他再次华丽转身，成为资深炒房客。
▲万木草堂，康有为曾经政治理想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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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民国二年，康有为结束海外流亡生涯，回国。袁世凯多次请他入京参政，他甩都不甩。
他与袁世凯不是同道中人。在讨袁的二次革命中，他甚至卖掉香港的房产，得了两万元，让弟子徐勤率19艘兵船攻打袁党广东都督龙济光。
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除了张勋复辟时，他短暂地兴奋并蹦跶了一下，其余时间，这名脾气古怪、固执倔强的过气名人，只是作为国内二流政治人物附庸风雅、装点门面的工具而存在。
他自认名气犹存，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未来负有责任，但实际上，他从未获得参与设计国家路线的机会。
很多时候，他只能持续蹭政治热点，刷一下存在感。比如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他不甘落伍，遂发出通电，怒斥曹汝霖、章宗祥，说全国人民要剥他们的皮食他们的肉。他站在学生一边，说学生代表了四万万民意。
可是，人家激进派根本不领他这个人情。
所以，他的晚年，最有心得的，恐怕只剩下炒房与纳妾了。
▲上海辛家花园，康有为在此租住七八年。
回国后，康有为基本定居在上海，最早租住的是盛宣怀的辛家花园。这座花园占地10亩，园内不仅种植瓜果葡萄，还养了大龟、海豹、袋鼠等动物。
不过，租住终归不方便。1921年，康有为自己购地10亩，仿照辛家花园，建了一座豪华园林式住宅“游存庐”。园内光各种花树，就种了1200余株。动物除了原来养的，又增添了孔雀、麋鹿、金丝猴和野驴。
除了这处住宅，他晚年还购置了几处别墅，包括杭州一天园、上海莹园、青岛天游园，分别占地30亩、15亩、9亩。
坐拥当时一线城市的几处豪宅，康有为的家业不容小觑，说他是近代最为著名的炒房客也不为过。
他常年雇佣的仆人、厨师就达四五十人。有人替康有为算账，每年大约要花掉两万银圆，约为现在百万元左右。
▲康有为在青岛的故居。
这些家业及开支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康有为一生有六位妻妾，集齐了中美日三国女子（三姨太何旃理，美国华裔；四姨太市冈鹤子，日本女佣）。除了元配过门时22岁，其余五个妾，都在20岁以下。其中，有四个妾，是康有为在50岁以后纳的。
纳最后一个妾时，康有为已经62岁，在西湖偶遇19岁的浣纱女张光，一见倾心，千方百计请人说媒，硬是把她娶过门。
据说，1919年，康有为与张光在上海举行婚礼，他的妻妾儿女集体缺席婚礼，以此表达对这门婚事的抗议。
▲康有为游览西湖，顺便娶了个妾（图为民国西湖明信片）。
康有为反对一夫多妻以及立妾的封建恶习，倡导西方的一夫一妻制，然而现实中，他不断破戒，不断扇自己嘴巴子，成为当时的一个笑话。以至于有人编排故事，说他在生命的倒数第二年，69岁的时候，还找德国医生做了“返老还童术”，以确保在性事上生龙活虎，永久不衰。
康有为一生以“圣人”自居，自号“长素”，意思为“超越素王（孔子）”，野心之大，可见一斑。但最后却沦为猥亵故事的主角，不能不说是人生最吊诡的事了。
炒房、纳妾，这些世俗的成功，在一个理想滑落的年代，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膜拜，但在一个哪怕有点精神追求的时代，这些都理应成为大众鄙夷的对象。
“康圣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称呼怎么听起来，都像是在骂人，还不如1917年一个怼天怼地发毒誓的通缉犯来得有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