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这种烂书，别再推荐给孩子们读了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西游记》长期以来被视为民族瑰宝，颇受追捧。虽非儿童文学，却影响中国儿童极深。
但在笔者看来，《西游记》全书文本，用语粗俗，价值观混乱，义理层面与现代人文精神相去甚远，可以说是糟粕多于精华，滥俗盖过风雅。
这种作品，实在不适合推荐给孩子们阅读。
文本语言粗俗，情节逻辑不清
对于中国古典小说，鲁迅有一段非常有趣的评论：
“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成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
中国古典小说（话本），多数只是说书人糊口吃饭的工具。受众的文化水平，决定了小说文本在语言层面的局限，比如，用词粗俗，高度口语化，行文中充斥着语言暴力。
从话本到小说，《西游记》的文本，曾被明代文人刻意修订过，增加了大量富有戏剧张力的“铺张表达”。不过，这种修订，并未将文本充分净化。比如，第六回《观音赴会问原因 小圣施威降大圣》一章，大量出现诸如“妖猴、猴精、这厮、那厮、泼猴、猢狲、畜生”等侮辱性名词，光“妖猴”一词，使用频率就高达12处。
当然，这些侮辱性名词的大量使用，也可以解释为小说文本风格的“客观需要”。
更严重的文本问题，在于故事情节的逻辑衔接。
话本的客源存在流动性。为了让每一个新来的客人能够快速、顺利进入当晚说书中的具体内容，而不会因未听过之前的内容而感到陌生和突兀，往往只好牺牲小说情节发展的内在逻辑。即便经过了文人的修订，转化为章回体小说，这种故事情节的逻辑衔接方面的问题，仍未能完全弥合。
比如，在李希凡看来：
“不管怎么说，（《西游记》）前七回是一个独立的神魔故事，它和取经故事的情节没有内在的联系，作者虽然竭力进行了缀合，但由于构成艺术情节的矛盾关系的性质并不相同，所以给读者的印象，仍然是两截子，两个不同的故事，缀合并没有使它们完全融合成一体。”
赵毅衡也认为，《西游记》是一部“线索散漫，情节逻辑不清，但精彩的片断很多”的作品。
图：人民文学版《西游记》
除了情节缺乏逻辑，书中还洋溢着许多不必要的血腥快感。
《西游记》在讲述唐僧身世之谜时，有如下交代：唐僧原为陈光蕊和满堂娇之子，陈光蕊被刘洪谋害，满堂娇梦中产子，将唐僧放于江流之中，留血书以明正身。唐僧为金山寺长老搭救，取名江流儿，法名玄奘。江流儿长大之后，始知身背血海深仇。已入佛门的玄奘，抑制不住胸中燃烧的熊熊怒火，秘密潜入江州城和满堂娇相认，开始了自己的复仇之路。在其母指引下，通过私人关系，经丞相殷开山引荐，向唐王乞兵讨贼。刘洪及其同党被抓获后，并不经正常的审讯程序，而是直接“每人痛打一百大棍，取了供状”。
然后，同党被凌迟，丞相、小姐与玄奘三人将刘洪押往江边，亲自动手：
“活剜取刘洪心肝，祭了光蕊”。
多么血腥的情节。
做了18年和尚的唐僧，亲自动手挖出了仇人的心脏。这种处决仇人的方法，已远离了法律正义，几与暴虐无异。如论者所言：
“刘洪的死是必然的。但是他的死法却是私人的、随意的、任意妄为的。刘洪该死，但是缺乏有效约束的社会让他死得很惨，很没有人道。”
如此是非不分的文本，显示了《西游记》的整理者对何谓人格、何谓生命、何谓正义，并无多少认知。遍观《西游记》诸章节，也很难找到追求人的自我价值、追求人性尊严之美的相关内容。
图：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的生母满堂娇
孙悟空追求的自由，不是真自由
孙悟空是《西游记》所塑造的最深入人心的文学人物。
自1978年以来，学术界关于孙悟空这一文学形象的讨论，已不再是禁区。多数意见认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
“积极乐观，勇敢无畏、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等美好品德，反映了优秀的民族性格和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孙悟空严重的反社会人格及行为，也多被解释为：
“其强烈自尊、重视自我、追求、’不受人气’的个性在那样一个社会的价值与力量。”
甚至有学者撰文，称颂孙悟空是一只“自由主义的猴子”。
孙悟空当然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者。事实上，他的所作所为，鲜有值得称道之处。
要解析孙悟空的文学形象，我们还是要回到文本当中去，从行、言两部分来探究孙这个人物的真正形象。
先以行论之。
孙悟空最被津津乐道的对统治者的反动，主要集中在西游故事的前半部分。在第六回中，玉帝和观音菩萨的对话，基本廓清了孙氏造反的主要脉络：
“当时生出，即目运金光，射冲斗府。始不介意，继而成精，降龙伏虎，自削死籍。当有龙王、阎王启奏，朕欲擒拿，是长庚星启奏道：‘三界之间，凡有九窍者，可以成仙。’朕即施教育贤，宣他上界，封为御马监弼马温官。那厮嫌恶官小，反了天宫。即差李天王与哪吒太子收降，又降诏抚安，宣至上界，就封他做个‘齐天大圣’，只是有官无禄。他因没事干管理，东游西荡。朕又恐别生事端，着他代管蟠桃园。他又不遵法律，将老树大桃尽行偷吃。及至设会，他乃无禄人员，不曾请他；他就设计赚哄赤脚大仙，却自变他相貌入会，将仙肴仙酒尽偷吃了，又偷老君仙丹，又偷御酒若干，去与本山众猴享乐。……”
“造反有理”的时代已经远去，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所有的造反都有理。在天庭和孙悟空的这桩公案之中，孙悟空该寿三百四十二岁，却凭强力销去生死簿；德行不彰、寸功未立，却凭强力让天庭招安封官入了仙籍；……对比之下，主要的过错方，并不在天庭。
孙悟空三反天庭，对人间造成的破坏，一次比一次大。第一次勾销人间阳寿，把正常的生老病死变成纸上儿戏；第二次偷吃蟠桃，大闹蟠桃大会，视规则法纪如无物，引发神魔大战，花果山生灵涂炭；最后一次大闹天宫，踢下炼丹炉，将下界变成人间炼狱。
他第一次造反，诉求是不想死；第二次造反，诉求是嫌官小；第三次造反，是不愿意受法律制度的约束。其不断撕毁自己和天庭之间的契约关系，直可谓无法无天，毫无信用和道义意识。
孙悟空追求的是“齐天”，而不是什么人性解放和个体自由。他不是什么“自由主义的猴子”，他拒绝接受任何秩序的约束。
图：1960年代红极一时的动画片《大闹天宫》
再以言论之。
孙悟空本人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他崇拜强者，嗜用暴力，因为他信奉“强者为尊应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他皈依佛门，不是因为认同佛理，愿意遵行正义，只是因为如来的手段比他强，只是因为观音许诺他“修成正果，泥塑金身”。
他反天庭，也不是因为他嫉恶如仇、对天庭的残酷统治深恶痛绝（小说对天庭在人间的统治着墨并不多），也不是因为他向往更高尚的政治秩序。他只是不愿意受现存秩序的约束，如其所言——“今番不服你管了”。
为了不受秩序的约束，他并不拒绝做一个皇帝。他曾说出这样的话：
“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
在孙悟空这里，作为“尊强”的权力，是不带任何属性的。符合他的利益，就是好的；反之，则是坏的。
孙悟空要的自由，实际上是反自由主义的。
自由主义的核心，是用权利来替代德性，寓自由于法律，在法律框架下保障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如蒋梦麟在美国所观察到的那样，真正的自由是：
“法律范围之内的自由，理智领域之内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美国导演昆丁·塔伦蒂诺在《被解救的姜戈》中，借姜戈教父之口，为其命名freeman，而不称其为liberman，正是阐发此意。这种自由确实不受法律统治，但一样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实在是一种非常低级的自由。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谈到中国人自由过剩，所批判的具体对象，恰恰是这种孙悟空式的无法无天的自由。
简言之，纵观《西游记》全书，既未见自由，也未见正义。从头至尾，都是不正义之事，都是不正义之人。《西游记》实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义之事的大百科全书。其中既读不到人性，也读不到神性，只有兽性和兽行，只有吃人的惨剧。孙悟空作为一种无法无天的典型（lawlessness），不愿意接受任何社会秩序的约束。他那种所谓的自由，是一种伤害他人利益的自由，是一种戳破了群己边界的自由。
《西游记》这种作品，还是少给孩子们看的为好。
图：六小龄童饰演的孙悟空
参考资料：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年3月5日。收录于：《鲁迅全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第463页。吴承恩，《西游记》，岳麓书社，1994。洪秀全，《天父诗》。周先慎，《孙悟空形象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意蕴》，《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杨子彦，《孙悟空形象演变与人的社会化》，《明清小说研究》，2001（3）。唐小兵，《民国留学生的美国意向》。李希凡，《〈西游记〉与社会现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