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大于努力的时代,要怎样努力才能作出更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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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的冬天,北京。
朔风凛冽,万物凋零,冰冷冷的天气中正孕育着某种惊天动地的躁动。
刚从武汉大学毕业没多久的雷军,在航天工业部北京的一家研究所里工作,因为单位待遇比较好,他的工资一度比很多同学多出一两倍。
但雷军的内心并不安分,工作之余,经常往中关村跑,认识了很多软件牛人。
这一年年底的时候,雷军在一次计算机展览会上,认识了改变他人生命运的人——求伯君,时任香港金山副总裁,也是WPS软件的创始人。
穿着名牌、打着领带的求伯君给了看起来土里土气的雷军一张散发着高级香水的名片。
雷军被这种“成功人士范”给深深震撼了。
和求伯君吃完一顿全聚德烤鸭后,雷军彻夜难眠,最后决定离开研究所,另谋出路。
1992年初,雷军加入金山,成为了金山的第6名正式员工。
这是国企员工雷军的第一次辞职,这一年的雷军23岁。
18 年后,他带着6个人,喝完一顿小米粥,又当了一回好汉。
又过了8年,小米上市前夕,雷军带着一行人在香港吃着宵夜、喝着啤酒,看世界杯比赛,意气风发地发了一封公开信:
明天,让我们一起见证伟大时刻!
通过梳理,我们其实可以发现:雷军的人生重大关头,好像都跟吃有关。
就在雷军前往珠海金山总部工作的时候。
一位北京的老人也开始准备动身,到温暖的南方走一圈。
他先到武汉,然后到广州,在雷军抵达珠海半个月后,这位老人也到了珠海。
这是一段载入史册的行程。一路走来,老人讲了很多意味深长的话,这些话后来被通称为“南巡讲话”,其中有一句话就是在珠海考察的时候讲的:
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句话,为中国之后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正是从南巡讲话开始,雷军曾经短暂待过的国有企业普遍觉得日子不好过了。
1992年起,国家决定对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的改革,第一个动刀的地方选在了国企最被人诟病的三个部位,这几块部位,被俗称为“三铁”。
“三铁”不是游泳、长跑、自行车的铁人三项,而是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也就是工资制度、人事制度和干部制度。
换句话说,就是工资不再是国家包了,工作不再是国家包了,最后连领导都不由国家包了。许多国企立马感觉自己从共和国的长子基本上变成了弃婴。
市面上也多了许多下岗工人。
许多原本打算在国企里待一辈子,“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人被上了深刻的一课:
别傻了,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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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国企已经不太吃香了,特别是在“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南方城市。
所以,1993年从深大毕业后的马化腾,直接选择进了一家私企。
开始是做编程工程师,专注于寻呼机软件的开发,一直做到了开发部主管。
5年后,马化腾离开了这家企业,和朋友一起创立了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这是私企“小白领”马化腾的第一次辞职,这一年他27岁。
那时候的他大概想不到,20多年后,腾讯公司的市值居然超过了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GDP。
1995年,雷军所在的金山踌躇满志地推出一款叫“盘古”的OFFICE软件,结果却遭遇了滑铁卢,雷军差点第二次辞职。
同一年,有个叫丁磊的年轻人因为忍受不了体制的束缚,从宁波邮电局辞了职,花了1000多块钱买了张飞机票,飞到了广州。
这是公务员编制的丁磊第一次辞职,那一年他刚满24岁。
他的梦想是做一个小老板。3年后,丁磊创立了一家名叫网易的公司。
时间恰好赶在马化腾创立腾讯的前一年。
巧合的是,他和马化腾的生日也正好在前后脚。
网易一度成为腾讯最大的对手。
至今,在游戏、音乐、新闻等领域,两家都是死对头。
丁磊辞职的那一年,马云离开了他教书的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商业网站“中国黄页”,然后带着这个听起来很有“内涵”的正经网站,四处推销。
这是事业单位人员马云第一次辞职,那一年他刚过30岁。
当时,央视东方时空跟随马云拍了一部专题片《生活空间·书生马云》。
记录了马云在北京推广中国黄页,却到处被人当骗子的窘境。
马云坐在车里非常沉默,疲倦而伤感。
4年后,马云正式辞掉公职,带着18罗汉,以50万元人民币开始了新一轮创业,开发了一个叫“阿里巴巴”的网站。
现在,这家巨无霸公司的触角已经深入到国民生活的各个角落,其市值更是一度超越腾讯。
就在马云辞职的第二年,刘强东从人民大学毕业了。
他选择进了当年最抢手的一家“外企”,历任电脑担当、业务担当、物流主管等职。
一个月的工资有4000多元,这在当年几乎是巨款。
2年后,刘强东离开了这家公司。
这是外企“精英”刘强东的第一次辞职,那年他24岁。
他拿着一万多元的存款,跑到中关村,租了一个柜台,卖刻录机。
柜台的名字叫京东多媒体。
据说,这个名字中的“东”来自于他的名字,而“京”则来自于他的初恋女友。
但说来有意思的是,他的初恋女友因为忍受不了他名校毕业却跑去摆摊的“自甘堕落”,和他分手了。
而更有意思的是,十多年后,这个当年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小摊位,已经成了电商领域马云最强有力的挑战者。
对了,我们还漏了一个人。
这个人比他们所有人年龄都要大,也比他们所有人辞职都要早。
1991年,雷军才刚刚从大学毕业。
他就已经因为在校外私自开班教授英语,被学校处分后愤然离去。
这是高校教师俞敏洪的第一次辞职,那一年他29岁。
辞职后的俞敏洪创立了新东方,最火的时候几乎有大学的地方就有新东方。
他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之一,也成了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20年后,导演陈可辛以他的经历为原型,拍摄了电影《中国合伙人》。
有意思的是,几年后,陈可辛导演拍摄了《中国合伙人2》,而这一次的人物原型是:
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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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只在一家单位工作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
即使是在最后的“铁饭碗”——体制内,随着养老社会化、聘任制等的改革推进,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更不用说在公司里上班了。
毕竟,按照《财富》杂志的统计,世界500强的寿命平均也只有40岁左右。
而据网上的数据,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更短,中小企业只有2.5年,创业公司更是要按月来计算。
估计让八九十年代的人来看,现在的所有工作大概都可以用“朝不保夕”来形容。
在那个刚刚结束计划经济的年代,绝大多数人还是习惯于躺在“单位”和“组织”的温床里,享受着稳定带来的安全感。
直到1992年的一场春风,解冻了市场,也带来了深刻的变革。
在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面前,无数人都面临着不同的选择,有的人选择留下,有的人选择离开。
二十多年后,结局就已然是天差地别。
我前面写了雷军,写了马化腾,写了丁磊,写了刘强东。
辞职之前,他们有的是国企职工,有的是私企、外企白领,还有的是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无一例外的,他们都在那个时代里作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而正是这种选择,成为了他们日后巨大成就下的第一块踏脚石。
那个年代,出走的固然是英雄,留下的也大多成了骨干,走上了高位。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权贵”,大部分都是当年没有离开,留下来的人。
据说,当年看不上刘强东跑到中关村摆摊的前女友。
后来从政,也做到了的一个实权部门处长。
说真的,你现在去看六十、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只要也像雷军、刘强东一样上过大学(哪怕是上个专科),毕业后找了一份正经工作,踏踏实实干到现在,基本也都成了社会里的中坚力量。
车子、房子、存款,该有的物质基础也都会有。
这看起来似乎自然而然的事情背后,反映的却是那个时代里最大的特点。
那个时代里,选择固然重要,但努力更重要。
无论是走,还是留,只要踏实肯干,总是会慢慢积累财富、资源。
我们可以把那个时代称为:努力大于选择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里,成功的一切秘密,其实就蕴藏在南巡讲话里:
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邓小平(1992年)
或者,还可以用另外一句流传更广的话表述:
劳动创造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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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后的现在,经济进入新常态。
辞职更是成为了一种常态。
社会变化日新月异,每个人都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既身不由己,又不知该去向何方。
前段时间,共青团发了一篇文章,《一言不合就辞职,职场青年“裸辞”现象大揭秘》。
文章里对1972名18~35岁的职场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2.5%的受访职场青年“裸辞”过,49.4%的受访职场青年考虑过“裸辞”。
不满意薪酬福利(52.1%)和不适应企业管理制度模式(51.4%)被受访者认为是职场青年“裸辞”的主要原因。
文章里不无担忧地写道:
“现如今,一些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或因一时工作不顺,或因人际沟通出现困难,一言不合就辞职。”
我不由得想起《人民日报》很早前的一篇文章里说:
“如今生活优越的年轻人,干什么厌烦什么,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辞职跳槽成了家常便饭”。
时隔多年以后,国家又开始操心年轻人不安分、辞职跳槽的问题来了。
对比去年的时候,人民日报还以《女博士当糕点师,学法律的开瑜伽馆,钢琴王子去创业》,鼓励大家辞职去创业。
我只能说,国家真是为年轻人操碎了心。
其实,和上一个时代,只有最有想法、最有勇气或者有本事的人才敢辞职相比,现在的人之所以一言不合就辞职。
原因很简单。
大部分老老实实的工作,已经很难实现更好生活的梦想了。
共青团发的那篇文章下,点赞最多的评论一语道出真相:
很多人理解青年辞职就是浮躁,今天想干这个,明天想干那个。试问如果你有一份更好的工作或者一份工作实在干不下去,你不辞职是要把自己折磨死吗?
我大概查了下北京市近两年的月工资标准。
20k-30k的占3.2%,10k到20k占5.4%,6k以下占58.1%。
而北京市的新房平均价格大概是50k一平,二手房均价约58k一平。
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在这座城市里努力生活,但一年工作也就够买块放马桶的地儿。
在八九十年代,勤劳致富绝对不是一句空话,路边摆个摊卖茶叶蛋都能卖成万元户;刘晓庆的某部电影里,两口子在镇上起早贪黑卖豆腐,就能变成小富翁。
但现在靠劳动,靠挣死工资,别说买房了,按照最近的行情,租房都快租不起了。
大部分人依靠工作和劳动,可能只能保证以不丢人的形式活下去。
既然大部分工作无法带来实现梦想的希望,也就越来越不值得珍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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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选择大于努力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随便选个方向,靠着死命的干,就想改天换命,已几乎不再可能。
而选对了风口,跟对了领导,猪都能飞起来。
至少能飞一阵。
如果浑浑噩噩,从来得过且过、不作选择,那很可能努力一生,也只是在原地高抬腿。
看起来每一步都很用力,实际上每一刻都在原地踏步。
我的一个亲戚,中专毕业后到了深圳富士康打工。
流水线工人,食堂+车间两点一线的忙碌一整天后,剩下的一点时间就是用来玩手机、打游戏。
几年下来身无分文。
后来辞职回到老家,家里筹了点钱,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开了一个专门搞自驾定制的旅行社。
五六年时间,已经在老家有车有房,混得风生水起了。
还有一个经历非常坎坷的自媒体作者,可能不少人也知道。
大学毕业后,为了能出人头地拼尽全力。他摆过地摊,做过售货员,在小公司里当过小职员,一路走、一路选,直到接触了新媒体,才发现自己的才华所在。
一家公司给了他50万年薪和一个副总裁的Title,但他只干了一年,却再次选择辞职。
因为趁着年轻,他还想看看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
这两人的经历都曾带给我很大的触动。
如果仅仅只靠努力的工作已经无法达到期望的生活,而试着跳一跳就能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那为什么不想想看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小平的南巡讲话里,还有一句话至今仍常常被人提起:
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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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里有一个词叫“出生入死”,说的其实就是,离开是生门,留下是死局。
人固有一辞,或纠结如乱麻一团,或干脆如快刀一闪。
但并不是所有的辞职,都是一种好的选择。
只有谋定后动,才会是成熟的选择;拍案而起,只能带来仓促的离开。
谋定后动,一开始忍得很艰难,但后面得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拍案而起一时很爽,但之后要面对的仍是迷茫。
对此,我有三条建议:
一、要主动作选择,不要被动选择
求职节目《非你莫属》上,曾有过一个天津的外企经理,40多岁了才选择离开单位。
虽然他过去的履历很厚实,外企中层领导的Title也曾带给他很高的工资和社会地位。
但在他因为公司裁员被迫站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时,他就已经丧失了议价的能力。
他被围坐一圈的BOSS团们各种评头论足,怀疑/否定/甚至批评,最终只能黯然离去。
如果在这家外企工作的数十年间,他能够主动尝试作出不一样的选择,大概都能知道自己在社会上是什么身价,可以跳槽去什么样的行业/什么样的公司/什么样的岗位,而不至于最后如此狼狈。
有选择的时候,要勇于做出选择;没有选择的时候,也要做好为自己创造选择的准备。
永远要把选择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交给他人。
二、作选择的时候,合适的时机最重要
1991年,在同事们还在拼命考职称的时候,马云就已经选择创立了一家海博翻译社。
但一直到1999年,马云才算真正辞去公职,走出最关键的一步。
无论是俞敏洪先利用业余时间在外教英语,之后辞职创立新东方;还是雷军工作之余帮人写软件,然后辞职加入金山。
他们作出的选择看似突然,其实细究起来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这个世界的节奏就是如此,不会每一年机会都均等,一辈子虽长,关键就是那几个点。
什么机会都还没看见、什么条件都还不具备,就太早作出选择,可能会走弯路。
而太晚作出选择,可能已经年老体衰,无力改变既定的人生命运了。
但如果确实不知道什么时机最合适呢?
那就最好趁早作出选择,年轻既可以试错,纠偏的成本也很低。
毕竟,前面写了那么多牛人,他们人生的第一次辞职,几乎都是二十出头。
年轻才是作选择时最大的资本。
三、永远要给自己留下作不同选择的可能
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求对一个越来越小的领域,知道得越来越多。
相应的,人越来越像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也就越来越难以跳出既定的框架。
在这个时代,一定不要一条路走到黑。
几年前,做传统媒体的那些人,如果只会闷头编稿子,基本已经死了一批;只有那些眼睛向外,敢于尝试的人,才最终搭上了新媒体的快车。
马化腾在公司里做研发的同时,一直在和朋友做软件、炒股;俞敏洪白天上完课,晚上还要忙着去校外开小班。
八小时以内是为本职工作,八小时之外才是为自己工作。
最终来看,我们所有的选择只有真正契合自己的爱好,更贴近自己的核心价值,才会真正出现大的突破。
而发现自己真正价值的最好方式,大概就是在本职工作之外,永远给自己一些独立的空间和时间,去尝试不同的可能。
因为不敢尝试,不愿跳出舒适圈,而满足于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最后勉强在一家公司混日子,是对人生最大的辜负。
海子说:“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
大家都曾经年轻一场,但总有人没有安于“就这样”。
马上就到下半年的招聘季了,金九银十。祝福大家都能有更好的选择。
感谢你们的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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