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其实是文学史上最巅峰的存在，我们都理解错了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指得是文章的八个部分，是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其中后四个部分，每一股又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就好像是人的两股（腿）相对一样，合起来共八股，故名八股文。

对于八股文，很多人都认为是死板的代表。顾炎武在《日知录·拟题》中就曾愤而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甚至还有人直接就把明朝的灭亡归结于八股取士的制度。崇祯末年，有人写了一份诉状置于朝堂之上，是为“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

其实八股文是一个天才的发明，它是用一种固定的形式，让人好最省力的表达出严谨的意思。可结果却是所谓的秀才、举人与这种境界相差太远，根本就无法达到这种高度，如此一来，好事就变成了坏事。

最让人诋毁的地方其实不是它的坏，而是它太难写了。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绝对的逻辑严谨性，这点就如同现代人在学过了逻辑之后，仍然不愿谈哲学一样，古代没有学过逻辑的他们，要想谈清这些问题，则更是难上加难。不信你回头看看古人一些著名八股文，可以说，还达不到先秦诸子的水平。

方苞《四书文》凡例说过：“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时期的文学大家无一不是经过上下求索，其作品才达到理、辞、气三者具足的境界。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就曾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对于八股文的作用，首先，读书人从研习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熏陶。他们于四书五经之中习得“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并以此作为人生的言行准则。明朝虽说是八股文的黄金时代，但也是知识分子最为光辉和悲壮的一代。明朝对待群臣百姓以严酷著称，而知识分子前仆后继，至死不改初衷的却数不胜数，像方孝孺、于谦、海瑞等人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其次，我们再从文学上来看，《文心雕龙·丽辞》里曾说过：“事对为末，意对为先。”意思就是说这个对仗对得好不好，不是看文字，而是要看它的意思。我们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红花、绿叶，想必大家都觉得很搭配，没毛病；可你要是换成绿肥、红瘦呢？是不是就立马不同了，除了客观存在，看得见的事物之外，一肥一瘦，正好相反，既是意对，又是反对。

最后，我们再从理上来说，小编个人认为古人之所以采取八股文作为科举的手段，并不是为了考其文采，而是考他们的思维推理能力。当官什么最重要？自然是思维判断能力，而八股文恰恰是一种能将杂乱想法归纳清晰的方法，可以说这是古人“程序化思想”的先驱，是一种极为先进的思想。八股文发明人的原意应该是希望考出官员有分析的能力，有左右辩证并综合的能力。

而且与一般人所认为的八股文犹如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相反，它一般的字数仅为五百到七百字，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数里，酣畅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阐论文章的意思。八股文的经验实在是医治文章长而空的灵药，为后世提供了文精意赅的典范。

顾炎武在《日知录·程文》中说：“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可见八股文在科举中的问题，是考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绝非八股文的毛病。这就如同刀太锋利，但刀杀人后不能因此就说刀不好，甚至是说刀不锋利，其实正好相反。

八股文在形式上是最简炼的方式；在思想上则表现出了程序化决策的萌芽；在逻辑上类似于形式逻辑；在哲学上，更是完全不输所谓的西方哲学。还是那句话，八股文属于绝对国学性、纯知识性、绝对的真理，以古人的能力很难做到，特别是在论理上，几乎是无一人能做到，主要原因还是它太难写好了！它就如同《诛仙》里的诛仙剑，没有道行的人使用他，害人害已，也就是说：没有人能使用得了它。

废除八股文从理论上讲是一种退化，其实也无所谓，反正没人会用八股，废除就废除了，反正好东西没有人会用，废不废除都一样。当然现在已没有必要学习八股文，因为可以学习逻辑。可是，逻辑与哲学其实也与八股文的命运相类似，很多人是最讨厌逻辑与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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