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觉人生难圆满，劝君读读曾国藩

作者：关山远新华每日电讯专栏作者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ID：xhmrdxwx）

近读《曾国藩家书》，读到他给弟弟曾国荃的一封信，有这么一句话：“平日最好‘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花全开后随之而来的是凋谢，月圆满后随之而来的是亏缺，世人称颂的“花好月圆”，在曾国藩眼里，却不是最佳状态，最佳状态是花尚未全开、月尚未全圆的时候。

曾国藩写这封信，是在同治二年，即1863年，曾国藩即将迎来他人生的巅峰，也就是花全开月最圆时——翌年，湘军攻破天京。

在“追求完美”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执念的时候，曾国藩的这句话，很是耐人寻味。

有多少人不懂盈满则亏、盛极而衰的道理，不懂管理自己的欲望，双目如炬、孜孜以求，却不知进退、得意忘形，在攀上自己的巅峰，顾盼自雄时，旋即一个筋斗，跌落下来。

当年曾国藩为什么不称帝?这是很多人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

曾国藩如果要称帝，貌似并不让人过分诧异，拥兵自重，割据一方，问鼎中原，改朝换代，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曾国藩之前，手握军权者当了皇帝的，多了去了，即便在曾国藩之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灭亡了，还有个悍然称帝的袁世凯呢。皇位诱惑太大了。

作为当时中国最精锐部队——湘军的缔造者和掌控者，曾国藩堪称那个年代中国最有实力的人，有称帝的足够本钱：

其一，清朝正规部队绿营的战斗力，跟湘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其二，湘军忠诚于曾国藩，都是他的子弟兵；

其三，当时“湘军系”大权在握，8个总督级的封疆大吏，湘军系和湘军系的朋友，占了5个；全国15个巡抚，7个来自湘军系……

当时曾国藩在老家建宅院，工匠都这么唱：“两江总督太细(注：‘细’即‘小’)哩，要到南京做皇帝。”

著名学者唐浩明在长篇小说《曾国藩》中，写了曾国荃打下天京后，劝曾国藩称帝的情节：

“‘我们学他。’曾国荃伸出左手掌，右手在掌心上划出一个字来。曾国藩顺着他的手势看着看着，不觉屏息静气，最后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原来，曾国荃在掌心上划出的是一个‘赵’字。毫无疑问，这指的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

……

“曾国荃扯着曾国藩的衣袖口，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好一会才慢慢地吐出，‘满人气数已尽，你才是真正的真龙天子呀!’”

唐浩明在新著《冷月孤灯·静远楼读史》一书中，第一篇文章就是《为什么不做皇帝》，他写道，曾国藩曾有4次被人劝做皇帝的经历：

第一次，曾国藩在衡阳组建湘军时，爱好研究“帝王之学”的湖南名士王闿运前来拜访，劝曾国藩既不助朝廷，也不助太平军，拥兵自重，蓄势自立，与清廷、太平军“三分天下”。

第二次，曾国藩已是两江总督，兵强马壮，大营驻扎在安徽祁门时，王闿运又华丽丽地出现了，滔滔不绝劝进曾国藩，后者微笑不语，手指头蘸茶水在桌面写字，王闿运一瞅，曾总督写了一连串的“狂妄”。王闿运最终失望而去。(值得一提的是，多年后，他的得意门生杨度，成功地“忽悠”了袁世凯称帝。)

第三次，湘军打下安庆，这是一个巨大胜利，此时接到咸丰帝猝然驾崩的消息，继位的载淳才6岁，正是“主少国疑”的非常时期，当年赵匡胤就是在类似情形下黄袍加身，夺了孤儿寡母的天下。这次劝进者，不是王闿运了，而是他的湘军集团高层人士，劝他“问鼎”的有之，暗示他“东南半壁无主”的有之。

第四次，就是曾国荃在打下天京后，感觉到清廷对湘军颇有些“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意味了，决定先下手为强，挟打垮太平天国之威，轰轰烈烈干一场。于是劝说兄长，学赵匡胤，兄弟们死心塌地跟你干。曾国藩的回复是：老弟，你有病，好好躺着，我找人给你看病。然后匆忙走了。

曾府三杰图（从左至右：曾国荃、曾国藩、曾纪泽）

曾国藩为什么不称帝？很多人分析了很多原因。也许可以用一个原因来解释：因为他是曾国藩。

他是一个按孔子教诲真正做到“每日三省吾身”的人。他很清楚自己是谁，他很明白人性的弱点，他能够有效管理自己的欲望。

道光二十四年，即1844年，这年三月，曾国藩从北京给弟弟们写信，提到了“求阙”二字，“阙”即空缺、亏损。“求阙”的意思，应该是：人不必过于追求极致、完美，有些缺陷，反而是好事。

1844年，正是曾国藩在京城仕途大好之际，他给弟弟们写这封信，源于一事：在湘乡的曾家欠了上千金的债，他从北京寄钱回家，还要求弟弟拿出400金赠送给亲戚，因为亲戚更穷。弟弟们当然不干了，于是他写了封长信，做思想工作：

“兄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今吾家椿萱重庆，兄弟无故，京师无比美者，亦可谓至万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阙斋。盖求阙于他事，而求全于堂上。”

这段话的意思大致是：

哥哥我读《易经》，悟出了“盈虚消息”之理，天地之间的充实与空虚，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或生长或消落的。一到极致，就会转化，盛极而衰，连天地日月都这样，何况人呢?

人有些缺陷，是再正常不过了。正因为世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也正因为世人都追求圆满完整，从而难免存在着怨愤之心、忌妒之心。

如果你什么好处都占尽，既不公平，而且很危险。我们曾家，现在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两代高堂都健在，这是多么的幸福，而且兄弟姐妹俱全，我本人也官运亨通。人世间的好事，我们曾家占了太多。如果还一味追求更多的好处，将会因此而损害现有的美满。

这是人之常情：若看到我们曾家什么都能得到的话，便会认为天道不公平，怨愤、忌妒便会向曾家发泄，我们有可能面临无妄之灾。所以，拿出400金赠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唐浩明如此评价曾国藩的“守阙”：曾氏的求阙观念源于《易经》。《易经》这部儒家经典，揭示了宇宙自然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即万事万物随时都处在变化之中。

这种变化的特点是盈、虚、消、息互相转化，没有久盈久息，也不会久虚久亏；盈到一定时候就会变为虚，息到一定时候也会变为消，反之亦然。

这种变化的另一特点是：盈满是短暂的，一旦到了这种时刻，便会立即向亏缺方向转化，反之，亏缺却是长期的；而盈满又是少见的，亏缺则是普遍存在的，如天有孤虚、地缺东南等等。既然亏缺是自然的常态，那么，有缺陷也便是人的常态，真正得道之君子，要安于有缺陷的生存状态。

“求阙”与“花未全开月未圆”，其实是一个意思，同种心态。唐浩明评价说：常人都追求齐全，追求完美。“求阙”的心态则不主张这样，倒是希望常常有点不足，有点遗憾。

到底是完美好呢?还是有点缺憾好呢?这中间没有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一种处世态度。比来比去，可能还是以存阙为好。因为“完美”很难达到。“完美”是没有固定标准的，为着一个虚幻的目标去拼死拼活地追求，人很累，而意义却不大。

曾国藩还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求阙斋”，时时提醒自我：面对名利地位财物等诱惑时，要知道，你不可能拥有一切，你拥有的越多，离圆满越近，殊不知，亏虚将至、灾祸来临。

皇位的诱惑，当然是终极诱惑。堪称：月圆到无比饱满、花开到淋漓尽致。曾国藩不动心。

那是一个越吹越大的气球。

咸丰帝生前承诺：谁打下天京，就给谁封王。

但清廷并没有兑现承诺，曾国藩打下天京城，立下天下第一功，朝廷只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袭罔替。但即便如此，曾国藩也攀上了人生巅峰。

深知“守阙”之道的曾国藩，可以想象当时的内心之惶恐与言行之谨慎。

他要让自己的弟弟避免“盈满则虚”的危险，曾国荃跟他不一样，在历史上是一个“功高多谤”的人物，“杀人如麻，挥金如土”，性格缺点非常明显。当时湘军水师最重要的将领彭玉麟，刚直耿介，曾经三次请求曾国藩大义灭亲，诛杀老弟曾国荃，弄得曾国藩苦恼不堪。

打下天京后，曾国荃固然立下头功，但杀人太多、抢掠太多，民间流传曾国荃的吉字营湘军掳掠的金银如海、财货如山，一时间，长江上成百上千艘舟船，满载这些财宝驶向湖南，同时奏报朝廷：洪秀全的“圣库”，已无金银。清廷自然大为不满，当时财政困难，还指望着夺取太平天国的国库来充实一下呢。

清廷此前并非不知道曾国荃有硬伤，但毕竟需要他打仗，现在天京打下来了，形势就颇为微妙了。只是曾国荃正在得意之际，未能察觉，但曾国藩却很清醒。

他在大功告成后，上报有功人员名单时，位列第一的不是他弟弟，写的是湖广总督官文，“六月，克复江宁，曾国藩奏捷，推官文列名疏首”(《清史稿》)。官文主要是在后勤方面做了些工作，“征兵筹饷，接济东征”，但有一点很重要：官文是满人。曾国藩还列了一系列有功人员，竭力淡化曾国荃的“头功”。

接下来，曾国藩又主动要求裁撤湘军，“奏准裁撤湘军两万五千人”。不仅裁军，还让曾国荃解甲归田，他给这个容易冲动的弟弟写信说：“金陵克复，兄弟皆当引退，即以此为张本也。”

但此时曾国荃已被封为江西巡抚，正处于人生之巅峰，感觉多好啊，没听曾国藩的，看到老弟没有反应，曾国藩立即又写了一封信，言辞很严厉：“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他同时奏请朝廷，以曾国荃病情严重为由，请求将他开缺回籍。

曾国藩在兄弟中有崇高的威望，曾国荃只能回湘乡老家了，老兄勉励他“百战归来再读书”，他当然闷闷不乐，但是，一度沸反盈天的批评谴责已经平息下去了。

不要让自己和家人处于盈满状态，以免招祸——这是曾国藩的智慧。他在一封家书中曾写道：

“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即将盈满怎么办?“自概”。“概”引申为刮平、削平之义。管子说：“釜鼓(古代容器)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容器满了，人就用“概”去削平、刮掉一些，使之不溢满出来。这是“人概”。同理，人满了，天会借别人的手来概。曾国藩认为，“天道恶盈”，与其等老天爷假借他人之手来收拾，不如自己先动手。

他信中所说的“霍氏”即霍光，西汉末年的权臣，与三国时吴国的诸葛恪一样，都是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却不懂收敛、不知进退，盈满之际，大祸临头。

如何自概？曾国藩的办法是清、慎、勤、廉、谦、劳，即清白、谦虚、谨慎、清廉、勤劳。简而言之，他的“自概之道”，就是自律的智慧。

唐浩明在《冷月孤灯·静远楼读史》一书中，有一章节叫《强者性格与求阙心态》。

他写道：“古往今来，在军政舞台上活跃着的人物，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强者性格，而且这些强悍者又大多是强到底硬到头的角色。但同样身为军政首领，曾国藩却既具强悍气势，又藏求阙心态。在这个舞台上，如曾氏者并不多见。”

毫无疑问，曾国藩是一个强者，否则绝不可能以一介书生的身份，率领由血性儒生和淳朴农夫组成的军队，在乱世如麻中崛起，挺过一次次打击，最终成为辉煌传奇的主角。曾国藩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挺经》，“打掉牙和血吞”，坚持就是胜利。这完全是强者的性格。

强者求阙，大为不易。弱者求阙，是一种自我安慰；强者求阙，却是对自己的一种战胜。

强者拥有太多资源太大权力太高地位太爆棚的自信心和太多人的恭维，也面临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诱惑，有时认不清自己，自我膨胀，骄纵放肆，“老子天下第一”，是经常的事。

曾国藩也经历“求阙”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起初在长沙奉命办团练时，书生意气，骄傲清高，过于强势，谁都不放在眼里，手法简单粗暴，狠辣嗜杀，还没跟太平军打仗，就落下了一个“曾剃头”的绰号，结果在长沙城里四处树敌，得罪了绿营，也得罪了官场，实在撑不下去了，才去了衡阳。

后来打仗，打出了一些名气，却得罪了更多的人，处处有人掣肘，尤其是出湘进入江西境内作战后，江西一省官员都与他针锋相对，那个憋屈啊，他曾这么描述湘军在江西的日子：“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眼泪多得如滔滔江水了。

正痛苦不堪的时候，他的父亲过世了，他当即上疏要求回家守孝，不等皇帝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径直回了湖南老家，一时舆论大哗，朋友们都在批评他。皇帝自然不允，他又上疏诉苦，其实存了讨价还价之心，希望皇帝出面帮他脱困。但当时正值天京内讧，太平军元气大伤，皇帝回复说：既然如此，你就在家里待着，守孝三年再说。这其实就是把曾国藩给废了。

那段时间在湘乡，是曾国藩人生最痛苦的一个阶段，举动大异常态，整日生闷气，“心殊忧郁”，动不动就骂人，但痛苦过后，开始反思，思索什么是真正的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求阙”，他自称为“大悔大悟”。

复出时，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不再锋芒毕露，变得和气谦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变成了一个“官油子”，他仍然是律己甚严的曾国藩，只是悟出了什么是“强者求阙”，自控力更强了。

前些年有本叫作《自控力》的书卖得很好，作者是美国健康心理学家凯利·麦格尼格尔博士，这本书讲了自控力的秘密，阐述了人们为何会在诱惑面前屈服，以及怎样才能抵挡诱惑。例如，有一节叫作《大脑的弥天大谎：为什么我们误把渴望当作幸福?》。曾国藩若读到这一节，肯定引为知音。

事实上，完全可以把《曾国藩家书》，当作中国文言文版的《自控力》。自控力完全可以通过训练来获得，曾国藩的超强自控力，是通过作为儒家学者近乎残酷的自我修炼完成的，他律己甚严，坚持每日反省，甚至到了今人难以理解的程度，例如，他在一次日记中写道：

“昨日梦人得利，甚至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

梦是人的潜意识深处的反映，曾国藩连自己潜意识中的贪欲都不宽恕，完全是心灵苦修了。

他“求阙”，是针对身外之物，比如财富、地位、官职、名利，对于自身人格，他是追求完美的。

唐浩明写道：“细细揣摩曾氏的求阙心态，其主要目的是针对‘贪欲’而来的。

的确，强者最难战胜的，就是贪欲——机会越多，欲念愈强。

天津教案

历史真的跟曾国藩开了一个大玩笑，让他真实体验到了“花全开月已圆”之后的感觉。过山车一般的感觉。

同治七年(1868年)，名满天下的曾国藩改任直隶总督，上任一年多，就遇到棘手事：天津教案。历史已有公认：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中外文化、宗教、外交冲突事件，当时洋人飞扬跋扈，国人群情激愤，误会无法解开，最终失控。曾国藩受命前来天津解决此事时，外国军舰已开到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