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族的时代悲歌

1920年初夏的黎明，一阵阵轮船的汽笛声，划破了瓯江水面上的宁静。在这条贯穿浙江南部的大河上，停泊着一条甲板上挤满人群的客轮，它的出发地是温州，目的地是日本。

瘦小的温州永嘉人陈光，也挤在甲板上的人群里，吃力地向给他送行的伯父和堂兄们挥着手。这是陈光出生十几年来第一次出远门，他望着逐渐远去的故乡和亲人，脑海中浮现出“劝郎莫作漂洋贾，海上风浪不可当”的老话，眼角逐渐湿润起来。

陈光的家乡温州，是一个三面青山，一面朝海的城市。相传东晋时期，能“撒豆成兵”的郭璞来到这片土地上，亲自设计了一个沿“松台、海坛、郭公”等七山而建的城市，称之为“城绕其巅，寇不入斗，则安逸可以长保。”

然而，这座美丽的沿海城市，并没有世人想象的那样富饶。

“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温州，耕地资源严重不足，人均面积仅为全国的1/4，出现了“平阳讨饭、永嘉逃难”的落后局面。陈光自幼父母双亡，寄养在大伯家里，家族十几口人，仅有二亩山田和百株番薯藤园，起早贪黑，仍不能温饱。

 温州农村的茅草屋，1985年，《温州晚报》

而一海之隔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经济快速发展，在1918年又实行了对中国人入境免签的政策，因此，一批又一批的温州人，开始挤上的轮船，前往陌生的日本。只有十几岁的陈光，也加入了东渡谋生的人群。

日本并不欢迎中国劳工，而且免签政策规定，入境者必须携带30日元以上旅费或等值商品，因此陈光这些劳工只能伪装成卖雨伞帽子的小商贩入境，还要遭受被称为“包客”的蛇头中介们的盘剥，但为了逃离瘠薄的土地，改变贫穷的命运，这一切似乎都值得。

抵达日本后，在同船老乡的带领下，陈光很快找到了同在日本的表叔和几十位同乡，这是温州封闭环境形成的特点：重视宗室之亲和同乡之情。在一个破旧的厂房里，表叔和几十个温州老乡搭出了一个简陋的落脚之地，陈光安顿下来之后，便跟随大家外出工作，大部分是挑煤挖土的体力活。

日本企业喜欢用华工，干活时间久，工资却比本土工人低30%，但对于陈光们而言，这一天工资已经可以抵上国内半月以上的收入。因此，尽管日本从1899年就开始实施排斥华工的政策，但华工人数依然稳步上升，在1922年达到了17000人，其中近5000人来自浙江温州和台州等地区。

然而，1923年关东地区的一场地震，给这些劳工们带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厄运。

当年地震为里氏8.1级，东京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造成44万栋房屋烧毁，14万人死亡。日本民众对救灾不力极为不满，军部好战分子伺机推翻内阁掌控了。为稳定民心，日本军部大肆制造谣言，称中国劳工得罪了天神，导致日本列岛下面一条鲇鱼翻身才引发了这次灾难。

民众的怒火迅速转移，手持刀棒的学生、浪人、军警，四处寻找中国劳工，最终近700名中国劳工被惨杀，其中90%为温州人。陈光住的那座破旧厂房，也在一天深夜遭到了数百名日本浪人的围攻。自小机警的陈光，躲在了厂房的地下货窖里，才逃过一劫，而他的表叔和另外十五位同乡，全部在当晚遇害。

有幸逃脱的陈光，却没有回到温州，而是跟着幸存下来的同乡一起，途经厦门、新加坡、马赛等地，在1923年底来到了法国巴黎，继续打工谋生，而一待就是三十五年。这期间，洗盘子、扛袋子、拉车子、卖皮夹子，被警察关押、被打掉门牙，甚至被狼犬追咬。对陈光而言，浪漫的巴黎，并不比凶恶的东洋更温柔。

1958年，被誉为“现代新闻摄影之父”的法国摄影师亨利·布勒松来到中国，用35毫米相机记录了这一特殊时期。照片随即在法国华人圈里引起了强烈反响。陈光在法国的积蓄并不多，但他时刻惦记着国内的穷亲戚们。于是，他准备了一些钱和一封信，托人从法国，途径香港，带回了温州。

红色中国，Henri Cartier-Bresson 

1958年 ，LIFE杂志

在给伯父和堂兄弟们的这封信中，陈光讲述了自己离开家乡的无奈、逃离日本的凶险、寄居法国的辛酸，并在结尾嘱咐道：“人一定要拼，哪怕生为草绳，也要做绑螃蟹的那根。”

常年的劳苦导致陈光的身体越来越差，不舍得花钱住院的他，在1960年孤身辞世。在离开这个世界时，陈光并不知道，他给亲戚们寄的钱，在那个计划管控的年代，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而那封信，却给伯父一家造成了无尽的麻烦。

他更没预料到的是，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里，那片他魂牵梦萦的土地，会以一种无比惊人的强势，登上中国经济舞台。

01

就在陈光往老家寄信的1958年，他的堂弟陈明正经历着人生的第一次风波。

两年前，号称“永嘉三杰”的温州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在燎原农业合作社试点“包产到户”，这一政策大受农民欢迎，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于是，1957年李云河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调查报告《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成为全国第一篇公开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

已经做到乡的陈明，对包产到户政策非常赞成，更是在辖区内积极推进。陈明小时候虽然贫穷，但是也很爱读书，而对于本土的“永嘉学派”更是颇为推崇。因此，他常常鼓励自己的儿子陈谢国用功读书，以开启老陈家的仕途之路，发扬“经世致用”的传统理念。

然而，一张针对李云河和包产到户的大字报，很快将众人的热情浇灭：“自己讨个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讨的老婆都是包、包、包”。《人民日报》也旗帜鲜明地点名温州方案，“犯了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错误”。于是，李云河在干部会议上被划为右派分子，陈明也被免职，成为了批斗对象。

李云河的倒台给刚起步的温州经济带来了重创，而这只是国家工作重心从经济调整到其他领域的一个开始。1966年，陈光从法国寄回来的那封信，被前来抄家的群众搜了出来，成为了右派陈明一家“通敌叛国”的证据，将其拖入了无底深渊，已经在县城单位上班的陈谢国，被押回农村劳动改造。

三年后，陈明离开了人世，陈谢国也彻底陷入了对人生前途的迷茫之中。在农村劳动的那些日子里，叔父陈光的经历和草绳的比喻，总会给他一些勇气和耐心，直到1977年，终于有一股暖风，让他重新兴奋起来。

1976年，国家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动荡，第二年，邓小平恢复了高考，成千上万学子奔走相告，而温州金乡镇的群众们，更是群情振奋。金乡是商标的生产基地，早在明朝就有产品远销东南亚。恢复高考后，金乡人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这么多大学要招生，肯定缺少足够的校徽。

金乡商标，1992年，《温州晚报》

于是，只有8万人的金乡镇，涌现了700多家商标厂。宣传资料通过“三分钱”的邮票送往各地，产品则被跑断腿的供销员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往各大高校。当年金乡镇的校徽销售收入达到了100万元，销量占到了全国一半以上。

没钱办厂的陈谢国，也加入了供销大军，当他身上别满了各式校徽，在各个大学的办公室里进行推销时，仿佛挂着功勋的战斗英雄。

次年三中全会召开并确定了改革方针，一些省市还在疑惑如何推进的时候，尝到甜头的温州人已经热情迸发。而此时的中国也处于物资奇缺的时代，螺丝、纽扣、线圈等小日用品也供不应求。于是，“针头线脑”的温州人，全家出动，在家庭作坊里将一批批小产品生产出来，然后被千军万马般的供销体系推向全国。

小商品的“流通差”成为了温州人的第一座金矿。温州民间出现了这批潮流的代表人物：“八大王”，即：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电器大王郑元忠。

八大王成为领域的带头人，开工厂、招工人、或买轿车、或盖洋房，财富效应激发着更多的人丢田弃船，倒货开厂。

陈谢国利用早年叔父的海外资源，接到了世界杯纪念章的订单，准备自己办厂大干一场。不少法国华侨纷纷联系到他，即使不回国也希望向他汇款做股东，充分展现了温州人的信用文化。

然而，晴天霹雳突然来袭。1982年，开始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温州八大王被树立为“投机倒把”的反面典型，相继被捕判刑。其他个体户也逃的逃、抓的抓，七零八落，陈谢国也停掉了工厂建设。这段时间，温州工业增速从1980年的31.5%，陡然下滑至1982年的-1.7%。

幸运的是，“打击”的初衷并不是针对私营经济，而是那些“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被腐蚀了的干部”。随后，邓小平对安徽“傻瓜瓜子”也作出批示，“就那么几个人，搞资本主义再把他拉回来就是，让人家搞一搞有什么可怕的。”这为私营经济打了气。

因此，在八大王被抓的年底，陈谢国和其他1200多位“资产主义尾巴”，被邀请到温州市参加会议。陈谢国觉得这是再清楚不过的“鸿门宴”，他和几个朋友打招呼告别，还特意让家人准备了住“号子”用的脸盆和被服。

出乎意料的是，当天他不仅与袁芳烈“平起平坐”，还被邀请上台做了发言。会议结束后，陈谢国找到袁书记，希望把领导“讲话稿”带一本回去当证据：“这下真的给我们壮了胆，定了心，可以放开手脚去干了”。

政策的暖风频频吹来。1984年八大王相继平反出狱，1985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盛赞“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解放日报》也刊登了“家庭工业看浙南”的头版文章。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更加释放了对经济改革的决心。而这期间，温州人的商业荷尔蒙彻底激活。

《解放日报》，1985年5月12日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消费者缺商品，生产者缺资金。而敢闯敢拼的温州人，在发达的民间信用体系支撑下，如鱼得水：发现机会、亲友集资、加足杠杆、快速复制、垄断行业。小小的温州，产生了永嘉桥头纽扣市场、乐清柳市五金电器市场、乐清虹桥综合农贸市场等十大专业市场，享誉中国。而这背后是几千个生产基地、十万个家庭作坊。

在得到时任副总理的万里批示“大胆试验，支持”后，1986年温州被列为试验区，温州人“勇于突破、敢为人先”的特点也在这一时期展现得淋漓尽致，比如：

农民手里有钱却没有城镇户口，进不了城，于是就集资建了中国农民第一城：龙港；从外地回温州没有航班，就包飞机，开辟航线，成立了中国首家私营包机公司：苍南县天龙包机业务公司，吉祥航空（均瑶集团）的前身；

国有银行贷款难度大，流程长，于是就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挂牌的金融机构：方兴钱庄（开业第二天就被国有银行抗议，被迫转入地下），和第一家民间股份银行：鹿城城市信用社；而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成功改制为温州南方啤酒有限公司，更被称为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企业示范章程。

尽管出现了以“杭州武林门焚烧温州皮鞋”为代表的产品质量信用危机，但也不能阻挡在中国经济转轨的大风中，顺势飞奔的温州人。温州GDP从1978年的13亿，飞速发展到2000年的822亿元，位居浙江省第三。这一阶段在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中得到了良好的诠释，也吸引了英国BBC前来拍摄了纪录片《通往财富之路》。

陈谢国的事业，也从三五人的小作坊开始，不断壮大。凌晨两点工人下班后，陈谢国躺在车间的地铺上，看着身边的机器，想着陈家经历坎坷的那些先辈们，不禁感慨：时代真的不一样了，真好。

时代可以成就一代人，也可以毁灭一代人。在进入到2000年之后，留给陈谢国这些实业老板们的好日子，并不多了。

02

1995年，陈谢国的工厂已经达到了1500人的规模，前辈的海外关系、产品的高性价比，为公司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货车在路边排成一列，司机在车厢里吃睡。产品刚下装配线，就立刻打包发货。连年出口创汇在2000多万元以上。当地非常高兴，于是，工厂门前的路也改为了谢国路。

然而，到了2002年，陈谢国的工厂，在利润连续三年下降后，出现了首次亏损。

邓公南巡的十年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已经不再是物资匮乏的时代了，质量超越价格成为了消费者考虑的主要因素，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品竞争激烈，这也是温州工厂普遍面临的问题。

鼎盛的打火机行业，在1992年足足有3000多家企业。一年多后美国对打火机实行儿童保护法案（要求增加防护开启装置），导致一半以上企业关门。而到了2008年，则只剩下100多家。当年号称“打火机配件一条街”的信河街，也已经成了卡牌娱乐的聚集地。

样式老套、环保要求成为公司产品的两座大山。而为了改善局面，陈谢国经常开着自己的桑塔纳到50公里外的茶山，去旁听城市大学里的经济课。在课上他得知了提高利润率的两个措施：产业升级生产高利润产品、加强管理降低生产成本。

然而，以家庭作坊为主的温州，并不具备升级的产业配套。高校稀少，也缺乏技术人才，第一个方案只能被忽略。而自己的儿子陈继兴管理方面是半吊子，并不愿意继承父业。

陈谢国也曾聘请过职业经理人，但厂子里的亲戚也总会排挤外人，因此，即使“50万年薪 奔驰车 提成”的天价待遇，也没能招来金凤凰。

幸运的是，陈谢国很快就发现摸索到了提高利润的第三个措施：投资其他资产获取价差收益。

1998年，为了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决定将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以“取消福利分房，实现居民住宅货币化、私有化”来推动房产改革。

和喜欢追政策热点的温州老板一样，陈谢国也用原本计划购买原材料的资金，购买了鹿城区两处房产，结果一个月便实现了20%以上的上涨。有点吃惊的陈谢国快速出售了一套，但十天之后，当他决定以高于售价10%的价格，再重新购买一套房产时，他意识到：实业的路，回不去了。

房地产商开始在一片片空地上挖坑建房，大同巷、中山桥、解放电影院等等相继被拆进行改造。

但这些建造速度，俨然跟不上一叠叠插着翅膀从实业狂飞而来的钞票。温州房价快速翻倍，进入了只买不卖的锁仓模式。陈谢国找到了一位在某部门任处长的朋友，才买到了一个新楼盘的楼花。

到了2008年，象征着顶级土豪的绿城鹿城广场开盘时，处级别已经无能为力了。这时，投资地产上瘾的温州老板们，突然发现，500公里外的上海正在闪闪发亮。

2001年，《温州晚报》组织了150多个温州人，坐满了三节火车厢，专程到上海买房，时间特意选在了8月18的吉利日子。陈谢国也在看房团中，他们在上海受到了热烈欢迎，三天买下了100多套房子，豪甩5000万元。

回到温州之后，陈谢国越想越觉得买少了。于是，两个月后，一列列专机又将温州人送到了上海房地产市场，6800万、8000万、1.2亿，不断扩大的交易额一次次刷新人们的眼球。

温州购房团，2001年

温州购房团也开始扩大自己的版图，北至哈尔滨，南至三亚，西至重庆，东部狂扫海岸线。“将全国楼市当做满汉全席，逐一品尝”，“把买房当做买菜，出手利落”，成为温州购房团的宗旨。而购房团的成员也从企业老板，扩大到了公务员、普通老百姓。

温州购房团的战果颇丰，所购房产价格不出半年就能实现20%的上涨，有些甚至可以达到年化200%的收益。快速上涨的房价也为温州人带来了“炒家”的恶名，受到不少普通大众的抵御，但却被地方和开发商们亲切称之为“价值发现者”。

商户抵御温州炒房团，2011年

财富迅速增长的温州商人们，从大蒜生姜到原油螺纹钢，把“炒”字发挥到了极致，而最著名的战场莫过于“黑金”：煤炭。

上世纪90年代，不少温州人到山西下矿井挖煤，但经济下滑导致煤炭价格持续下跌，一些小矿主付不起工资，便将矿井抵押给了包工头，这成为了温州商人和煤炭打交道的契机。

早期的温州煤矿老板苦不堪言，两年亏300多万。一直熬到2000年，煤炭价格持续上涨，回本用了半年，翻倍用了四个月。回首这段往事时，一位老板总结道：我不是天生强大，我只是赌博式的死扛。

赚钱效应像磁铁一般，快速吸引了温州商人的钱币，几年间，400多户家庭携带30多亿元，在山西省承包了300多个中小煤矿。在忻州原平市，有80％以上的煤矿都被温州人承包。

而2001年，陈谢国在送给某县长一辆帕萨特之后，也以200万元的价格拍下了一个破产的煤矿。他估测该煤矿价值千万，而事实上，不到一年，他再转手时就达到了2000万。

2003年，温州煤矿主开始向有关方面报批成立“山西省浙江煤炭企业协会”，这个消息给温商们注入了一剂加大煤矿投资的强心针。

2004年，陈谢国联合几位朋友合资了1亿元，又从民间以年化20%的利息，借贷了2亿资金，一口气拿下一个县70%的小矿场，以便于联合维护价格。他们打算价格升50%便将矿厂转手卖掉，这样本金回报就可以达到100%。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10月，山西出台强制政策，计划在2005年底，将年生产能力小于9万吨的小煤矿全部淘汰，而这些煤矿90%都被温州老板承包。慌了神的温州商人们只能一边联合起来和协商，一边忍痛撤退。

几个月后，浙江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公布了一份调研报告，表明温商买煤矿是投资，而非投机，煤炭价格上涨来自于能源需求，而不是联合抬价。但这份文件并没有任何作用，陈谢国不得不降价30%将煤矿转手，最终本金几乎损失殆尽。

这一次的失利，让陈谢国深刻感受到了杠杆的威力，痛入骨髓，终身难忘。

因此，2008年，当他面对各种贷款优惠引诱时，果断折断了银行递来的橄榄枝。当时，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中国为抵御冲击，双管齐下：出台了四万亿刺激政策，央行5次降息3次降准，灌溉放水。

当年，一波波不同银行的信贷人员踏破了陈谢国的门槛，希望其从银行申请贷款，金额可以超支，利息可以下调，用途可以更改，只用丢个平台公司过来就可以等钱到账。无论哪个条件都足以让陈谢国感受到帝王般的待遇。

因此，为防止自己把控不住，贪欲再起，陈谢国专门请人在一个四方的纯金卡片上，打磨了四个大字“不要贷款”，并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一时被朋友传为笑料。

陈谢国朋友老叶的公司总资产仅有1亿元，但是通过银行贷款了1.5亿元，资金以承兑汇票（必须有实际贸易活动才可使用）的违规形式陆续到账，老叶准备用这笔钱来搞房地产。

老叶联合几个人拍下了温州市鹿城区一块土地，实际可用面积像个六边形，不算利息，只算土地、建安和税收，总成本就已经高达3.8万元/平米，而当年温州人均收入为3.2万元/年。但老叶丝毫不惧，毕竟该区域的房价是5.5万元/平米。

开发商和购房者很快进入了一个赛跑怪圈中。房地产商不少钱来自于民间借贷，而购房者又多为放贷者。高额的利息让购房者有了虚幻的购买力，而为了支付高额利息，房地产商又不得不继续抬高房价，而高房价又给了房地产商虚幻的高利息支付能力。

2010年，国四条、国十条、九二九新政等一轮轮房地产政策开始出台，2011年继续加码政策压力，而且央行也开始释放重磅炸弹。截止2011年7月，加息3次（2010年以来共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2010年以来共12次）。

温州房价在2011年上半年迎来了快速凌厉的上涨之后，便毅然决然地转头向下，套人无数。温州楼市的氪金标志绿城广场，从巅峰的10万/平方米跌回到了开盘价4.5万/平。机场大道上的富人区香缇半岛、中梁府，从每平方米六七万元跌到了3万元左右，直接腰斩。

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规模达到了3000亿元，利息也在15%以上。这些钱，一部分流向了房地产，一部分流向只有几个点净利润的实业，还有一部分在被借款人挥霍。而随后爆发的江南皮革厂黄鹤因赌债破产跑路，波特曼咖啡经营不善跑路，这些单一事件成为一桶桶燃油，倒向了信贷危机的火堆，导致最终“火烧全城”。

当年温州地区银监会公布的不良贷款率达到了5%，远超平均1.5%的水平。但实际上不少银行不良率达到了20%。温州金融机构的求援电话，很快就打给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央行指示浙江相关机构出台解决方案。两个思路很快形成：一个是紧急救助，用钱摆平；另一个是不给钱，但是给政策，辅助温州自救。

一番讨论后，央行计划给予600亿有条件的资金救援，但消息刚开始吹风，立刻遭到舆论的指责，“用公共资源救助私人老板是不道德的行为”，“盲目扩张的民营企业就应该承担倒闭后果，实现自然淘汰”。

于是，沉默和放弃，成了最佳的选择，温州金融行业开始硬着陆。

风波结束后，整个温州银行业统计亏损金额达到了1600亿元，而民间信贷亏损额也高达百亿元。大而不倒，对于做小商品的温州民企而言，遥不可及。

陈谢国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跳楼、跑路的消息：借钱的老板，互保的企业、倒钱的中介、出钱的普通人，人人自危。每次听到这些消息时，他都会脊背发凉，若不是自己早年吃了亏控制了杠杆，肯定会成为其中一员。

2013年，陈谢国接到了老叶的电话：“兄弟，我要跑了，欠的不多，但是没信心再还起来了。2009年逼着我去银行借钱，2011年又开始逼着我还钱。政策的短线操作比温州人都快，真是被搞死了。”

心力交瘁的陈谢国打算彻底退休，他希望儿子重回实业，把工厂再办起来，但儿子没有应承，陈谢国也知道，孩子的选择没什么问题，现在再做实业，已经是死路一条。

这些年房产价格高涨，导致人力成本大幅上升。没有了劳动力红利的温州，又赶上了2005年之后的人民币升值，出口业务再遭打击，建个工厂做实业，等于用打火机烧钱。

放弃实业的陈谢国，每天傍晚都会在自己工厂前的马路上遛弯。走在这条路上，他时常回想起父亲带着他下地干活、自己背着产品到处推销的场景，而他脚下的这条路，以前叫做谢国路

03

陈谢国的儿子陈继兴，虽然没有接老爸的班，但并没有闲着，他正在跟朋友琢磨着一些“大投资”。在2011年的一个夏天，在香格里拉的V8包厢里，他们一边嚼着鸭舌，一边听着密友小胡的口若悬河：

“目录大王可是咱们温州人，这比马云搞中国黄页都早了十几年。但现在你看看，一个默默无闻，另一个成为了世界首富，这差距就是科技的力量。我们温州人要在科技领域大发威风。”

陈继兴们连连鼓掌叫好。他们几个人吃九山湖冰淇淋的时候就在一起玩了，也算世交。小胡去英国镀了层金后，被老爸叫了回来，陈继兴则在温州大学过了四年，另外两个朋友则高中读完就到了家里厂子里帮忙。继承父业，成为了他们共同反感的话题。

小胡的想法激发了大家的热情，而且作为英国回来的最高学历者，毫无疑问成为了项目带头人。大家当即掏出手机，一共往小胡的账号里转了100万，用于科技公司筹备开支。随后便举杯相庆：“超越父辈，来来来，干杯！”

不到两周，公司便注册完成，1000万资金也即刻到位。办公室选在了新城大自然写字楼，寓意新城新气象。8楼整个一层，装修也高档，拎包即入。上个租户是家贸易公司，亏了两年后，关了工厂、关了公司，打算提前养老了。

公司成立用了两周，但是招聘却用了大半年，依然无所收获。毕竟居民高房价、城市低规划的温州，难以留住人才，更不提科技相关。2012年，温州籍在外读书的大学生毕业回乡工作的比率不到60%，随后几年更是不断降低。而温州大学的外地籍大学生选择在温州工作的比率也仅15%左右。

陈继兴几个股东并都不懂技术，小胡也只是自诩为“战略大师”。一拖两拖，英雄气就短了，科技项目就只能暂告一个段落。毕竟这些钱对陈继兴几个人而言，只是九牛一毛。于是，场地照常租用，几位股东隔三差五在公司吃吃火锅喝喝茶，继续寻找下个财富机会。

这个“机会”很快悄然而至。

2013年，互联网金融在科技大潮和政策鼓励下，平地崛起，p2p席卷大江南北。虽然挂着科技的外衣，但找钱卖钱赚差价的业务模式，不过是温州“抬会”的孙子辈。对熟悉这种套路的陈继兴们而言，也是轻车熟路。

2014年，陈继兴在杭州注册了一家P2P公司。吸取了上次招聘经验，他们分别在杭州远洋大厦、上海金茂大厦和温州财富中心，开了三个办公室，都是当地的金融CBD。杭州有技术、上海有名气，温州有资金，用小胡的话叫做一体两翼，而扎台型是玩金融的硬实力。

不到一个月，技术人员招聘完成，网站上线，公司快速投入运营。资金方面，通过招募了一百多人用电话、网络来寻找资金储户，甚至请了一些外国友人来包装科技项目。而项目源则基本是身边的朋友、亲戚公司。有时也会虚拟几个项目，空转几圈，到了2015年，这些钱大部分流向了股票市场。

高大上的形象，高额的预期回报，让陈继兴的公司坐上了一台喷射机。第一个一百万流水，用了两个月，第一个千万则用了两周！公司顶峰时期的日流水更是近亿元。

陈继兴和朋友们时常感慨，“我们成功了，这是父辈们想都不敢想的成就，还是炒钱赚钱快”。陈继兴也开始寻找一切炒钱的机会。很快，一本《通向财富自由之路》成为了他每天必读之物，新的业务规划也逐步形成，那就是：区块链。

2017年的一个下午，市区的一个居民楼内，五十多号人围坐在四张餐桌上，桌上摆着血蛤、猷蜢，鸭舌等地方特色美味。一位妙龄女子激情四射地演讲着：

“区块链，是一个颠覆人类的发明，这是继互联网之后最大的一次浪潮，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我们的币，不仅是个全球通用的钱币，更是一个生态圈，一个帝国。现在加入我们，拥有币，你就是开国元勋，你就能享受百倍万倍的增长！”

为了增加可信度，妙龄女子又追加了一句：

“我特别希望我们是个传销组织，这样你们都是我的下线，但很可惜，我们不是。我们只是希望将财富机会传播给更多亲密朋友。”

众人掌声雷鸣。一个五十多岁男人想继续询问买的是什么，但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一片欢呼称赞中。

这样的饭局几乎每天一场，列席者有市区的，有周边县区的，也有从四川组团过来的。有人带着几百万全部积蓄，有人带着几十万的银行贷款。除此之外，陈继兴和朋友们也四处演讲，几个老板也开始合力拉升币价。两个月不到，便收获了250%的涨幅。

陈继兴在高位快速卖出了手中的大部分数字币，但他并不打算全部撤出，相反，他计划在下跌一段时间后再买入托市。陈继兴的算盘是，好不容易有个新市场，要好好培养，走可持续发展的路。不过正准备大干快上的时候，他以前日赚斗金的p2p业务，却遭遇了危机。

2018年，温州瑞安人卢志建、卢立建兄弟突然跑路，引发了一场P2P行业大地震。卢氏兄弟几年间大肆投资了十几家P2P平台公司。他们在跟这些p2p平台谈判时，估值慷慨不还价，资金到位不拖拉，基本不要求利润对赌，仅有一条限制，就是：卢氏家族的公司，可以在投资的p2p平台上来融资。

按照风控要求，股东自融是不允许的，但卢氏兄弟投的这些p2p公司的老板，本来就计划找机会卷钱跑路。没想到，他们还没开始收拾包袱，卢氏兄弟就携带着各个平台借来的百亿资金，出国撒欢了。

由于投资者的挤兑，陈继兴的p2p公司也遭受了损失，所幸规模不大，还不至于跑路。但是他也不得不掏出在币圈赚来的利润，弥补公司的亏损。当最后一笔资金汇入公司账户后，陈继兴猛抽了一口烟，吐出了四个字：“MD，骗子。”

但陈继兴追逐财富的脚步并没有停止。2018年初，一位朋友告诉陈继兴，有渠道可以见到温州老乡谢世煌，马云的创始合伙人。但陈继兴摇了摇头，因为他要赶着去参加一个币圈的顶级大会：温州商人筹划参加EOS的全球节点竞选。

陈继兴并不认为温州可以拿下节点，因为需要的技术支撑太复杂太专业了。但是，他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此，在开往会议地点的路上，陈继兴到银行办理了抵押手续，一笔笔贷款打入自己的账户，几年前的父命早已抛之脑外。

随后的几个月，EOS经历了一波凶猛的过山车行情：从4月初的40元，一个月便涨到了140元左右，两个月后又下跌到了50元，在这个过程中，陈继兴收获的是财富，还是懊悔，不得而知，就如温州商人未来的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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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电影《教父》横空出世，18年后《教父3》上映，整个系列完结，并在美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极为浓厚的一笔。电影讲述了柯里昂家族横跨近百年的黑帮历史。

第一代教父维托，迫于生存不得不选择了暴力这条路，但依然时刻努力去维护了自己还算和睦的家庭，担负男人的责任。

第二代教父迈克，获得了更大的权势和更多的金钱，却不得不面临兄长的决然背叛、妻子选择人工流产后的离去、以及女儿为掩护自己而中弹死亡的种种家庭不幸。

第三代教父文森特，还没有登上权力王座，就已经将老教父教导的男人责任、家庭理念抛之云外，一面和女记者幽会，一面为权力而追求迈克的女儿。

时代变迁是每个人都无法抗拒的巨浪，黑帮也如此。而“三代魔咒”也似乎成为了逃不开的巨网，温州陈家三代人也是这样。

第一代人忍受漂泊之苦却终究没有一把属于自己的钥匙，第二代人将一把厂房钥匙换成了一串房门钥匙，第三代人则把一串房门钥匙换成了一串电子秘钥。不同钥匙开不同的锁，不同的锁，则守护着不同的财富。

和陈家三代一样的，还有成千上万的温州商人：发迹于商品匮乏下的制造业，弄潮于城镇化催生的房地产、缺席了科技浪潮的互联网，迷失在荒诞的P圈和B圈。

2015年，温州模式三十周年再次引起了舆论的广泛讨论。纵观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善于捕捉政策机遇的温州，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

而所谓温州模式，是中国崛起的特定历史进程和温州人敢于拼搏的奋斗精神的结合，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难以复制和重现。

然而，从“信用杠杆”到“信用破产”，从“草绳精神”到“炒作之王”，再到被唾弃的“温州帮”，温州商人们的身份变化，也像曾经的经济奇迹一样，日异月殊，变化无端。

但从筚路蓝缕，到实业困境，再到投机风起，这究竟是温州商人顺应了时代，还是代表了时代，还是辜负了时代，这其实是一个需要中国经济来统一回答的问题。

全文完，本文的撰写，得到了众多温州朋友的鼎力相助，在此表示感谢，文章中的主要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