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王朝真的认识罗马帝国吗

作者：庞乃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作为分处欧亚大陆东、西的两大强国，汉晋中国与罗马帝国虽然少有实质交往，但彼此对对方的猜测、想象乃至仰慕、向往却超乎寻常。中国史书中不断提及的“大秦国”，与罗马人对“丝绸之国”的认识，无不说明汉晋中国与罗马帝国在彼此眼中已有一个模糊的形象。庞乃明老师的这篇文章，带领大家了解在古代中国那个“亦幻亦真”的罗马帝国形象究竟是如何。

罗马称中国为“丝绸之国”，认为中国人身材高大、性情温和、敬畏法律、为人厚道，并且羡慕中国的社会安定，人皆寿考。中国文献之褒美罗马虽为时稍晚，但在东汉以后已屡见不鲜。如《魏略》《后汉纪》《后汉书》《晋书》对于大秦的正面描写，大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罗马帝国。

大秦知识的辗转获得

形象生成，离不开客体信息。在两汉魏晋时代，来自罗马的某些信息辗转进入中国，成为中国史家据以言说的知识基础。具体说来，其时中国主要通过以下渠道辗转获得大秦知识。

一是来自中国西使外交官员的出使报告。两汉魏晋时期，不断有外交使团出使西方。回国之后，他们要向朝廷汇报出使成果，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报告自己的所见所闻，包括沿途风土人情，出使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状况，甚至相邻地区之大致情况也要设法访取。

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例，第一次出使时只是到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四国，但他听说四国之旁尚有大国五六个，黎轩乃其中之一。于是尽力搜集黎轩信息，回国后“具为天子言之”；第二次出使时，汉朝派出了更多副使前往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等国，汉朝副使是否真的到了黎轩，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毕竟往西走得更远，所得到的罗马信息自然比张骞更多。

甘英是继张骞之后汉代最有影响的西使外交家。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甘英奉命出使大秦。因安息西界船人的蓄意恐吓，甘英未能渡海西行，只是穷临西海而返。但其所到之地，“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特别是他亲临安息都城和条枝故地，获得有关大秦的较多资料，这些材料成为班勇《西域记》中有关大秦部分的主要来源，也是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建武以后内容的重要依据。尤为重要的是，甘英通过实地考察，纠正了前人的认知错误。如以前认为大秦在条枝以东，其实是在条枝以西，这对后人确定罗马帝国的地理方位具有重要意义。

▲汉使出西域

二是来自来华罗马人的亲口言说。两汉魏晋时期，已有一些大秦人前来中国，此类大秦人似有三种。第一种是安息、掸国所献之大秦杂技艺人；第二种是来自罗马的外交使节。如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自称奉大秦王安敦之命前来中国的罗马使节向汉朝贡献象牙、犀角；第三种是来华经商的罗马商贾。因为受到中国商品尤其是丝绸面料的暴利引诱，一些罗马商人不畏艰险，“远赴赛里斯国以取衣料”。

三是来自西域之人的辗转转述。地处中亚、西亚乃至南亚地区的西域国家，凭借陆海交通的便利条件和靠近西方的地缘优势，其对罗马帝国的了解显然比中国要多。在与中国的交往过程中，他们也把一些罗马知识传入中国。这些西域国家包括了罗马的近邻安息，与希腊-罗马世界陆路相通的大宛、大夏，与罗马帝国海道相通的天竺、锡兰、掸国，以及咸海、里海附近与罗马有贸易往来的诸多民族和部落。

毋庸讳言，前文所列之黎轩、大秦，有时不一定确指罗马。但汉魏两晋史家既然把黎轩、大秦联系起来，且所述大秦已大体指向罗马，则其所承载的大秦信息就会成为当时中国建构罗马帝国形象的知识依据和重要素材。

亦真亦幻的大秦形象

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大秦形象生成于两汉，充实于三国，至两晋之际臻于极致。此后延续的大秦形象大体是对前代描述的不断重复，至多将隋唐以后的拂菻形象窜入其中。综合不同时期的文献描述，汉晋中国的大秦形象大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西方大国形象。从《史记》《汉书》开始，几乎所有的汉籍文献都把黎轩、大秦定位在中国西方。东汉以后，中国史籍还将大秦描述成不折不扣的西方大国。葛洪甚至宣称，大秦国地方三万里，天下“最大国也”。罗马的西方大国形象深入人心。

二是富丽多宝形象。在中国的罗马叙事中，大秦国富饶、华丽，珠宝云集。《后汉纪》称，大秦国多金银、真珠、珊瑚、琥珀、琉璃、金缕罽、杂色绫、火浣布等人间宝物，宫殿建筑，金碧辉煌。《魏略》列举的大秦宝物多达上百种，其中关于金玉珠宝的记载可谓空前绝后，因此给后人留下宝物众多的宝国印象。

三是清明安乐形象。据《后汉纪》《后汉书》记载，大秦都城有宫殿五所，各相去十里，国王每日至一宫听事，五日一轮，周而复始。百姓有欲言事者，可随时投书国王；国王之下，设三十六相或三十六将，悉数与会“乃议事”；并称其“王无常人”，遇到重大变故、灾异，可再推贤者为王。辛氏《三秦记》将此种政治模式称为“让贤而治”，葛洪则把大秦描述成无与伦比的大道乐土，大秦成为令人向往的理想国度。

▲罗马元老院

四是有类中国的人类形象。与古代中国对域外世界种类繁多的非人描述不尽相同，大秦国人具有比较正面的人类形象。《后汉纪》《后汉书》说大秦国人身材高大，面目周正，与中国人十分相似；《魏略》《晋书》又称大秦人貌类中国而身着胡服。许多文献称大秦国人率真质朴，

举止有度，高大如仙。

五是近乎仙界的神异形象。因为幻术奇巧，又居中国最西，有关西方世界的诸多联想已随魔幻艺术附着于大秦之上，中国人心目中的大秦国家开始从凡俗世界向仙灵之地升华。东汉人称大秦西有弱水，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乎到了西方世界的边缘。三国人认为大秦国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流沙，这在先秦汉魏时代都是极具想象的神异之地。因为近乎仙界，人们传说大秦国有生于土中的羔羊，又有名为玄坚的仙药，还有过火即净的火浣布，明显不同于凡俗世界。

六是众香荟萃的芬芳形象。大秦国香物众多，芬芳袭人。《后汉纪》《后汉书》记载有会合诸香的苏合，《魏略》提到的有微木、苏合、狄提、迷迷、兜纳、白附子、薫陆、郁金、芸胶、熏草木等十二种香，《海内十洲记》记载有能使死者复活的返魂香，《南方草木状》记载有熏陆香、指甲花、枸缘子、蜜香纸等。葛洪又说，其人每当炊事，皆燃熏陆，因此“香芳郁积，国无秽臭”。

但与历史上的罗马帝国稍加比对，我们不难发现，汉晋中国由依据间接获得的罗马信息而建构的大秦形象存在明显异化和严重变形。受主客观条件制约，当时中国通过陆海两道间接获得的罗马知识既具历史真实，也有杂伪虚构，其中一些知识甚至为西方世界某一信息侧面相关知识的集成综合。汉晋中国虽然知道大秦国家位于天下最西，强大而富庶，但却不清楚其与洛阳或西域长史驻在地的实际距离，也没有其军队和户口数量的基本估计，以至其国都所在也不甚了了。

与远西诸国相比，中国人心目中的大秦国家还缺乏独特而鲜明的个性特征。中国史家在处理这些罗马信息时也颇感为难，如袁宏、范晔就对某些大秦传闻心存疑虑，他们断定大秦所出“奇异玉石诸物”谲怪不经，干脆不予记载。范晔在记述安敦王遣使朝贡事件时，又对外国珍异皆出其地的传说表示怀疑。据此可见，基于真假混杂的西方传闻和美好想象而建立起来的汉晋大秦形象，除在某些方面与罗马帝国吻合外，有不少是对以大秦为地标的西方世界的整体幻象。

大秦形象的生成机制

就汉晋中国的大秦形象而言，制约其生成演变的主客观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古代中国的对外观念，它在正负两个向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大秦形象的发展演变：早期对于西方世界的美好想象催生了大秦正面形象的生成与完善，稍后强化的华夷观念使得中国人心目中的大秦形象渐趋下行趋势。

古代中国对于西方世界的美好想象发端于先秦，至两汉魏晋达到巅峰。那个以西极、昆仑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寄托了古代先民的许多美好想象。随着汉代中国向西拓展的步步推进，罗马帝国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之中。因为相距遥远，又无利害冲突，中国人对罗马帝国好感如潮。加之汉末魏晋的政局动荡和战争破坏，人们对现实世界极度不满，更加幻想一个超越现实的异邦存在，于是原来附着于西方世界的美好想象，就逐渐扩散并寄托到新的西极世界——大秦身上，大秦的美好幻象就此形成了。

与对西方世界美好想象截然不同的另一趋向是，先秦以后的对外观念还有走向保守的一面。这种以保守为特征的对外观念表现为“华夷之辩”。在此观念影响下，西方世界作为华夏“他者”的夷狄形象逐步形成了。但是，在西晋以前，对异域民族或国家的贬斥、“夷化”主要集中在周边一带，远在西极的大秦国家尚未受到较大的冲击。西晋以后，中国获得的罗马信息多从陆路传来，西胡的特征至为明显，加之分裂时期的民族矛盾和社会心理，使得“贵华夏、贱夷狄”的文化自我心态更加膨胀，于是“被夷化”的民族、国家由少而增多，由近及远，导致远在极西的大秦国家亦未能幸免了。

▲公元2世纪左右的欧亚大陆

其次是罗马帝国的历史与现实。一国异国形象的生成与演变虽然要受制作主体内在尺度和思维方式的强烈制约，但从根本上说，异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外在呈现，才是形象产生的初始依据和客观基础。离开异国社会、政治、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客观实际，一国的异国形象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纯粹幻想的异国形象也不具有历史性。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大秦形象虽然真幻难辨，但与罗马帝国的历史和现实仍有诸多契合，尤其是罗马帝国的强大国力、共和政体和发达经济始终是导引中国大秦形象生成演变的客观依据。

由此可见，无论是大秦的西方大国形象，还是其贤人政治形象，抑或是其多宝形象，都有强烈而浓重的罗马色彩：其西方大国形象的背后是罗马帝国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辽阔疆域和强大影响力，其贤人政治形象有罗马共和政治的诸多影子，而其多宝形象则以希腊-罗马世界的贸易中心地位和先进玻璃制造业为依据。大秦形象绝对不是汉晋之人的闭门杜撰或凭空想象。

最后是中国与罗马之间的交流互动。自在于中国之外的罗马情状要想被关山重隔的古代中国所感知，还有赖于中西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交流驱动。通过多边或双边的交流互动，远在西方的罗马信息辗转传入中国，古代中国据此描述罗马，想象罗马，最终形成自己心目中的罗马帝国形象。在中国与罗马的间接交往阶段，那些地处丝路要冲的诸多民族、国家，发挥着居间传递罗马信息的中介作用。中国与罗马之间的间接互动虽然避免了直面相处的利害冲突，促成了古代中国对于大秦国家的美好想象，但虚实参半的罗马信息也导致汉晋时代的大秦形象亦真亦幻，飘忽不定。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大秦形象，既是罗马帝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的外在呈现，也是汉晋中国基于自身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的罗马解读，是中国与罗马之间交流互动的历史产物。但从异国形象的象征意义看，汉晋时代大秦形象的生成演变与其说反映了罗马帝国的历史变迁，不如说反映了中国罗马知识或对外观念的时代进展，反映了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的自我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