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都信儒学，为何国民性格却那么不同

同为亚洲国家，中日韩三国有着许多共同点，但在精神气质上却呈现出明显不同，尤其在国家观、人生观上，可以说差异很大。

比如，我们经常讨论的，为何中国人绝对不会像日本人那样不顾一切地去拥抱西方文化?又比如，为何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与韩日相比，更注重个人道德，而“忠国爱族”的精神不甚强烈？

中日韩三国都有儒学传统，如果讲孔子，大家都尊敬，但是这三个社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统。这些不同的传统对民族精神和近代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今天博雅君将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一课题。

中日韩都信儒学，为何国民性格却那么不同？

文/陈来

（摘自《近世东亚儒学研究》，2018年3月）

儒家思想发源于中国，这是中国人的常识。但有些韩国人认为儒学发源于韩国。因为中国古书记载，周武王伐殷以后，殷代末年的大贵族箕子东渡到朝鲜，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箕子一篇重要的文献《洪范》，现在收在《尚书》里，而《尚书》是儒家经典五经之一。所以韩国人有时说，儒家的发源地在韩国，不是在山东(山东曲阜是孔子的老家)。箕子虽然提出一些思想，但不是完整的儒家思想，特别是今天所看到的儒家思想的一些主要特征在箕子的书里没有提出来。另外箕子东去的故事还需要历史学家真正做一些研究才能说明。所以我们说儒家思想发源于中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孔子像

但是儒家思想又广泛传播到东亚汉字文化圈。因为以汉字为基础、以汉文的典籍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文化很早就传播到东亚邻邦，在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民族本地的传统不同，精神气质不一样，地理、历史、社会存在条件的不一样，造成文化的差异。比如秦汉时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其历史和社会发展以及文明的程度还赶不上中国。从地理来讲，日本是一个岛国，韩国是半岛国家，跟中国地理条件不一样。由于这些条件不一样，在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日本、韩国的儒学形成各自的个性和特色。

一般来讲，很多学者认为，在理论形态上看，韩国儒学可能发展和关注的是一些比较抽象性的讨论，主要是16、17世纪(相当于中国明朝中后期)，韩国儒学特别讨论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像“四端”和“七情”，“四端”是人的道德感情——仁义礼智，“七情”是喜怒哀乐爱恶欲。四、七的问题韩国的学者在历史上有很多讨论。所以很多人认为韩国的儒学可能是比较注重内在性的、心理方面的，或者比较抽象的东西。

                                                                                                 韩国纸币上的大儒

日本儒学比较发展外在性的东西。比如日本江户早期的儒者贝原益轩，就比较注重对外在事物的研究，诸如花草树木等等自然界外在的东西的研究。另外19世纪中期荻生徂徕比较注重政治学的研究。所以一般认为韩国学者比较注重内在、抽象的东西，日本的学者比较注重外在，或者是自然，或者是政治社会。

但是这里想讨论的问题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日韩社会跟西方还没有做全方位的接触以前，三国的儒学特别是他们的精神气质(ethos)是什么?精神气质的概念是一个文化人类学的概念，现在叫文化精神，三国儒学里体现的文化精神是什么?不要只讲理论特色，还要讲文化精神，文化精神跟民族、社会的关系更直接一些。精神气质换一个角度叫价值类型，就是一个文化里把什么价值看得最重要?比如一个社会把自由看得最重要，这是一种价值特色，可能另外一个价值体系里把平等看得最重要。这两个价值体系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关心在中日韩儒学结合本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发展以后，它的精神气质各自有什么特点，各自的价值类型有些什么表现。

近年来有关亚洲的比较文化，特别是有关东亚儒学的比较研究，有一些日本学者走在前面。其中有一位是前东京大学的教授沟口雄三，是一个“左派”学者，20世纪50年代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90年代以后他有一些改变，但是他的研究还是值得重视的。因为他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又是日本人，所以他对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思想都比较熟悉，他在比较儒学的研究方面提出一些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见解，可以参考，给我们一些启发。

简而言之，今天的讨论是在儒家所提倡的关于“德”的思想方面，“德”就是现在讲“以德治国”的德，“德”当然是道德、德性，“德”也可以是某一个方面的道德、德性。比如仁义礼智，仁是一个道德的德性，我们常说这个人很“仁义”，这句话的“仁义”就是作为个人的一个德性。另外仁义又是一种价值，价值就是它规定了、体现了我们的理想。比如仁在中国近代表现为“大同”理想，这就不是一个个人的德性。

所以，如果就儒家所讲的“德”的德性和价值来看，把中日韩三国加以比较，其中就有差别。大体上，中国儒学突出“仁”，韩国儒学突出“义”，日本儒学突出“忠”。如果用两个字讲，可以说中国比较重视“仁恕”，孔子对“恕”有明确的解释，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这儿多说几句。有关宗教和传统的价值在当今社会的意义，从1989年以后在国际上有一个动向叫作世界伦理运动。就是欧洲和美国的一些神学家和宗教学家有鉴于在欧洲当然也包括中东这些地区冲突的出现，提出了一个概念，“没有宗教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它认为所有的冲突都跟宗教有关系，不仅仅跟政治利益，也跟宗教一些背景特别有关系。比如伊斯兰世界跟以色列的冲突有宗教的关系，像科索沃在巴尔干半岛也有宗教的因素，像穆斯林和天主教、东正教的关系。因此他们就提出“没有宗教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的观点。要实现世界的和平，除了要去做政治的、外交的斡旋以外，从根本上要把文化宗教的问题加以解决。因此90年代初在美国召开了一个世界宗教会议，世界上各种大小宗教代表聚集一堂，探讨在每一个宗教教义里找到一些共识问题。这些共识主要不是信仰方面，不是神(因为有的信安拉，有的信基督)，而主要是伦理方面。最后大家找出来若干条，可以归结为一个最根本的原则，总结为世界宗教的金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

在世界各宗教里面找这句话的出处，就发现和这句话意思相近的，最早大概是在公元前七八世纪的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里，其次就是孔子，而孔子讲得最明白最清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变成世界宗教都承认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我们可以说中国凸显“恕”，如果用两个字，我们中国是“仁恕”。韩国凸显“义节”。旧戏比如京剧传统戏目里面，很多都是讲节义，就是要守住一个节操，当然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人生的。日本凸显“忠勇”。这种不同反映了各自价值体系的差异，也可以说反映了三个国家文化原理的不同，就是文化里可能有很多原理，但是有一个支配性原理。

……（有省略）

简单做一个结论。如果把仁义礼智信这五德作为儒学代表性的价值，在中、日、韩各国儒学中都受到普遍的提倡。但因为历史—社会—传统的制约，不仅使得历史上形成的三国的儒者的精神风貌不一样，而且每个社会里面儒学的价值系统和其支配性的原理有所不同，从而使这三个国家儒学的精神气质呈现出不同。

中国的儒学虽然也提倡“义”，也重视“忠”，但更推崇的是“仁恕”之道。日本儒学虽然也讲“仁”与“义”，但比起中国、韩国，更突出“忠”的价值。韩国儒学虽然在理论上兼重仁义礼智信五常，但比较起来从士祸的历史、从外患的历史，形成了一个更加注重“义”的精神。这些不同也反映在三国各自近代化的进程之中。

比如中国的儒学以“仁恕”为原理，变成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原理，一种对仁爱的平等价值的追求，因此在近代对西方近代的文明半信半疑。因为它有两千多年的价值的传统，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总是很难接受。所以中国人对沟口雄三所讲的那一套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原理，总是半信半疑，不会坚信不移地去奉行那套理论。中国人在这样一个有悠久文明历史、以仁爱价值观秉持的文化，在中西文明的冲突面前，很难坦然承认在“文明”上是落后的。这一切应该说决定了中国人不会像日本人那样不顾一切地去拥抱西方文化。近代中国人总是对西方的文明、理念有很多的怀疑，但是又打不过西方，它力量强，又得跟它学，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造成了现代化进程的迟缓。

日本因为是突出“忠”和“勇”的价值，在接受近代文明方面较少受到价值的阻碍，对帝国主义没有根本抵触。所以在价值方面，在接受西方所谓近代文明的时候，日本比较少有价值的障碍。同时，因为日本文化突出的是特殊主义的价值原理，就是对主君的特殊主义的承诺，胜过了对普遍价值即自由、平等、博爱、正义等价值的承诺，这使得日本终于为自己付出了代价。

韩国充满“义节”精神的儒学，可以说造就了韩国近代民族的主体性，韩国的民族主义非常强烈，这不仅仅是在最近一百年才形成的，跟它自古代以来强调“义节”的精神有关系，所以“义节”精神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一种促进的作用。

如果综合起来，可以说“仁”包含的是一种和谐原则，“义”所凸显的是正义原则，“忠”体现的是秩序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是现代东亚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需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当今东亚国家和地区，中日韩三国如果就历史文化传统来讲，都应该在进一步反思传统的优点和缺点的同时，能够吸取其他民族和地区一些发展的优点，取长补短，使每一个国家在精神成长和发展方面能够走向更完善，这样也有利于中日韩三个国家互相了解和建立一个和谐的未来。

作者简介

陈来，1952年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校学术副主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文史馆馆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中华朱子学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