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两国师生关系的转换——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研讨会（1）

本文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院马勇老师的演讲稿，主题为：晚清士绅对明治维新的认知；录音整理：李清霞

我并不是研究明治维新的专家，而只是从中国史的角度去研究明治维新。大概差不多十几年前我立了一个项目，就是今天讲的清末士绅对明治维新的认知、接受和理解。我今天想跟大家交流的也是这个。我要讲的就是当时晚清的绅士阶层对明治维新变革的反应，我分三个阶段来梳理，由于时间原因只是简单的讲一下：

第一个阶段，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到第一个十年，大概到1877年，就是我们驻日公使第一次到日本去。

第二个阶段，1878年开始到甲午战争。

第三个阶段，就是晚清的最后一段时间。

中日两国打开国门的方式

其实中日两个国家在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上来往密切，就是一个典型的师生关系。包括到明清之际，满洲人入关以后，中原的士大夫流亡到日本去的，最著名的像浙江的朱舜水，开启了后来日本近代的儒学化的思维，就是中国的儒家明显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后来的发展。

东方国家15世纪的发展之路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怎么从原来的前工业文明状态往工业文明转型。当然西方的工业文明也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段，从15世纪开始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动作都开始发生，新技术开始发生，工业化慢慢萌生出现，刚开始发生在欧洲一个很小的区域，接着向东方慢慢的渗透，包括中国、日本、越南，以及中国的40多个属国，这种渗透和影响从15、16世纪就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又伴随着西方的殖民主义向东方发展，越南、泰国、缅甸等等慢慢都成为西方殖民地。这些地方原来是中国的属国，所谓属国其实就是中国的殖民地，对日本也是一种文化的殖民。但是当面对西方的时候，都有一个转型和变化，在这个转型和变化的过程中，日本最初采取的路径和中国是一致的，都是有限度的对外部世界开放。

从明清之交开始，我们对外来贸易交往的控制，就基本控制在广州“一口通商”，商人住到澳门，春秋两季到广州经商，就和我们毛泽东时代的“广交会”一样，现在广交会的影响力不大了，明清两朝就是“广交会”的模式来和西方有限度的贸易。为什么这样？我做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很简单，就是中外的风俗、习惯不一致，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中亚的，他们的生活习惯，特别是对性的那种认知，和中国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很不一致。这种情况下明清两朝的让外国人居住在澳门，在广州经商。日本其实也学了这一套，日本选择长崎进行对外贸易，他这种管理和中国很一致，中国和日本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闭关锁国，还是有限度的与外国进行往来。

这种有限度的往来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很直接也很正面，但是到后来他面对一个大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政治、文化都不开放的时候，经济的开放会导致巨大的贸易顺差，清朝到了康熙乾隆年间，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对中国本身不是问题，对世界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使得贸易没法维持。就是中国人不消费，中国人只要白银，只能送出去初级农产品，茶叶、丝绸、瓷器都是中国的宝贝，但是这些都是初级产品，瓷器也不是深加工。所以清朝到了康熙乾隆年间，巨大的贸易顺差使全球贸易失衡，我们读全球贸易史相关资料会感觉到，这种状况到19世纪早期已经非常明显，这时候西方包括美国资本主义处在资本主义的发生和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各种因素导致中日都面临一个开关问题。

中国就通过鸦片战争被迫打开了五个通商口岸，就扩大了外部的贸易，降低了贸易的成本，扩大了贸易范围，这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也是很正面的。五个通商口岸打通之后，中国人对外部的理解完全不一样了，外部也看到了中国继续打开国门的意义和价值，中国有巨大的市场。中国在这样的过程中，通过战争打开了国门，这场战争我们今天有点夸大，这场战争也是比较局部的，就在东南沿海，并没有伤筋动骨，近代几次中国和外部的战争大概都是这样一种状态。

中国的鸦片战争给日本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示范，对中国来讲，1842年条约签订之后，中国昏昏又睡了18年，但对日本来讲是非常正面的。因为中日在这之前的几百年之间通过非法的贸易活动把两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非法的贸易活动就是我们讲的倭寇贸易。倭寇互相之间传递消息，传递中国的这样状况，日本及时知道了中国的应对和中国的决策失误，这对日本是非常正面的。因此，到1853年美国到日本叩关的时候，日本人就采取了妥协的姿态，可以通过谈判提出某些条件，1854年的时候，日本就通过了谈判的方式把国门打开了。中国通过战争失败打开国门和日本通过谈判打开国门对两国国民的心情造成了明显的差异，也带来了明显差异的结果。我过去讲中国人在接下来的170多年当中一直都处在失败的阴影中，而日本则没有这种影响。

又过了18年之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让中国的国门基本上完全打开，国门完全打开之后，我经常讲不要悲情地讲中国近代史，因为打开国门之后，其实就是中国工业化的开始。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就是从1860年开始的，从零到有，从小到大，在那之前我们没有城市，没有工业，1860年之后我们很快建构了自己的工业，自己的城市，这对中国来讲是新时代的起源。这对日本也是一个很正面的启发。

中日富国强兵的相反路径

到1867年，日本在政治上发生大变动，就是天皇开始集权，大政开始回到天皇手中，到1868年几个改革诏书发布，有前面的铺垫，可以看到日本的改革在中国的影响和示范下要整体得多，深刻得多，包括日本人对西方的理解，我们看到，中国的领导人出访，直到1895年中国层面的一品大员李鸿章才第一次出去，但是日本的伊藤博文在1860年代初就到欧洲去过，而且是以留学者和游学者的身份去了解西方。在中国的改革起步以后，日本在1868年开始启动维新的时候，明显感觉到日本的起步比我们要整体得多，深刻的多，明治维新在这时候开始出现反过来给中国一个示范。

我们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包括官和绅，就是官僚阶层和知识阶层，在1868年之后的十年的时间，我们对日本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我们相当一部分官僚是看到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改革走势的不一样，比如文祥、李鸿章、曾国藩，我们走的路径是富国强兵，首先要建构一个现代化的军队，集中国家财政几乎所有的力量创办了北洋、南洋海军，这当然是一个很不得了的贡献，实现了强军的目标，富国的目标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实现。我们今天回溯去看一看，1860到1894年的发展非常的迅猛，工业化、城市化，铁路、电报等近代化的设施都在这个过程开始出现。

中国在富国强兵的方针上是按照魏源讲的坚船利炮的思路走的，日本走的是整体性的改革，加强了政治上的皇权，和我们是完全相反的。另外日本在这个过程中，废除了各个藩的分立的不同的国内市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采取地方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比如晚清的“厘金”制度，一直都是晚清财政改革的巨大难题，到处都是收费经济。晚清的经济上的变革和日本也不一样，日本走的是私人资本和自由资本，中国为了快速增长实行的是国家资本经济，一切资源市场都控制在手里面。

李鸿章

在第一个十年当中，中国人看到了日本和中国变革的不一样，中国当时信心满满，如果说对日本有某种忧虑，也是怕日本强大起来对中国有害。李鸿章在1870年代给恭亲王写过一封信，他说日本如果强大起来很可能构成对中国的一个伤害，因此中国在和日本之间的竞争，方向都是工业化，都是要强大起来，但是竞争的要点就在时间上，如果中国推迟了变革，中国一定受制于日本，日本一定会走在中国的前面。这是李鸿章写给恭亲王的信。所以蒋挺黻后来讲这是19世纪晚期中国最伟大的一封信。这封信当然最后没有实现了，李鸿章的建议并没有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普遍的重视，因为当时中国的知识阶层对日本的理解、对西方的理解和对中国变革的理解，和李鸿章还是有差距的，他们觉得日本完全要变革到一个西方化国家是很荒唐的，应该守住东方的理论价值，这大概就是最早一批中国士大夫阶层对日本的不满意。

因此1870年开始日本要求和中国建交，中国的官僚阶层和士大夫阶层都不太愿意和日本建交，其实这个时候中国已经和西方的几个大国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了，1860年就和英、美、法、德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1860年的开始，日本就说能不能在上海给他们开一个通商的条件，中国的士大夫认为，你日本怎么可以呢，你就依附在英国之下就行了。到了1870年，日本继续要求，这个时候，恭亲王和李鸿章才认为，如果不给日本这个要求，日本就会反过来去请英美法来压中国，日本将来就会成为西方的帮凶而不是中国的盟友，因此，中国才在1871年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这就让中国人可以更直接更合法地去了解日本的近代，所以中国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认识从建交之后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当然中日建交之后，中国并没有形成到日本去考察和研讨的风气，在第一个阶段，中国的官绅阶级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变革并不觉得很值得中国学习，中国觉得日本还是文化根基太浅薄，才能那样去学西方，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深厚的，中国不能那样学，中国只是有选择的学西方，而不是像日本那样全面倒向西方。

社会的整体性改造才是大问题

1877年，中国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就到日本去了，当时带了一个很重要的随员，这个随员到第三个阶段对我们影响很大，就是黄遵宪，他当时是驻日使馆的中国外交官。何如璋到日本的时间很短，主要是处理中日之间的外交陈案，就是琉球问题和台湾问题，琉球问题、台湾问题在进入近代之后开始成为中日之间的一个悬案了。何如璋对日本的观察是属于很表面的，他对日本的政治变革、社会价值的变革并不理解，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东西是黄遵宪提供的，黄遵宪在这个时候提供给了我们一套完整的变革途径，他的《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这两部作品是19世纪晚期对日本描述最详细的。

文人外交官的好处在哪里呢，他勤于用笔，他留下来的还有很多和日本民间、官方的大量笔谈，因为中日之间讲话听不懂，但是大家都是汉字都可以写出来，我不知道今天中日之间交往还有没有笔谈的方式，但是在那个时候笔谈的方式太普遍了。他通过这两部作品把日本明治维新的变革传递给了中国官僚士绅。

第一，面向西方的改革需要整体性，改革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问题，需要整体变革，他在这点上强调得非常明白。紧接着他讲，新时代最重要的东西是新教育，无论国力财力如何，都应该像西方那样办新教育，这个是我们中国最大的失误，我们1860年开始变革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思考过进行教育变革，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像日本那样走全国统一的新教育，就需要办大量的新学校，1860年，中国没有办新学校，中国推迟了40年，到1901年，我们新政开始实施，中国才开始走新教育，每个省办一个高等学堂，每个府办一个中等学堂，每个县办一个初级学堂，我们后来的大学教育体制在1901年才开始出现，日本在1860年代就在全国整齐划一地办大学，在各个府办中等学堂，之后办到幼儿园，中国整整晚了40年的时间。黄遵宪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的时候就通过他的作品提醒中国人说，这可能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如果中国要从农业文明国家走向工业文明国家，进而走向现代化国家，没有新教育不行。

第二，黄遵宪讨论中国社会的改造，他介绍了日本废藩置县的经验。日本废藩置县是我们今天中国人很难理解的，因为废藩置县的话会直接伤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当时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琉球。当年琉球的丢失有很多的外交误会，还有外交无能，各方面的原因导致的，又和台湾问题搅合起来，在那种状态下，我们的教科书也没有弄懂它的的真意在哪儿，废藩置县的真意就是建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国在晚清几十年都没有走到这一步，就是黄遵宪讲了，甚至到1895年之后，中国也没有走，也没有做到这一步，这样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在晚清改革中个别知识人看到了，但是并没有转化成一个政策。像郑观应和维新改良的一拨知识人都对日本明治维新有很多的介绍和研究，这个时候的介绍和研究一般知识人偏向于说日本的经验还是很值得注意的，但是中国本身直到1894年增长的势头使中国知识人和官场对日本的经验采取了忽略的态度，并不认为日本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看。

黄遵宪

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作品，就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他是一个实业家出身的知识人，有实业经营经验，又热衷于去写一些东西，他就把这些经验一篇一篇写出来，《盛世危言》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在甲午战争期间正式出版。他特别介绍了日本的重商主义，他说明治维新导致了日本的重商主义，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今天我们讲的，重商主义就是给你一个，这就是对商人的重视，按郑观应讲的这是不对的，重商主义就是你敢不敢为了你们国家的商人的利益受损向另外一个国家开战，这才是重商主义。当然我们这样理解的话，怎么理解鸦片战争呢，从英国立场就可以这样理解，英国为了英国商人的利益不惜向另外一个国家宣战，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商主义，郑观应当年就揭示了日本变革当中商业的意义和应该持有的立场。中国的官方等到甲午战争打完之后，官场上经过盛宣怀给印300套《盛世危言》送给，分发各个部委看，一看到就说好文章，如果十年前看到了这场战争就不要打了，两亿两白银就不要支付了，但是历史没办法遗憾和后悔。

之后中国的二三十年的增长，到甲午战争的时候一切归零从头开始。我们那个工业化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不是说我们今天这个40年，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速度都是很快的，大概多年前我们就读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世界史纲》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工业革命之后增长不是问题，因为工业革命使人的自然能力得到极大的延长，蒸汽技术和各种动力机动技术是人们在自然状态下没办法达到的，因此，增长不是大问题，社会的整体性改造才是大问题。

甲午战争之前，由于中国只是单独地纯粹地追求经济的增长，所以社会的整体性改造完全没有，教育没有，社会释放没有，社会就是一盘散沙，没有有意识地去建构社会的一个小的共同体。当面临外来危机的时候，每个人做为原子一样的部分，只能自保自救，这时候再讲忠于王朝忠于国家，对于每一个原子来讲都是不可信的。所以我们看到甲午战争的结局在之前的洋务运动中就已经明白地暗示了，就是再拖30年，结局还是如此。所以甲午战争战败之后，中国就一切归零，重新开始，因此，从这儿开始中国进入第三个阶段。

晚清士绅对明治维新再思考

中国的民族也非常伟大，我们和日本有一点相似性，就是中国还是认理服输的，输了就是输了，我们看《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清没有赖帐，两亿两白银提前给了日本，之后中国从头开始，维新，踏踏实实学日本。我们看到在1895年到1915年这二十年时间，包括走到民国的几年时间，这个跨国体的二十年时间，实实在在讲，中国从日本学到了很多，这个时候我们的知识人对明治维新的理解、对日本的理解都和之前不一样。学日本更方便，日本离中国很近，学日语也很方便，梁启超1898年到日本流亡的时候，很快就能把日本的著作翻译成中文，一直到后来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也是通过日本传播的，因为日本已经把西方文明制式化了，已经完成日本化了，中国再从日本引进过来，就很简单。我们看到在第三阶段中国的士绅对明治维新的理解，对日本的理解，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中国吸收前面的教训重新起步。

我就简单讲一下这三个阶段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和官僚阶层怎么走过来的。

走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在1898年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光绪皇帝在1898年7月，派黄遵宪出使日本，黄遵宪被正式任命为驻日公使。他给黄遵宪交代了两个事情，第一个，能不能跟日本谈一谈，给日本天皇授个勋，看天皇能不能接受；第二个是能不能考虑“中日合邦”，这个思想、想法是非常伟大的，这个思想之后，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包括政治家学者又提出一个亚洲主义，后来叫大亚洲主义，这个思想的伟大性在哪儿，就是区域整合。我们看到欧盟后来整合，可以看到它的思想的渊源，就是光绪皇帝在1898年讲的中日合邦。我讲的这个故事表明中国经过甲午战争对日本的认识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对日本的认识已经不是学生、小兄弟、跟班，已经有种以日为师的感觉了。

我就这么简单讲一些，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