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孙中山之死

今天是2018年3月12日

这是馒头说第 237 篇文章

很多人会在后台留言

希望我写一下某个人的故事

有的人，一篇是写得完的

但有的人，可能十篇都写不完

碰到后者，就只能根据时间节点，选取一些片段

比如今天的这篇

【今日由头】

1925年3月12日

孙中山逝世

1924年的10月，冯玉祥思来想去，决定邀请一个人到北京。

那时的冯玉祥，应该是志得意满的。他刚刚成功进行了一场让很多人瞠目结舌的“北京政变”——兵不血刃地端掉了直系老巢，逼退了大总统曹锟，顺带赶走了按照协议可以留在紫禁城的满清最后的皇室一脉。（具体参见延伸阅读【一】）

冯玉祥

但即便老江湖如冯玉祥者，盘算了一下，觉得单凭自己的“西北军”还是吃不住局面：关外虎视眈眈的奉系张作霖，刚刚被自己请回来的老上级外加“老狐狸”皖系段祺瑞，咬牙切齿准备报仇的直系吴佩孚，外加冷眼旁观的英美，等着看好戏的日本……

想来想去，冯玉祥只能电请一个人北上。

这个人，就是孙中山。

那一年，在经历了流亡与颠沛，革命与建国，让位与失望，再次革命与再次失败之后，说屡败屡战的孙中山心里一点都不急，那肯定是假的。

毕竟，这一年，他已经58岁了。

孙中山

所以，接到冯玉祥的电报后，孙中山其实是没有什么犹豫的。他随即发表了《北上宣言》，安排胡汉民代理他的“大元帅”职位，谭延闿负责北伐事务，然后就带着夫人宋庆龄，另外还有汪精卫、李烈钧、戴季陶及秘书黄昌谷等20多人，乘“永丰舰”北上，经香港转乘春阳丸轮赴上海，再由上海取道日本，前往北京。

在前往北京前，孙中山对当时他已非常倚重的学生蒋介石说过：

“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

孙中山行前在记者招待会以及与一些同志的话别话语中，一直提到关于“危险”的话题，所以让人一直觉得，孙中山这次北上，因为知道与北方政权政见不同，所以是“抱着必死决心去的”。

孙中山与蒋介石

孙中山可谓猜错了，又猜对了。

所谓猜错，是无论当时各路军阀怎么反对孙中山的意见，但以他当时的威望，没有人敢谋害他。

所谓猜对，是孙中山还是一语成谶了。

只是危及他性命的，不是他想象中的军阀。

是他自己的身体。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的时候，身体已经出了问题。

当时有人猜测，孙中山身体状况恶化，是与他之前的日本之行很有关系。

孙中山当时一公布行程，就引起很多人的揣测：从广东去北京，干嘛要绕道日本？孙中山当时给出的解释是：京津地区陆路不便，航船又没有好的泊位，所以从日本取道反而更方便。

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

在辛亥革命前就受日本助力颇多的孙中山，希望在这次北上之前，再赴日本去获得得一臂之力——他一直有个幻想：中日能够联合，一起赶走在亚洲的英美帝国主义。

虽然这个幻想后来也被日本用来当做“大东亚共荣”的理论基础，但此时正在谋求在中国利益最大化的日本，早已不是当年需要借力推翻满清之日本。

而且孙中山提出联合的条件是：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

哪个日本人敢答应？会答应？

当时孙中山的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并没有阻止孙的日本之行，在他后来给共产国际的汇报中，鲍罗廷指出：只有让孙中山亲身感受到日本的态度，才能击破他的幻想。

日本确实给了孙中山当头一棒。

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出渊胜次在孙中山抵达日本之前，就拒绝了孙造访东京的请求。而孙中山的那些老朋友们也一个个一反常态：政界要人犬养毅借故不见；商界要人涩泽去码头迎接了他，但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与他长谈；“黑龙会”老大头山满倒是愿意同孙中山聊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如果孙中山能承诺把满蒙拿出来作为交换的话。

1924年11月30日，孙中山与宋庆龄离开神户，前往天津

所以，当孙中山闷闷不乐地从日本抵达天津后，身体就开始感到不适了——经常高烧，发冷，肝部隐隐作痛。

按张学良后来的回忆，孙中山不适应北方的寒冷气候，受了凉，感冒加重了。

我们的张少帅，总是一个乐天派。

事实，哪有那么简单？

1924年12月31日，在天津休养了近一个月后，孙中山强撑着被人扶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当时任北京警备总司令的鹿钟麟受冯玉祥之命，上火车统筹孙中山的保卫工作。鹿钟麟后来回忆当初在车厢里见到孙中山时的场景，表示自己很吃惊：

“孙先生当时不是坐着，而是躺在卧铺上，周围环绕着随行人员。”

那一天的北京，北风凛冽，乌云密布。

但从前门东火车站到外面的马路上，沿途聚集了超过10万的市民和学生，他们都是自发前来欢迎孙中山的。

鹿钟麟当时认为，学生聚集太多容易闹事，所以建议孙中山提前一站，从永定门下车。

但孙中山坚决不答应：

“我是为学生和群众来的，我要见他们。请不必担心，学生们即使挤着我了，也不要紧的。”

鹿钟麟，冯玉祥的得力干将，二级上将。解放后曾任国防委员，1966年辞世。

火车开到前门东火车站，孙中山被人搀扶着下车。

鹿钟麟后来回忆，一生难忘那一幕：

原来七嘴八舌的学生和群众们，在看到孙中山下车的那一刹那，忽然全都安静了下来。整个车站没有一丝声响，每个人都严肃而恭敬地站在那里，只有风吹动欢迎小旗的声音。

忽然之间，欢呼声就爆发了，穿过整座火车站，响彻云霄。

孙中山在火车站现场发表了短小的演讲：

“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随后，孙中山就被送往北京饭店。

但等待他的，不是各路政界人士，而是四名德国医生和三名美国医生。

经过会诊，医生们判定孙中山得的是“烈性肝病”，需要立刻手术。什么是“烈性肝病”？医生们猜测，其实就是肝癌（1999年，根据当初资料还原，证明孙中山其实是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

但考虑到孙中山年事已高，高层、宋庆龄，包括孙中山本人都反对手术。最终，医生被迫同意孙中山先进行保守治疗。

保守治疗20天后，情况越来越糟——孙中山浑身水肿，已经到了吃什么吐什么的地步。医生判断他的肝脏已经过脓发炎，再不采取措施，可能命在旦夕。

最终，孙中山本人同意：手术。

孙中山

1月26日，孙中山被送入北京协和医院。当天下午4点，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邵乐尔亲自为他进行了手术。

但整个手术只进行了25分钟，就结束了。

因为邵乐尔剖开孙中山的腹腔后发现，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上已经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结节，结节发硬，将腹脏之器官连在一起。

换句话说，孙中山的肝癌早已扩散到全身了。

邵乐尔只能简单用水清洗了肝脏，割取肿瘤的表皮留作化验，就缝上了伤口。

第二天，德国医生克礼，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主刀医生邵乐尔联合出具了报告：

孙中山先生所患系肝癌，且已是晚期。

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拿到报告的宋庆龄，五雷轰顶，痛哭失声。

虽然知道希望不大，但一切可能的治疗手段，都被运用起来。

一开始对孙中山尝试的，是“镭射疗法”。

“镭射疗法”类似于现在的“放疗”，即医生用不同能量的射线照射肿瘤，希望以此能杀死，或至少能抑制癌细胞。当时的“镭射疗法”刚刚在欧洲起步，还处于试验阶段。

在尝试了几天之后，孙中山虽然在一开始略有好转，但四肢很快又开始浮肿——“镭射疗法”很快宣告失败了。

于是又有人提议尝试中医。

但孙中山坚决不答应。

他的理由是：协和医院是西医院，在人家这里使用中医，是对别人的不信任和不尊重！

但很快，孙中山便妥协了——2月18日，他被转离协和医院，送往铁狮子胡同5号，顾维钧的宅邸。

继续留在医院，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

铁狮子胡同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以前是一条死胡同，现在已被扩宽改建，并被命名为“张自忠路”。

第一个请来的中医，是京城名医陆仲安。陆仲安是胡适介绍来的，因为他曾用中药治好了困扰胡适很久的肾炎。

陆仲安给孙中山开出了由黄芪、党参等成分的药方。服用后，孙中山的水肿竟然真的消了，呼吸、血液循环均回复正常，饮食也正常，和未生病时一样。就在大家惊喜异常的时候，22日，孙中山又开始腹泻。陆仲安不敢再开药了。

第二个请来的是德国精神医学专业的葛辛慈，他停掉了已经服用无效的中药，希望通过心理治疗来让孙中山康复——毫无疑问，也失败了。

第三个医生，是旅日医生王纶，因为他手里有日本新发明的“驱癌液”，叫做“卡尔门加”。孙中山的医生们经过化验，发现“驱癌液”的主要成分是“沃度和海莴苣配合而成”，有效无效不敢保证，但至少可以放心使用。

关键时刻，也只能乱抓救命稻草了。

孙中山前后注射了五次“驱癌液”，一开始确实有消肿和体温下降的功效，但腹水却迟迟不消退。等打到第七针的时候，孙中山的腹水反而增加了——王纶也只能承认失败。

到了2月下旬，任何心里有点数的人都已明白：孙中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医生委婉提醒孙中山身边的人：可以开始准备后事了。

2月24日，一直陪伴孙中山左右的宋庆龄，被暂时请出了病房。

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人来到了孙中山的病床前。经过短暂的沉默后，汪精卫先开了口：

“同志们希望先生能留下一些教诲之言，以便遵照执行。”

孙中山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要他立遗嘱了。

沉默良久，孙中山表示拒绝：“你们随意去做吧。”

汪精卫四人坚持不肯，轮番苦劝。

曾经希望“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

孙中山确实很难说。

离他进京才过去2个多月时间，但局势已经大变：

邀他北上的冯玉祥已被排挤出权力中心，把部队撤到了张家口；借势上台的段祺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正在努力把权力坐实；曾经承诺“奉军不入关”的张作霖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已经挥师入京；英美日等列强，在幕后频繁出牌，寻找自己在中国的最合适代言人……

眼前的这个共和国，正和孙中山当初设想的目标越去越远。

想了许久，孙中山终于对汪精卫他们说：

“我若给你们留下话，会有很多危险。当今有无数敌人正在围困你们，我死之后，他们便会向你们进攻，甚至肯定有办法让你们软化。如果你们不被敌人软化，强硬对抗，又肯定会被他们加害，危险也很大。所以我不说是最好，你们应付起复杂的变化，能更容易些。如果我说什么话，你们的环境会更险恶啊！”

但汪精卫他们毕竟还是做好了准备。汪精卫说：

“我们现在预备好了几句，念给总理听，如果总理是赞成的，便请签字，当作总理说的话；如果总理听了不赞成，那么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我们可以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的。”

孙中山想了想，回答：

“很好。”

汪精卫随即将预备好的稿子念给孙中山听。孙中山听后，表示很满意，说：

“好的，我很赞成！”

那篇就是由汪精卫起草，后来最多人熟悉的《国事遗嘱》（孙中山一共有三份遗嘱：《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此遗书由苏联顾问鲍罗廷用英文记录））：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遗嘱定稿后，汪精卫等人准备请孙中山签字。但此时，房间外传来了哭声——那是宋庆龄忍不住在抽泣。

孙中山想了想，对汪精卫说：

“你们暂且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生命的。”

病中的孙中山

但死神总是无情的。

3月11日，轮到值班的何香凝发现孙中山的眼睛已经出现了散光，便急匆匆地跑去找汪精卫：“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

在孙中山病床前，拿着遗嘱，孙科将钢笔递给了自己的父亲。此时的孙中山，连提笔都很困难了，一旁的宋庆龄含泪扶起了他的手腕。

在遗嘱上，孙中山颤颤巍巍签上了“孙文，3月11日补签”的字样。

随后，汪精卫在“笔记者”下签名，而在场的其他人在“证明者”下签了名。

国事遗嘱

此时的孙中山，忽然似乎有了力气，对在场的所有人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余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以痼疾所累，行将不起。死生常事，本无足惜，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