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对明治维新的否定，就没有今天的日本
今年（2018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这场被日本称为“第一次远航”的改革，一直使日本引以为傲，并屡受各国赞叹。2006年，中国电视台播出的12集系列片《大国崛起》第7集《百年维新》有这么一句解说词：“让我们回首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它仅用半个世纪就走完了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国家将近二百年才走完的道路。”
但是，我回首明治维新史，却发现，学术和舆论对这场改革显然有过誉之嫌。可以认为，由美国主导的日本战后改革，就是对明治维新的否定。
战后日本，其实是在否定明治维新的基础上建立的“新日本”。
一君万民
1944年10月莱特湾海战前，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大西泷治郎中将提出了“特攻作战”构想，并根据他的参谋猪口力平的建议，将“特攻队”冠名为“神风特攻队”。神风特攻队员在起飞前须进行宣誓，第一句就是“我们七生报国，效忠天皇”。这种不求“消灭敌人，保护自己”，而求“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反常规战法，令美国既惊恐又诧异。同时，这句誓词也是对“一君万民”和强调国家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的极端民族主义的高度概括。
为了弄清日本军人为何如此疯狂，美国情报局委托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进行研究，弄清“在当前这场战争中，日本采取了一种宁可自杀也不当俘虏的立场。这究竟是最近新的想法，还是深深扎根于日本历史，具有传统文化背景的想法。”本尼迪克特为此撰写了《关于日本人行为方式的报告》。这份报告，就是“由外国人撰写的第一本关于日本人论的著作《菊与刀》”。根据鲁思·本尼迪克特的研究，美国认为，铲除军国主义，首先必须铲除日本“一君万民”的思想和体制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基础。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第四章“明治维新”，开篇即写道，“宣告近代日本到来的战斗口号是尊王攘夷”。实际上，“尊王攘夷”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一句“战斗口号”，而是为日本“一君万民”体制举行了奠基礼。
水户藩藩校弘道馆中的“尊攘”条幅
日本思想史研究泰斗丸山真男认为，日本民族主义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海防论、富国强兵论、尊王攘夷论。尊王攘夷论的提出，既标志日本民族主义走到了终点，也“打开了对外扩张的通道”。尊王攘夷论的“圣典”是会泽安《新论》。
会泽安，即会泽正志斋，1781－1863，日本江户时代后期水户学民族主义思想家。
会泽安在谈到他为何要写这本书时表示，通过“尊王”可以使民众之心“畏敬悚服于天威”，通过“攘夷”可以使民众同仇敌忾。他强调，“尊王攘夷者，实志士仁人尽忠报国之大义也。”毋庸赘言，尊王攘夷论为建立“一君万民”极权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明治之前，由镰仓、室町、江户幕府构成的武家时代，“至尊的天皇”和“至强的将军”并立。头像印在一万日元大钞上的“国民教师”福泽谕吉指出，“至尊的天皇和至强的将军”并立的“二元体制”，是日本的幸运”。因为，这种体制避免了独裁的产生。但是，经过明治维新，“至尊”和“至强”合二为一，日本不再有那种“幸运”。
福泽谕吉，1835-1901，日本明治时代思想家、教育家，日本最高面额纸币上的人物
天皇成为崇拜对象
1868 年初，天皇睦仁宣布接受江户幕府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的要求和将军辞表，并颁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但是，作为明治维新序幕的“王政复古”，并不是要恢复古代天皇所拥有的权力，即赐姓权、叙位权、颁布诏书敕令权——这些权力天皇从未失去（尽管仅是形式），而是要仿效西方，建立新的近代政治体制。
那么，究竟以西方哪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为“楷模”呢？
以小野梓为代表的“英学派”认为，应该仿效英国建立“君民同治”的立宪君主制。小野梓提出的理由是，日本“谋王室之尊荣和民众之幸福”是统一的。因此，“如须一并维护帝室之尊荣和民众之幸福，应仿效英国，维护两者利益。”
以中江兆民为代表的“法学派”则主张仿效法国，实行“万民共治”的共和制。但继续保留“万世一系”的天皇制。中江兆民提出的理由是，“人民主权的实质是如何在国家机构中贯彻其精神，而不是拘泥于外在的形态。”
中江兆民，1847-1901，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倡导者，被称为“东洋卢梭”
日本“自由民权运动”资料图
以井上毅为代表的“德学派”主张仿效德国，建立“权力归一”的极权制。井上毅指出，法国共和制是“制度化的无秩序”，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则是“其名为王政，其实为共和，首相之进退由议院决定，国王更是徒有其名。”他强烈主张“主权在君”和“权力归一”。
井上毅，1844-1895，日本政治家，曾参与明治宪法及教育敕语的起草
最终，“德学派”的主张被采纳和贯彻，1889年2月11日，即“神武天皇即位日”，首先由明治天皇宣读“上谕”，然后亲手将《大日本帝国宪法》（通称《明治宪法》）交给首相黑田清隆。这一仪式本身即显示了“钦定宪法”的性质。
明治22年日本宪法发布图（1889年）
《明治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其余各条则规定了天皇拥有包括军队统帅、法律裁决、官吏任免等各项权力。天皇因此成为“国家统治大权”的唯一、绝对的掌权者，成为“一切道德的本源”；成为“由宪法规定的政治和精神的绝对权威”。由天皇任命的阁僚和文武官僚，作为天皇这一政治权力和精神权威的代表治理国家。
明治时代宪法规定的天皇权力格局
明治宪法颁布后，明治天皇又颁布了强调“忠君爱国”的《教育敕语》。
曾作为日本教学最高规范的《教育敕语》，1890年发布，1948年废止。
（编注：《教育敕语》由日本山县有朋内阁的内阁法制局长官井上毅等人负责起草，于1890年10月30日由明治天皇颁布，1948年废除。曾被认为是日本的“第二宪法”。
其汉文翻译如下：“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独为朕之忠良臣民，亦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斯道也，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所宜俱遵守焉。通之古今不谬，施之中外不悖。朕与尔臣民，拳拳服膺，庶几咸一其德。”
从明治时期，西园寺公望等人都批评过，《教育敕语》的内容过度侧重于国家主义；也曾经发生过内村鉴三拒绝向《教育敕语》行礼的“不敬事件”。至昭和年间，《教育敕语》变得绝对化与神圣化、并且强制学生背诵，学校必须兴建特别的奉安殿安置《教育敕语》。而且在日本于1938年通过《国家总动员法》后，《教育敕语》的内容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教典。）
德国和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高扬并成为东西方两个战争策源地，和其宪法规定的极权体制和道德崇拜，是否存在必然联系？仔细研究其异同，不难得到答案。
财阀的形成
“财阀是军国主义的支柱”。因此，解散财阀成为日本战后改革的重点之一。
1947年3月13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指定三井、三菱、住友、安田、日产、大仓、古河、浅野、中岛、野村计10个集团的56人为“财阀”，剥夺其高级管理职位，同时对上述集团进行拆解。
追根溯源，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在明治以前并不存在财阀。“财阀”这一概念也是在1880年代末问世的。催生财阀并使之迅速发展的渊薮，就是作为明治维新三大方针之一的“殖产兴业”。
殖产兴业最初的主导者是“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认为，要使日本强大，必须在主导下进行“殖产”即引进西方产业技术，但同时必须努力扶植民营企业，实现日本原有产业的现代化。大久保利通同时强调，必须由“民富”达到“国强”。 他在《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里提出：“国之强弱由人民贫富决定，人民贫富由物产多寡决定。虽然物产多寡由人民是否勉力于工业决定，但在根本上依赖于是否努力诱导劝奖。”但是，未及将上述思想付诸政策实践，大久保利通便遇刺身亡。
大隈重信继大久保利通成为殖产兴业的主导者。大隈重信深受福泽谕吉的思想影响。福泽谕吉指出，“若认为为了富国，可以做任何事情，与人民从事相同的普通事业，甚至与人民竞争工商之成败，其弊极矣。”这一“官不可与民争利”的思想，为大隈重信所接受。1880年9月，大隈重信向明治提出了《出让为劝业而设置的工厂之议》，建议将国营企业转为民营，仅保留军工造币等维持国家统治必须的企业。这一建议成为明治的共识。同年11月5日，明治制定了《工厂出售概则》， 开始实行“国企转制”，大力扶植民营资本发展以使之具有国际竞争力。三菱、三井、住友、安田等因此迅速发展壮大，成为“财阀”。
三菱财阀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及岩崎家旧邸
例如，明治投资逾113万日元建造的长崎造船所，三菱以一次付清9.1万日元的方式购得；明治投资81.6万日元建造的兵库造船厂，川崎造船所以5.9万日元一次付清的方式购得。
在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史上，作为政、军、财“铁三角”之一，财阀提供的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无须赘述。但是，如何扶持产业发展和扶持产业发展的目的，却值得深思。
对明治维新之否定
1945年2月，二战临近尾声，美国制定了战后对日政策文件《(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的对日方针》，其中写道：“保证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美国经过反复研究后发现，“一君万民”的极权体制、财阀势力的扩张及与之形成明显反差的工农的贫困，是使日本军国主义高扬并成为战争策源地的根本原因。按照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说法，“极权政制的种子，是靠悲惨和匮乏滋养发育的，它们在贫穷和动乱的灾难土地上蔓延滋长”。因此，美国战后改革的重点，就是铲除这种种子的土壤：废除《大日本帝国宪法》，重新制定《日本国宪法》，剥夺天皇所有权力，使之仅仅作为一个“象征”；通过战后经济民主化的三大改革即解散财阀、开展农地改革、颁布赋予工人诸多权利的“劳动三法”，缩小贫富差距。
日本历史书中记载战后日本对明治时代法律条文的否定
现代日本的统治结构图
以日本战后改革为参照不难发现：一君万民的极权体制、贫富悬殊的社会状况，难道不正是在“明治维新”后开始形成的？“以史为鉴”的意义在于，曾经被日本喝下的明治维新中的苦酒，如何被辨认出来并引以为鉴。
（本文原标题：《日本战后改革是对明治维新的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