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上的悲剧

全国土地会议还未结束，会议精神已经传到晋绥地区，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土改高潮，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旷古未闻的人间惨剧。

还在晋绥边区农会成立之前，所谓“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的暴风骤雨就开始了。9月2日，《晋绥日报》刊登一条重要消息：正题是《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副题是：《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

刘象坤是刘少白的弟弟。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有一篇《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文章，是毛在1948年3月为起草的一个文件。该文提到两位开明绅士，一个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一个就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

刘少白名象庚，字少白，1883年出生于山西兴县黑峪口村的一个富裕家庭。他13岁考入本县嵋山书院，20岁赴西安参加科考未能中举，只是被拔为贡生。他不满足这一结果，便直奔太原，恰逢山西武备学堂招生，遂报名考入这座学堂。当时，阎锡山、黄国梁、温寿泉等人也在这里读书。他本想由此一展才华，不料患了胃病，只好中途辍学回乡。

1905年，刘少白又考入太原府中学堂深造。三年后，考入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的前身）攻读法律。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剪掉辫子参加反清活动。不久清兵攻入娘子关，他返回家乡避难。那一年除夕，他贴出一副春联：“革命非必好乱，读书岂为做官”。在此期间，他还组织民团，发动群众，兴办女学，鼓动乡民剪发放脚。当地知县闻讯后，以煽动暴乱为名下令逮捕他，他只好化装出逃。南北议和后，山西省临时议会成立，他当选为议员，并加入共和党。此后他继续在山西大学读书，并兼任太原阳兴中学教员。1918年，刘少白由山西大学毕业，获法学士学位。此后，他先后担任太原阳兴中学董事、山西省立工业专门学校秘书长兼国文教员。此外，他还与同乡好友牛友兰一起回到兴县，创办了多所中小学校，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很大贡献。

在刘少白的影响下，他的大女儿刘亚雄从小争强好胜，不甘平庸，是本县第一个不缠足的女孩子，也是第一个考进省城的女学生。五四运动期间，她在太原女子师范就读，因积极宣传新思想，被学校给予记大过的处分。后来，她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曾积极参与驱逐校长杨荫榆的运动。1926年初，她加入，“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她被校方开除，遂遵照党的指示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受训。

1927年国共两党决裂后，刘少白因为女儿的关系，曾掩护过许多共产党人，其中包括山西省委负责人王瀛和他的妻子朱志翰，以及贺毓秀、何述之、陈原道（刘亚雄的丈夫）、赵世兰（赵世炎的姐姐，李鹏的姨妈）等人。在此前后，他还参加过外围组织互济会的活动。

第二年北洋垮台后，老校友温寿泉出任河北省建设厅厅长，邀请他担任该厅秘书主任。当年9月，他举家迁往北平虎坊桥60号。不久，傅作义又邀请他担任工商部天津商品检验局副局长（后升任局长）。在此期间，他目睹官场腐败，给好友牛友兰写信发牢骚说：“我在这革命不彻底的机关里工作，心境之恶劣难以表述。”（《刘少白》第8页，山西省兴县、政协兴县编）

1929年刘亚雄由莫斯科归来，位于虎坊桥的刘公馆成为地下活动的秘密联络点。1931年初，刘亚雄及其丈夫陈道原分别担任河北省委（即顺直省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刘公馆不仅是地下党人接头聚会的地点，还负责接收从上海寄来的活动经费。与此同时，刘少白还帮助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并营救过许多被捕的地下党员，其中包括王若飞、杨献珍等重要人物。为此，王若飞曾多次对家人说，“刘老伯的女儿刘亚雄，是我党较早的经得起考验的女党员之一。他本人亦为党作了不少工作，我是非常敬重他的。”（同上，第12页）

2、毛泽东动员刘氏兄弟献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白提出入党申请。经王若飞和他的二女婿安子文介绍，北方局于1937年8月批准他成为秘密党员。不久，他根据的指示返回家乡，以党外人士的名义在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地总动员兴县分会担任经济部长，其任务是征集粮草，协助八路军120师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了筹措资金，刘少白利用阎锡山提出的“国难当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创办了兴县农民银行。为此，他动员全县一百多位富户入股，很快就凑起六万多元股金，其中仅牛友兰一人就拿出两万三千多块大洋和一百五十石粮食。晋西北有一句民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这笔钱粮在贫困的晋西北是个很大的数字。

1937年年底，兴县农民银行在本县孙家大院（清代名臣孙嘉淦的府第）正式挂牌营业。为表示庆贺，刘少白拟了一副新颖活泼的对联：

大多数农民从此解放鼓起精神打日本

这一个银行开始营业集中财力破天荒

银行开张后，刘少白在一年左右就印了三批纸币，总金额数十万元。据说这种纸币与法币、白洋、乃至阎锡山发行的货币（俗称“大花脸”、“小花脸”）相比，具有面额小，便于流通等特点，因此很受群众欢迎，有时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1939年晋西事变后，兴县农民银行改为西北农民银行，刘少白出任行长，主要任务还是为八路军筹措经费。据曾担任银行干事的牛何之（刘少白的内侄）回忆，农民银行的钱，大约有“80%是经我手支付八路军使用的，120师所需款，多数由民运部长刘亚球和供给部长亲自来取，偶尔肖克同志亲笔批条提款，每次数额都在一两千元，最多的一次提取一万元。有时银行现金不足，即开出加盖银行印章的便条直接购买物品，事后卖主持条到银行兑换现款。碰上持条者过于集中的时候，常由我出面接待，做些疏散解释工作。”（《刘少白》，第45页）还有人说：“兴县农民银行的十多万元钞票，大部分都支付了八路军，解决了军需急用。一二0师借款，大多是由第一二0师副师长肖克批示，民运部长刘仰峤亲自来办理手续，每次两三千元，最多的一次提款一万元。有时银行的现金不够用，就开一张便条，加盖银行印章也可以解决问题，以后再由商店持银行的便条前来兑换现金”（《西北农民银行史料》第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基于这一原因，西北农民银行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据《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金融贸易编）有关资料显示：农币发行后，由于信用无法保证，再加上发行数量过大，致使价格大跌，金融市场非常混乱；为了稳定农币，边区宣布以农币为本位，禁止法币和白洋流通，结果使贸易大大萎缩；不得已，只好对法币实行解禁，但是又对农币造成更大冲击……（详见《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中《晋西北货币金融工作概况》、《晋西北金融政策及银行业务概况》、《晋西北最近的金融情况》等篇章）。可见刘少白当时面临的压力非常沉重。

除此之外，刘少白还负有特殊任务。1938年端午节前后，他去延安接洽组织关系，曾会见毛泽东、刘少奇、王若飞、陈赓、成仿吾、徐冰等人。从延安回来后，刘少白受命与晋绥分局负责人林枫保持单线联系，每二十天步行数十里汇报一次工作，同时领取新的指示。对此，刘少白始终是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出色地完成任务。也就是说，即使是共产党统治区，刘少白仍然在从事地下活动。

离开延安时，刘少白还带回几千册图书杂志，办了个新运书社，让牛何之兼任保管，公开出售。牛不理解他的用意，发牢骚说：“银行的事还忙不过来呢，卖什么书，这能赚几个钱？”他解释道：办事情要多从政治上考虑，不能只盯着几个钱。有了钱，可以支持八路军，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同样是支持八路军，而且是更大的支持。（同上，第４６页）

1942年5月，刘少白根据党内指示，倡议组织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访问。参观团团长是牛友兰，刘少白副之。此行的目的，一是要学习延安经验，作为晋西北建设的参考；二是让代表团成员接受教育，认清形势，为统一战线服务。到了延安之后，他们先后参观了陕甘宁边区的议会大礼堂、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以及工厂、医院、报社、监狱等处，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七月中旬，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等人接见了参观团全体成员，毛泽东向大家讲解国内外的形势和持久战的必要，并介绍了“三三制”与“减租减息”等基本政策。值得一提的是，刘少白此行还带着三个孩子，其中包括十一岁的儿子刘易成和八岁的外孙刘纪原（刘亚雄之子）。他想送他们来读书，但是有关部门却因住房困难不愿接收。毛泽东从王若飞那里得知此事后，毫不犹豫地说：“没有窑洞可以挖嘛，刘老先生的孩子一定要收下。”这件事让刘少白非常感动。离开延安之前，他以《颂毛泽东》为题赋诗一首，其中有“当世英雄，谁知时机？唯有毛公，决策无疑，持久抗战，天下风靡；中国不亡，胜利可期，如此伟人，东方列斯。”等谀辞，可见当时的个人崇拜达到什么程度。参观结束时，《解放日报》还发表了《送别晋西北士绅参观团》的社论。

参观团回来后，刘少白被选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年届花甲的刘少白带头上山开荒，每天要开一分半到二分荒地，是规定任务的两倍。开荒后他倡议广种棉花，边区采纳了这一建议，仅兴县就种植棉花数千亩，生产皮棉六七十万斤。此外，他还与牛友兰从外地买回织布机，在兴县城关创办了蔚汾纺织厂。为了节约开支，他不要马夫，不要警卫员，不要勤务员。周围的同事看他年事已高，劝他留一个勤务员，他说，我自己动手干活，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增长知识。

抗战胜利后，刘少白为筹备全国解放区代表大会来到延安。重庆谈判时，曾考虑让他出任国民的立法委员，只是因为谈判破裂才没有实现。1946年五、六月间，刘少白要离开延安，毛泽东专门接见了他，并与他共进晚餐。席间，毛向他传达了“五四指示”的精神，并对他说：“决定要实行土改，你回去后将你家的土地全部献给农民，起个带头作用。”刘少白当即电告兴县要求献地，回到家乡后他又说服弟弟刘象坤，将全部土地以及一处四合院和上百棵树捐献出来（刘武雄：《回忆伯父二三事》，《贡生·士绅·共产党人：刘少白》第137页，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为此，《晋绥日报》在1946年8月13日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刘副议长及其胞弟向农民献出土地房屋》的报道。

3、刘象坤首当其冲被斗死

即便如此，刘氏兄弟在土改后期仍然遭到残酷斗争和彻底“清算”。

1947年9月2日，《晋绥日报》在清算刘象坤的报道中，用了这样三个小标题：“吃租放债养打手，刘象坤行凶霸道数十年”；“廿五年红军东渡前后，刘逆勾结反动军队杀害人民”；“逼群众修反共工事，乘机大肆敲诈贪污”。文章说，刘家在抗战前有一千多垧土地，吃租放债，设局开赌、调戏妇女、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红军东渡时，刘象干以“防共”为名，直接杀害7人，以告密方式出卖36人。他甚至不允许被害人的家属去上坟。文章还说，当时刘象坤是“汉奸阎锡山”的村长，为修反共炮台贪污了两千多斤洋灰（即水泥，当时一斤洋灰与一斤白面等值），还有独吞民工工资、工具等罪行。

因此，在8月26日和27日，兴县黑峪口的八个自然村召开千人大会，斗争了“罪恶滔天”的刘象坤。据说会场上摆着皮毛、绸缎、元宝等物品，还捆绑着一伙地主恶霸。刘象坤被围在中间。《晋绥日报》报道说，新政权成立后，刘象坤依仗他哥哥刘少白，依旧作威作福、横行乡里，甚至发展到“破坏法令政策，抗交公粮，抗做军鞋，不服抗勤，贩运大烟，走私漏税，无所不为”的地步。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直到这个时候刘象坤的问题才暴露出来呢？9月9日，《晋绥日报》以《清算大地主刘象坤的群运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为题刊登一则通讯，介绍了斗争刘象坤的经验。该文说，黑峪口是黄河边上的一个市镇，当地群众大多从事贩运，或者在皮匠、木匠、铁匠、水手、脚夫、吹鼓手等行当谋生。土改工作团是当年6月到达这里的。一开始，他们进行入户调查，“从三代算起，主要方式是本人谈，每户写成材料，相当长时间用在‘了解情况’”方面。然而，越了解情况，情况就越复杂，群众也越不好发动，工作团的“一些同志”对那些油腔滑调、“到处贩卖跑打”的人产生怀疑，“说这里正正派派的劳动农民没几个”。后来，工作团改变了单纯依靠贫雇农的作法，把上述各行当无地缺地的人都当作基本群众，然后选出24个土改代表，领导大家挖穷根，吐苦水，从而“把最大最普遍的仇恨”集中在刘象坤身上。

2004年初夏，我在一位同事的引荐下，拜访了已经退休的原忻州市委宣传部部长白建华。白先生是兴县黑峪口人，土改时十七八岁。他说他小的时候，黑峪口因为是水陆码头，可谓商贾云集，经济发达。他举例说，当地生产的一种豆腐干，由于加工精细，口感特别好，后来就再也不见了。另外，由于刘少白、牛友兰在当地兴办学校，传播新思想，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相当高。白建华说，那时候真是邻里和睦相处，居民安居乐业。老百姓婚丧嫁娶，从不大操大办。如果谁要铺张浪费，就会被大家耻笑，认为是封建思想作怪，老顽固、老落后。白先生还说，刘家兄弟为人和善，是远近闻名的老好人。刘象坤虽然没有出去，却让他儿子刘武雄在1932年就参加革命。

2005年月1月3日，《山西文学》副主编鲁顺民也采访了白建华，并在当年第10期《山西文学》发表了《“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白建华说：斗争刘象坤的“那一天，行政村8个自然村的群众几千人都来开会，会还没有开了一半，刘象坤就被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捧（应为“棒”）子我一石头给活活打死了。贫农团都是些年轻后生，力气大，下手狠，打人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我当时在场，人多，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人早就躺在地上没气了。”白建华还说，刘象坤被打死后，正好他的儿子刘武雄开除公职，从蔡家崖回来了。刘武雄回来的后就碰上批斗大会，他连家都没有回，就直奔会场而来，并上台讲了一番话，“大意是他受他恶霸老子的连累，现在决心要和刘象坤划清界限。”随后，他“跳下台来，从民兵手里接过一把刺刀，冲他老子尸体胸口上捅了两刀。”斗争大会结束后，刘象坤的尸体被人用绳子拖着，扔进了黄河。需要补充的是，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土改工作团团长段云。他曾经以晋绥分局研究室主任的身份主持拟定《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后来担任过国家计委副主任。

4、村支书惨死黑峪口

刘象坤死后，黑峪口又连续清算斗争了七个“地主恶霸”。但是从《晋绥日报》的报道来看，所谓群众诉苦，大多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事。比如有人去拾柴，地主婆骂骂咧咧的，“说是偷她家枣树枝枝，吓得连她家门口再不敢走”了。于是控诉者说：“你连穷苦人的柴水路都断了！”（《晋绥日报》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十二日第二版）

据白建华说，黑峪口村的党支部书记刘玉明，是红军东渡时入党的老党员，也成了斗争对象。“贫农团斗争他的时候，也是开了一上午会。在会上，贫农团的人无所不用其极，对刘玉明施以酷刑，打耳光，锥子扎，棒子打，打得死去活来。他被打晕过去之后，有个后生端来一块碹窑用的石头冲着他的脑袋就砸了下去，哪里想到脑袋骨真是硬，这一砸，刘玉明居然突然蹦了起来，蹦起来就给哪些人跪下了。他央求说：群众对我有怨恨我没意见，咋处理我也没意见，我今年36岁，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快70岁了，给我留条命行吗？”刘玉明话音刚落，一个积极分子又拿起棒子向他头部打去，他终于应声倒下。众人以为他死了，也像对待刘象坤似的，把他用一根绳子拖到黄河岸边，扔了下去。没想到刘玉明在河滩上又活过来，挣扎着往起站。于是几个积极分子下到河滩，“端起刺刀在刘玉明胸脯上扎了两刺刀”。

白建华说，刘玉明死后，“有一个叫任花油的汉子，家里有病人，他听人说吃上人的心脏能治好病，立马跑下河滩用刺刀将刘玉明的胸膛挑开，把心脏掏出来，用布包好，回去居然在炉子边焙干就那么吃了。”事后，刘玉明的母亲精神失常，妻子哭瞎了双眼，并被分配失去一条腿的老红军。这位老红军叫任全义，是白建华的入党介绍人，如今已90多岁，据说还健在。

5、副议长刘少白被斗

不久，刘少白也成了斗争对象。9月20日，《晋绥日报》刊登“本报编辑部”和晋绥新华总分社的文章——《关于‘客里空’的检查》，检讨了去年献地时报纸刊登消息，“把刘少白这个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描写的煞像拥护土地改革似的，不仅如此，作者更在介绍刘少白的简历中为之大捧一番”。为此，该文痛心地说：“你看我们为地主阶级做义务宣传做得多么漂亮，真是笔下生花了！”

就在《晋绥日报》刊登《关于‘客里空’的检查》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21日，兴县黑峪口村召开二千余人斗争大会，向刘少白进行“说理斗争”。大会通过决议，撤消刘少白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职务，并要求将大会揭露的事实在报上披露。于是，《晋绥日报》接受群众的要求，于10月1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这个消息。文章的标题是《向刘少白进行说理斗争》。

文章说，刘少白除了包庇刘象坤之外，还在两个具体问题，一是献地，二是为大地主李韶荣辩护。献地本来是毛泽东的意思，但是在大会控诉时，有人说他表面上是“献地”，实际上是在“让地”，即把土地“‘让’给原来的佃户，没有经过农会就把地分给全村农民了。意思是说，刘少白利用献地耍花招，搞阴谋，对抗土改运动。至于为大地主辩护的问题，报纸是这样说的：“今年春天，兴县李家湾大地主李韶荣，伪造军区首长私章，诈骗贸易总公司黄金案发生后，李之儿媳找到刘少白诉‘苦’，刘当即去信质问边区首长。自称‘人民代表’，并污蔑公安总局扣押李韶荣孙子是‘非法’行为，公然为李犯辩护。”这就是说，面对“爷爷‘犯法’、孙子连坐”的现实，作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的刘少白不应该多管闲事，否则就是为地主辩护。

刘少白逝世后，有人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李家湾（行署所在地）的地主李韶荣因为交不出底财，被关押在县内。为了对他进一步施加压力，当局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儿子说不知道，又把他十来岁的孙子也抓起来。李家媳妇走投无路，哭哭啼啼找到刘少白，说一人犯法，为什么要让儿孙顶罪？刘认为她说得有理，便直接上书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没想到李见信后大发雷霆，将这封信交给边区公安局长，并在分局党校的讲演中大骂刘少白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捐献土地是假开明，是想收买人心，与牛友兰是一路货色。（刘武雄：《回忆伯父二三事》，《贡生·士绅·共产党人：刘少白》，第130页）于是刘少白被武装人员从县城押送回黑峪口被批斗，并当场被撤消副议长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