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价暴涨200余倍，抗战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1941年，抗战前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威胁。

这种威胁来自粮价。

粮食是战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抗战初期，尤其是在1937~1938年，多数粮食产区丰收，粮价没有因战争发生太大波动。若以后方20个城市1930~1936年的粮价指数为100，则1937年12月为127、1938年为130。①

但随着战争扩大，华北产麦区、东南产米区相继沦陷；大批壮丁从军，农村劳动力不足；加之后方人口比战前激增5000万、商人囤积居奇，市场上的粮食短缺问题日渐严重。

粮价指数在1940年6月涨到424。1941年又再翻几倍，达到了2133，亦即：在全面抗战的第四年，中国的粮价，相较于1936年，暴涨了20 余倍。

除前述原因外，1940~1941年的粮价飞涨，还受到了两个特殊因素的影响：

1、法国、英国相继对中国关闭了滇越、滇缅铁路。

2、国统区粮食在1940年普遍减产达20%，主要产米区四川则减产高达50%。

粮价飞涨，意味着国民必须投入更多的财政支出，才能满足军粮及公务员、教师的“平价粮”需求。

抗战爆发后，国民主要财政来源的关、盐、统三税持续锐减。1939年度三税实收只有4.32亿元，比较之1936年度的实收数10.146亿元，少了3/5。如果算上通胀因素，1940年的税收实值，只有1936年的16%。

支出暴增而收入锐减，使得国民1937~1941年的财政收入，尚不足以满足财政支出的1/4。如此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只能以增发法币的方式补足。②

为保障军粮供应，也为平衡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1940年11月，由蒋介石亲自出面推动，国民开始筹划一项新的经济政策：“田赋征实”。

1941年3月，蒋在五届八中全会上，特别强调了国家在经济方面所面临的巨大危机：

“今后的抗战，军事与经济实应同时并重，而且就现代战争的特质而言，我们毋宁说，今后敌我成败的决定力，经济要占七分，军事仅占三分。”③

抗战的“持久待变”，不仅仅在于前线的军事对垒，也在于后方的经济维系。

“将田赋之一部或全部征收实物”，成为国民维系抗战经济免于崩溃的最后手段。

1941年6月，“田赋征实”正式落实为政策。

自该年下半年起，农户不再缴纳货币，而改为直接上缴谷物。同时，国民设立粮食部，由徐堪出任部长，负责军粮民食的收购、仓储、运输、调拨等事务，监督地方行政长官有关粮食事务的工作。

图注：粮食部长徐堪

田赋不再征收货币，改为缴纳实物，无疑有助于缓和通胀对民生的戕害。田赋本属地方财源，如今收归重庆，既有助于遏制地方的分离倾向，也可以缓解的财政压力。

“田赋征实”的第一年，粮食部为各省所定征收数额为稻谷2293.8万市石(1市石为50千克），其中四川配额最多，占到四分之一。至1942年10月，21省征收谷物，折合稻谷2345.9万市石，超出所定征收数额。

协助徐堪工作的关吉玉总结称：

“1941年度田赋征实总数约2400万市石，以市石100元计算，约值法币24万万余元，比较战前全部预算每年不过10万万元之数，超过二倍以上。”“在战时预算的赤字上，起了很大的填补作用，使国家财政基础愈见巩固。”④

“田赋征实”最大的阻力，来自各省军阀。

1928年，为推行地方自治，田赋被划归地方，成为地方上最重要的税收。

军阀们扩军不休，耗费甚巨。为弥补赤字，各省常常擅自增收田赋。抗战期间也不例外，如1940年，贵州、云南等省将田赋增加了一倍。田赋征收权的失去，对地方财政是一个大损失，各省对此极为反对。

在确立“田赋征实”的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上，除了张群任省主席的四川、吴鼎昌任省主席的贵州两省原则同意外，其余与会的地方代表均持反对意见：

“阻力较大的是云南省财政厅长、西康省财政厅长以及在后方各省的一些‘绅士’们（如邓汉祥、甘绩镛）、大军阀地主们（如王陵基等）。尤其是折合粮食的标准，曾引起极大争论。”⑤

张群是蒋介石的心腹，自然选择支持。云南在军阀龙云控制之下；西康在军阀刘文辉控制之下；邓汉祥、甘绩镛、王陵基等，则是张群无力约束的四川本地军政要人；这些人全部反对“田赋征实”。

其中，又以四川大小军阀的囤积居奇，对“田赋征实”伤害最大。

在以行政手段打击囤积居奇无效后，蒋介石曾令徐堪拿出数百万元现款，委托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代购10万石粮食，并很快购得。蒋由此确信：

“囤积居奇者尚非奸商地主，而乃为当地之军阀也。”⑥

抗战在前，国民需要掌握粮食。让实际掌控粮食的军阀“代购”，实无异于默许其从中渔利。

为消弭各省的反对之声，在最终的草案中，特意加有一句：“其赋额较重之省份，请由酌量减轻”，留下商量空间。同时，在各省设立的田赋管理处，允许由各省财政厅厅长兼任，副处长由地方保荐。如此这般的利益交换后，“后方各省的实力派，觉得改征实物以后，虽然要拿出一部分粮食给，但田赋收入仍可增加不少”（亦即田赋虽名义上收归，实际上仍由地方与分割），才大致同意实行田赋征实。

在实际操作中，地方军阀也不肯真正地配合。

面对这种不愿配合，国民无可奈何，只能是：

“对控制力较强的省，态度强硬，而对控制力较弱、地位重要的各省，则往往采取宽容的态度。”

比如，云南是后方第二重要省份，又是对外交通的必经之地，国民对龙云颇为迁就。从1941年征实开始，蒋介石、孔祥熙每年都亲自致书龙云，希望他以大局为重，完成征粮数额；至于具体数额，则由徐堪每年飞往昆明与龙云协商。⑦桂系控制下的广西，情况也大致相同。广西的田赋征实数量，只占总产量的2.2%；在四川，这个数字是7.5%。

图：云南军阀龙云

按照规定，田赋征实后，各地驻军不得再向民间直接征购粮食。但地方军阀并不会遵守这些规定。

比如，在李宗仁下辖的第五战区，鄂北驻军以6元每石收购粮食，农户则要80~90元购米一石，并搭上路费，以满足驻军要求。第五战区军粮局长不考察地方粮食数量，滥发购粮证，鄂中、鄂北的军队趁机挨家挨户搜索，将百家家粮食、财物一扫而光。⑧

贪污，是“田赋征实”推行过程中的次要阻力。

徐堪曾感慨，“在征收则有擅改粮册，浮收勒索、吞没征粮，虚报征额……重重弊端，不一而足……”为此，国民出台政策，设立监督机构，试图严厉打击征粮贪污。成都市市长杨全宇、四川粮政局局长康宝志、安县县长江东等人，均因此被法办。但杀鸡儆猴的效果有限，贪腐问题始终未能好转。

尽管遭到了重重阻力，“田赋征实”政策，配合征购、征借，总体而言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据统计，国民在1941年~1945年，总共掌握了27000多万市石粮食，保障了军队、公教人员和部分市民的粮食供应，节省法币1700亿元以上。⑨

如当日的国际舆论所言：

“（中国）为求人民田赋负担公平起见，曾致力于土地登记及估价制度之改进，现行之田赋征实办法，有良好之进步及表现，中国得掌握主要粮食继续抗战，多赖乎此主要改革之成功。”⑩

“田赋征实”政策，是中国脆弱的小农经济免于崩溃，能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关键。

图：国民发行的征借粮食的“粮食库券”，上有孔祥熙与徐堪的签名

注释

①王洪峻：《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140页；②⑦⑧⑨郝银侠：《抗战时期国民田赋征实制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③方勇：《蒋介石与战时粮食统制》，《历史教学》2012年第14期；④陈开国：《徐堪其人其事》，《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4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⑤朱偰：《天风海涛楼札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237页；⑥许秀孟：《国家、社会与粮食:抗战时期四川省临时参议会有关粮食政策的讨论》，（台）《国史馆馆刊》第31期，2012年3月；⑩《中国粮食问题》，（美）《国外农业》，194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