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国家，让我喝上了凉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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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妮塞虽然不会说中文， 但 re shui（热水）这两个字却说得惊人的标准。

“和其他游客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中国游客经常会叫你倒杯 re shui，而且很少有人点酒喝。”阿联酋航空的空乘艾妮塞说道。

就像餐叉总是有四个齿、最常见的胶带总是透明的，越洋客机上，所有善解人意的艾妮塞都深谙一个事实：热开水是中国人灵魂深处“怎么也戒不掉的多巴胺”。

2016年3月3日，于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工作人员正为与会人员倒开水

2011年11月1日，山东滨州，小学生们在接35℃的温开水

2003年6月随着非典疫情的逐步好转，大批四川民工又纷纷背着行李回流城市。期间，旅客太多给供水带来不便，休班的乘务员，便利用休息时间在站台上为旅客送开水

2013年4月21日，四川雅安地震第二天，一家人在临时居所向所有人免费提供开水

在全国各地的火车和高铁上，白开水是供应标配； 

在高层会议上，瓶装水可能只是个点缀，但是茶缸子则是实实在在喝热水用的；

会议上，工作人员会提着热水瓶四处巡视，以确保每个人的杯子里都装满热水，不间断的开水供应，似乎是每一个机构的“软实力”；

回顾2017年全球保温杯的销量，最大的市场依然是中国；

……

去年，“端着保温杯的黑豹乐队鼓手赵明义”引爆社交媒体的热点：“用保温杯的Rocker还能算Rocker吗？”尽管保温杯一举成为中年危机的代名词，但随后，粉丝们举着同款保温杯支持偶像的举动，更像一场线下狂欢

然而，藏在“多喝热水”、“中年危机保温杯”等流行文本背后，是一个更为隐秘而残酷的事实：

对于最早一批喝上凉白开的中国人而言，热水并不意味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衰老，就在不远的过去，这是一件“被贫穷限制了想象”的事情。

就如作家谌旭彬所言：“无论城乡、无论贫富，多数中国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喝上热水——是在90年代中期——距今不过20年。”

2011年6月14日，暴雨过后，为了去开水房打水，学生们动用了人力三轮车

陕西师范大学的开水房前，保温瓶上写着“内有炸弹勿动”的防盗标记

喝生水是中国民间的底色

在过去那些霍乱和传染病横飞的年代，能够有效消毒的办法恐怕只有加热。

但并非每个人都负担得起煮水的柴火。 

明代天启年间，大臣杨涟因弹劾宦官魏忠贤而遭到迫害。在屡屡历经拷打后，狱中的杨涟深知“珰意不可回”，难过之余，他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每晨起多饮凉水，以求速死。”

杨涟寻死的逻辑，是基于中医 “温阳”的思想。根据这一思想，喝冷水是不健康的。而与之相反，煎滚过的“热汤”才是上层士大夫钟爱的养生、宴客之物。

《宋人撵茶图》，描画的是彼时爱喝热水、戒饮凉水的宫廷贵族。即使是冰饮，也只有高级官员和社会精英才能享用——皇室设有一个特别的公务员队伍，专门在冬季采冰

然而，喝得起热水的上层贵族毕竟是少数，基层群众才是饮水问题的底色。

农业社会，燃料宝贵。那年头，煮沸一锅水比做饭更费燃料，为了喝一口热水而支起炉灶，对于民间人士来说不甚经济。

因此，在广大平民阶层，热水这种奢侈品，总是留给那些最需要热水的孕妇、老人和病患。而普通人家一年四季只喝生水，在早期的《申报》中，就常常可以见到利用明矾清洁生水的报道。

直到近现代，农户仍保有一个习惯：家里来客也不烧水，而是让孩子拿上一把小茶壶去水铺买开水。当时村里一般有几户专卖开水的水铺，对于只有偶尔情况下才消费开水的村民来说，一次花费一两分钱去买，是最经济的办法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

1862年，上海爆发了霍乱疫情。据医生王士雄的观察，“时疫流行，朝发夕死”，上海居民“死者日以三千计”。其中许多人，是太平天国内乱时期逃到上海租界的流民。

随后，疫情北上，传到京津地区。有人提出，疫情没有发展到中国南方，是因为南方人热水喝得比北方勤。 

很快，“喝热水防霍乱”的传闻，以不亚于霍乱传播的速度在全国流传。“喝热水”已经不再是有益健康这么简单，而是一道生死攸关的命题。尽管后见之明已证实，霍乱北上的真正原因，是由往返于京沪的商船所致。

晚清年间，汤姆逊为总理衙门满大臣拍摄的合影。照片中，大臣们倚着茶几品热茶

第一批“非热水不饮”的种子用户出现

进入民国，中国的社会文化逐渐受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影响，细菌学说传入，“喝热水”获得科学支持。

与知识界，于是开始有意识地劝导居民不要饮用“未经煮沸的凉水”，并断断续续向民间推广喝热水。

当时，在临时搭建又拥挤不堪的流民棚户区，垃圾、粪便污染饮用水源的事情时有发生，一半以上的死亡人口，是由于不讲卫生而冤死的

及至20世纪30年代，喝热水已经上升为一个社会议题。

彼时，中国正面临日本的威胁，蒋介石视察前线后，发现很多地方的民众衣衫褴褛、形容颓废。

“为了对抗敌人的威胁，就需要模仿敌人”——这是蒋介石的想法。

1934年2月，正在南昌忙于“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要求全国群众“从此能真正做一个现代的国民，不再有一点野蛮的落伍的生活习惯”。

《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词则更直白：“我们和日本人不必在枪林弹雨之下冲锋陷阵，就只将日常生活比一比，就可以晓得高低强弱。”

1935年，对个人卫生做出了更多详尽的规定，包括“不要随地吐痰”、“脸要洗干净”。以及一些行为习惯的规定，如“不要在葬礼上发笑”，“买火车票要排队”等。

与此同时，“水不沸不喝”成为新生活运动中的重要内容。

“新生活周刊”， 1934年，第一卷。图左表现的是新生活运动中鼓励人们喝开水

1936年，在新生活运动的带动下，在门市卖热水的“熟水店”，逐渐成为城市一业。

光是上海地区，“熟水店”的数量就从民国初年的159家飙升至2000多家。烟气氤氲的老虎灶遍设弄口巷尾，早晚“泡开水”成为弄堂里一家常现象。

熟水店（沪地俗称老虎灶），是中国城镇一种专贩熟水的微型店业。在煤气炉和电炉还未普及之前，解决了底层民众喝热水和节省燃料的双重需求

1930年代，上海社会局一份关于上海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自从上海四大公司有热水瓶供应后，一些商店和单身汉为减少麻烦，都不再自己生风炉，而是抱着热水瓶到熟水店泡开水。

20世纪20年代，进口热水瓶进入上海，价格昂贵非一般平民所能享有。30年代中叶，国产热水瓶兴起，售价下降，最低廉时每只仅售一元。图为1986年，刚刚上市的向阳牌气压式热水瓶，引发上海市民疯抢

在“老上海”的描述中，“老虎灶”的掌柜一般是中年的夫妻档。除了供应热水之外，熟水店也兼带卖茶。

彼时光顾熟水店的茶客，多为上海滩的人力车夫、码头工人、拉塌车者和走街串巷的小贩，也有小瘪三和咸肉庄的低级妓女。

“在十里洋场，他们往往是被人遗忘的角色，到茶馆来，亦根本喝不起碧螺春、龙井、毛峰等高档名茶。”熟水店对于他们，与其说是饮食之所，不如说是一种苦中作乐的社交之地。

“这里有点像欧洲的咖啡店，顾客都是周围的邻居。”美国学者卢汉超说。上海的冬天寒风刺骨，人们喜欢蜂拥到熟水店排队买水。到了夏天，人们又带着自家的椅子，在熟水店门口闲坐聊天。 

带着热水瓶社交，是上海弄堂生活里最常见的情景

1984年，弄堂老虎灶旁，打开水的人

这场运动，让中国人真正“爱上白开水”

虽然这场新生活运动前后持续了15年之久，但99%的进度条都是在城市推进的，在农村地区，只实行了一点点启蒙教育。

在更广阔的农村地区，也有类似“熟水店”一类的开水铺子的存在，但迫于经济压力，普通民众依旧拿生水将就。

2002年，云南建水保留下来的开水铺

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新生活运动，日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深町英夫指出：“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至少不会像中国这样……（这）可能是一种中国特色。”

而让深町英夫没有料到的是，建国后，另一场热水推广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正是在这一次的热水革命中，寻常百姓得以了解“白开水的滋味”。

1930年代的延安，用搪瓷缸子喝开水已经成为红军的日常。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手边也都放着一个装着热水的搪瓷缸子

为了完成未竟的KPI，早在1937年到1945年之间，毛泽东就在红军中大力提倡喝热水。喝不到开水的战士，可以向上打报告；喝生水的，则要被口头批评。

“1952年1月28日，那天上午无风，有浓雾，气温零度以下。我们发现敌人于朝鲜北部使用细菌武器。”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反细菌战工作总结》中如此记载到。

为了应对美军突如其来的细菌战，从这一年起，全国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便在“打死一只苍蝇就是消灭一个美国鬼子”的口号下展开

这一次，喝开水要从娃娃抓起：“应该给孩子喝开水，保证每天喝三次，养成喝热开水的习惯。”

 1954年，“喝开水”海报。下面一行小字为：“喝开水要用自己的茶杯”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鼓励我们喝白开水。”68岁的退休职工李振辉说：“当时，每个单位跟社区都有开水房，每天一大早，卫生员会挨家挨户地送热水。他们还会经常说，喝热水不仅对身体好，而且很卫生。”

持续十年的爱国卫生运动，厉行饮水消毒和改善卫生环境的做法，以杜绝传染途径

一时间，“喝开水”的小广告遍布大街小巷，工厂车间、部队机关、学校和居民大院纷纷设立开水房，火车上也经常免费供应开水。

免费的开水供应正是源于那个年代。

2009年1月20日，旅客正在西安火车站广场免费流动送水车前打开水

南京理工大学开水房。时至今日，中国很多地方免费供应热水的开水房，仍是让外国人好奇的一个所在

而在农村，免费的开水供应只是在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大食堂”期间昙花一现。

公共食堂失败后，因大炼钢铁而导致燃料紧缺的村民，又恢复到“屁股上挂个瓢，咕咚咕咚灌生水”的节奏。

1964年，溧阳县横涧公社利用山区资源编热水瓶壳，供应城乡市场

尽管如此，在这场运动中，保温瓶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在一次下乡走访中，调研人员惊讶地发现，山东和河北的好几个农业社，暖水瓶保有量都超过了手电筒。

要知道，在1962年，国内还没有工厂能生产出它的内胆之前，保温瓶是年轻人结婚时除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之外最好的彩礼。

它在民间的保有量，也一度是基层干部用来凸显政绩的指标。 

1954年，南京市某工厂表彰先进代表时，获得先进称号的职工抱着保温瓶合影。当时，保温瓶是“比搪瓷缸子更高级”的奖品，甚至还被当作国礼赠送给外宾

1970年代末，北京西路的玻璃器皿门市部前，市民得排队购买保温瓶

及至80年代，农村地区开始加大马力兴建自来水和推广省柴灶。1985年，第一个强制执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应运而生。

九十年代中期，当“大哥大”已风靡全国时，国人随心所欲喝热水的夙愿才基本得到实现。

“我曾经在12月参观过中国的工厂，热水瓶已经根植于他们的日常生活。”

Charlie Melvoin，一位经常到访中国的美国企业家说，“确凿无疑的证据是，工厂除了提供储物柜，还专门给几百号工人提供放热水瓶的架子。”

进入21世纪，国人依旧保留了喝开水的惯性。2017年12月16日，四川成都的彭镇老茶馆仍在营业

 2012年5月9日，武汉，打开水的女孩

而Charlie Melvoin没有察觉的是，为数众多的企业在改制的大潮中，已悄然把开水房隐去了。

随着时代变更，曾经风光一时的熟水店，也被更先进的电热水壶和饮水机取代。

2014年1月16日，北大最后一个开水房宣告闭门谢客。粗算一下，自上世纪建成以来，估计有六位数的北大人喝过这里的水

如今，有的城市家庭里甚至连一只保温瓶也没有，即使有，也早就束之高阁。

唯有个别企事业单位、大学、医院里，保温瓶还占有一席之地。

在“喝热水”成为一个笑话之前，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还未远去的故事。

 2014年3月15日，晴。陕师大雁塔校区，两位老人牵手走过学校的开水房

参考资料

[1]《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喜欢喝热水》，谌旭彬

[2]《中国老男人为什么喜欢保温杯？》，大象公会，兔透射

[3]《中国最受欢迎的饮品》，妮科尔刘

[4]《中国既已富强，还需要国民素质和身体教养吗？| 专访深町英夫》，界面文化，张之琪

[5]《其实，中国人喜欢喝热水是跟西方学的》， 李睿宸，中华文化溯源

[6]《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卢汉超

[7]《上海百年老虎灶寻踪》，蓝翔 

[8]《反细菌战调查与建国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肇始》，李洪河

[9]Are China’s Days of Hot Drinking Water Over?，VITTORIA TRAVERSO

[10]The History Behind China’s Obsession With Hot Water，Zhang Guo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