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该减负的，是孩子

国馆君按

减负，又成了热点话题。社会关心，学校关心，父母更关心。每年都在谈，也每年都在减。减了30年，现实却是个怪圈：越减，孩子的负担就越重！

一位认识的家长感叹，以前五点放学，作业七点就能搞定；现在三点半放学，作业十点都做不完，花的钱更不用说，简直是个无底洞。

其实，最不该减负的，是孩子。

一个很简单的推论：假设你是家长，学校告诉你，孩子苦哇，要减负，不用补课、不用写作业、不用考试，提前下课，剩下的时间家长分配，以下三个选项，你会怎么选：

A.假设别的孩子都去玩，那么我的孩子也去玩，结果：都考60分；

B.假设别的孩子都去玩，那么我的孩子不去玩，结果：别的孩子考60分，我的孩子考80分；

C.假设别的孩子都不去玩，那么我的孩子去玩，结果：别的孩子考80分，我的孩子考60分；

从收益最高的角度讲，答案一定是B。

很多父母觉得，你们赶紧去玩，赶紧去减负吧，我的孩子不玩，要学更多的东西，因为这是拉开差距最好的办法。

最后的结果是：不是说好的一起减负，一起玩，怎么都悄悄跑去补习了。蓦然回首，我的邻居牵着孩子，正在学而思的门口。

减负的结果就成这样：国家减负——家长为了获得优势，增负——孩子累——国家再减负——家长再增负——孩子更累。

我见过一个家长，学校补课，他去教育局举报；学校作业多，他也去教育局举报；背后却带着孩子上各种补习班。

其实就是第二种选择的变态：想各种办法，让对方落后，自己在前。人性都是趋利，希望自己好，别人差。

背后的实质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太稀缺，上升的通道太狭窄，要想获得更好更多的资源，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就是唯一的办法，这是社会的法则，也是教育的法则。

而减负，只会让孩子在竞争中处于弱势。

去年，何猷君在《最强大脑》夺冠的新闻曾刷爆朋友圈。

他的老爸是“澳门赌王”何鸿燊，2011年福布斯香港排行榜中，以31亿美元的身价排在第十三位。

富二代的光环之下，何猷君却是麻省理工最年轻的金融硕士、连续五年获英国数学奥林匹克金牌，18岁那年，他同时拿到了牛津大学与麻省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最后他选择了麻省理工大学。

大学期间，别人每学期修4门课，他修8门，三年的时间便修完了4年的课程，并在21岁的时候考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金融硕士，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学生。

左为何猷君

柳青，滴滴打车总裁，以“近乎变态”的努力著称，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随后又拿下了哈佛大学计算机硕士，刚毕业就加入全球最优秀的投资银行之一高盛集团。

靠着自己的实力和拼劲，一路高歌猛进，34岁便拿下高盛亚洲直接投资部董事总经理的位置，2014年任滴滴公司COO，2015年出任总裁。

而她的父亲，大家都听过，叫柳传志。

有人感慨，“人世间最气人的事情，就是有的人比你有钱，比你颜值高，结果比你还聪明，更要命的是，还比你努力。”

人性总是喜欢放大对手丑陋的一面，一说“富二代”，想到的是“拼爹”，一看到别人成功，就想到是关系、走后门。更多的情况是，人家不但比你有钱，还比你努力，而你依旧停在原地，意淫、抱怨、不思进取。

减负，只会拉大孩子与富人之间的差距。

滴滴出行总裁柳青作演讲

现有体制下，读书，是普通孩子最好的出路，能在高考的独木桥中杀出一条血路，是风险最低，也是成本最低的一项投资。

招聘会就是最好的例子，有HR直言，招聘的时候，他们都是一视同仁的，不问学历，也不问学校，有说有笑，问的问题也差不多。

招聘会结束后，他们会带走所有名校学生的简历，回去进一步筛选。至于非985、211的简历，都是直接扔进垃圾桶，眼都不眨。

你可以抱怨，也可以控诉。可现实就是，你可能因为学校问题而失去更多选择的机会。最后不得不被迫谋生，选择自己不喜欢的公司，不喜欢的职业。

或者你需要通过其他的渠道、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享受同样的待遇。很认可龙应台的一句话：

“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现实的逻辑很简单：成绩意味着你能否考上好的中学，好的大学，也意味着，在毕业的时候，你能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被迫谋生。

钱文忠说：“高考制度之所以不能改，是因为我们找不到比高考制度更不坏的制度。高考制度不是最好的额制度，但它是最不坏的制度。”

教育评价体系不变，高考就是唯一。减负，就意味着减分数，意味着你可能落在别人的背后，意味着你考不上好的大学。

减负，只会让孩子失去更多选择的机会。

关于减负，日本是最好的参照国。30年前，日本也和我们一样，“分数就是唯一”，整个学校就是考试地狱。

上世纪七十年代，很多日本人发财了，有钱了。他们开始觉得，我们的生活都这么好了，为什么孩子还要这么苦，应该减负啊，应该让孩子快乐学习啊。

1976年，日本教育改革，“宽容教育”正式开始：降低课本难度、减少学习课时、不分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提前放学等，和我们的现在的减负政策没有任何区别。

30后，恶果来了。《中国青年报》曾总结了日本“宽松教育”带来的三大恶果：

第一，公立廋弱，私营肥满。有钱人都去私立学校了，公立学校的质量越来越差，课外补习产业迅速发展，很多家长发现，中学期间要是上不了好的补习班，就很难考上好大学。

第二，中产家庭教育负担倍增。私立学校的费用，是公立学校的三倍，补习班的花费更多，原本由国家承担的教育支出，都转移到了家长身上。结果很明显，谁有钱，谁就跑得快、跑得远。

第三，国民学力显著下跌。有日本国内调查称，小学生4人中便有1人弄不清“平均”的含义，而日本大学的第一年竟要为高中补课的现象也是司空见惯。

在四年一次的国际PISA标准化测试中，1999年，日本的数学应用和科学素养位列OECD15国第一，阅读理解位列第八；到了2003年，数学跌了5位，阅读理解跌了7位；2007年，科学第六、数学第十，阅读理解已经沦为垫底的第十五位。

别以为平时背的书、刷的题没有任何作用，最显著的例子，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在菜市场迅速反应出两斤半的大白菜要给多少钱。在国外，不少普通人连最基本的数学计算都反应不过来。

减负，只会进一步降低孩子的基础学力。

很多人喜欢拿欧美教育说事：中国的老师都要求学生们上体育课时记录跑步成绩，并按成绩快慢排序。言下之意：你要比别人强。

在国外就成了另一番场景，有个学生成绩很糟糕，痛哭流涕，美国老师走过来安慰他：你只要比自己强。言下之意：你不必在乎别人的成绩。

事实果真如此吗？哈佛校友曾敏敏写道：“不可否认，在美国的基础教育中，的确压力很小，但在事实上，美国精英阶层教育中，学习可能并没有家长们想的那么轻松。”

在著名的帕罗奥图高中，学生每周个周末都要完成15个小时的家庭作业，以及无数的课外活动，凌晨三四点睡觉那是家常便饭。

就像我们谈论高考一样，他们都在谈论SAT（相当于美国高考）分数。

因为压力太大，帕罗奥图高中发生了不少震惊全国的自杀事件，自杀率为全国的六倍，对于课业的压力，他们也抱怨，但他们知道，除了顶住压力，自己别无选择。

当然最后的情况的是，精英阶层的孩子越来越有出息，美国绝大部分的科学家、政治家、金融家都出自1%的精英家庭。

当然，普通阶层的孩子确实很轻松，但也因此丧失掉了上升的机会，一个社会阶层的固话，往往从教育固化开始。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我们纷纷指责国内教育残酷、无情，赞美国外教育轻松、先进的时候，国外的学者却在纷纷研究我们的教育。

其实，任何国家都一样：为了让孩子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把他们送入人数较少的精英学校，激烈而残忍，都是无可避免。

减负，只会让寒门子弟永远踩在别人脚下。

每一个成功的孩子背后，都是汗水和泪水里走出来的，从来就没有快快乐乐、轻轻松松的道路，你在小时候偷过的懒，迟早会要加倍偿还。

当然，除非你有足够的资本、足够的储蓄，足以让你的孩子一生无忧。

生活不易，事实从来如此，要想卓越，就得付出常人十倍的努力，你觉得读书很苦，在他人眼中，这不过是家常便饭。

哪个父母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天天看喜洋洋、看熊出没、看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让他们在无忧无虑中长大，自己也捡个清闲，问题是，在现有的体制下，谁能给他们一个有保障的未来呢？

除了父母，谁还会真正关心他们的未来呢？对我而言，教育从来是件不敢放松的事情，因为我不希望在不远将来，他们要被迫谋生。

所以，你谈你的减负吧，我只想我的孩子上清华！

 ◎本期编辑 ✎ 刀子

◎本期主播✎伽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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