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文字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利用文字违碍大兴冤狱，制造恐怖气氛，以箝制思想，巩固统治，是历朝封建君主惯用的手段。以文字违碍兴狱杀人之事，自西汉宣帝腰斩杨恽开始，几乎历朝都有。

朱元璋在取得帝位以后，不断加强皇帝的权力。洪武十三年（1380），废除中书省，罢置丞相，政事归于六部，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权力集于皇帝一身。又相继制造胡惟庸、蓝玉之狱，株引牵连，杀戮达五、六万人，把和他共同打天下的功臣宿将诛杀殆尽，从而解除了武臣对皇权的威胁。

与此同时，朱元璋也向文人开刀。明王朝刚刚建立，朱元璋又是从“贼”出身登上皇帝宝座的，因而一班前朝过来的文士还不愿和新朝合作，不肯出来做官。如浦江戴良，元时为江北行省儒学提举，朱元璋“欲官之，以老疾固辞忤旨”而暴卒。江阴王逢。太祖“欲辟用之，坚卧不起”（见《明史·文苑传》）。

又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朱元璋下令“诛而籍其家”，并把“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列入法律条文，加以惩处（见《明史·刑法志》）。

另一方面，朱元璋对已经出仕的文人，也并不放心，疑心这些人用文字对自己和朱明王朝进行讥讪诽谤所以特别注意奏章的字里行间有无这类文字。朱元璋之所以特别留意于此，据黄溥《闲中今古录》载，洪武初年开科取士，搜罗文士以佐治理。

一班有功绩的武将不平，认为我们打下的天下，交文士们治理，太便宜他们了。于是就挑唆说文士都好讥讽，并举出颇使朱元璋惊讶的例子：“张九四（士诚）厚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朱元璋认为这个名字很典雅。

武臣说：“《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把句子破读，就是骂张士诚是小人。这件事使朱元璋颇受刺激。疑心一生，则无处不有讥讪，“上由是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

可见，朱元璋制造文字狱加罪的理由，完全凭主观猜测，并无任何事实根据。我们且看他用什么手段置人于死地。

一、以附会字形加罪于人

当时有一位高僧，法名来复，朱元璋请他吃饭，来复谢恩诗称：“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叠滥承天上赐，自惭无德颂陶唐。”

朱元璋见诗大怒，曰：“汝诗用‘殊’，谓我是歹朱耶！又谓‘无德颂陶唐’，欲以陶唐颂我，而未能也。何物奸僧，大胆如此！’遂斩之。”（《明朝小史》卷一）

这位和尚虔诚地拍马屁，万没想到朱元琼用字形分解法来加罪于他，结果自己的身首也被分解了。其实来复被杀的真正原因是，有人检举他“往来胡（惟庸）府，合谋举事”（《列朝诗集小传》闰集）。“歹朱”之说，只不过是借端杀人而已。

又有一位中书舍人詹希原，字写得很漂亮朱元璋命他书写太学“集贤门”门额，因“门”字右直微勾起，朱元璋就挑了眼，说道：“吾方欲招贤，原乃闭门，塞我贤路耶！”遂杀之，而以粉涂其钩（马朴《谈误》卷四）。

“门”字右直挑钩，是规范书体，千古如此，怎么到了朱元璋那里就不能挑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元璋自己所写的“门”字，也是“右直微勾起”（见吴晗先生《朱元璋传》卷首所附朱元璋的亲笔信书影）。如此，则朱元璋应自履其罪了。

二、用同音、叶音、方音曲解文义而加罪于人

明初名儒卢熊曾为兗州知州，以印文篆书“兗”字类“袞”字，上书请改正。朱元璋看了大为恼火，说道：“秀才无理，便道我袞（滚）哩！”几被祸（《水东日记》卷四）。卢后仍坐累而死。

其他如浙江府学训导林元亮为海门卫作《增俸谢表》，内用“作则垂宪”被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贺表》，内用“垂子孙而作则”被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节表》，内用“仪则天下”被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司作《贺正旦表》，内用“建中作则”被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贺正旦表》，内用“睿性生知”被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州作《贺正旦表》，内用“圣德在秋”被诛。

以上诸条，朱元璋用他所操的淮南方言，读“则”、“贼”同音，“作则”即“作贼”，这不是在骂他曾做过“红巾贼”么？“生知”被读作“僧知”，“圣德”被读为“僧得”，这不是揭他早年曾当过和尚的老底么？

又如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贺赐马匹表》内用“遥瞻帝扉”被诛；祥符县学训导贾翥为本县作《贺正旦表》，内用“取法象魏”被诛。“帝扉”被同音假借为“帝非”；“取法”被读作“去发”，就是光头和尚！至于“象魏”，更使朱元璋联想起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以魏代汉的曹操，这不是骂他是窃柄篡国的奸贼么！

更有甚者，毫州州学训导林云为本州作《谢东宫赐宴笺》，内用“式君父而班爵禄”被诛。“式君父”被读为“弑君父”，这不是赤裸裸地责骂朱元璋支使廖永忠将宋龙凤皇帝韩林儿沉溺于瓜步这件事么！陈州州学孟冕为本州作《贺万寿表》，内用“寿域千秋”被诛。

为什么呢？想来朱元璋读了白字，将“域”误读作“或”，“寿域”被读作“受祸”，或者将“寿”读作“兽”，那当然是大不敬了。尉氏县学教渝为本县作《贺万寿表》，内用“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被诛。“法坤”被读为“发髡”，又是指光头；“藻饰太平”被读为“早失太平”，当然是诅咒明王朝短命了。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见了大怒，说道：“‘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以上所引资料俱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三分册卷四二）。

有一个姓张的人，曾任翰林编修，因直言敢谏，朱元璋不能容，降为蒲州学正。值庆贺撰表，朱元璋犹记得此人，见他表文内有“天下有道”、“万寿无疆”等字眼，大发雷霆：“此老还谤我以‘强盗’两字。”这里朱元璋又读了别字，把“疆”读作“彊”。

虽说二字古通用，但朱元璋无此常识。于是把张某人抓来，呵斥说：“送法司问汝，更何说！”殊不知张某人仍敢直言辩驳说：“陛下有旨，表文不许杜撰，务出经典。臣谓‘天下有道’乃先圣孔子之格言；‘万寿无疆’乃《诗经》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谓诽谤，不过如此。”

抬出了圣人、经典，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弄得朱元璋哑口无言，无可奈何，只好悻悻地说：“还嘴硬！”才幸免一死。当时人说：“数年以来，才见容此一人而已。”（见李贤《古穰杂录》）

三、疑文字触犯皇权而罪人

苏州知府魏观，因在张士诚宫殿遗址上修建知府衙门，犯了皇权忌讳；高启为魏观作《上梁文》，内有“龙盘虎踞”字样，被认为有不臣之嫌，且高启前“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至此，魏观、高启均被腰斩（见《明史·高启传》、刘辰《国初事迹》）。

又如：“国初郊祝文有‘予’、‘我’字，上怒，将罪作者。桂彦良进曰：‘汤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将我饷”，儒生泥古不通，烦上谴呵。’众得释。”（见《玉堂丛语》卷一）这位桂彦良确实聪明机敏，指桑骂槐地说儒生“泥古不通”，实则指责朱元璋不学无术，任意罪人。朱元璋只好顺坡下驴，说：“正字（桂彦良为太子正字）言是也。”（《明史·桂彦良传》）否则又成一血案。

从以上所举各例及有关资料来看，明初文字狱有如下特点：

1.朱元璋所加给表文作者的罪名，均无事实根据，是道道地地的冤案。

表文的作者本来是颂扬朱明王朝强盛和朱元璋的圣明，且文词也都是一般表笺常用的套语，并无反明思想和讥刺之意，朱元璋却蛮横地加以迫害。这种迫害借口，与朱元璋杀戮功臣宿将也是一致的。

这一点与后来的清代文字狱则大不相同。清代文字狱，无论牵连之广、杀戮之惨，均远远超出明初之文字狱。但就事实而言，清朝文字狱虽也有一些系附会而成的冤狱，但有不少案件所加的罪名却是实有其事的。

文章的作者或不奉清朝正朔，或揭橥建州臣属于明的史实，或斥满人为夷狄，或语含讥刺等。写书或传布之人，不少是有强烈的反清复明的民族意识的，因而形诸文字，表现了对异民族统治的反抗。

明初的情形则不然。元朝虽说统治中国近百年，但在一般士大夫的心目中，夷夏之防的界限还是清楚的。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统治，汉族士大夫对元朝没有那么强烈的留恋故国之情，以夏代夷，在他们看来是顺天应人的，因而不存在像清初那样反清复明的民族情绪。

明初的文士之所以不愿与朱明王朝合作，一则是耻仕二姓的思想在起作用。二则是朱元璋系从“贼”出身，一班士大夫还在观望。若贸然出仕，万一朱明王朝短命，则终身背上以身事贼的黑锅。

三是明初用法严酷，许多当官的朝不虑夕，说不定哪一天就保不住脑袋，这也使不少文士逡巡却步。但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士大夫阶层与朱明王朝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还不至于对朱明王朝进行反抗、讥讽。

2.罗织的罪名，十分荒唐可笑。

因为没有事实根据，当然不可能拿出服人的罪名，加之朱元璋文化素养所限，只能像乡间算命的盲人，用低级的文字游戏来胡乱附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但朱元璋罪人之词委实幼稚滑稽。在中国的文字狱史上，恐怕没有比明初文字狱更荒唐的了。

朱元璋出身微贱，父祖辈均是佃户，他本人从小跟着父祖为人佣作，后来当了和尚，又参加了被称为“贼”的起义军。虽说后来登上皇帝宝座，但对自己下九流的出身和经历，总觉得不光彩，因而总怀疑别人揭他的短。

在这种神经质式的疑心的驱使下，看到臣下的奏章表文，居然处处都在讥和尚、骂盗贼，处处在诅咒朱家王朝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