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道教石窟，告诉你神灵的前世今生

幼时看《西游记》，读到猪八戒的故事，八戒官居天蓬元帅，后因得罪嫦娥仙子，被贬下凡尘，才变成这幅模样，当时便想这天篷元帅该是何等威武呢？在重庆大足的宋代道教石窟中，我找到了答案，童年的神话世界里的千里眼、顺风耳也在眼前一一浮现。此外，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王重阳、丘处机、真武大帝、文昌帝君，关帝、财神，中国人熟悉的道教神祇，也在岩壁上一一显露真容。道教石窟不仅改写了“道本无形”的历史，也开启了一扇走进中国文化的大门。

民国3年（1914），一支由法国人色伽兰率领的探险队从京师启程，踏上了为期8个月的中国西部考察，并于同年初夏抵达绵阳，这个宁静的小城曾是蜀道要塞，留存了汉阙、蒋琬墓等历代遗迹。色伽兰来到城西的西山观，当时寺观倾颓，他在后院找到了几十龛石窟。此前，色伽兰曾在洛阳龙门、广元千佛崖做过停留，他认为眼前的西山观同样是佛教石窟，但“体范奇异”，前所未见。当时，没人能解答他的问题，色伽兰带着满腹疑问离开了西山观。

这位见多识广的法国才子可能没想到，在古老的中国，不仅佛教开凿石窟，道教也是有石窟的。1923年，色伽兰的《中国西部考古记》在法国出版，留下了最早的西山观存照，不过画册中的小龛并未引起太多关注。时间来到上世纪80年代，四川省社科院石刻调查组来到绵阳，发现西山观大多是元始天尊造像，斑驳的岩壁上“大业十年”的题记犹存。大业是隋炀帝杨广的年号，大业十年为614年。

天尊，是道教神阶最高的神仙，道教有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长生保命天尊、救苦天尊等等，又以元始天尊的地位最为尊贵，是道教第一尊神。《封神演义》第81回《老子一爇化三清》，截教通天教主摆下诛仙阵，杀气腾腾，阴云惨惨，就在众仙家一筹莫展之际，元始天尊坐九龙沉香辇从天而降，只身一人闯入诛仙阵一探究竟，并与太上老君、准提道人、接引道人一起破了此阵。自此，元始天尊的道行也被渲染到了极致。

道教在创立初期供奉太上老君，以《道德经》五千文为经典，南北朝时，元始天尊才出现在道教典籍中。葛洪的《枕中书》记载：“天地日月未具，状如鸡子，混沌玄黄，已有盘古真人，天地之精，自号元始天王，游乎其中。”盘古是中国古代开天辟地的神话人物，元始天尊或许是在盘古信仰影响之下出现的。

此后，道教又创造了一个太上道君（又称灵宝天尊），与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又称道德天尊）并称“三清”，他的来历更是笔糊涂账，甚至有凑数之嫌。学术界普遍认为，“三清”的产生，可能受到了佛教“三世佛”的影响，佛教有三世佛之说，即过去迦叶佛、现在释迦牟尼佛、未来弥勒佛，供奉在大雄宝殿中很是气派，道教只供奉老君，未免显得有点孤单，加上元始天尊、太上道君，便气派多了。

隋唐之际，伴随着石窟艺术在中国的普及，道教石窟数目也增多起来，四川眉山市丹棱县境内的龙鹄山，便是唐代道教造像的精品。龙鹄山山形如刀砍斧劈一般，横亘在荒野之中，40余龛唐代造像就雕凿其上，日复一日的风吹雨打，造像面庞渐渐模糊，它们昔日或威严，或慈祥，或愤恚，或婉约，如今却看不出任何表情。岩壁上层的一些小龛为树枝、枯藤遮得严严实实，蜘蛛在龛口布下一张张天罗地网，网的这头，是现代；网的那头，是唐朝。

龙鹄山山形如刀砍斧劈一般，横亘在荒野之中，47龛造像就雕凿其上，石窟绝大部分为道教作品

第5龛“太上老君与真人龛”是龙鹄山少有的保存完整者，老君头束高髻，浓眉大眼，浓密的胡须垂在胸前，静坐在三脚夹轼中（古时一种坐具），俨然一位年事已高的老者。

南北朝时地位极高的元始天尊，唐代数目大为减少，太上老君成为主流。太上老君姓李名耳，唐朝便是李家王朝。民间传说唐高祖李渊每每在战场上处于下风时，太上老君便派出神人前来相助。

此后，唐朝历代君主皆视老君为祖先，建寺立观，不断加封尊号，唐高宗李治封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李隆基时封号已加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唐玄宗还大量制作老君图像颁布天下，亲自注解《道德经》，令天下士庶人家藏《道德经》一本，掀起举国上下学习《道德经》的热潮。

除了丹棱龙鹄山，安岳玄妙观、绵阳西山观都留存有太上老君造像，安岳玄妙观的太上老君龛高2.8米，宽2.5米，是迄今发现的最大一龛。玄妙村里有条玄妙路，玄妙路通往玄妙山，玄妙山上有座玄妙观，村里的一切，都带了“玄妙”二字。《道德经》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玄妙山顶有块巨大的蘑菇形巨石，79个大大小小的龛窟、1293尊造像密密麻麻雕凿其上。第6龛《启大唐御立集圣山玄妙观胜境碑》记载了石窟的历史，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捐资开凿石窟的左识相是安岳人，后被强征入伍讨伐叛军，几年后，在战场上九死一生的左识相回到故土，放下兵器的他崇信道教，结识了玄妙观中的道士，这才有了开窟之举。碑文的落款为天宝七年（748年），那时候，无数太上老君的图像在唐朝的每一个郡县流行，你几乎能听到每个书生诵读《道德经》的声音。

宋代道教造像以重庆市大足区石门山最为精妙。

石门山深处有个三皇洞，猪八戒的前身天蓬元帅就藏身其中。贬下凡尘前的天篷大元帅，那可是威风八面：他身披铠甲，头戴高冠，三面六臂，上两手托日月，中两手持宝铎、宝镜，下两手持剑与方天画戟。天篷与天猷常作为护法神成对出现，天猷副元帅三面四臂，怒目相向，观者无不毛骨悚然。

石门山天篷天猷元帅，天篷元帅（左）便是民间广为流传的猪八戒的原型

有宋一代，道教神仙谱系已臻完善，诸如紫薇大帝、东岳大帝、淑明皇后、三百六十感应天尊、雷公电母、风伯雨师也被纳入道教谱系。大足宝顶山有一铺长约680厘米的龛窟，其中一尊兽首人身，手持巨锤做打雷状。它是雷公，周围还有电母、雨师、风伯。古人认为雷声出自天鼓，并假想出一位掌管天鼓的雷公，后又创造出电母作为它的配偶，风伯雨师同样来源于古时的自然崇拜。《西游记》第四十五回“三清观大圣留名  车迟国猴王显法”，孙悟空在车迟国与妖怪国师斗法，就曾召来雷公电母施法招雨。

雷公兽首人身，手持巨锤，身边有鼓七面；风伯颌下长须飘拂，双手抱有风袋

元朝建立后，山西取代四川成为中国道教石窟的中心，主持开凿的，便是赫赫有名的全真教。相信读者对全真教并不陌生，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有不少全真教的故事，不过终究不怎么光彩：杨过入全真教习武，赵志敬只练口诀不教招式，以致杨过在考核时被打得皮开肉绽；全真教道士的武功似乎也不甚高明，每每败在了小龙女手下。

中国历史上确有全真教存在，它由王喆在金朝中叶创立。王喆号重阳子，即著名的王重阳，他有七个弟子，后人尊为“全真七子”，即马铨、谭处瑞、丘处机、王处一、刘处玄、郝大通、孙不二。元太祖十五年（1220）正月，丘处机率领十八弟子启程北上，历经两年多跋涉，来到阿姆河南岸（今阿富汗北境）觐见成吉思汗，取得元朝统治者的信任。此后，全真教一跃成为中国势力最大的道教教派，宫观亭阁遍布北方、中原，龙山石窟的开凿者宋德芳，正是随他北上的十八弟子之一。

龙山石窟位于太原市西南20公里的龙山之巅，葱郁的群山之中突兀耸立着一块巨石，自上而下、由西向东分布着9个龛窟。陆续完工于元太宗六年至十一年（1234—1239），这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道教石窟群。

龙山石窟外景，龙山石窟中国北方已知的最大的道教石窟群，其题材与全真教有关，也颇为少见

卧如窟高2.15米，宽1.81米，一位老者躺在正中的台基上，左右各站立一名侍者。老者左手拂腮而卧，形容枯槁，身形削瘦。根据《全真教祖碑》记载，王重阳路过河南开封自觉大限已至，遂与众弟子道别，“枕左肱而卧，众皆号恸”，卧如窟也被认为是王重阳羽化之像。

第7窟是龙山最大的一窟，分为前后两室，后室高3.25米，宽3.74米，窟中有7尊真人坐像，从门额“玄门列祖洞”题刻来看，应为“全真七子”。遗憾的是，民国年间“全真七子”头颅即全部被盗，我们只有从日本学者常盘大定拍摄的照片中追忆它们的面容。

常盘大定1920年初冬考察了龙山石窟，当时“七真”已湮没在荒榛之中，其中五尊头像尚存：丘处机头戴莲花冠，身着对襟衣，衣服下摆自然垂落在台座前，上唇留有八字胡，下颌一缕长须及胸，隐有飘然超脱之气；孙不二头戴花冠，眉宇间又展示出女子的恬静之态。常盘大定还拍下了窟门左右两侧的护法神，它们身材魁梧，着铠甲、覆披膊、系护肚，手握长剑，本是中国道教护法神中难得的精品，如今却只剩下两躯光秃秃的身形，守卫着头颅荡然无存的“全真七子”。

龙山石窟头像大多被盗割、损毁，却依旧在中国道教石窟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窟中雕像或立、或卧、或坐，完全是元代道人修行、生活的写照。尤为重要的是，此前道教石窟多雕刻元始天尊、太上老君，龙山却将全真教祖师像纳入造像体系，可谓绝无仅有，也为后人了解、研究全真教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明朝建立后，中国道教造像的风格、题材再次发生变化，明代道教石窟散见于四川洪雅、巴中、安岳等地，而又以洪雅苟王寨最为典型。

苟王寨山势峭立，石崖峥嵘，道教石窟在苟王寨最深处，岩壁下方有侧题记，划成几个长方形小格，格中有字，拭去上面的尘土，“梓潼帝君、玄天上帝、天地水三官、玉皇上帝、东岳圣帝”楷体小字犹存。

玄天上帝身批金锁甲胄，外罩长袍，杏眼微睁，柳眉上挑，仪态威严肃穆。龟蛇二将一人持鞭，一人持剑，分列左右。玄天上帝，也称真武大帝、北极真君，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北方玄武与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同为四方之神。玄武汉代常被塑造成龟蛇缠绕的动物形象；北宋时期，玄武避赵玄朗之讳改称真武，并逐渐被人格化，宋朝士兵常在军营中看到它现身，当时的宋朝在与辽、西夏的作战中一直处于下风，真武大帝也由此被视为军队的保护神。

明代在朱棣的推动下，真武大帝一跃成为明代最流行的道教尊神，民间甚至传说真武大帝的形象就是以朱棣为原型塑造的——它作为明成祖的影子，在帝国的每一寸土地上流传着。

真武大帝旁边，有个大腹便便的文官，头戴乌纱帽，身着朝服，腰系玉带，他是“梓潼帝君”，也就是中国人熟悉的文昌帝君。文昌本是星名，亦称文曲星或文星，是主管文运功名的星宿，而它摇身一变为道教的文昌帝君，则源于四川梓潼七曲山。东晋宁康二年（374），蜀人张育起兵反抗前秦，最终兵败被杀，后人在七曲山为他建祠；当时七曲山上还有座梓潼神亚子祠，这两座祠离得很近，久而久之后人便将它们合称为张亚子。

明 洪雅苟王寨文昌帝君

元延佑三年（1316），元仁宗敕封张亚子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于是，张亚子与文曲星合而为一了，它逐渐取代了其他科举之神，成为中国各地共同信仰的科举功名之神。

由于掌管着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功名利禄，文昌帝君一直是受中国人欢迎的道教尊神。直到今天，四川、重庆的学子还要去梓潼七曲山大庙祭拜文昌帝君，期许考个好成绩，高考前夕，山中游客如织，香火终日不绝。

明代也是中国道教神系大发展的时期，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武将、诗人、工匠、画家被纳入道教神系，甚至连佛教的观音也披上了道袍，被誉为“慈航真人”。各行各业还出现了行业神，如木工拜鲁班，药商拜孙思邈、华佗，戏班子拜田元帅。在这种浓厚的道教氛围影响下，明代神魔小说极为发达，出现了《西游记》《封神演义》这样的经典名著，尤其是《封神演义》，将中国历代流传的道教神仙做了一个大梳理，以通俗文学的形式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

时至清代，道教的谱系也发生了诸多变化，诸如财神、药王、关公、土地等逐渐流行，这些“实用性”更强的神祇，迅速占据了道教造像的主流，求财富，求子嗣，求健康，求婚姻，求丰收，求雨水，道教与老百姓的关系愈加亲密起来。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道教也几乎无处不在，从一年的正月到十二月，几乎月月都有道教神祇的节日，比如正月初二祭财神，正月初九祭玉帝，正月十五上元节祭天官，二月祭土地，三月祭城隍，五月祭关公，六月祭二郎神，七月祭魁星……从新春伊始到岁末，道教悄无声息地融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写下了一篇篇充满世俗味、人情味的传奇。

巴中朝阳洞庙依山崖而建，20多龛造像就雕凿在岩壁上，堪称清代道教石窟的代表作。财神赵公明怒目圆瞪，长须及胸，身着铠甲，手持钢鞭，骑在黑虎之上。

中国人恐怕没有不拜财神的，这位道教尊神虽然品阶不高，却掌管招财进宝，与世人的利益可谓息息相关。赵公明早期形象并不光彩，甚至有些可怖。晋人干宝的《搜神记》记载，散骑侍郎王祐一日听到门外有人造访，称上帝派遣三位将军到人间征兵，自己是赵公明将军属下。王祐见冥将来招，自知大限已到，想到自己一死老母无人照顾，不由得黯然神伤。冥将见王祐事母至孝，便到赵公明那里给他求情，王祐才想起民间有上帝派遣三将军各率领群鬼到人间取人之说，其中一位便是赵公明。

朝阳洞财神，清代财神以赵公明最为流行，他骑着黑虎，手持钢鞭

时至明代，赵公明逐渐摆脱了之前的冥神、瘟神形象。《历代神仙通鉴》记载，张道陵天师在天庭炼丹，一日忽地来了个铁面虬髯、手持金鞭、骑着黑虎的神仙，自称赵公明，愿为天师守护丹炉，玉帝封他为“正一玄坛元帅”，这也是赵公明被称为赵玄坛、赵元帅的来历。虽然只是区区守炉官，赵公明的本领却似乎比张天师大得多，他“驱雷役电，唤雨呼风，除瘟剪疟，保病禳灾”“至如讼冤伸抑，公能使之解释，公平买卖求财，公能使之获利和合。但有公平之事，可以对神祷，无不如意”。由此看来，明代赵公明已经主持公平买卖了，这或许是后来被奉为财神的原因吧。

明代的赵公明虽然法术高强，却极少被单独供奉，经过神魔小说《封神演义》的渲染，这才变成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幼时读《封神演义》，截教的神仙大多没甚本事，印象中最厉害的就属赵公明了。《封神演义》第47回“公明辅佐闻太师”，赵公明一鞭将姜子牙打得半死，将哪吒打下风火轮，力战黄天化、杨戬、雷震子，也不落于下风，接连把广成子、道行天尊打伤，又一鞭打死五夷山散人萧升。

姜子牙灭商后主持封神仪式，将赵公明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手下有“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陈九公”“利市仙官姚少司”四位神仙，专司迎祥纳福、商贾买卖，赵公明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财神。

赵公明为武财神，道教还有文财神。文财神的说法不一，有说是《封神演义》中大臣比干，他因谏言商纣王，为妲己所不容，妲己称身体有疾，需得比干的七巧玲珑心入药，民间传说他因无心，故能偏袒无私，这才被封为文财神。流传最广的文财神则是李诡祖，它是玉帝帐下的太白金星下凡，专管天下金银财帛。旧时年画之上，李诡祖头戴朝冠，身穿红袍，面带笑容，左手执如意，右手执聚宝盆，上书“招财进宝”四字，它与“福”“禄”“寿”与喜神一起，统称福、禄、寿、喜、财。

中国人熟悉的关羽，也在清代达到了鼎盛。《三国演义》的关羽，也是我们熟知的关公；而他成为道教的关圣大帝，则是一部鲜为人知的“造神史”。北宋末年，宋朝在与金朝交战中屡战屡败，丢掉了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道君皇帝”宋徽宗把希望寄托在道教上，关羽被道教选出，扛起了抗金的大旗。史书中的关羽一直被视为忠义的化身，宋徽宗此举，显然想借关羽笼络人心，让身处金国统治下的百姓能像关羽一样忠君报国。北宋亡国后，有人还将《劝勇文》张贴在关羽庙中，号召义士奋勇杀敌，抗击金人。

元末明初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成书，关羽遂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茶馆里的评书先生津津乐道地讲着“桃园结义”“华容放曹”的故事，关羽俨然成为勇武与忠义的化身。

清代关羽信仰达到高峰，顺治皇帝在入关前曾与蒙古可汗结为兄弟，相约一同攻明，自称“刘先主”，称蒙古可汗为“二弟”。当时满人将领行军打仗，常揣着一本《三国演义》，入关后自觉得到关羽庇佑，在皇宫后门地安门为之建庙，每岁五月十三日祭祀。顺治一朝，关羽崇拜达到顶峰，顺治皇帝给关羽的封号居然有二十六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关羽由一名武将，由王至帝，由帝至大帝，走向了巅峰。

朝阳洞关羽、周仓、关平造像，关羽由一名武将，由王至帝，由帝至大帝，走向了巅峰

有清一代，关圣地位显赫，以北京为例，京师祭祀关羽的庙宇居然有116座之多，几乎占京师庙宇的三分之一。在大清王朝广袤的土地上，那些关圣庙、关帝庙、老爷庙同样为数众多，在偏僻的乡野，那些木雕、泥塑、石刻的关羽像更是不计其数，甚至连他的部将周仓、义子关平都被当成神灵同享香火。

清代的关帝，还客串了财神的角色。传说关羽在曹营，曹操常常赏赐财物，关羽每收一样，即登记下来，离开曹营时悉数奉还，还附上账册，此方法被商人沿用。不过，记账方法随着商业兴起即已出现，并非关羽首创，历史上的关羽以勇武忠义、公正无欺闻名于世，这些品质正是生意人生财的关键，且商贾出门在外，也需要神灵保驾护航，这或许才是关帝被尊为财神的原因。

湖南省张家界玉皇洞也是中国少见的清代道教石窟群，麻空山上分布着雷电洞、玉金洞、毫笔洞、墨池洞、虎龙洞、雄狮洞、孔圣洞、峰泉洞、因果洞九个洞窟，洞中开凿着文昌帝君、魁星、土地公公、八仙等诸多道教神祇。

八仙是中国人极为熟悉的道教神灵，小时候，老家的中堂里挂着一幅“八仙过海”图，由于年代太久，早就被熏得黑黢黢的，画里的故事我早已听得耳朵起老茧了：蓬莱仙岛牡丹盛开时，白云仙长邀请众仙家前来赏花，到蓬莱需过海，回程之时，铁拐李提议八仙不乘船各自施展仙术过海，这便是成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由来。

那么，家喻户晓的八仙，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何仙姑，是在何时产生，其原型又是谁呢？翻阅史料，我发现八仙陆续出现于唐宋时期，其原型是当时颇有名气的道士。比如张果老，本名张果，是唐玄宗时著名道士，玄宗还一度想做媒将玉真公主许配于他。

张果老以倒骑毛驴闻名，不过早期传说中并无骑毛驴的细节，反倒是宋代诗人潘阆游华山时有“昂头吟望倒骑驴”之句，张果老倒骑驴可能嫁接了潘阆的传说。

八仙之中，韩湘子传说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侄子，曹国舅是宋初名将曹彬之孙，本名曹佾，《宋史》说他“美仪度，通音律”；钟离权、何仙姑、铁拐李、蓝采和四位也见于唐宋史料、笔记中，此时是道教在中国历史上极其兴盛的时期，这也是八仙产生的土壤。

时至元代，八仙才凑成组合，它们没有出现在道教典籍中出现，却是元杂剧中相会，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八仙的形成究竟是道教徒的创造还是戏剧家的演义。著名戏剧家马致远的《黄粱梦》与《三醉岳阳楼》中首次出现“八仙”，后剧第四折还借吕洞宾之口道出了八仙姓名：

这一个是汉钟离现掌着群仙箓，这一个是铁拐李发乱梳，这一个是蓝采和板撒云阳木，这一个是张果老赵州桥倒骑驴，这一个是徐神翁身背着葫芦，这一个是韩湘子、韩愈的亲侄，这一个是曹国舅、宋朝的眷属，则我是吕纯阳，爱打的筒子愚鼓。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八仙并非一次定型，《三醉岳阳楼》中，多了个徐神翁，但没有何仙姑。岳伯川的《吕洞宾度铁拐李岳》杂剧中，何仙姑还是缺席，又来了个张四郎。范子安（一说范子康）的《竹叶舟》中第一次出现了何仙姑，无张四郎与徐神翁，汤显祖的传奇《邯郸梦》，明代教坊编演本《八仙过海》，都沿用了《竹叶舟》的说法，八仙的班子才算是正式搭起来了。

为何早期元杂剧中没有何仙姑，却在《竹叶舟》中突然出现了呢？在我看来，范子安将徐神翁、张四郎换成何仙姑，可能是从舞台演出角度考虑的，元杂剧演出的对象是大众，舞台上出现个貌美如花的仙姑，比几个大男人演来演去强得多，此后便沿用下来。

由此看来，所谓八仙，只是把古代传说中一些互不相干的神仙，经过戏剧家的加工牵强附会而成。不过说来也奇怪，八仙却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明人王世贞说得好：“以是八公者，老则张，少则蓝韩，将则钟离，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何，为各据一端做滑稽观耶？”八仙的身份复杂，男女老幼、富贵贫贱，文庄粗野，社会上形形色色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元代杂剧流行，八仙的故事多滑稽、传奇色彩，迎合了大众需求，甚至带着几分娱乐色彩，这也是八仙易于为大众接受的原因。

从隋唐到明清，道教石窟艺术在中国流传了一千多年，那些风格各异、题材多变的石窟，打开了一扇走进传统道教的大门，也勾勒出道教在中国历代王朝的盛衰春秋。

有人或许有这样的疑问，今天，道教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关注道教石窟，了解道教，对我们的生活还有影响么？答案是肯定的。在重庆市大足石门山，我与天蓬大元帅、千里眼、顺风耳不期而遇，它们是《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人物，这些古典名著几乎是每个中国人的启蒙读本。

在四川省仁寿县坛神岩，透过并列真人龛女真人的微笑，似乎又想起了儿时听过的七仙女、柳毅传书故事；在湖南省张家界玉皇洞，麻空山中的文昌帝君、魁星由乡绅李京开捐资，想必许多人家会在高考前祭拜文昌、魁星，希望孩子能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在四川省巴中朝阳洞，迁徙而来的移民开凿了财神赵公明，而在正月初五这天，还有迎财神的习俗，希望它能带来财富与好运。

这些琐碎的生活细节，暗示着道教只是变得陌生，却从未远离，它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乃至精神世界，代代传承，源远流长。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今天，当我们去寻访那些古老的道教龛窟，了解古老的道教神灵，便不啻于对中国历史与传统的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