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斐尔“圣母像”的艺术美与生活之丑

拉斐尔画了许多“圣母像”，他表示：我的圣母不是用现实生活的一个美女为模特儿的，而是用现实生活中的众多美女为模特儿的，萃众美于一身而成为一个完美无瑕的圣女。毕加索画了一幅《阿威农的少女》，观者大惊失色，认为世界上哪里有这么丑的女人！毕加索回答：这不是几个女人，而是一幅画！中国古代的经典，唐宋画中的形象，无论人物还是山水、花鸟，“不知人间何处有此景”，比生活真实更美；明清画中的形象，无论人物、山水、花鸟，“以径之奇怪论，画不如山水”，远不如生活真实美，情况与此类似。即形象的艺术美与生活美可以迥然相反，美的生活形象可以成为美的艺术形象，而且比生活美更美，这是正常的“审美”。丑的生活形象也可以成为美的艺术形象，而且比生活丑更丑，这就是“审丑”——在外国叫“变形”，在中国类似“不求形似”的“写意”。抛开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对于艺术美中心的不同不论，古典美以形象美为中心，美的形式服从并服务于美的内容即形象的创造；现代美以形式美为中心，在中国以笔墨美为中心，“丑”的形象即内容服从并服务于美的形式即笔墨的创造。它更证明了一点，即艺术形象美的创造，是需要与生活真实拉开距离的，写实的艺术形象，向比生活美更美的方向拉开，与生活美的标准相一致而成为生活美的理想；不写实的艺术形象，向比生活美更不美、比生活丑更丑的方向拉开，与生活美的标准相反对、与生活丑的标准相一致而成为生活美的反思、生活丑的针砭。生活美必须通过“审”才能成为艺术美并高于生活美；生活丑也必须通过“审”才能成为虽然不如生活美、丑于生活丑而“丑得如此之美”的艺术美。

不明乎此，执拉斐尔的艺术为美，而斥毕加索的画为不美、为丑，执唐宋画家画为美，而斥明清文人画尤其是写意画为不美、为丑，这是混淆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反之，执毕加索的画为美，而斥拉斐尔的画为不美，执明清文人写意画为美、为雅，而斥唐宋画家画为不美、为俗，这还是混淆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作为对生活理想的追求，现实生活中对历代的、当世的楷模人物的宣传，类似于古典艺术。一个英雄人物，在宣传中总是被塑造得十全十美，没有一点瑕疵。其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一个英雄人物，都是人而不是神，因此都有他的缺点。但我们把他塑造为大众学习的榜样，当然要关注并放大他的英雄事迹而忽略他的缺点，与真实拉开距离，唯有如此，才能弘扬高尚的精神。可是，一些别有用心者却要以“不真实”为借口挖出他的缺点并加以放大，质疑他的楷模性，抹黑他的英雄，这就颠覆了追求理想的正面精神标帜。

作为对生活丑陋的鞭挞，现实生活中对历代的、当世的反面人物的宣传，类似于现代艺术。一个奸佞人物，在宣传中总是被塑造成十恶不赦，没有丝毫优点。其实，砒霜也有它的治病救人之功，任何一个反面人物，也都是人而不是魔，因此都有他的优点。但我们把他塑造为社会公敌的典型，当然要关注并放大他的恶行而忽视他的优点，与真实拉开距离，唯有如此，才能鞭挞丑恶的现象。可是，一些别用心者却要以“不真实”为借口，挖出他的优点并加以放大，质疑他的反面性，平反他的耻辱，这就颠覆了摒弃丑恶的反面精神标帜。

新社会以审美来创造艺术美，莱辛的《拉奥孔》是古典艺术的理论基石。旧社会以审丑来创造艺术美，袁枚的《子不语》可作为现代艺术的理论开山。而无论审美还是审丑，一切艺术美包括写实的艺术美，都是与生活真实拉开距离的。不能以向生活真实的反面拉为“艺术与生活拉开了距离”，而向生活真实的正面拉为“艺术复制生活”、“客观再现”、“没有拉开距离”。生活真实经审美拉开与生活的距离而成为艺术美，是为生活美的理想。生活真实经审丑拉开与生活的距离而成为艺术美，是对生活丑的鞭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