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抑郁的中国老人决定去死
作者 | 伍陆琪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近几年，老人自杀的新闻已经称不上新闻。只有死法离奇，震撼到善良人想象力的边界时，才会在舆论中激起些许水花。
喝农药自杀稀疏平常，能唤起关注的是——先挖坑再喝农药，接着躺进坑里，等待药效发作的同时，颤颤巍巍地扒拉土块，活埋自己。老人上吊也无法让公众关注更多，能催生巨量转发的是——体力不支，够不着房梁上的绳套，退而于窗沿或床边等低矮处系上绳索，了却残生。
推动此类新闻惨烈程度升级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老人选择自杀。而这一现象背后，是中国老人无法脱出的抑郁现实。
究竟有多抑郁，才会将老人们逼上绝路？又是什么造就了老人们的抑郁现实？
不自杀，就在自杀的边缘
1999年，卫生部第一次公布了中国的自杀率——每十万人中有13.9人。考虑到统计样本城乡分布不均，再加上学者指出这项统计近乎三分之一的漏报率，官方公布的数字理所当然受到质疑。
上世纪末真实的中国自杀率，在新世纪的第二年被发现。中文名为费力鹏的加拿大学者迈克尔·菲利普斯(Michael Phillips)，指出自杀是中国第五大死因，每年造成287000例死亡。消息一出，举国哗然，仿佛是第一次听说自杀二字。
在自杀事件中，老年人处在“领军地位”。虽然老人们行动不便，但依然用脚为放弃生命投票。为了不惊动子女，一个山东老人半夜溜到公园，喝下两瓶农药后悄然离世。在湖北距武汉不远的村落中，一个69岁的老人换上新衣，边喝农药，边在地上的火盆中为自己烧纸钱送别。
《新京报》在报道中国老人自尽时，用了“自杀潮”的字样——如潮水一般袭来，淹没耳顺之人。65岁以上的老人，自杀率是其他年龄段的4-5倍。依据统计口径的不同，具体数字从每十万人中44人到200人不等。即便按最低一档的44人来算，也是普通人的四倍之多。
年龄在80岁以上，老人们自杀的可能性是普通中国人的八倍。与同处在耄耋之年的加拿大人相比，中国老人自杀的可能性是他们的三倍。在西部落后地区，甚至会有如电影《楢山节考》般的让老人寻死的自杀洞和自杀屋。
更可怕的是，比起城市，农村地区的人对老者自杀见怪不怪。
当刘燕舞来到湖北京山做调研时，震惊于当地居民聊起老人自我了断时，大多嘻嘻哈哈，少有凝重的表情。湖北的京山是经济强县，2017年GDP达到370亿元。在这样一个地方，晚年自杀在人们口中成了人生常见的道路。
因为他们看得太多，已经麻木。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学者就发现，每十万人中，老年男性和女性死于自杀的人数，在城市分别是30.2和26.7，但在农村，则高达85.4和66.2。
2002至2011年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下降到了每10万人9.8例，降幅达到58%，已跌至世界最低行列。而老人自杀率高企，自杀率下降的欢潮中发出不和谐音。
不管城市还是乡村，老人自杀的比例逐年提高
这刺耳杂音的背后，是由抑郁织成的曲谱。香港大学的学者选取了五万六千人做样本，发现老年人自杀和抑郁状态——而非罹患抑郁症——分不开关系。
虽然说抑郁症状不等于抑郁症，但长期有“黑狗”（抑郁）的陪伴，老人们依然行走在崩溃的边缘，只差最后一根稻草将他们压垮，主动迎接死亡。
在安徽安庆，这跟稻草可能是推行的强制火葬政策，老人们为了死后能土葬，赶在政策实行前结束生命。在山西，这根稻草可能是被取消的低保。一位老人在低保不保后吊死在门前。
2014年，安徽安庆，强推殡葬改革，对民众家中现有棺木强行拆解，多名老人在6月1日火葬实行日前自尽
庞大的中国老年抑郁群体，成了铺开“自杀潮”最坚实的动力。中国科学院在东北、华北、华中等全国七大区域，对老年人抑郁状况展开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中老者的抑郁情绪检出率高达39.86%。
这一数字在北京大学的研究中得到了交叉验证。《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称，到2011年底，60岁及以上的中国人约有1.85亿，其中40%有程度较高的抑郁症状，约7400万人。
全世界约四分之一的六十岁及以上的老人生活在中国，2050年时这一比例将攀升到30%。面对当下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自杀的势头，如果老人们抑郁的根源没有改变，恐怕未来只会看到更惨烈的新闻。
老年人中数目庞大的抑郁人群，昭示了老年生活就是抑郁陷阱。究竟是什么让中国老人如此抑郁，如此不开心？
因病致郁不得解
2013年6月下旬的最后三天，沈阳三名老人不堪长期疾病的折磨，接连跳楼。其中一名的子女坦言，母亲是在抑郁中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什么老人会在病痛中抑郁乃至自杀呢？
衰老本身就会助长抑郁。老年人新陈代谢减缓，身体产生的多巴胺和五羟色胺等让人振奋的物质，远不如从前多。防御抑郁的生理城墙，随着岁月的流逝，一点一点崩塌。
将老年人推进抑郁中，并让他们自杀的元凶之一，就有疾病。
2016年，在癌症高发的江苏淮安，一位癌症老人用红绳牵着因糖尿病失明的老伴，爬上自家八米高的房顶，一跃而下。因病自杀不是个例。在长沙市天心区，自杀的老人中有一半是长期患病，不堪其苦而自杀。
生理机能退化甚至丧失，会让老人陷入无尽的无力感中。长期处在无助状态，老人很容易对生活和生命产生厌倦情绪。久而久之，抑郁就找上门来。
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合称为老人视力的三大杀手。将近三成的患眼疾老人会出现抑郁状况。义诊团队到达西南地区的大山深处发现，不乏老人因为白内障纷纷自杀。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中国，75岁以上者的发病率是45岁壮年组的5-8倍。而罹患此症的老人，抑郁率高达45%。发明了黑狗这一抑郁别名的丘吉尔，晚年饱受中风的折磨。
癌症也是老年人不可忽视的问题。2017年，平均每天超过1万人被确证为癌症。而其中，至少六千人是老年人。在这些癌症老人中，有四到五成的可能出现抑郁状况。
曾经出演《宰相刘罗锅》的老戏骨李丁，就在癌症和抑郁的双重折磨下离开。在武汉，一位老妪患癌后，由于经济和身体原因，不能执行手术。由于没有行动能力，就让老伴助其自杀。
有钱真的能给爷爷买来高兴。相比月收入高于五千的老年人，月入两千以下的老人患上抑郁症的概率要高六成。这是导致老人自杀率城乡天差地别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在于，老人们没钱。许多农村老人依然要自己耕种才能解决吃饭问题。
2014年，在2.12亿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中，按各省不同的相对贫困标准来算，贫困老人数量多达8959万，四舍五入后真的是一个亿。
而老人们无力摆脱的贫困，指望不上国家来拯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表示，在四川、湖北等财政力量稍薄弱地区，老龄参保人员每月只能领取55元。就算是浙江这样的发达省份，每月的最低标准也不过100元。这点钱对老人们的生活于事无补。
所以花钱看病，顺带消除抑郁并不现实。
莫说家人嫌花钱，老人们也会算一笔金钱和生命的账。如果剩余的生命中领到的养老金大于看病的花费，就值得看病。如果得不偿失，那就选择放弃生命。2016年，黑龙江省的一位老人生病后担心给家人添负担，便悄然吊死在村外的树上。
被贫穷包围走投无路的老人，自杀成了最后的选择。在韩国，老人们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有一半处在较为贫穷的状态，以致于老人们的自杀率是年轻人的十倍不止。推人及己，不难理解中国老人这一经济弱势群体为何频传自杀。
子女让老人更抑郁
众所周知，高压生活是抑郁的主要动因。在中国，老人虽然脱离了工作环境，但依然不能悠哉游哉，颐养天年。
因为成年的子女还离不开老人，榨取父辈的金钱。有一半以上的80后需要父母资助。啃老，真的要把老人啃哭了。
汇丰银行调查发现，在中国，1982年后出生的千禧一代中，七成名下有房，位列各国之前。就算暂时没有房子，九成中国青年表示未来5年内有购房计划。
与高涨的购房意愿相对应的，是高企的中国房价。2000年，中国房价第一次突破6000元大关，从此开启了狂飙突进，一路看涨。经过2008的经济刺激政策，房价更是固定到了天上。2014年，全国房价平均上涨200%，而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房价已是年均工资的五六倍。
年轻人当然无力应对，连首付也拿不出来。因此，买房重担交到了父母身上。
除了金钱，年老的父母还要为孩子提供时间。年轻人生儿育女离不开父母的照顾。台湾的研究者发现，拥有孩子的年轻家庭，往往和父母同住，因为要靠后者来照顾儿童。
年老的父母还是孙辈的保姆。根据2015年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受制于户籍政策，3500万孩子被迫离开父母工作的城市，回到老家，和未曾离开家乡的孩子由爷爷奶奶照顾。
即便父母为子女遮风挡雨，但逾七成的人依然表示生活压力过大，无法照顾父母。子女对父母经济帮助的不足，成为老年人抑郁的重要原因。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援助越多，就越能缓解父母的抑郁状况。
随着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援的增加，长辈的抑郁程度逐渐下降
但现实却是本该清闲的父母依然为子女殚精竭虑，不抑郁才怪。2016年，一位苏州92岁的苏州老太太吞下近200颗安眠药，进了医院。而她想不开的原因竟然是觉得自己没用了，成了子女的累赘。
即便父母选择在风烛残年燃烧自己，照亮子女，养老依然离不开子女。愿意在养老院、老年公寓、社区养老机构等地方度过晚年的老人，只有2.2%。剩下的人都离不开子女，而要求子女同住或住在附近的老人，占比高达81.6%。
但现实却是：老年人群体中，36.8%与配偶单独居住，9.2%独居，近半老年人缺乏子女的关照。抽样调查更是表明，近半数人探望父母的频率达不到半月一次。步入老年，社会活动减少，与子女的联系成了仅剩不多的心理支柱。但现实就是与老人们的需要背道而驰。以致于某些地方的老人将毒药、上吊绳和水井称为三个靠得上的儿子。
甚至还有子女主动拆毁这根支柱，将父母逼上绝路。父亲病危后，儿子回家探望。两三天后，父亲还健在，儿子就说：“你到底死不死，我就请了七天假，算上做丧事的时间”。话毕，老人自杀。
为了缓解老人的抑郁和随之而来的自杀，绞尽脑汁。2013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把常回家看看写进法条。但用法律约束人伦孝道，与立法要求婚后性生活和谐，在荒诞程度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想而知，该没人探望的老人依然没人探望。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苏州一家老人护理院给出了答案。
设立奖孝金制度——两个月内探望父母超过三十次，获得200元现金抵用券。实施前，仅有38人能做到，但说给钱后，这一数字暴涨到12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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