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抑郁的中国老人决定去死

08-11 生活常识 投稿:管理员
那些抑郁的中国老人决定去死



作者 | 伍陆琪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近几年,老人自杀的新闻已经称不上新闻。只有死法离奇,震撼到善良人想象力的边界时,才会在舆论中激起些许水花。

 

喝农药自杀稀疏平常,能唤起关注的是——先挖坑再喝农药,接着躺进坑里,等待药效发作的同时,颤颤巍巍地扒拉土块,活埋自己。老人上吊也无法让公众关注更多,能催生巨量转发的是——体力不支,够不着房梁上的绳套,退而于窗沿或床边等低矮处系上绳索,了却残生。

 

推动此类新闻惨烈程度升级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老人选择自杀。而这一现象背后,是中国老人无法脱出的抑郁现实。

 

究竟有多抑郁,才会将老人们逼上绝路?又是什么造就了老人们的抑郁现实?

不自杀,就在自杀的边缘


1999年,卫生部第一次公布了中国的自杀率——每十万人中有13.9人。考虑到统计样本城乡分布不均,再加上学者指出这项统计近乎三分之一的漏报率,官方公布的数字理所当然受到质疑。

 

上世纪末真实的中国自杀率,在新世纪的第二年被发现。中文名为费力鹏的加拿大学者迈克尔·菲利普斯(Michael Phillips),指出自杀是中国第五大死因,每年造成287000例死亡。消息一出,举国哗然,仿佛是第一次听说自杀二字。




在自杀事件中,老年人处在“领军地位”。虽然老人们行动不便,但依然用脚为放弃生命投票。为了不惊动子女,一个山东老人半夜溜到公园,喝下两瓶农药后悄然离世。在湖北距武汉不远的村落中,一个69岁的老人换上新衣,边喝农药,边在地上的火盆中为自己烧纸钱送别。


《新京报》在报道中国老人自尽时,用了“自杀潮”的字样——如潮水一般袭来,淹没耳顺之人。65岁以上的老人,自杀率是其他年龄段的4-5倍。依据统计口径的不同,具体数字从每十万人中44人到200人不等。即便按最低一档的44人来算,也是普通人的四倍之多。

 

年龄在80岁以上,老人们自杀的可能性是普通中国人的八倍。与同处在耄耋之年的加拿大人相比,中国老人自杀的可能性是他们的三倍。在西部落后地区,甚至会有如电影《楢山节考》般的让老人寻死的自杀洞和自杀屋。


更可怕的是,比起城市,农村地区的人对老者自杀见怪不怪。


当刘燕舞来到湖北京山做调研时,震惊于当地居民聊起老人自我了断时,大多嘻嘻哈哈,少有凝重的表情。湖北的京山是经济强县,2017年GDP达到370亿元。在这样一个地方,晚年自杀在人们口中成了人生常见的道路。


因为他们看得太多,已经麻木。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学者就发现,每十万人中,老年男性和女性死于自杀的人数,在城市分别是30.2和26.7,但在农村,则高达85.4和66.2。

 

2002至2011年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下降到了每10万人9.8例,降幅达到58%,已跌至世界最低行列。而老人自杀率高企,自杀率下降的欢潮中发出不和谐音。

 

不管城市还是乡村,老人自杀的比例逐年提高


这刺耳杂音的背后,是由抑郁织成的曲谱。香港大学的学者选取了五万六千人做样本,发现老年人自杀和抑郁状态——而非罹患抑郁症——分不开关系。

 

虽然说抑郁症状不等于抑郁症,但长期有“黑狗”(抑郁)的陪伴,老人们依然行走在崩溃的边缘,只差最后一根稻草将他们压垮,主动迎接死亡。

 

在安徽安庆,这跟稻草可能是推行的强制火葬政策,老人们为了死后能土葬,赶在政策实行前结束生命。在山西,这根稻草可能是被取消的低保。一位老人在低保不保后吊死在门前。

 

2014年,安徽安庆,强推殡葬改革,对民众家中现有棺木强行拆解,多名老人在6月1日火葬实行日前自尽


庞大的中国老年抑郁群体,成了铺开“自杀潮”最坚实的动力。中国科学院在东北、华北、华中等全国七大区域,对老年人抑郁状况展开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中老者的抑郁情绪检出率高达39.86%。

 

这一数字在北京大学的研究中得到了交叉验证。《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称,到2011年底,60岁及以上的中国人约有1.85亿,其中40%有程度较高的抑郁症状,约7400万人。

 

全世界约四分之一的六十岁及以上的老人生活在中国,2050年时这一比例将攀升到30%。面对当下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自杀的势头,如果老人们抑郁的根源没有改变,恐怕未来只会看到更惨烈的新闻。

 

老年人中数目庞大的抑郁人群,昭示了老年生活就是抑郁陷阱。究竟是什么让中国老人如此抑郁,如此不开心?

因病致郁不得解


2013年6月下旬的最后三天,沈阳三名老人不堪长期疾病的折磨,接连跳楼。其中一名的子女坦言,母亲是在抑郁中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什么老人会在病痛中抑郁乃至自杀呢?


衰老本身就会助长抑郁。老年人新陈代谢减缓,身体产生的多巴胺和五羟色胺等让人振奋的物质,远不如从前多。防御抑郁的生理城墙,随着岁月的流逝,一点一点崩塌。

 

将老年人推进抑郁中,并让他们自杀的元凶之一,就有疾病。


2016年,在癌症高发的江苏淮安,一位癌症老人用红绳牵着因糖尿病失明的老伴,爬上自家八米高的房顶,一跃而下。因病自杀不是个例。在长沙市天心区,自杀的老人中有一半是长期患病,不堪其苦而自杀。

 


生理机能退化甚至丧失,会让老人陷入无尽的无力感中。长期处在无助状态,老人很容易对生活和生命产生厌倦情绪。久而久之,抑郁就找上门来。

 

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合称为老人视力的三大杀手。将近三成的患眼疾老人会出现抑郁状况。义诊团队到达西南地区的大山深处发现,不乏老人因为白内障纷纷自杀。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中国,75岁以上者的发病率是45岁壮年组的5-8倍。而罹患此症的老人,抑郁率高达45%。发明了黑狗这一抑郁别名的丘吉尔,晚年饱受中风的折磨。

 

癌症也是老年人不可忽视的问题。2017年,平均每天超过1万人被确证为癌症。而其中,至少六千人是老年人。在这些癌症老人中,有四到五成的可能出现抑郁状况。


曾经出演《宰相刘罗锅》的老戏骨李丁,就在癌症和抑郁的双重折磨下离开。在武汉,一位老妪患癌后,由于经济和身体原因,不能执行手术。由于没有行动能力,就让老伴助其自杀。

 


有钱真的能给爷爷买来高兴。相比月收入高于五千的老年人,月入两千以下的老人患上抑郁症的概率要高六成。这是导致老人自杀率城乡天差地别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在于,老人们没钱。许多农村老人依然要自己耕种才能解决吃饭问题。


2014年,在2.12亿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中,按各省不同的相对贫困标准来算,贫困老人数量多达8959万,四舍五入后真的是一个亿。

 

而老人们无力摆脱的贫困,指望不上国家来拯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表示,在四川、湖北等财政力量稍薄弱地区,老龄参保人员每月只能领取55元。就算是浙江这样的发达省份,每月的最低标准也不过100元。这点钱对老人们的生活于事无补。


所以花钱看病,顺带消除抑郁并不现实。


莫说家人嫌花钱,老人们也会算一笔金钱和生命的账。如果剩余的生命中领到的养老金大于看病的花费,就值得看病。如果得不偿失,那就选择放弃生命。2016年,黑龙江省的一位老人生病后担心给家人添负担,便悄然吊死在村外的树上。

 

被贫穷包围走投无路的老人,自杀成了最后的选择。在韩国,老人们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有一半处在较为贫穷的状态,以致于老人们的自杀率是年轻人的十倍不止。推人及己,不难理解中国老人这一经济弱势群体为何频传自杀。

子女让老人更抑郁


众所周知,高压生活是抑郁的主要动因。在中国,老人虽然脱离了工作环境,但依然不能悠哉游哉,颐养天年。

 

因为成年的子女还离不开老人,榨取父辈的金钱。有一半以上的80后需要父母资助。啃老,真的要把老人啃哭了。


汇丰银行调查发现,在中国,1982年后出生的千禧一代中,七成名下有房,位列各国之前。就算暂时没有房子,九成中国青年表示未来5年内有购房计划。

 

与高涨的购房意愿相对应的,是高企的中国房价。2000年,中国房价第一次突破6000元大关,从此开启了狂飙突进,一路看涨。经过2008的经济刺激政策,房价更是固定到了天上。2014年,全国房价平均上涨200%,而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房价已是年均工资的五六倍。

 

年轻人当然无力应对,连首付也拿不出来。因此,买房重担交到了父母身上。

 

除了金钱,年老的父母还要为孩子提供时间。年轻人生儿育女离不开父母的照顾。台湾的研究者发现,拥有孩子的年轻家庭,往往和父母同住,因为要靠后者来照顾儿童。

 


年老的父母还是孙辈的保姆。根据2015年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受制于户籍政策,3500万孩子被迫离开父母工作的城市,回到老家,和未曾离开家乡的孩子由爷爷奶奶照顾。

 

即便父母为子女遮风挡雨,但逾七成的人依然表示生活压力过大,无法照顾父母。子女对父母经济帮助的不足,成为老年人抑郁的重要原因。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援助越多,就越能缓解父母的抑郁状况。




 随着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援的增加,长辈的抑郁程度逐渐下降


但现实却是本该清闲的父母依然为子女殚精竭虑,不抑郁才怪。2016年,一位苏州92岁的苏州老太太吞下近200颗安眠药,进了医院。而她想不开的原因竟然是觉得自己没用了,成了子女的累赘。

 

即便父母选择在风烛残年燃烧自己,照亮子女,养老依然离不开子女。愿意在养老院、老年公寓、社区养老机构等地方度过晚年的老人,只有2.2%。剩下的人都离不开子女,而要求子女同住或住在附近的老人,占比高达81.6%。

 

但现实却是:老年人群体中,36.8%与配偶单独居住,9.2%独居,近半老年人缺乏子女的关照。抽样调查更是表明,近半数人探望父母的频率达不到半月一次。步入老年,社会活动减少,与子女的联系成了仅剩不多的心理支柱。但现实就是与老人们的需要背道而驰。以致于某些地方的老人将毒药、上吊绳和水井称为三个靠得上的儿子。


甚至还有子女主动拆毁这根支柱,将父母逼上绝路。父亲病危后,儿子回家探望。两三天后,父亲还健在,儿子就说:“你到底死不死,我就请了七天假,算上做丧事的时间”。话毕,老人自杀。


为了缓解老人的抑郁和随之而来的自杀,绞尽脑汁。2013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把常回家看看写进法条。但用法律约束人伦孝道,与立法要求婚后性生活和谐,在荒诞程度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想而知,该没人探望的老人依然没人探望。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苏州一家老人护理院给出了答案。

 

设立奖孝金制度——两个月内探望父母超过三十次,获得200元现金抵用券。实施前,仅有38人能做到,但说给钱后,这一数字暴涨到12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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