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和尚，真的可以月入2万吗

作者 | 李琼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又是一年毕业季，在应届生为了入职而广集信息时，网络上总有一些令人摸不着头脑，探不准虚实的招聘信息。就譬如说近几年来流传着的寺庙僧人招聘，就颠覆了出家人六根清净、脱离世俗的修行避世形象。

网传寺庙招聘启事不仅僧人学历要求直追本科，还包吃住，就连起始的工资待遇都能秒杀好一票普通大学生的第一份工作。如果应聘方丈，年收入就能轻松突破三十万，而且还是免税后能够实实在在到手的金额。面对如此条件，不少网友都表示自己甘愿成为一名“佛系青年”。



网上流传的寒山寺招聘条件，诱人的薪资让诸多网友垂涎

但事实上中国僧人真的很有钱吗？为什么有的僧人显得富有，而有的僧人感觉拮据呢？为什么寺庙会和企业一样，在网络上流传出各类的招聘信息呢？

僧人月入过万吗

今天的僧人，尽管已经不是旧日里归隐山林不闻窗外事的样子，但也绝非是网络上流传的隐形富裕形象。

中国人民大学在2015年发布了《中国宗教调查报告》，网传“有钱”的中国僧人，人均月收入仅为397元，远低于五大宗教教职人员506元的平均月收入。不仅是佛教，在中国，有41%的宗教教职人员没有养老保险，26%的场所甚至完全没有购买医疗保险。网络的高薪招聘僧人信息，并不能代表僧人群体。



月收入从过万骤减至平均不足五百，僧人的收入到底由什么来决定？

其实按照佛教通则，僧人名义上并不能拥有“个人收入”，他们的一切财物都属于僧人团体。由于被视作不净之物，僧团收入不能在僧侣间进行分配，也不能以私人名义分配。

但实际上，在2010年云南省灵照寺释永修遗产纠纷案中，方丈释永修就以个人的名义替寺庙储蓄了400多万元财产，可见佛寺中财产公私的界限并不分明。僧团主理僧人的供养、医治和后事，僧人的遗产也都属于僧团，但法律在僧人遗产继承上还存在争议。

僧人在寺庙修行期间的确存在“个人收入”。僧人所在寺庙单独发放的生活补贴，即“单金”，就是他们最基本的收入。

出乎意料的是，最基本的讲经、诵经也能带来经济创收。在中国，认同信仰佛教的人超过1亿。由于佛教中有轮回、超度灵魂的说法，佛教徒的丧礼有诵经僧人的需求，在江浙地区还出现了专门从事经忏佛事的僧人，一次法事经忏僧能得到的布施甚至超千元。



新疆和静县寺庙里的僧人，根据资历每年被请去外出念经的次数从两次到两百次不等，由于外出念经的收入属于外出僧人自己，僧人的收入也因此参差不齐。此外，僧人如果还会编译书籍、精通画艺等，也能为自己“创收”。

僧人赚得钱多不多，还和他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有关系。一般情况下，德高望重的僧人更有可能得到社会或个人的布施，在僧团发放补贴的时候，也会在“利和同均”的原则上向资历较高的僧人倾斜，年轻的僧人不论是在地位或名气上都难敌老僧。

2006年8月，因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在少林旅游发展的特殊角色，还赠与他一台价值100多万元的越野车，这是布施收入的其中一种。另外，释永信还多次参与政务，兼任政职，他也能从这些社会工作中获得相应的福利和报酬。

当然，不是谁都是释永信，大部分僧人也难以参与其它的社会工作。在甘藏地区，除了基本补贴，国家低保支撑起了这些年龄稍大、生活补贴仅有寥寥的僧人生活。



从2009年开始，甘南藏族自治州开始将一些最为贫困的僧尼列入低保，并按照农牧村低保标准，每年发放低保金660元到780元，60岁以上僧尼按二类家庭标准，人均每月能分得65元。而在低保还没有普及之前，这些僧尼甚至要靠家庭供养。

因此，赚大钱这项能力，同样也只属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僧人。

寺庙在用信仰套现吗

撇开其它个人收入不谈，就僧人最基本的寺庙生活补贴而言，不同佛寺提供的“单金”数额，也是不一样的。具体的就要根据僧团的财力来定。

那僧团要怎样才能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呢？其实最常选择的方案，就是寺庙大办旅游项目，旅游相关的收入主要包括门票和经营性收入。

这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和融入流传了多年的佛教，信徒要入内参拜，一般而言要缴纳门票费用，但是后来传入的基督教进入教堂却不需要门票，这种反差难免让人膈应。

网传僧人招聘，噱头也主要就在于月入金额，把僧人群体直接指向了能够谋取暴利的职业。说到底为什么僧人的形象会有这么大的转变，以至于后来大家只要谈到佛寺旅游，就好像闻到了浓浓的铜臭味，其实佛教和寺庙都有难言之隐。

自1978年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后，宗教复兴并迅速发展。中国一改从前的宗教“毒品论”，把宗教看作抚慰人心、配合主流价值，团结民众的“药品”。

为了加强对宗教的管理，1979年，还决定恢复设立宗教事务局。在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发展，佛教的僧人生活和寺庙修缮，都不能再像以往的历史情况一样由供养，反而要自己解决生计问题，同时还能为财政创收。

发展旅游，其实对于大部分佛寺而言，一开始就已经处于被动的角色上。中国旅游地理学家陈传康指出，传统的宗教旅游，涉及的是如何吸引信徒来朝拜，同时又能吸引非信徒来参观风景或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以间接推动经济增长。

在1982年宗教提出“自办自养”后的几十年，寺庙门票收入成为寺庙维系生存的主要来源。而如今的寺庙门票收费早已超过了自给自足的标准，成为创造旅游业GDP和充实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

美国康奈尔大学新商学院的研究表明，在中国，一般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佛寺门票越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和媒体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社会舆论发达，门票价格也会相对较低。

在中国甘南、新疆、西藏等一些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寺庙的其余收入来源远不及门票收入高，而且代替收入也没有较为发达的地区多样。取消门票收入，寺庙的维持极有可能还得靠援助，而且，拨款一般需要考察寺庙的历史价值和知名度，款项也是不定期拨的。

其实中国的佛寺仅有6%收门票，比道教场所的7%还要略低，但为什么人们感觉收门票的佛寺却远远多于6%？这就涉及到一个尴尬的管理问题。

中国的佛寺大多依山而建，佛寺门票归宗教部门管理，但是寺庙所依托的山却归园林部门管理，假设入寺免费，但也不等同于入景区免费，所以消费者容易把景区购票的印象嫁接到寺庙身上。

就拿灵隐寺来说，寺庙门票需要30元，要入寺就必须经过飞来峰，飞来峰这个景区则需要45元的费用。这样一来，信徒或游客要去寺庙，则必须先缴纳进山费，再付门票，分管部门不同，造成了飞来峰和灵隐寺“票中票”的局面。

佛教人士为了抵抗清修做了不少抵抗动作，2011年，河南中原大佛景区的佛泉寺僧人曾高举条幅、抗议强制买门票的现象，而为了保卫佛教形象，佛教领导人也发起了“免门票运动”。显然，佛寺免门票运动要求全国响应并不现实。

中国僧人赚钱指南

上文以及提到，文革以后，中国对宗教提出“自养”的要求，寺庙不得不自寻出路。赚钱既然是一种迫在眉睫的事情，摆在中国大多数僧人与寺庙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该不该赚钱，而是怎么才能赚钱。

相较于对外开展宗教活动的收入、农牧业收入、信徒布施奉献的收入，旅游性收入是其中最不稳定的，但也是最值得尝试的。旅游收益金额容易出现两极状况，要么日进斗金，要么少人问津。佛寺旅游的发展情况，也会直接关联到布施信徒和游客的数量。

譬如少林寺，就是靠旅游发展“脱非入欧”的寺庙典型。文革结束时，少林寺仅有十几位僧人守着28亩薄田，1974至1978年，少林寺游客总量也不过仅有20万人左右。

但自从少林寺树立了品牌形象以后，每年接待的游客大约在150万人左右。仅门票收入，分属少林寺的部分一年就有4000万到5000万，而其中，70%用于寺院建设，20%用于僧人的生活，10%用来做慈善。也就是说，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资金用于全寺僧人的衣食住行。

事实上，要成为一间“欧气”的寺庙，也并非易事，佛寺发展旅游业，需要面对种种“歧视”。譬如寺庙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情况，旅游交通时间成本对旅游目的地竞争的影响较大，那些隐于山林、无法进入的佛寺，它们在旅游方面的收入与出行时间成本少的寺庙几乎无法竞争。

此外，佛寺的知名度，对宗教旅游的态度，佛寺对旅游业的参与程度和态度，都影响着佛寺“入欧”的进程。

同属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批次不同，知名度不同，青海瞿坛寺和北京雍和宫的旅游收入，以及发放给僧人的生活补贴就天差地别。

瞿坛寺僧人的生资来源主要来源于门票收入，门票每张50元，全寺年均稳定收入近3万元。全寺僧人有13人，每人年均达2000余元，而寺院实际给每人只有500至800元不等。

雍和宫门票每张25元，虽然较瞿坛寺低，但是仅仅是在2007年，雍和宫一年的游客数量将近163万。雍和宫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景区门票收入、信众捐赠和功德箱善款，而不论是门票收入还是布施收入，都是建立在旅游业的发展上的。

自1981年开放以来，雍和宫每年保持在院僧人100人左右。按照僧人的级别，每月按时发放2000元左右的生活补助用于维持僧人的日常开销，这些补贴直接发放到僧人手中，由僧人自由支配。此外，雍和宫的僧人还能享受到额外的开放补贴，这些都是中国许多寺庙僧人所羡慕的。

而且，一座寺庙如果抱上大腿，发财也不是梦想。厦门就对南普陀寺有着明确的预期，那就是赚钱。市政官员认为，宗教的复兴促进了华人的经济投资，而南普陀被选为旅游运动的著名景点。



同样的，为了让少林旅游文化成为登封市“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事业的基石和龙头”，2001年，河南省登封市市委为少林寺投资2亿或3亿多元人民币，将少林寺周围的行政村、武校、商店等迁出旅游风景区，拆迁面积达到近60万平方米。

谁曾想，2014年，吃水忘了挖井人的少林寺，把登封市嵩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告上法庭，要求嵩管委支付将近5000万元的门票分成，以及违约金200多万元，理由是嵩管委赖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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